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阁塘冲 破落的军官和养蜂人
外公在我记忆中的形象远不如爷爷那么清晰。在母亲口述关于外公零星、片段的生活时，我头脑中闪现出老家丘陵地上飞翔的乌鸦，或者水泽边的灰鹬鸟。外公给我的感觉仿佛是一只鸟：善良，敏捷，对人满怀爱意又充满恐惧。这种与人保持距离的动物，总是在天上飞，它们一辈子的命运，在一个孩子看来就是要逃脱捕获。
外公家是我家所有的亲戚中最遥远的，已快到邻县永新了。去外公家，通常是走路，往往要走半天不止，稍大以后，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便以车代步，似乎仍旧觉得遥远。我对外公的回忆，总是和他家门前干枯的老梧桐树、灶火旁辛辣的烟味，以及冬天田野里覆盖的白霜联系在一起。我去外公家，一般是去拜年，或是家里有要事需要通报。而那时，外公早已不在人世，只有外婆——我母亲的后妈，和舅舅一家，住在那栋建于清末或者民国年间的灰黑色的老房子里。我在外公家得到的感受，就是客气，但并不觉得很亲密。我的外婆，也就是母亲的后妈，有着旧年代乡村后妈所具有的品质：爱恨分明、亲疏有别，母亲在成长中充满了对她的怨愤。我的舅舅是他们姐弟中最不喜读书，也是懂事最晚的一个，我的表弟遗传了他的特质。但，这是我外公家，是我血缘的一部分，我大约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这里是构成我的一部分，我的某些特质出自这里。
外公姓陈，叫正春，他有个弟弟叫正德。舅舅是外公唯一的儿子，而正德公却人丁兴旺，给舅舅带来好几个堂兄弟。正德公似乎也是懂事比较晚，不像外公早熟、敏感，熟谙人世沧桑。正德公多子多福，而外公命运远比他坎坷。
在乡村社会，人多势众，对邻居则构成一种威胁。舅舅家势单力薄，屡受几个堂兄弟的欺压，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红白喜事，总是会遭遇许多难以描述的烦恼。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是堂兄弟，自然是一家人，应不分彼此，如古人所言“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但现实远不是这么回事。我的几个堂舅是同父同母，和舅舅一家则有疏有别，因为一些利益纠葛——有时甚至只是蝇头小利，妯娌间动辄恶语相见。可见，尽管我们今日时时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在我几岁的时候，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敦厚纯良的传统社会风气已经败坏。
外公若是能够看到舅舅日后艰难的处境，不知作何感想。我想依他的个性，他不会像爷爷那样做出激烈的反抗，相反，可能会默默地吟几句“尽人事，知天命”的句子。从这一点上看，我的性格远不像我的祖父，而像外公。
外公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我对他的印象总很模糊。但我对与他见的最后一面却印象很深：他一身黑色、干净的对襟布衣，平躺在棺椁里，脸上是心满意足的安宁，灰紫的嘴唇微微张开，里面含着一枚铜钱（也可能是一枚银元），他的那双总是流露善意的眼睛，像舞台上的帷幕，已永远地拉上了。我趴在棺柩边沿，费解地注视他，思忖在一个五六岁小孩头脑中形成的死亡……我闻到了灵堂中“死亡”的气味：那是一种木棺上经年的油漆、亲人披戴的麻衣、火盆里焚烧的土纸、恸哭者的泪水鼻涕，和越过布满冰凌的田野上的寒风相混合的气味。我望着这张瘦小而寡白的脸，仿佛看见金色的阳光下蜜蜂的嘤嘤飞舞。除了我，没有谁再关心后屋的蜂房了。我的目光不免被后院荒废的蜂箱所牵引，那些金色的蜜蜂似乎正穿越灵堂幽暗的空间而来，萦绕在外公头顶跳着悲伤的舞蹈。外公猝然离去，从此它们的命运不被关心。
母亲说，外公自发蒙起开始读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瘦金体，他还可以将算盘搁在头上，手指拨算如飞，计算精确无误。在阁塘冲，甚至升坊乡，他可能是最有文化的人物之一。外公成年冠礼后，提出要和一位暗恋多年的芳邻结婚，不允。外公寻死觅活要太公答应这门亲事。可能这个一贯恭谨孝悌的儿子使太公觉得受到挑战，结果被这个奉道德伦常、仁义礼智为天理的人（他喜欢穿绸质米色的对襟长裳），吊在堂屋的房梁上痛打，几乎要去外公的性命。当晚，他的母亲偷偷将他从房梁上解下来，外公对着她磕了三个头便离家出走了。此后便杳无音信。
直至十几年后的一个春天，他突然回到了那个小山坳。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坐在大轿里穿银色旗袍的女子——即我的外婆，怀里抱着一个三岁女婴——我的大姨。外婆是安徽六安人，一个富裕人家的千金。而外公当时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他们的出现，无疑使阁塘冲引起哗然。
外公当年离家出走后，去了外省，投笔从戎，进了军校。他周密、持重的个性，善良、宽容的心胸，和一肚子的墨水，帮助他在部队里节节高升，坐到一个母亲也无法说清的位置上了。战斗读书，读书战斗，这是外公参军后的生活写照。他嗜书如命，喜欢写字，每晚睡觉前日课一个时辰，直到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他步入晚年依然如此。他随身携带的箱子里放着金条、衣物和书籍——据说，外公家“文革”期间被抄，找出的金条有几斤重、书籍上千卷。
这些口述史，伴随着我的成长，既让我好奇，又让我费解，似乎带有传奇色彩，与我若即若离。
新中国成立前夕，外公本来准备南渡台湾，结果太公以病危连发几道电报，把外公骗回了乡村。为太公送终后，外公在公社里养蜂，选择这个职业，让我很感兴趣。起初，他是在公社里帮着抄抄写写，但没多久，便因为他的身份，觉得不宜在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岗位上逗留，外公便成为了一个养蜂人。曾经驰骋沙场，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外公，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嚅嗫卑微的小老头——他本来个子就不高，一米六五不到，现在因为刻意的小心，显得更瘦小了。这个脸上总是密布着阳光般的微笑的老人，所经历的苦难，是我无从目睹也无从感受的。他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年代，我在他的身体里顺流而下，无法将他的世界泅渡和探索。但我依然能够感受到暴力和痛楚在他的身心里烙下的巨大印痕。在那个饥馑的年代里，家人生活中遭遇的苦难，在外公带回家的蜜糖中得到轻度的释解和补偿，这是否也是外公的一种生活智慧，或者是命运的一种灰色幽默？因为养蜂，可以换来南瓜和红薯，因此，在母亲的记忆里，家里总是有南瓜和红薯吃——比起更多的乡村家庭来说，外公一家饥饿的程度要轻一些。
我仍然记得一个场景，那自然也是极少能被记忆的画面：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蹲在外公家后院的蜂场里，面对着阳光下一个个豆腐块般的蜂箱，和嘤嘤飞舞的蜜蜂，充满着好奇和惊叹，对这些幼稚的生命充满着探索的冲动——伸出手去捞取飞舞的蜜蜂。外公来不及拦住，我的手掌被蜇得红肿，外公慌了神，用嘴来吮我的手指，并且不断地安慰我，在我哇哇大哭的声音中又恼又笑地注视着这个外孙，目睹到他人生中领略到的一次微不足道的创伤，此后他必将经历更多更深刻的伤害，才能真正成人。后来，一枚铜钱（银元），像一根柱子顶在了他的上下颚之间。此外，我对外公的回忆，没有更多。
运送灵柩上山的那天，大姨父牵着我的手随送葬的队伍出了门。从灵堂到山坡上的墓穴之间，要进行多次祭拜仪式。我学着大姨父的样子，面朝着八仙桌上外公的遗像鞠躬，绕着灵柩徐行，抛洒白色的纸花。冬天乡野的风冷彻肺腑，将花圈和白色的挽幛吹得呼喇喇响，飞扬的纸花，像一场盛大的雪落在送葬的路上。
我的脸上看起来是一种老成持重者所有的哀伤、恭谨。母亲后来告诉我，村里的女人不住地夸奖我：像他的外公一样深沉不俗、文质彬彬。我不明白，一个小孩的行为举止里为何能沉淀下一种似乎是过去年代的礼仪，这使他的气质与别的小孩不同。但我想，她们，肯定是先见地带着对我外公的印象，而主观地加在我身上。我是沾了外公的光，但也宿命般地被外公的形象所禁锢，成为他的仿照和临摹。
我不经意地回望那条通向村外的山路。母亲曾多次带我走在这条路上。从县城走到这里，要花上大半天的时辰，最使我痛苦的莫过于双脚，我走一段，母亲背一段。每次，都像是唐僧带着孙猴子走在西天取经的漫漫长路上……
有一次，我同母亲到阁塘冲去，在崎岖的山梁之间，见到一个穿黑布衣衫的老头，挑着两只铁皮筒，蜂蜜的香气从筒盖里溢出来。他看见我们却不言语，只微笑着张开嘴，露出里面白白细细的牙齿，他没有停下来，自顾从我们身边经过，然后在一棵老梧桐树下消失不见了……
后来我对母亲说起这事，她很惊异，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有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