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老树无瘿
我识树勇先生很偶然，他立业摄影，私趣绘事，我趣在文学，却旁门稽古，本两不搭界。但二〇〇八那年，我犯了“摄影病”，见本土熟稔，拍了些片子不错，又想参加“平遥摄影节”，便用几件玉器换了十万块钱，给大家印了册子，写了序，自己也凑个热闹，想玩古城。影展间，一日，场子转着，忽闻人语：“观念摄影那玩意儿我早就提出，这些家伙现在还捡着……”用力不大，颇有距离，传音蛮洪亮，便知此人内功了得，顺眼望去，见几人拥着一个光头魁梧大汉，正往弄堂里走。艺术圈，但见光头，我都有些怵惕，况语气带讥嘲，但毕竟沾了“观念”二字，非详泰西影像之操作而不能强，故知非江湖游弋语，也不知何方神仙，便没在意。
随后，又觥筹交错，这桌来，那桌去，吃呀，玩呀，认人呀……有餐不知如何就凑了些大腕，岛子、鲍昆一类，新华社、摄影杂志主编一类。里面唯岛子，诗界耆旧，知我早摸过摄影。岛子很快便又邀一老友来，定睛一看，正是那光头大汉，老岛介绍后，知是刘树勇，山东老乡，细陈一二，便放了心。
一来，以前读过其文章，只是人对不上号。二来，但凡言山东人，我又肃然起敬，脑里过残象，恍惚有会武功罩过萧红的萧军，《神仙传》叙有山东人，《水浒》则最多。更莫说孔子抚琴仗剑，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实则是明人生、叹浮桴于齐鲁。五行木魁，泰岳为龙，都山东占了。有人问夫子，五行何始于木？夫子道：“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则以所生之行转相承也。”
既然天尊地卑，太初气之始，而木又曰“曲直”，舆地神韵，便多制约一方风物气质，“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遂生“三才”之说。固然，胶东旧时闯关东有歌谣曰“男人要闯，女人要浪”，后世多讹，其实，除了说山东人胆大，非旧时河南的“地荒穷走”，其主旨在天意，因东方曰“苍天”，有称“上天”。由此方孳乳，都有破陋习、辟新天地、复苏德艺的意味。所以，山东人闯关东，实乃闯天下，有尊卑，有侠义，有开拓，凡事好直言议论对错，此又谓人之“曲直”，树勇、岛子性格在我看来即如此。
况乎老岛，于我有切身表现。有年，有亦诗亦商友人邀我、老岛游周庄，酒酣之际，那朋友只是口气略捏大了些，老岛便护我朝人家吼了起来，遂知山东人仗义了得。后来，老岛南来北去，先事翻译，乃“自白派”西尔维娅·普拉斯最早的译家，近见旧底本，还印着“双鸭山”（黑龙江），我青年时恰好北游至此。后来，从事新媒介，再入院校美术教育，与树勇同在京畿，既是现代摄影理论最早的鼓吹、译介者，也是新艺术的实践者。老岛后来成了基督徒，走了水墨疏耶教的路子，遇汤若望之后裔通灵，遂使其宗教水墨于德意志传布，其《上帝与黄金》动静不小。树勇则沿了地道的“新生活画”，虽居“后现代”的蝼蚁之城，却仍游于小坡陀溪涧，表面看，野蕙松雪护身，以谐笑避世，其实，讽世刺政，讥妄诉而扶东风。虬髯皓首，俱获人目，均非一日之寒。
那日听岛子、树勇，互倾京畿安家立命往事，暗叹山东人血脉里的豪情。今又见二人成就，不得不惊心，虽旷世钱谷假斯文，而惋惜移时，则宿命又真的难违。
随后，树勇女儿在四川念书，偶入蜀，便又有交往。熟悉后，发现他大大咧咧可相戏称“匪徒”，而实际，又内向、羞怯得很。遂知刚柔相济。他的名气在四川摄影界蛮大，为他接风，多恨不能结识的，只敢暗邀，见庶子可教，也提拔一二，撰文出书，就树勇的眼力、水平，有些委屈他。树勇先生，与我一样，是学中文的，毕业南开。上世纪九十年代，从事摄影传播专业研究，在推动中国现代摄影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凡撰文，均条理清晰，文采飞扬，自然与众评家干巴巴的废话不同。因他自己也是要拍照的，见过他的一些片子，尤注意给拍摄对象留足环境空间，高手所为，却未显山露水。艺高人胆大，此之谓矣。文艺多愚，狂妄不识庐山，遂想起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话来：“他竭力想把宽宏大量传染给别人，但他们只不过猛地变成了自大狂。”（《苍蝇的苦痛》）中国文艺大致若此，革命失驭，白丁角力。嗟来之食，酒囊饭袋也罢，还掩饰，既无自省，也不度德，故尽皆嗤乎！今称“忽悠”。
现状若此，故批评，非判断力居首位，在艺，在史，六艺皆史。观树勇文图，虽常恬淡佯攻，实则时议，都有所宗。最重要的是，他的观点都很新颖，不流于俗，这很难，由其代表作《权力——关于观念摄影的对话》便知一二，“观念摄影”一九九七年的确由他率先提出，未曾喜功，后来，他善意挖苦那些背着土豪相机老往西藏跑，以及当代摄影弊端的文字，都别开生面，严肃叙来，一板一眼，毫无戏谑，其暗讽，却又让醒眼者读来忍俊不禁，由文字也看出，他的幽默与洞若观火是藏起的。还有他策的展览，主编的丛书、杂志，摄影教学，摄影史资料整合，都是植树育人的细活。树勇曾遗我他的摄影教学图辑，方知其系统与苦心，既作私窖，又备庠序，在如今巧取豪夺、跋扈虚高、闷头唯盯虚名、极端功利主义者群起的时代，寥寥无几，其智与定力，怕又在豪情、冷嘲之上。
前些年，广州民间“沙飞摄影奖”邀一帮名家前往，请有小翟，因脱不开身，便由我替了她。沙飞先生为红色摄影家，国人眼里常洗眼的图片——鲁迅晚年、丧葬照，白求恩在延安，平型关大捷，毛氏重庆谈判……均出自其手，后因病枪杀日本反战医生而被枪决。沙飞女儿原就认识，为父翻案时，我便撰文呼吁过。一帮影艺嘉宾聚集为评委，虽说玩一把，理论类，按其贡献，实该树勇，却非摄影大姐大不可（那大姐可叙过“权力与摄影”的问题？），某类摄影又非艾未未不可（此君畅快时，挑刺的颇多，一俟整肃，摇身为英雄，又权作鸦雀，权力杠杆，其实同愚，与艺术本质不相干），依名气论座次，小辩下来，好像自家与周围人都不大对劲了，方知概莫认真，“谈话的泥淖”，也算有识。前些日子，见威尼斯国家馆一帮惯谓“独立”啥的艺术家，在那忽悠“国家主义的民间”，其中就有当时皱眉我“不敢苟同”者，认同有别，断可知矣。其实，树勇也完全没当回事，事后说起，也都呵呵而已，树勇甚至连呵呵也都没有，画中满是自嘲的自不必。再后来，见其画，考槃余事，方知是真超逸。
原不知树勇习画，有年入蜀，赠有一幅木刻，刀法洗练不说，光那顽童惟妙惟肖的模样，也不知啥环境，却犹如自得总角之乐，便知出自高手，还是其旧作。数年下来，我们各忙各的，音讯未通。有年，这边画廊，邀树勇在安仁镇（著名的刘文彩地主庄园在那）办画展。开幕式大家开车去了，他却生了“病”住在城里，遂窃笑，知树勇怯生，宁可借故躲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他的文人画，一看便喜上眉梢，纸本设色，高士穿梭其间，但从不游权贵门，更不沾吴友如习见的沪上衙门、讼案，唯茕茕自乐于陋室、花草、乡野、巷闾，这亦新亦旧、幻想与现实夹杂的心思，并不靠酣酒盈罍，虽还看不出求茹苦食素的痕迹，但见旧壶清茶，也渐闻禅房，古见微醺，今呈独醒，又觉恍兮惚兮，幅幅闲得不同，愁得也不同。如他童子心吊树、荡树的画，如那民国装的“高士”抱鱼满城跑，未言杀生，也未言放生，或正是其苦恼处，虽心犹画同，则又是丰子恺未体验画过的，或相反画的。
因丰子恺的护生画，依释教劝诫，只借民间琐事或典故别善恶，固得“方长不折”，放生获福报一类。而树勇与我这代，历经滥杀奇观过来，善虽未泯，恶也扑面，惊魂未定，僧俗混杂，正负相见，用文艺检点起来，虽未至彻底光明，却识已过人。故见其画，虽不敢说“苍生以来，未之有也”，但言乱世逢生，养神延年，绝不为过。
细想，就绘画事功看，其路数，的确近吴友如“新生活画”的“眼前景物”（吴氏语），或陶冷月之“新中国画”（蔡元培语）的气韵，都沾了“新”字。其实，所谓“新”，又都是时代交错之际，以为柳暗花明，庶几可峰回路转，多避烦恼，超脱凝练而成，怕也是一种螺旋形回旋的“幻想”。此“幻想”无数时代迷惑了无尽的英雄折腰。殊不知，此幻想，破灭后，迄今虽有修复，但，民风依然未落淳厚，人心也未至道德，更难言仁人左右逢源，遂有树勇潜沉数十年后的拨冗相述。其画，自然又是另一番景象，非啻效古墨，摭拾民国遗风，送润应酬，一洗尘俗矣！这是理解他笔致的关键。
我未研究过画史，文人画，怕缘起东汉张衡、蔡邕，通文学、音乐、书法，蔡氏还创了八分书体。传说，张氏画兽，兽不敢出，蔡氏画云汉，人观之觉热，画风，人见觉冷，传神如是。六朝真迹未得，倒有摹本，至少能领略顾恺之三分，《女史箴图》粉本源自张华，由文章出，文人气最盛，盛在以形写神，四体妍媸，或已蕴没骨画原始。因藏有数通苏轼笔墨转拓本，固着意阅览过相关资料，知蜀人东坡最崇文人画，叙意于象外。明清之际，逸民众多，文人派更丰，再矮一截，至民国共和，又多叙“作家货”，都意在“新事物”。画史所叙，或可以为准：“文人墨戏，只花片叶，随意点染，纵横历落，奇趣盎然，只讲笔墨之情趣，不拘拘于写实之逼真”（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这大致应是“文人画”的主要特征。
树勇的画恐怕还不光如此，首先，他本就精于中外摄影、图像史，反省力极强，故构形取之有道，绘之有神，非一般学院派的死板，或那么“启蒙”，那么“文艺”，而是活脱脱的日常生活，自家忖思，自家怜，自家园子，自家菜，恐怕连友人亡故、引车卖浆、内心的逃逸，都可成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也就是一个“小人物”的烦恼，而这烦恼，却又寻了绚丽的色彩，养了自己的宁静，给了别人视觉与解脱。虽不见佛，却恍若有佛，即便一只抽屉，也恍然大有文章可做，超然如此，已或然是另一种“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了，而那豆人，大小不论，却也个个只有脸的轮廓，不见了五官，何谓？
古画赖地旷人稀，长云灭踪，但凡人入画，即便短屋数椽，也一概为豆人，眉眼很难安排，六朝就已讲“有笔无墨”，或“有墨无笔”，不光疏朗省略所致，也攸关神话传说或东方式的自然理念。画史极富点睛传闻，庶几可为证，难一言蔽之。近代画蕴古意，也是都有讲究的。观丰子恺画，正面或大半面均见眉眼，侧面却无，尤其带动作（弓箭刀柄斧削一类）的杀生者，则更是。《护生画集》乃丰子恺与弘一和尚的合作，子恺制画，演音（李叔同法名）撰文，日作数十字。“斯世正杀机炽盛，弱肉强食，阎浮提大半沦入劫火”（夏丏尊言），子恺痛心，多画戒杀护生，以消犷心。据夏氏言，弘一和尚，撰文至“刀部之字”，凡有杀伤意，都“不忍下笔耳”。李叔同不忍书“刀部”，子恺则不给墨，亦如今日的“不具名”，都有泛爱。
而树勇的时代，更是兴群众的时代，贵贱社稷颠倒，正中埃利亚斯·卡内蒂所言：“我们许多人，完全信服上帝是善的，却极为乐意像最坏的恶棍那样行事。”而且，最为不同的是，“文革”之深弊，又恰好中夫子所言：“小人之过也必文。”弘一法师《改过实验谈》也曾涉此说。环境制驭，无论大人、豆人，怕啥子又都低了个档次。屡教不改，千人一面，固然令人生厌，国民性千年濡染下来，完全没了个性，又无痛悔，索性不要，也算水墨又再国光一下。但他因受过现代摄影、艺术的训练，眼光独炯，所以，用墨、构图还与子恺不同。子恺多取传统文人画笔意，立释教，多在画意。来源俗世，超然于俗，人纹丝不乱。而树勇，不作超然，花动则影乱。虽也取语画相配，也得了丰氏平民、淡泊、训诫、空灵的精髓，但就更内在的精神传承，我窃以为，树勇或更多取、暗取唐宋之后“俳优”词话传统，故多傲世颓言，并无明显的劝诫，但却借了自我，陈清了人生诸多难言之隐，也算是劝善业，只是口吻有些不同。恍若平常玩笑说：“管他天王老子的，我就这人生的况味、破事，我已坠过崖了，摔了个鼻青脸肿，现在，托旧形告知一二，奉劝他者虽不一定非我这般，但至少，莫又重蹈恶业。倘若覆水难收，那可别怪谁，妄人非我，谁又当妄者？”
在我看来，树勇的画，把自身赔进去，的确蕴了不少潜台词。但孩童的天真嬉戏之心，又使他免于玩世不恭，这条界线，是高手超越雅人敷彩最后才能趋至的境界，故能使每幅图画新鲜起来，笔墨不拘，那又或可称之“护身画”了。所以说，“具冷眼者兼具热肠”是其本质。虽时代所致，个人与社会关系，聚散无常，“护生”与“护身”有异趣，其复杂性，包括感受，也绝非“一百零八笔”（郑逸梅记：丰子恺画佛，不论大小，均作一百零八笔）能囿。树勇的作品，看似简单、浪漫，却大巧若拙，不光笔力、安排高简，虽芭蕉一林、青苔满地，却也难分古今，即便社稷时势，也风流蕴藉，策杖携琴，掩映了不少曲笔，刺贪枉、宏大，而同情人间山水，或最准。
记得，我原写《畜界，人界》时，涉蒲松龄《聊斋志异》狐鬼故事。出于好奇，又购其文集，想看他日常生活里，是否也多见神狐鬼怪，结果，大失所望，厚厚两卷，竟连一只蚂蚁也未曾写过，遂知文人意出于象之外的妙境。但蒲松龄的故事，或多生荒庙野寺，遂多见松树。树病曰“瘿”，亦如蚌病成珠，有称树疤，文人古画习见，甚至有无瘿不树之说。但观树勇作品，树常见，却没那玩意。故知老树无啥陈规陋习，随心而已，固然无病。
钟鸣
甲午撰，乙未修订于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