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夜泊笔记

散文奖

王开岭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自序】

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约翰·列侬

1

十九世纪的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段让人隐隐动容的话。

他的指向是法国大革命。起先，我以为这样的评语只适于精神激昂、大变革和大撕裂的时代——分泌的希望和绝望同样多、创造力和破坏力同样大。但现在，我改了看法，觉得它几乎匹配任何岁月，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现世发出类似感慨。

前几天，接受一位独立制片人采访，地点是明城墙旁的酒吧，当被问“你怎么评价这个时代”时，狄更斯的话猛然在空气中一闪，像玻璃片的反光，我本能地眯起眼。朋友说，你眯眼的样子像是皱眉和闪躲，又像憧憬或陶醉。

那个寒风尖锐，但有阳光和红茶的下午，我说：“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两个“最”，说明逻辑的极度矛盾和混乱。但感情上，我们没理由不爱现世、不支持和肯定当代价值，因为我们只有它，我们的摇篮和坟墓、生涯和意义都住在里头——就像蚯蚓淹没在泥土里。我们把一辈子，仅有的一辈子都抵押给它，献身于它了。

俄国乡村诗人叶赛宁自杀后，高尔基哀鸣：他生得太早，或太晚了。

我以为，这是句悲伤过度的话。其实，每个人都生逢其时，每个人都结实地拥抱了自己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厌恶与赞美、冷漠与狂热、怀疑与信任、逃避与亲昵中完成了对时代的认领。

更何况，每个人都从周围人堆里找到了恋人、情人、友人，都娶了当代某女为妻，或以幸福名义嫁给了某男，而对方，恰恰是时代的分泌物。

当你说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说的就是爱这个时代。

除了爱，别无选择。连敌视和诅咒，亦属同样感情。

2

采访中，对方还提了个有趣的问题：能说说“世界”的含义吗？

我犹豫了下，断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世界是谁的？人类的吗？不，世界至少有两个组成、两个系统：人间和“非人间”，或者说社会与自然、文明与荒野。前者是人类自身的成就，诸如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一切文明范畴，这项成就史仅仅数千年；而后者乃大自然之成就，即原始地理和物种繁衍，诸如山岳、湖泽、沙漠、冰川、海洋、生物、矿藏、气候，其历史已达四十六亿年。可你细打量，即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围绕我们身边的，几乎全是人类自己的成就：城乡、街巷、交通、社区、学校、医院、银行、商场、法律……二十世纪中叶后的人类，正越来越深陷此境：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毁灭大自然的成就！

可别忘了：连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许久以来，人类的价值观犯了个大错：想当然地以为世界即人间，即人类领地和家园，实则谬矣，人和万物一样，只是地球的匆匆过客，投宿而已。人不是地球业主，只是它的孩子，和草木虫豸一样，受地球抚养……你可以视地球为家，但须看到它也是老虎狮子和一棵草的家，它不止你一个孩子，而且在它眼里，所有孩子都是平等的，一视同仁。也许它无法阻止你去侵害别的孩子，但它会颁布最严厉的惩罚，那就是：当它的孩子越来越少时，人——这个野心勃勃的物种也将面临末日，或精神上孤独而死，或肉体上被烈日炙烤、缺氧窒息……在自然伦理上，若不能克服“人本位”、“人类中心论”，人终将死于自己，死于欲望的腐败。

人的悲剧尚在于，他凭借强大的智商、逻辑和麻木，早已把现实无理地合理化了。

我想，也许人类还有一种成就的可能，亦堪称最高成就：保卫大自然成就的成就！只是，留给人类的机会和时日，恐怕不多了。

3

那个阳光和红茶的下午，说着说着，我发觉自己的情绪陡然激烈了，像烧柴一样噼啪响，有点失态。

我清楚，这和哥本哈根有关。那个童话之城，刚结束了一场所谓“拯救人类最后机会”的大会，其悲怆堪比哈姆雷特的那句：活着，还是死去？

就在此前，好莱坞刚推出了世界末日大片：《2012》。而在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刚上演了一场悲情“行为艺术”：总统纳希德和十四名部长佩戴呼吸器，潜入海底召开内阁会。照现在的气候变暖趋势，本世纪内，该国将被海水淹没。而在喜马拉雅山，为抗议冰川速融，尼泊尔总理与众幕僚，头戴氧气罩，空降在海拔五千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地区。还有沉陷中的威尼斯，还有斐济人的哭泣，还有乞力马扎罗的雪，还有极地冰层和北极熊的忧郁……

然而，这却是个让人类蒙羞的政客大会。十三天里，上万名代表围绕所谓“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吵得面红耳赤，一群孩子为赡养母亲讨价还价、唇焦舌燥，不外乎义务的大小、摊派的多少……这是怎样的不敬不孝？他们还把自己当成生存共同体吗？延期一天后，大会终于在遮羞布中落幕了，用“绿色和平”执行干事长库米的话说——“如罪男罪女般逃往机场”。

而这十三天里，我所在的电视频道每天直播这群人的吵架，不仅充当光荣的看客，还当起了裁判。

关于环境和人类命运，我不想再多说了，我愿采摘二十年前比尔·麦克基本在《自然的终结》里的几束声音：

将来，飓风、雷暴和大雨已不再是上帝的行动，而是我们的行动。

人类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我们改变了周围的一切……从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温度计的每一次上升中，都可找到我们的欲求和习惯。

我们没有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正忙于削弱它。我们需要找到如何使我们自己变小一些、不再是世界中心的办法。

4

十几年前，《读书》杂志刊过李皖的一篇乐评，《这么早就回忆了》。

具体内容忘了，但题目记住。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题目。

世界变得太快，眼花缭乱，来不及驻留，来不及回味，来不及告别和回头再看一眼。一眨眼工夫，无数事物只剩下背影，成了往事和收藏。你跟不上，一个敏感者，一个内心喜欢稳定和秩序的人，会痛苦，会失措和迷惘。

伤逝提前降临了，这是对清晨的怀念。

现代人过早地进入了心灵黄昏。

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古典之殇》，主题是：当我们大声朗读古典诗词时，殊不知，那些美丽的乡土和自然风物、那些曾把人类引入美好意境的物境，早已荡然无存；现实空间里，我们找不到古人的精神现场，找不到对应物，连遗址都没有……古诗词，成了大自然的悼词和殇碑。

其实，何须祭奠古诗，何须凭吊人类童年，连我这代人的儿时记忆也被摧毁了：那些草长莺飞、鱼戏虾翩，那些青山绿水、星河灿烂，那些夏夜流萤、遍地蛙声，还有古老的祠堂、绕村的小河和隆重的民俗……皆一夜间蒸发了。从乡村到城市，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每个归来的游子都成了陌生人。而这，远非“发展”、“进步”、“新貌”、“建设”等词所能遮掩得了的。

有个写作构想我频频给朋友提起，我说你们拿去写吧，一个非常有意义但我无暇顾及的题目，那就是：对比古代生活和人类童年，搜索一下我们今天究竟流逝了什么？用美学的眼睛，用心灵的触角，用自然和人文角度，列个清单，慢慢建档……我说你知道古人取什么水煮茶吗？江河水！《茶经》中，它的名次排在井水前；我说你耳朵里还住着寂静吗？你读“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觉得那会儿的夜真静啊！我说你有多少年没见萤火虫、没遇到过黑夜了？真正的黑夜！我说你见过蹦蹦跳跳自己上学或放学的城市孩子吗？我们那代人全是在这条路上长大的呀！我说这些年，你见过一只登堂入室的燕子吗？你见过一只自然长大的鸡或猪吗？你嚼过不含添加剂的馒头吗？你尝过不喂化肥农药的蔬菜吗？你吃过自己种的哪怕一丁点粮食或瓜果吗？……

我曾反复向朋友推荐这条精神线索，但多年过去，发现竟还空着，只好自己来写了。其实，这是个很长很长的清单，除了消逝的风物和生态，还有人生美学和精神资源的方方面面，我写不完，一群人也写不完……

造物主最初颁发给人类的世界——那个“原配的世界”，真的结束了。

此乃天大的事，值得人类号啕大哭的事。

许多疼痛和惊悚要等未来，待神经复苏之后，才发出一声巨响。

这个叫“霾”的春天

这个发霉的早晨，连公鸡都不会为它打鸣。

你只能用“沦陷”来形容。

诸如“黎明”、“晨曦”、“曙光”之类的词，和它一丁点关系没有。这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早晨，它的应有之义、美学特征，荡然无存。

你想起老电影里“旧社会”的天色，那种一看就痛苦就悲愤、那种专为“剥削”、“压迫”、“革命”服务的色调。

戴着口罩，我在公园里跑步。看上去像个弱智？像个嫌疑人？或者，像围栏里的猎物？

这种厚厚的防PM2.5的口罩，已非普通意义上的护具，它是武装，它把你拖入了一种战备状态。戴上它，你就有了斗争的心态，你对天空充满敌意，对周围一切有了一种冷蔑的味道……这太糟了，这种心境对一个无条件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人来说，简直是侮辱，是极大的伤害。

这个春天交给我两项任务：运动和戒烟。这是医嘱，也是我送给中年的礼物。我曾那样地歧视肉体，在思想或精神面前，它被忽略和牺牲得太久了。我要忏悔，要补偿，要给它一个崇高的地位。爱身体吧，它不是旅馆，它是生命的祖国，我自言自语。

身体不应一味地为精神服役，反过来，它应该被精神追求，被盛赞，被爱戴。

一个人，尤其中年人，应有机会真正结识自己的身体，相知，然后相爱。体检，往往即这样的机会。那天，医生拿着报告单说，把烟戒了吧，你的心电图，你的胆固醇……我说好。

于是身体成了我的祖国。我是这个国度唯一的公民，我负有热爱它、建设它的全部责任，我希望它生机勃勃、前途光明，我希望它风调雨顺、鸟语花香。

运动亦和戒烟有关。烟瘾发作，我的办法是逃离椅子，逃离和“吸烟”有染的空间、氛围、人群、情景，到户外去，到露天里深呼吸，让外界占领心神，让运动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让莫名的兴奋冲刷尼古丁留下的恐慌……

可怜的是，我选择了这个春天，它让上述任务变得异常艰巨，因为，支持户外活动的天数实在太少了。

据北京气象局统计，从1月1日到29日，雾霾天数为二十四天。能见度最低的那天，有人发了条微博：“世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你站在天安门前，却看不见毛主席。”并配了张广场的照片，一片灰，啥也没有。

守着“健康讲座”的老年族，常年会听到两种“专家提醒”。一是“多开窗通风，防流感，除甲醛，减少室内污染……”一是“老少不宜外出，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闭门窗，防PM2.5……”

悲摧的是，这两种指令，指的往往是同一天。

我对恶劣天气的定义，早不是刮风下雨砸冰雹，相反，我酷爱它们，只有一场大风才能把雾霾吹走，只有一场大雨，才能把天地洗净。然后是卷土重来、再度沦陷，然后是风云骤起、喜迎解放……

如今的“好天气”，全靠传统的“坏天气”来交易，来救赎。

现代人的生存有个特征：社会性太强，自然性不足，过多地纠缠和沉溺于社会性事务，而和大自然疏于交往。我本如此，但如今变了，这个春天，对我来说是生理的春天，是感官的春天，它最大限度唤醒了我的生物身份和自然属性，让我意识到一个动物的真实处境：空气、水、土壤、食物……

作为一个动物，这个时代实在糟透了，生存基础太恶劣了。

这个早晨，我并不孤独，一位遛狗的人，迎面走来，他戴着口罩，而狗没有。走近了，我认出了那狗，也知道了主人是谁。两个蒙面人，谁都没打招呼的意思，狗也一声不吭，垂头丧气……这是个好主人，他每天赶在上班前来公园，不是为自己，他要释放掉狗一天的体力和激情。

我突然回头打量那只狗，它的鼻孔，它的肺，完全暴露在有毒的空气中，它没有拒绝的权利，更没有防护能力。

这么肮脏的天气，桃花竟然开了，像群不谙世事的少女。

树林拐弯处，猛然撞见她们，我惊呆了，惶惶然，似乎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她们依然笑靥娇羞，依然腮红欲滴，依然粉颈婆娑，和一千年前的姐妹一模一样。

那一袭幽香，来自同一个香囊，来自同一首“桃之夭夭”或唐诗宋词。

她们若无其事，一副陶醉的样子，一副专心致志、憧憬出嫁的神态，似乎从不考虑嫁给谁，哪怕是个流氓，是个劫匪，是个混蛋。

她们脸上的幸福感染了我。

我仰起脖子，冲着灰色笑了笑。

桃花，才是典型的花痴。她们是春天的新娘，她们每年都要出嫁，嫁给春天里某种汹涌的物质。

我羡慕她们，没心没肺，不用呼吸。

我参加了她们的婚礼。

凝视良久后，我依依不舍，向肮脏春天里的娇艳告别。

犹如乱世情人的永诀。

走出公园时，瞅见门墙上有张贴纸：

通知

自今日起，本公园开始喷洒防虫药剂，药物有效期为十五天，此间，请不要在园内久留，更不要采摘或挖食野菜，否则后果自负。

我想起那群天天讨论用野菜包水饺的老太太。

可那些鸟儿怎么办？谁来通知它们呢？

这时，我听见一声狗叫。

狗会骂人吗？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你问，何以算是好书？一个人怎样与一本好书相遇？

其实，适合你的书即好书，能让你心底微笑的书即好书，与你“化学反应”并有新物质生成的书即好书。

我提醒身边的年轻人：少接触畅销书和明星书，少亲近浓妆艳抹的招揽和吆喝，别让其占据你的书架和闲暇。因为“畅销”角色决定了其快餐品质，它是为讨好你的惰性和弱点而策划的，不可避免带有粗糙、轻佻、伪饰、狂欢的性能，你会得到迎合却得不到提升。它是产品，不是作品，只能一次性消费。

一册好书，在生产方式上，必有某种“手工”的品质和痕迹，作者必然沉静、诚实、有定力和耐性，且意味着一个较长的工期，内嵌光阴的力量。人生，若能找到一些好书并安置在身边，那就很幸运，很富有，仿佛住在一栋优美的房子里，周围都是好邻居。

积累好书，确需一些渠道，比如你可追踪某个喜欢的作家，从其阅读经历中发现线索。若你欣赏一个人，他欣赏的东西很可能亦适合你，因为你们的精神体质相仿。另外，生活中可寻一些有鉴赏力的书友，将其收藏变成你的收藏。读书是一种生活，需要孤独，也需要分享，有书友是件很幸福的事。

你说在杂志上读到我那篇纪念史铁生的文字，《那个轮椅上的年轻人，起身走了》，你想听我聊聊，关于他。

史铁生是个灵魂诚实的人，是个涤净了浮华和尘埃的人，是个和宇宙、和自己都有着充分对话的人，其人其作，都是珍贵的精神标本，一个文学和心灵哲学的标本。命运给他布置了作业，他完成了。

他和外界保持了一段距离，从而和生命亲密无间。他和我们的区别，这是他的贡献。

他是安静、祥和的，我们充满喧哗与骚动。他是自然水，我们是混合饮料，掺了多少东西，自己也不知道。从未谋面，我一直用心灵感受他的存在，于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空气中都有他的成分，这种成分让我欣慰。他去世后，我体会到了孤单，我觉得空气的成分有一丝变化，这就是他的意义。

还有王世襄，他离世时，我在做央视《24小时》节目，当晚加了条新闻，我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你说对我的写作和生活很好奇，我的书你几乎搜集全了，你表达了热爱，你是真诚的，但是过誉了，毕竟你阅读有限。但有一点你没说错，在题材上，我喜欢“变”。是的，我追求辽阔的视野，并习惯于一种“精致的自由”。

生活，始终诱导我做一个有内心时空的人，一个立体和多维的人，一个耽于冥想、心荡神驰的人。有人说过：你的视角很独特，多为首创，一个选题别人可能会做成一本书，舍不得用完它……但我就用单篇结束，我不爱在一个点上沉溺，那样不自由，我的写作有点像散步，喜欢漫无边际的游晃，喜欢地形复杂的野地，人越少，事物越多，能见度越高。就像我给一档电视节目取名《看见》，我希望它能看见遥远的东西，看见那些被遮挡和忽略的事物，在选题中，我偏爱那些隐蔽的生命类型及其命运故事，偏爱有“精神事件”品质的新闻事件。哪些表达非己莫属？“看见”什么和怎样“看见”？这是我判断和投入一次写作的前提。写得少，也和这种态度有关。

媒体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生活。人和人的差异即在于业余，我曾说，真正的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老婆孩子，都是业余内的事。

一个作家，能不能在精神和行动上与自己的时代缔结一种深刻关系，决定其作品的气象和格局。他要具备两种能力：恨的能力和爱的能力。你的关怀力越大，越激发这两股力量，爱得越深沉，越能贴身地看清爱的敌人，看清那些威胁美的东西，你就要去抗争，去捍卫这个生存共同体，去保护你所爱的人和事。

鲁迅之伟大，正因为他对“义务”的理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任何艺术，都离不开责任，一个人的精神成绩，往往取决于关怀力大小。一个好作家，首先是一个赤子，要发现时代的任务，要关心共同体的遭遇和命运，生活态度即写作态度。有次，某报刊请我谈“理想主义”，我举了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例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回答为何不出国避难时，他说，“因为这是我的祖国，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种语言……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打动我的话。一个作家，若只沉迷手艺而拒绝时代的订单，那只是个平庸的文匠；一个人，若只有生活理想而无社会理想，是难称理想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忧郁的，但要哀而不伤，可以愤怒，但不能绝望。理想主义不是画饼充饥，它富于行动，要做事，要追求改变。它要赶路，披星戴月，风雨兼程。

中国是个苦难型社会，让人生气的事太多，“忧愤”、“焦虑”几成日常表情，故百年以来，鲁迅的号召力远大于他人。但仅有愤怒和批判是不够的，一个人的内心不能总是硝烟弥漫、荆棘丛生，要有风和日丽、山花摇曳……如此，我们才不远离生命的本位和初衷。

当代中国有个精神危险：由于粗鄙和丑暗对视线的遮挡、对注意力的绑架，国人正逐渐丧失对美的发现和表述，换言之，在能力和习惯上，审丑大于审美。这其实是个悲剧，生活有荒废的可能。尼采说：“与怪兽搏斗的人要谨防自己变成怪兽……如果你长时间盯着深渊，深渊也会盯着你。”这就是为何长期以来，我在写作中总告诫自己，别忘了凝视和采集美好之物，这是我们热爱生活的依据。正像我在一本书封底所写：“即使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年代、一个心境被严重干扰的年代，我们能否在抵抗阴暗之余，在深深的疲惫和消极之后，仍能为自己攒下一些明净的生命时日，以不至于太辜负一生？”

第一本书《激动的舌头》出版时，评论人王小鲁说：“他在一个措辞不清的黄昏里，具有罕见的说是与不是的坚决与彻底能力。他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沙漠中，以峭拔的姿态和锋利的目光，守护着美与良心。”

抛去形容词，有两个名词他所用是恰当的：美与良心。换言之，审美精神与批判精神，爱与恨。我离不开这两样东西，每篇都是，每本书都是，每小时都是。

我对单极事物有呕吐感，必须有两个系统，两张精神餐桌，否则会厌食，会憔悴。所以，当你推崇我的文字“嫉恶如仇”时，我想提醒说：

我不是反对者，我只是反抗者。我出生的全部目的只有一个：生活！在充分的肯定心境中生活，在充分的美和爱中生活，聚精会神、不被干扰地生活。我从未料到会带着愤怒和冒烟的心情来度日，但当生活被恶意篡改时，我想，必须奋斗，必须抗争。有些任务，应在这代人身上完成，否则，我们配不上来自后世的尊敬和爱戴。后人可重复我们的爱，但不应重复我们的恨。

但是，生活——生活永远是最重要的，无论多么崇高的事业和精神征战，都别忘了生活本身，别让生活离你远去，别忘了我们出发的理由……向大自然学习生活，向儿童学习生活，它们是最好的导师。

因此，我的书架上，我的精神客厅里，有鲁迅、胡适，有丰子恺、王世襄，还有许多植物图谱和童话绘本……他们济济一堂，彼此敬爱。

希望他们，亦能成为你的嘉宾，更希望你能带着神秘的客人，来这儿串门。

搬把椅子，在太阳下读书，真是幸福的事，也是生命最美好的形貌和举止。

人生的深味

醋米饭、海鲜、菜蔬，它们抱成团，即成了日本最得宠和平易的食物：寿司。

纪录片《寿司之神》，描述了一家“值得用一生去排队”的餐厅，铺面很小，不及十座，除了麦茶和热毛巾，只提供寿司，它位于东京银座地下一层，连洗手间也没有，但它两度被“美食圣经”《米其林指南》评为三星，这是全球餐厅的最高荣誉。

“不好吃，就不能端给客人。”八十七岁的小野二郎说。

他是店主和主厨，也是它的灵魂和标志。当他站在你的餐位前，全神贯注地捏一只寿司，然后捧给你时，你会油生一股庄严感，犹如坐在寺庙的蒲团上，甚至因崇敬和幸运而有点紧张，因为老人身上那缕光阴的平静，因为他手上散发出的修行的光芒，因为眼前这个人，用了六十年来做眼前这件事，而每一次，都是重复基础上诞生的新作。

“这么简单的东西，味道怎会如此有深度？”食客们用幸福的语气问。

“每种食材都有最美味的理想时刻，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二郎说。在他的店里，为使章鱼口感柔软，不似橡胶那么僵硬，要对之按摩四十分钟；为呵护米饭的弹性，其温度要贴近人的体温；做学徒，先要练习拧滚烫的毛巾，随之是用刀和料理鱼，大约十年后，你才会上台煎蛋……

“我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以求精进，我总是向往能有所进步，我会继续向上，努力达到巅峰，但没人知道巅峰在哪里。”老人说。

追求技艺的完美，对细节一丝不苟，在重复中精益求精，此即日本传统文化推崇的“职人”生活。“职人”，社会身份即手艺人、匠人，但它同时也是个精神身份，意味着一种成就、修养和品格。在《留住手艺》一书中，日本作家盐野米松写道，“他们就是这样：了解素材的特性、磨练自身的技艺、做出好的东西。这是他们的生活本身，是他们的人生哲学。”

让人感叹的是，这种劳动的认真和严苛的自律，不仅是市场和竞争的需要，更是“职人”内在的生命要求，是精神驱动和自我修行的结果，他们执行的是自己的尺度，而任何一丝松懈或作弊，都会让其失去自我器重。

这是典型的东方智慧，亦符合中国心学倡导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只是更世俗性和事务化了些。

七十岁前，餐厅食材由二郎亲自挑选，他每天骑车去菜场，从最信任的商贩那儿领取属于他的东西。纪录片里，有一组在菜场的场景，商贩们说，“有些米只供给二郎，因为只有他知道怎么煮。”“若有三公斤野虾，那就会留着，直到他来。”“好东西是有限的，要交到最好的人手上才行。”

这是一种带体温的商业。其实，和二郎一样，这些商贩在自己的领域亦是行家、权威和伯乐，亦是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他们知鱼懂米、惜物识人，除了逐利，他们有额外的准则和希冀，他们重视自己的下家，惦念着物的前途和归宿，他们追求完美的流程，渴望成为“正果”的一部分。

最好的鱼贩，最好的虾贩，最好的米贩……最好的使用者，这是一个由“最好者”缔结的链条。在贸易上，这是一种联盟式的高度信赖和共栖关系，而在精神上，又何尝不是一种知音式的彼此惜怜和偎依取暖？

这是敬业、敬物、敬人，也是敬天地、敬生命、敬自我。

正因为这种人和人生、这种行为风格不是孤立的，它才有生存和繁衍的可能。所以，小野二郎并不孤单，它是一个群的成员，这个群，在追求一种内容和气质相近的生活：专注、执着、严谨、诚实、身心并赴、内心充满安宁和纯粹的喜悦……

二郎说，“你要爱你的工作，你要和你的工作坠入爱河。”

用修行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劳动，追求平淡里的深味、简易中的精致、清素下的高贵，这是大部分人有机会采摘到的人生，而命运，也很少辜负这种选择，尤其在精神回报上。

《散文》2013年第6期、第8期、第10期、第11期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