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及其理论效应：2016年新版序

根据最权威的“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即A&H CI）对全球1,100种最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以及6,000多种出版物中抽取的引文数据，在1993—2000年间，被引用最多的十名作者中，首推马克思，而在马克思之后的重要作者和著作，按顺序分别是列宁、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圣经》、柏拉图、弗洛伊德、乔姆斯基、黑格尔和西塞罗。由此可见，不管时代如何动荡，也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马克思始终是人们重点关注的核心人物；在全球化时代，重读马克思著作，特别是他的《资本论》，俨然成风。

像马克思这样的人物，逝世后一百多年，依然成为世界多数人心目中的关注对象，在近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导致人们对他的思想及其命运的不同寻常的关注，同时引起无止境的不同争论，这一切，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靠其主观意志或人为的力量可以控制或操纵出来的。正因为这样，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才值得成为世界范围内学术界持续进行的重大论题。

在中国现代史的整个进程中，马克思一直是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存在及其辐射出来的精神威力，已经成为任何人都难以阻挡或回避的无形力量。拥护他和反对他的人们，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逾百年左右漫长曲折的历程，以反复激烈的论争，甚至通过不惜付出无数生命的残酷战争的代价，对马克思思想的内在价值及其实际功能，进行探索、考验及检证。

我们这一代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恰恰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及其命运的见证人。这也许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不但恰好与马克思思想相遭遇，而且社会的历史命运本身，也同样地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运势，始终紧密相联，沉浮颠簸，奔流向前，而我们自身也不得不随时都要面临选择立场和态度的严肃问题。

拙著《新马克思主义导引》的撰写出版及其在海峡两岸三地的多次再版历程，从1979年至今，不但与我个人学思历程的进展相交织，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近30多年中国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动态本身的各个侧面及其内在复杂因素。

最初，本书只是我个人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准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个延伸产物。我在1983年交给博士学位答辩审查委员会的论文，由当时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主任、我的导师爱莲娜·魏德林教授（Hélène Védrine,1926—）建议，题名为《论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这篇论文表面看来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巴黎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反复来回分析调查研究而撰写出来的。但实际上，在论文的选题及其完成的背景，正是当时中国社会及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发生激烈动荡的关键年代。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转折，在法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展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争论的特征。基于当时法国及整个欧洲环绕马克思思想的激烈争论，又考虑到我个人的学术背景，爱莲娜·魏德林教授建议我选择这个论文题目。魏德林教授本人亲身经历了多次思想争论，她同让-杜尚·德桑迪（Jean-Toussaint Desanti,1914—2002）和弗朗索瓦·沙德列（François Châtelet 1925—1985）等人一起，始终关切当代法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向我建议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同时，她也邀请她的同事、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美学家兼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奥利维耶·勒沃·达伦（Olivier Revault d'Allonnes,1923—2009）跟她一起指导我的论文。

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从高潮进入低潮，马克思思想也逐渐受到各种思潮的质疑、反思、批判和重新评价。这一历史转折，一方面将陈旧的思想体系，更彻底地送进历史的博物馆；另一方面，又引起更复杂的思想冲突，加深和激化了原有的理论争执，使原有的思想营垒发生新的分化。原有的激进派队伍中，有一部分思想家，面对社会现实状况与他们所怀抱的理念之间的差距，宁愿从新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哲学领域中，以结构主义为基本思想动力，各种以批判传统思想为特征的新思想，以百花齐放的方式展示出来，并在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同时也把它们对传统思想的批判，进行得更加彻底；而从原有激进派中分离出来的青年思想家，以格鲁克曼（André Gluckman,1937—2015）、贝尔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1948—）、让-马里·贝努阿（Jean-Marie Benoist,1942—1990）、让-保罗·多列（Jean-Paul Dollé,1939—2011）、米歇尔·格林（Michel Guérin,1946—）、克里斯蒂安·钟贝（Christian Jambet, 1949—）、吉·拉德鲁（Guy Lardreau,1947—2008）、弗朗索瓦·列维（Françoise Lévy）及菲利普·内莫（Philippe Némo,1949—）为代表，给自己贴上“新哲学家”（les nouveuax philosophes）的标签，对他们自己以往的哲学观点，进行忏悔式的理论清理，试图创立新的时髦思潮“新哲学”。

显然，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连续不断进行的自由学术争论所带来的理论建设和文化重构的活跃繁荣局面。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符号论、诠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建构主义、新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种理论派别、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先后登场，各抒己见，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创造局面。

1980年，萨特和罗兰·巴特先后去世，给我很大的心灵震荡，激励着我以更加狂热的情感，潜心阅读他们的著作，并认真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先后逝世，使我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性、生命的短促和脆弱性，也使我更加珍惜生活的一分一秒，以更大的效率投入研究。从1979年到1983年，当我在巴黎一大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论霍克海默的唯物论》时，在北大时期所形成的原有的马克思思想观点，开始同在法国时期所感染的各种新思想相互交错和进行对话，构成了我本人思想转变中最紧张和最有意义的新阶段。

当时，我获得宝贵的机会，先后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巴黎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es Sciences Humaines et des Sciences Sociales）、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ationa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等著名高等学府，直接聆听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1914—2007）、杜美济（Georges Dumézil,1898—1986）及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1930—）等人的讲演、课程和研讨会，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当代法国各重要思想家会面，同他们直接对话，讨论共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

1983年到1988年，我获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拉毕卡（Georges Labica,1930—2009）教授同意，参与他所领导的科学研究小组，并成为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担任国际学术杂志《当代马克思》（Actuel Marx）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在它的创刊号发表论文《剧烈变动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也很幸运，能在我的指导教授魏德林和达伦的推荐下，在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法国哲学会主席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1920—2012）和拉毕卡的帮助下，在当时由密特朗总统直接推动下成立的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中，连续两年主持关于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研讨会。所有这一切，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学习机会，也为我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有助于提高我对马克思思想的反思能力。

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法国思想界已经完成了从单纯接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Hegel, Husserl, Heidegger，法国人简称为“3H”）和“三位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Marx, Nietzsche, Freud，法语trois Maîtres de soupçon，简称为3M）思想影响的时代，转向具有独创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时代；也就是完成了从对于黑格尔辩证法、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推崇，从对于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怀疑精神的追求，转向以自身思想创造为基础的自成思想体系的成熟阶段。

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21世纪交接时刻，历经三十多年的争论和创造，在法国思想激烈变动的洪流中，不只是可以看到法国社会生活图景以及各种物质的、有形的社会宏观架构的变革结果，而且，连同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禀性、喜好和品味以及在无声无息中影响到行为举止的各种心态和思想风格的变革，也表露无遗。越是深入细腻地探索其中的奥秘，就越感受到支持着这一切变化的深刻理论基础所隐藏的强大思想力量。法国人那种浪漫自在的生活情调背后，往往包含着深刻的自由反思活动，以至于当人们无意中触犯他们的普通日常生活方式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严肃地捍卫其个人选择的自由，使他们原本闲逸多姿的情趣，刹时间变成情绪高昂的基本人权辩护士。甚至在巴黎乱哄哄的地下铁车厢中，都可以随时看到处于混乱却又高度自律的读书人，任嘈杂的车轮声和说话声于不顾，而坦然自若地翻书阅报。只有细细考察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消化他们的历史传统中的思想，才能逐渐发现法国逾60年来一切变化的思想根源。

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对我来说，远不止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并且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个人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法兰西学院的维尔南教授在谈到古希腊时期有关个人、死亡、自身与他人的问题时指出，个人的人格、身份的自我认识和社会确认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它同人对于不朽的无止境探寻的思维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只有人，才存在人格和身份的问题，也只有人才把这些问题同认识自身、认识生活、认识历史、认识社会和认识世界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同自己的生存及死亡、同自己的社会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深刻思想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以及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 Éliade,1907—1986）的思想观点结合在一起，给了我重重一击，粉碎了我原有的世界观框架，使我猛然地重新发现人的原本面貌，也对自己的生命重新进行了反思。

我深深感到：人只有在同社会和文化的反复对话中，才能最终认识自己，才能真正认识世界。从根本上说，人在一生中，不管是谁，只要他确实期望生命变得有意义，就要不断超越现实，并又不断回归现实世界；在虚无与有形的世界之间循环游走。人的生活世界和文化实践，就成为反复超越的中介。正是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生命和死亡的同一意义；而且，也领悟到唯有通过死亡才能表现生命。人只有在理解到生命与死亡的同样意义之后，才对于自己的生活命运有所了解，才能够使自己的生活从有形的世界中扩展到无形的世界，并将两者连接在一起，在两者之间进行反复的穿越和往返，不断反思生命的意义。我不是教徒。在北大读书和多年的研究，使我不想加入任何宗教组织。但到了法国以后，通过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和各种论战的参与，更深入地理解了宗教同人的本质的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就如同人的本质同哲学、科学认识以及同艺术的必然联系一样，是哲学家和所有人理解人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命运的基础。宗教经常被人误解为迷信权威，崇拜偶像的愚人宝物。但真正的宗教却引导人不只是关心个人的生死祸福，更注重教导人要关怀他人，像佛家那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像耶稣（Jésus）那样，为全人类的命运，宁愿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使人类获得救赎和永生，牺牲个人生命在所不惜。我在法国看到各种类型的天主教徒，他们多数有思想，又有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生与死、个人与世界、有形与无形，都有深刻的反思。

就我个人而言，当我来到巴黎第一大学注册博士生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刚刚从大学本科毕业的青年学子，而是踏入“不惑之年”门槛的“壮年”研究人员；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积累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多年的实际研究经验，从面临全面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途经被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站”的香港，再到达法国之时，“后现代”也正悄然登上西方思想文化舞台。

1979年，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发表其名著《后现代的条件》，在该书中“后现代”的哲学概念刚刚被利奥塔锻造“出炉”；而由后现代建筑学家罗杰斯（Richard Rogers,1933—）和皮亚诺（RenzoPiano,1937—）设计，并象征着“后现代”高科技精神的“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Centrenationald'artet decultureGeorgesPompidou），也已经屹立于巴黎市政府大厦附近的“布堡平台地”（leplateauBeaubourg）近四十年。整个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经历了从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多次争论和危机的震荡，各种思潮相互渗透和不断分化，构成了一幅由危机和希望、批判和创造所交错的激荡人心的历史文化景象。经历300多年发展而极端成熟化的“现代主义”，正当其内含理论能量和创造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其中的各种内在矛盾及其悖论性也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后现代主义”就是如此地在现代主义不知不觉的发展和危机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内部逐渐地生长出来的。

这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交接、“现代性”通过“后现代性”进行深刻反省、“后现代性”正不断吞噬和超越现代性的时代。这一切，标志着西方社会文化舞台正在掀开新时代的历史帷幕。

正是在思想创造及其相互争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思想不但从不缺席，而且还主动经受考验，坦然面对各种挑战，以身比试，使马克思主义本身，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在争论中重估重建重构，马克思思想本身以其内在思想生命力继续维持在思想学术界的突出地位。

当然，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思想所遭遇的危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不是可以简单分析论述明白的。由于马克思学说具有独特的历史、意识形态性质和实践意义，使它对于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表现出非常复杂的和矛盾的特征；人们往往把它同世界上各种标榜“马克思主义”的党派和实际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因而未能充分估计和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意义。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校教授海尔布隆纳（R.L.Heilbroner,1919—2005）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中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存在，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并使人产生种种大相径庭的见解的根源。”

从1978年到80年代初，中国正在迈开走向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市场经济旋风的冲击下，中国竟有相当多的人，未经冷静思考，“赶时髦”，就把马克思著作成批地销售到旧书店，试图把马克思“打入冷宫”。刚刚出国留学、又急于更深入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我，也就在那个时候，轻而易举地低价购买了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在世界范围内，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原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瓦解，促使西方国家中的右翼知识分子乘机对马克思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进行攻击，他们不仅发动了对马克思及其原来的追随者的政治攻击，而且还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试图一方面论证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正当性，同时另一方面也全面地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展开新的讨伐。

为适应这个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西方媒体出版和传播一系列否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悲情的收获：苏联集体化及残暴的饥荒》、《重评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苏联的人权状况及其与美国的比较》以及《共产主义黑皮书》等。在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尤其尖锐地把共产主义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试图全盘抹杀近两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成果。

显然，对于任何一位历史伟人及其思想，都比对于其他社会现象的评价更加复杂得多。因此，对像马克思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思想的评价，往往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还要在极其广阔而复杂的空间维度中，进行反复的实践的检验，在多学科和多领域的测试和分析，才能得出较为认真可靠的结论。

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特别强调对“长时段”（longue durée）进行“宏观/微观”双重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认为，历史发展或快或慢，但推动历史的深层力量却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发生作用以及被把握。年鉴学派为此全面调查、分析、研究经济和社会系统的缓慢变化过程，同时又把习俗、心态当成历史的度量衡，将技术、能源使用形式（如人力、畜力转换成水力、风力、机械力的转换过程）以及对人们社会基本现象和问题的态度（如对劳动的鄙视转换成劳动进步的概念、对死亡的消极恐惧转换成逐步控制死亡的观念、把消费与勤俭相对立转换成把消费当成生活时尚的观念等）看作是历史分期的标准，如此等等。

真正体现历史性质的现象，只有在“宏观/微观”以及“长程/短程”相结合的复杂观察研究视野内，才能发现它们的真正性质，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历史本身。

马克思思想及其效应，由于与近现代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联，对它的观察分析也只能在长时段和短时段综合研究中进行。

但问题的核心正是在于马克思思想本身的性质及其内在精神能量。马克思思想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之后的当代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威力，对于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建发生深远的理论影响。美国拉法耶特大学哲学系主任乔治·帕尼查（George E. Panichas）承认：“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年的今天，卡尔·马克思的最为广阔的影响，是任何一位学院式训练出来的哲学家所不能及的。”

应迎上述挑战，德里达和让 雅克·贝克尔（Jean-Jacques Becker, 1928—）一起，连续发表批判性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幽灵》，一方面站在正义的立场，试图客观地重新评估马克思的思想价值及其历史效应，同时也强调新时期继续进行对抗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德里达甚至以借喻形式主张重建“新国际”，以便发动全球正义力量阻止右翼分子的新神圣同盟对历史的歪曲。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本人虽然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德里达使用“幽灵”概念，不但是为了直接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话语来回击反共分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宣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时代的特点，就是传媒技术改变了全球时空结构，使虚拟的事物以无形的方式无所不在，制造传播、印记和各种共时化的存在条件，使真实的和虚幻的事物混淆起来，生死模糊，真假不分，社会的发展趋势难以捕捉和不可预测，出现“非生非死、非在场非缺席、非真非假”的现象。

德里达说：“马克思有一段用‘幽灵’论及哈姆雷特的文字。无论如何，‘幽灵性’和‘鬼’的特点是与‘可见性’、巨大‘可见性’的关系，而可见性总是在地平线上出现，就是在未来道路上出现。至于‘鬼魂’（revenant），我们看不见他必然来，它不必然是可见的。他的到来是不可预见、不可见的。……，我可以大胆地说，事件，要来到的事情，不可预见地像‘鬼魂’，而不是像‘幽灵’和‘鬼’两者那样来临。”

与此同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当代马克思》（ActuelMarx）编辑委员会在1990年五月中旬，在巴黎大学召开了“共产主义的终结？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国际研讨会（La Fin du Communisme?L'actualitédu Marxis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orbonne, Paris.17-19 Mai 1990）。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的著名学者，经过激烈、而又相互包容的民主争论，一致肯定马克思学说迄今仍有生命力，尤其重视马克思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理论重建的意义。

该研讨会上由纽约“布罗代尔研究中心”（Fernandb BraudelCenter）主任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教授主持的讨论会深入探索“在长远的历史时期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Capitalisme et socialisme dans la longue durée historique）。从长远的历史考察，马克思思想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产品，它总要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历史危机而被不断重复地怀疑、评价和分析。苏东欧集团的崩溃事件后较长时间的平静思索，又使理论界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意义有更深的认识。

1995年9月在巴黎大学召开的规模更为盛大的“纪念和评价马克思”国际学术研讨会，邀集了全世界最负盛名的马克思学说研究者，包括英国的“分析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恩（Gerry A. Cohen,1941—2009）、雷默（JohnE.Roemer,1945—）等人，美国的世界体系理论思想家华勒斯坦；当然也包括法国最著名的马克思学说专家、巴黎第十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Balibar, 1942—）、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托舍尔（AndreTosel,1941—）、“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家拉毕卡以及成功地将马克思学说运用于当代人类学研究中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人类学家哥德里耶（MauriceGodelier,1934—）等人。这次会议正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苏东欧国家崩溃事件，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转折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展开深入的讨论，并给予尽可能客观的和具体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重重危机给予马克思思想提出的各种挑战，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浪潮，使马克思思想在21世纪进一步获得了自我激活的新机会，也因此又一次实现了思想更新过程。在这期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等迅速传播。

虽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早在英美哲学界潜伏酝酿很久，但这一学派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原有的“九月群体”（September Group）为基本队伍，正式登上理论舞台，他们试图运用英美哲学界中传统的分析方法，旨在更精细、更具体地研究马克思思想。他们的成员包括科恩、雷默、埃尔斯特（Jon Elster,1940—）、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1940—）、埃里克·奥林·怀特（Erik Olin Wright, 1947—）、范巴利兹（Philippe Van Parijs,1951—）、罗伯特 扬·范德温（Robert-Jan van der Veen,1943—）、罗伯特 · 布廉纳（Robert Brenner,1943—）等。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出现的同时，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也应运而生。

全球化提供了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新视野，从新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当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表现了21世纪多学科研究方法以及多元主义思潮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影响。同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及传播，也反映了全球化以来的时代要求，表现了马克思思想对时代精神的敏感性及其强大适应能力。

拙著《新马克思主义导引》在80年代于香港初版后，立即引起港澳台学术界的强烈反应。香港天地出版社总编辑陈松龄先生当时写信告诉我，拙著在三年内连续重印三次，而当时仍然处于“戒严”状态的台湾，无数青年学生把《新马克思主义导引》秘密地运往台湾，在青年学生中广为传播，甚至相互影印传递。1990年之后，台湾又先后由洞察出版社和远流出版社两次大规模再版。

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始终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各个方面交错进行的。他在《资本论》中甚至综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规律。当代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从多学科综合的观点和方法。在当代社会理论家中，越来越多的人引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并试图综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深入研究当代社会因自然科学和技术猛烈迅速地发展而引起的重大变化。德国社会理论家鲁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所提出的社会系统理论，就是将现代自然科学系统理论的重要成果加以总结，并应用到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去。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也尽可能从自然同社会、历史同现实的深度和广度，去观察社会的整体和它的各个部分。这就决定了马克思要从多学科整合和分析的观点去考察社会，建构起他的社会理论。马克思本人是学法学、哲学和历史出身的。但他在研究社会的时候，还不只是从法学、哲学和历史的观点，而且还从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去进行。

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全球化时代，社会的结构和社会运作的逻辑以及研究两者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都变得更加复杂。由马克思所开创的多学科整合观点，首先在追随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批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家中发生了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在他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就职演说中指出，社会批判理论所寻求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哲学。这种新型哲学的目的，是“对人的命运作哲学的诠释”；但这里所指的“人”, “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因此，社会哲学所要研究的现象，都是同人的社会生活相联系。这也就是说，它要研究人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国家、法律、经济、宗教和文化艺术等。“总之，就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一般条件”。既然如此，这种新型的社会哲学就要同研究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的整合研究。然而，霍克海默又强调，这种结合不应重复以往那种“庸俗的结合”，如黑格尔试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那样；这种结合是一种“哲学的综合”，也就是“或多或少以带有建设性的方式，对于思想观念、本质性、总体性、客观精神的自治领域、有意义的单位、人民的精神面貌的一切方面，作为存在的原本性和最真实的表现，进行或多或少的哲学的概括”。在这里，霍克海默概括地描述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多学科和多元的社会哲学（interdisziplinaere und pluralistische Sozialphilosophie）的最初形态。霍克海默一方面强调社会哲学研究对象的全面性和总体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方式和方法的哲学性和理论性。他既反对片面地、孤立地研究社会现象，又反对单纯经验主义地、实证主义地研究各个现象。所以，这是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科学、综合与分析、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高度结合。他要求创造性地把马克思的理论同研究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各门新型学科和文化哲学结合在一起。正是在霍克海默的多学科整合研究纲领的基础上，社会批判理论成功地将马克思的思想同精神分析学、现代历史哲学、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的文化哲学、生活哲学、存在主义，以及各种现代批判哲学相结合，同时也注意到当代自然科学的新研究成果，真正地实现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对于社会研究的综合。

由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家所系统发展的多学科整合的社会理论研究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批判的社会理论各个派别中，又有新的发展。

在第二代和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队伍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有：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霍耐特（Axel Honneth, 1949—）、汉斯·约阿斯（Hans Joas,1948—）、鲁兹·温格尔（Lutz Wingert,1958—）、约舍夫·弗吕斯特（Josef Früchtl,1954—）、莱纳·弗斯特（Rainer Forst,1964—）、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2015）、豪克·布伦克霍斯特（Hauke Brunkhorst,1945—）、米萨·布卢姆里克（Micha Brumlik,1947—）、马蒂阿斯·鲁兹·巴赫曼（Matthias Lutz-Bachmann,1952—）、贡兹林·斯密特·诺尔（Gunzelin Schmid Nöerr,1947—）、克利斯朵夫·蒙克（Christoph Menke,1958—）、马丁·泽尔（Martin Seel,1954—）、马蒂阿斯·凯德纳尔（Matthias Kettner,1955—）、沃尔夫冈·古尔曼（Wolfgang Kuhlmann,1939—）、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1946—2015）、贡德尔·弗朗克贝尔克（Günter Frankenberg,1945—）、克劳斯·贡德尔（Klaus Günther, 1957—）、葛特鲁德·柯赫（Gertrud Koch,1949—）、英格博尔格·毛斯（Ingeborg Maus,1937—）、赫尔达·纳格尔·多斯卡尔（Herta Nagl-Docekal,1944—）以及贝恩哈德·彼得斯（Bernhard Peters,1949—2005）等。

这些第二代至第三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绝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之后，对当代社会文化的新特征有较强的敏感性，在理论上已经逐渐脱离第一代思想家的基本观点，更多地朝向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的广阔领域。

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从一开始就继承了人类创建社会和文化以来所表现的理性反思的精神，表现了人类创造中永不满于现状的进取精神，表现出人类本性中不断自我超越和追求自由的精神。

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及其生命力，恰恰成为马克思思想研究的积极动力，因为它一方面鼓励所有认真从事学术研究事业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去开发和发现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容，另一方面也自然地推动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们歪曲和窜改马克思思想，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对认真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活动进行阻碍。但不管怎样，上述两方面的对立，反而有利于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事业。马克思思想既不属于某一个学派，也不属于任何个人或团体；马克思思想只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对它的自由开放的研究只能推动并有利于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的复兴事业。

21世纪以来，马克思思想与整个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融合，一方面，马克思思想更深入地渗透到各个学科中，引领着各个学科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批判活动，从而激活了新世纪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新整合及其更新；另一方面，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对马克思思想的全面研究。

新马克思主义只是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研究的一个派别，而且，这个派别也随着研究的发展不断地发生分化而走向多元化。拙著对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我来说，只是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多学科全面研究的开端，而且，拙著所取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面对时代的要求，面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广阔远景，我们有必要更冷静地和更全面地研究马克思思想。

关于这一点，即使像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这样在政治理论上一贯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思想家，也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思想的威力，正是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及批判；因此，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马克思就始终成为“最现实有力的思想家”。阿隆本人，早在20至30年代，当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读书及其后前往德国留学时期，都已经把马克思、韦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列为“四位必须优先研究的德国最杰出的思想家”。此后，阿隆几乎一生没有忽视过马克思。正如他的学生卡萨诺瓦和巴舍利耶在发表阿隆的讲稿《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e de Marx,2002）时所指出：“阿隆终生思考马克思，为此阿隆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分别于1962年和1977年专设两门论述马克思的课程“（Aron aura toute sa vie réfléchi sur Marx, auquel il consacre ses cours de 1962 en Sorbonne et au Collège de France en 1977）。”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阿隆在谈到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和灵活性时，还很幽默地说：“马克思的思想，既可以用五分钟、五小时，也可以耗费五年或甚至半个世纪来讲述。”为此，阿隆指出：单靠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远远不足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真谛。阿隆还认为，马克思不仅覆盖了整个近代西方思想史，而且还通过他所重点探讨的“自由/必然”、“理论/实践”、“革命/改革”等许多既矛盾、又相互联系的范畴的内在辩证法，深刻地影响了足足半个多世纪的西方当代哲学的发展进程。

所以，面对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巴黎《文学杂志》出版的专号“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指出：“雅尔塔和柏林两座墙，各自如此突然倒塌，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其中之一便是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和他的著作。……对于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必不可少的。”

衷心希望拙著的再版，不只是有利于理解已经过去的历史，而且还有利于促使人们更冷静地思考时代的要求，使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成为造福于全人类的崇高文化建设事业的一部分。

高宣扬

2016年8月20日

巴黎东郊马尔纳河谷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