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启蒙

白：前面讲述的情形，《童年往事》就有描绘。这个阶段您好像成天赌博打架，但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一些比较崇拜的偶像？什么时候对电影开始产生兴趣？

侯：我从小看电影，城隍庙是清朝就有的，所以才叫作县衙里，那边是南部七县市戏剧比赛的地方，歌仔戏、布袋戏、皮影戏一比赛就是一两个月。我们从小在那边钻来钻去，旁边又是戏院，凤山那时候有四家，大山戏院、凤山戏院、东南亚戏院，还有一个叫南台戏院。南台后来不太演电影，都演一些布袋戏歌仔戏什么的。大山戏院会演布袋戏，后来就是演电影。看电影的方式很多，小学的时候常常在门口等，电影最后剩下差不多五分钟时，戏院门会打开，是一种宣传方式，台湾话叫“捡戏尾”，就是“捡戏的尾巴”，小孩都会去那边看。

对电影感兴趣是很早，不过那时候不算“对电影感兴趣”。家里比较穷，不会给我们钱买电影票；我们没票就会混进去，叫大人带，看到大人在买票，就“阿伯、阿伯带我进去呀”地叫，他们有时会带我进去。类似这样，所以三家戏院只要换片我就进去看。

那时候日本很多武士片，包括《丹下佐膳》，还有很多三船敏郎演的电影，《蜘蛛巢城》……看了很多，《大龙卷》是三船敏郎演的，还有《宫本武藏》、《佐佐木小次郎》。也看了很多神怪的片子像《三日月童子》，这是我跟一位同学一起看的，那时候是初中二年级。《三日月童子》有一个骷髅面具代表邪恶，百鸟珠代表正派这边的，常常会（冒出）一阵烟然后不见了。

还有《里见八犬传》——这个重拍好几次——我们那时候看，是最早的。我看了好几次，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八颗珠，每一个珠都在一个勇士身上，出生就带在身上——原来是一只义犬保护公主的，死掉以后就化成八颗珠。还有恐龙片，《摩斯拉》，也是日本的。有些日本片印象很深，尤其是鬼片。有部电影是岩下志麻演的，山本周五郎的小说改编的吧，《五瓣之椿》，岩下志麻才十六七岁。那部电影我年轻时候印象蛮深的。

日本片比较多，美国片也看啊，还有香港片，但是没有日本片红。还有日本的黑社会片，最早是小林旭、石原裕次郎，以前都是崇拜的明星，男的女的一堆。那时候比较崇拜的是日本片，到高中的时候，就慢慢的没有人看——看得太多嘛。

那时候的心态是“你不让我进去看，我就偏要进去看”，跟真正的电影没什么关系。从来没想到后来会干电影，从来没有想到。

后来包括美国片，我们骑单车到高雄去看007，一定会去看，那时候第二集。还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荒野大镖客》（A Fistful of Dollars），回来以后我们几个叼着烟骑过来骑过去。还有彼得·奥图（Peter O'Toole）的，反正很多片啦！美国片是蒙哥马利·克里夫特（Montgomery Clift）演的《乱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他演喇叭手，瘦皮猴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被那个士官长肥猫打死了，他报仇把肥猫打死，好像是在夏威夷群岛拍的。喇叭手他吹号，印象很深。

 

白：通常是对这些明星感兴趣，还是他们演的角色？

侯：主要是角色。武侠或者是英雄的，包括彼得·奥图，很怪，就是他帮一群人革命成功了，他到一个房间找烟屁股抽，那个印象很深。邵氏的很多武打片也看，王羽的片子是后来的，那时候是《大醉侠》啊！我小时候看武侠没那么多，后来才很多。包括王羽的那些武侠片！

 

白：您还记得您这一生所看的第一部电影吗？

侯：记不得了。但我依然还记得我们全家去看的，和我哥哥、两个弟弟，叫《科学怪人》，可能是我看到的第一部美国电影，看完以后我那个弟弟吓得一直在叫（笑），小弟一直在叫“妈”，还整天听他叫“科学怪人”！这是印象中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我完全记不得叫什么片子——但做梦都会梦到的——就是有一扇门会作响，然后不知什么东东就进来，也是一个科学怪片。反而科学片我看得很恐怖，鬼片也很恐怖！日本的《四谷怪谈》啊！没有任何目的看了一大堆片。

白：您自己作品中，处理过不少黑帮元素，但一直到最近，才开始筹备第一部武侠片《刺客聂隐娘》，之前没有想过要拍吗？小时候看的武侠小说也多吗？

侯：武侠以前就想拍，那是因为小时候看了很多武侠小说，看得实在太多。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在租书摊看，常常在那边看。初中在那边等新书，等不到，会去看旁边的文艺小说。所以文艺小说也看了一大堆，那种言情的，禹其民、金杏枝、郭良蕙、华严、孟瑶，都是一些爱情文艺的。后来的琼瑶，全部看光光。

黑社会小说那时候台湾不多，职业凶手、赌博，《赌国仇城》等等，大概就是这些。翻译的也看，初中的时候我会去借《鲁宾逊漂流记》，我很喜欢，所以（会去看）续集《鲁宾逊家庭漂流记》，还有《人猿泰山》、《基度山恩仇记》，《金银岛》，初中会去学校图书馆借。

很怪，还有传统的线装书，黄黄的，《济公传》啦，《三国》啦！有的没的一堆，我常常随便拿一本就看，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堆满了（这类书），这是要泡在水里面搅成浆，然后把麻袋剁碎也是煮烂，掺纤维在里面的意思，跟浆混在一起压成一块一块，然后抹白灰——我有一个同学家是做这个，所以他床上一堆。包括看电影，看这个，包括打架，其实为什么我后来（电影里常出现）的元素，是因为我的成长期都是这些。

武侠片很难拍嘛！那时候条件不好，你看轻功怎么拍？因为很难拍，只拍了一个脚（跳上跳下），我感觉没什么意思。

帮派拍得比较多，是因为年轻人向往，这是一个（原因）。当兵之前我是留校察看的——而且单独打、群打都打过——状态比较像《童年往事》，是去那边打撞球，跟士官俱乐部老士官冲突，出来把他玻璃窗砸得稀烂。做这个事警察来捉我，我跳后墙跑掉了，后来我哥去帮我盖手印。我不怕警察，可能是因为这些经历的关系。反正就是很聪明这样，说我是要保送军校，可能就没有处分。在城隍庙，同一辈的人龙虎这一些，看了我会有一种能量，好像位置不同了，自己会感受到，就是打一次厉害的，（地位）就往上升。很好玩。

但是我命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后来回想，我所有的打架都是为了别人。有一个小个儿叫阿雄常一起看电影的，读三信（职业学校），一有事要报仇就来找我，拉我去谈判。对方好大个儿，他小个儿两手合成拳突然从底下往上朝大个儿的下巴猛一磕，哗——血就从嘴巴冒出来了。

有一次十五郎那边死对头在抽香肠的摊子，阿雄来找我，跟章源仔三个人就跑去香肠摊挑衅冲突搅和，在那边打，打完以后没想到对方带刀把章源仔的太阳穴划破，血是喷的！那我是没有被他划到，然后双方大哥辈在那边谈判。都是这样。

再过来就是吸强力胶的，比较严重的就是十五郎那边会吸“四号”（白粉）。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那边混——《风柜来的人》就是用他的名字“锦和”——因为那边比我们厉害，他从小打上来，大哥们在旁边看；后来吸四号死掉的。我在龙虎有个很要好的小弟——外省人，爸爸是图书馆馆长——也是（吸）四号死掉。章源仔在外面赤山被猎枪打死。

我后来不是回去拍纪录片（法国导演Olivier Assayas的《侯孝贤谈侯孝贤》）吗？可是这些老朋友，我们一个都不敢拍！（笑）因为饭桌上都在讲什么番石榴、手榴弹。他们请我们吃饭嘛，执行制片徐小明说那钱我们要不要付？“不要了，他们请我吃饭应该的。”很好玩！

 

白：小时候有没有非常难忘、甚至改变您后来人生道路的经验？

侯：它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氛围。这个氛围是在我家里面，从小父亲不跟我讲话，是怕传染，因为他有肺结核；后来听我姐姐讲才知道。唯一一次我在院子一边看书一边唱歌，被我爸爸用手指骨，客家话叫“骨戳”，敲了一下。大部分就是罚跪洗碗也没什么！

我一有机会就往外跑，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妈妈脖子上有一个疤，很长的疤。后来听我姐姐讲是自杀、割喉，没死；还有一次是去海边。她到台湾来——没有娘家，没有亲人——我爸爸是梅县的教育局长，大陆亲戚到台湾来，都会先到我家落脚，我爸爸会介绍他们能做的职业，所以负担很重而且有一些酸言酸语，听我姐姐讲她压力很大，自杀过两次。

有一次跟阿萨亚斯（Assayas）见面，在加拿大多伦多影展我看到他的一个片子，跟他说“你的片子看起来很sad，很悲伤”，他说：“我的片子哪有你的片子悲伤！”对喔，其实小时候的生活，不自觉地有一个直觉，就是世界观，从家庭延伸出去的。我从小喜欢往外逃，因为家里有一种气氛，感觉母亲很愁苦。

《风柜来的人》不是有母亲丢菜刀吗，那是我小时候的经验，榻榻米房间，她在厨房做菜，炒炒，就这样刀子向我丢过来，哗！一块白色的肉，没有血，因为小腿肚这边血管很少，白白的。这记忆忘了，直到我念大学的时候这记忆才找回来。所以在那种氛围之下，我一天到晚爬树什么都来，是一种逃避；从小对人的世界已经有一种主观了，悲伤的，所以我的片子后面都有一种苍凉，或者悲情。

 

白：《童年往事》有描述一段初恋，这故事好像也来自您的经验，这段恋情似乎改变了您的人生道路，而使得您日后走上读书的路？

侯：城隍庙后面有一条巷子，有一户人家，她父亲在银行上班，那时候我高二，那女孩初二，有点像日本明星岩下志麻——就是小津安二郎最后一部片子《秋刀鱼之味》里的女儿。我高二在追她，每天在火车站等她放学，她是念屏商（技术学校），从火车站一路跟，跟了很多很多次，没讲话。后来写了纸条包石头丢到他们家，被她妈妈说“你现在好好念书”。

那时候本来要保送军校，我姐姐叫我去的；因为爸爸妈妈去世了，我哥哥姐姐都念师范公费，所以我就去参加保送军校。唯一条件就是教官告诉我，你面试的时候，要说你念的是甲组（理工），因为军校不收文（组）的。

我准备不考大学了，高三毕业，骑单车给她一张纸条，没想到她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等你考上大学再说！”我就不去军校了。那时候面试问我念什么科，我说念文的，就不合格啦！不合格就考大学，考两次都考不上——我高中没毕业，是用同等学力去考。这个是改变我去读军校的一个命运。

另外一个我感觉比较重要的是，我去服兵役的时候，很自觉地想要跟这个生活切掉。非常自觉要把在城隍庙的生活完全切断，我就去当兵了。以前我把我父亲的西装手表、帕克钢笔啊，都拿去当铺当钱！当票全部撕掉，不赎回了。我为了赌博，所以我哥哥的存折经常都空的，被我拿去偷领。就把这种生活切断。

还有——《童年往事》有演——就是我妈妈去世时留了一个借据，你知道标会，就是互助（会）嘛。因为我妈妈是最后一会，存到最后，是会头要收了钱给她但没有给，只给了一个借据。我那时候不是正在混吗，就骑了摩托车去黄埔新村附近要钱。一进去看，比我们家还穷，就是一个行军床，回来我就跟哥哥说不要了。我哥哥就写了一封信，如果你们没钱没关系，假使你们有一天有钱（再还）。这是在我高二，母亲去世，我哥哥毕业就当小学老师；我们怎么来的这种观念，其实就是父亲无形中的影响，很怪。说不上来是什么，可能我看了非常多杂书，非常多戏剧和电影，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不会往另外一条路去了，这比爱情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自觉完全斩断。

 

白：除了《童年往事》以外，您的成长经验和小时候接触的人，有没有为日后的电影作品提供了创作上的点子或是灵感？

侯：《风柜来的人》，是一部分，后来我当宪兵，在北投。我拍了几部电影跟黑帮有关联，假使我没有干电影的话，我一定是一个大流氓。你晓得，不是真正的流氓，而是武侠小说的影响——就是侠义，跟流氓有点像，好一点就（是）侠客。这种侠义的情意结（complex），我的电影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其他的就是《童年往事》追女孩子，扔那个石头信。然后《最好的时光》是当兵前撞球，写一封信给那女的计分员，后来她走了。我想算了，去当兵了。没想到那女孩还看了那封信，我还去找她。后来我退伍七天就上台北了。我退伍之后，警察局说要捉我，因为有那个记录嘛，说要捉我去管训，我马上就跑了。

我上台北考上艺专的时候，又写一封信给她，她还回信说记得我，她很热情的。后来我再写一封信，她的未婚夫回了一封信（笑），叫我不要打扰，我就算了，很好笑的。

 

白：您小时候大概不会想去当导演，您那时候有什么理想，或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

侯：完全没有。是什么时候开始想的呢，就是当兵的时候。因为当兵是一个成人仪式。你就要想，你退伍要干嘛？我当宪兵，在阳明山，有竹子湖有海芋，那个区块有一个排部，很多人在那边服兵役，我北投宪兵队也服过。

放假常常去看电影，我有时候一天看四场。我记得在竹子湖那时候，《十字路口》（Up the Junction），英国片嘛。泰晤士河两岸，这边是有钱人，那边是工厂区；那个工厂区男的，恋爱就约女的出去玩，被抓，因为偷了一部车。有钱区女的去监牢看他，因为很爱他，问他完全不需要车，为什么偷，他说不为什么，因为我需要。（这部电影）完全讲阶级，有点社会主义。

我那时候看了这部片子很感动，因为没（回部队的）车了，要走山路回到山上；回来我就在日记上写，要花十年的时间进入电影这个行业。那一刻决定的。

因为你想，我退伍什么都不会，我就想考电影，那时候一边在通用电子当装配员；台湾那种跟美国合作，就是所谓的代工嘛——台湾代工就是那时候开始，学得最快也最早的。后来是换了，做半导体。退伍七天上台北就做这个事，一个月八百块。一边准备考大学，第一个（志愿）就是艺专的影剧科，（申请的）五个都是电影的，第一个就考上了。

 

白：像您刚才讲的，对很多人来说当兵是个成人仪式，对您来讲，那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经验，有没有学到什么比较宝贵的道理，或是只觉得浪费了两年罢了？

侯：我感觉当兵没什么耶。因为我很会唱歌，在队上我可以看歌本，简谱Do Re Mi，就可以唱了，所以那时候是教充员兵唱歌，写在黑板上教他们唱。所以很吃香，其他就是站卫兵没什么特别。但是跟人相处，等于进入另一个社会。当兵退伍，我的脑子很清楚，我们要进社会——但社会就在你旁边，没有另外什么社会，随时随地都在；当兵就是，随时会有冲突。

然后出社会八个月，不是做salesman吗，也是冲突啊，两个人碰我的机器-我在这边表演我的电子计算机，他表演他的，轮到我时他碰我机器，同行之间是不可以的-我当场开骂。那个先生说不要这样，我不理，收一收在门口等他们两个，结果他们从后门溜了。

进入电影圈也是这种，随时有人要跟你呛堵啦！马上就很清楚，很自觉的，马上就站得很稳；没办法，你不能退的，打架经验有这个好处。

 

白：后来您考上艺专，您整个读书的状态是怎么样？收获大吗？

侯：进艺专啊，因为影剧科是戏剧与影视合在一起的，那时候老师没什么，只有大二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叫曾连荣——只教我们一年——他是日本留学回来的。他会讨论一些电影，讲一些最基本的imaginary line（假想线），然后怎么打破imaginary line的三个方法之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得清清楚楚的，大三时教我同班同学怎么样当场记，你知道吗， （笑）我还没实际做过耶！

比较好玩的是我一年级时候，就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的电影教科书——不厚，薄薄的——我英文很烂，只有看它的序。那个序只有一页半，看到最后一句写：“这本书全部看清楚明白了，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导演，因为导演是一个天才。”如果看这本书不能成为一个导演，那我看这干嘛！就还了。

我那时候学校没有什么教电影的，很少，基本上都是教戏剧，化妆啊，表演啊。

 

白：重点放在实践而非理论的吧。

侯：实践的只有二年级开始排戏，一年级也有啦。不知道那是念什么化妆，根本没用，每天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每天上班啊！我骑摩托车——我姐姐跟哥哥给我一点钱，买了一台摩托车。那时候我已经当初级技术员，一个月一千三百块，六百块可以缴房租，三百块吃饭，我还有五百块。每天要赶回去上小夜班，从六点到十一点，在通用电子公司加工出口区。一年级就这样子。

然后我喜欢看小说。台湾那时候有《年度短篇小说选》，一九六几年就开始了，那时候是隐地（主编的），书评书目社出的。我那时候看，喜欢的作者我就把他们的书找出来看。那时候很迷存在主义，因为台大有一个王尚义写了一本《野鸽子的黄昏》，就把存在主义，《非理性的人》、尼采啊，看了一些，看到头都昏了。后来觉得这跟我的生活没关系，我感觉算了，就不看了。

二年级时，我感觉大学生应该是躺在操场每天做梦，不应该打工的。我要我哥哥寄六百块给我，三百块住宿，三百块吃饭，我就不去通用电子公司了，只有暑假会去我姐夫的水泥厂打工。

 

白：您刚讲到艺专的阅历，除了存在主义，还有隐地主编的小说选，您应该也是那时候看六十年代最流行的那些小说的，像黄春明、白先勇……

侯：全都看，黄春明那些台湾的生活和记忆，我感觉不错就会翻出来看。陈映真的，印象很强，《将军族》啊，看了很激愤。我高二被退学，去入党，高三毕业就把国民党的党证烧了，我一辈子都不会想做公务员，因为对这种体系，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反感。

高中看了很多杂书，《教父》（The Godfather）连载在《读者文摘》时候都看过。后来陈映真的小说不知道为什么跟我就接上来了，就会对政府和行政单位尤其是国家有一种反感。那时候跟吴念真和天文本来想拍他的《山路》、《铃铛花》，陈映真说何必呢，你搞不好要被关！那是在解严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