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个佛教居士的忧思[1]——读杨文会《佛教初学课本》

倒退回去一百多年，是清代的同治、光绪年间。那时，大概正是中国最衰败的时候。且不说政治、军事、经济样样不如西洋，就连历史上一直仰仗中国文化滋润的东洋，好像也比它不过，常常要受西洋人和东洋人的气。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不如人家还罢了，可是文化上也得在人家面前俯首称臣，就更英雄气短。所以，有人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一病如斯？怎样才能诊断中国的疾病？什么是治疗中国疾病的药方？

有人从东洋和西洋历史与现实的参照中，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个病因，发现了一个药方，那就是中国的衰落，在于宗教精神的萎缩，中国的振兴，则在于宗教精神的发扬。不过，依靠什么宗教来自我拯救呢？西洋的基督教精神是不行的，因为信仰西洋的宗教不仅伤害中国人的自尊，而且那种以“原罪”为中心的宗教信仰也不太适合中国人的习惯，所以，还是得在中国原有的宗教里寻找精神的内在源头。于是，很多人不免一眼看中了佛教。尽管佛教说起来原本也是外来宗教，不过时间太长，长得连自己也忘了它的出处。当时著名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宋恕、夏曾佑、沈曾植，都明里暗里地挪用或提倡佛教，这就使得明清以来已经日渐衰微的佛教，在世纪之交突然又兴盛起来。

追根溯源，这些人大多数都受过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被称为“当代昌明佛法第一导师”的杨文会。[2]

一

“昌明佛法”的杨文会，不是出家的佛教僧人，而是一个在家的佛教居士。道光十七年（1837），他生于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的一个士绅家庭，父亲杨林庵中过进士，但杨文会自己虽然也读了不少书，却并没有走上他父亲那种一般文化人的科举之路，倒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即后人说的那个地方士绅崛起、经世思潮重兴的同治年间，靠了“办团练”、“理军事”，逐渐进了政界，被当时著名的官员曾国藩、李鸿章“以国士目之”。后来，他还随着曾纪泽等人，两度出使欧洲，成了当时少有的兼通中外的人物。

据说，杨文会二十六岁就开始读佛经，不过，最初他好像并不是太认真，直到第二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加上父亲去世，他才在一种哀伤的心情中，逐渐沉湎于佛教经典，“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学”。[3]特别是读《大乘起信论》，使他一下子被佛学所吸引。从此以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佛学的研读和弘传上。简略地说，几十年里他做的几件事是：第一，广搜佛经，刻印典籍；第二，弘扬佛法，宣传佛教；第三，培养人才，开办学校。正如梅光羲所说，“今日婆娑世界现身人世，破邪说立正义普救众生者，惟我师一人而已”。[4]

在那个时代，经过他的努力，西洋的宗教学方法、东洋的唯识学佚著，都陆续传入了中国，中国的一批思想家在他的影响下，也开始对佛教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后来，梁启超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的末尾曾说，清代佛教中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提起的人，只有居士中的杨文会，“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5]

二

杨文会之所以在后半生全力投身于佛学，也许，是因为他比他的后人更早察觉到宗教对于危机中的中国之意义。一方面，他感到，佛教伦理对精神已经萎靡、价值发生混乱的中国，也许有提升精神的作用，在《观未来》一文里他说，“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中国人现在就好像在梦中，“欲醒此梦，非学佛不为功”，[6]因为以他的阅历和经验，他发现“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7]另一方面，是东方的佛教思想对当时汹涌而来的西洋强势文化有一种对抗作用，他曾写信给正在英国的日本学者南条文雄，托他在欧洲寻找《大乘起信论》的梵文本，又曾与李提摩太用英文合译《大乘起信论》，因为他“愿持迦文遗教，阐扬于泰西诸国”。[8]据说，如果能找到梵文原本，证明它来历久远，又能把它译成英文，就能使佛理彰明，而“此理一明，导欧美而归净土，易于反掌”[9]，因为佛教的“出世妙道，与世俗知见，大相悬殊，西洋哲学家数千年来精思妙想，不能入其堂奥”[10]。

说起来，前一方面是为自救，能不能管用且不说，至少是表现了当时忧国忧民的那一批文化人的心情，现在看起来，或许有点儿“病急乱投医”，但那时显然是针对了很多人的心病。后一方面是为了救人，别人要不要你救是另一回事，也许只是中国佛教信仰者的一厢情愿，但至少表明了中国人并不是什么也拿不出来的，在精神上，中国人还有佛教，有这种比西方高明一筹的宗教，这无论如何也会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有几分自信。

治病救人要靠佛教，佛教发生影响，则要靠在大众中传播普及。所以，杨文会特别注意宗教教育。他说，振兴佛教要“自开学堂始”[11]，因为在当时的上层文化人看来，中国的困难就在于平民的思想太愚昧，精神太萎缩，文化人的使命，就是开启民智、发起信心。他从西洋东洋的经验里看到了办学的意义，于是他想，既然佛教可以完成这一使命，那么，就应该做佛教的普及教育。在佛学的研习和教育上，杨文会绝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宗教信徒，他主张学习各国的长处，说“地球各国，于世间法日求进益，出世间法门，亦当讲求进步”[12]，用“进步”这两个字，说明他真是与时俱进。他希望，佛学教育也能符合时代，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一》中他说，要复兴佛教，就要“因彼教之资，以兴彼教之学，而兼习新法，如耶稣天主教之设学课徒”，开设小学、中学、大学，不仅要学习佛学，而且要学习其他的知识，尤其是承担佛教振兴的人更要学习英文、梵文，“以英文而贯通华梵”[13]。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启蒙，正像他的晚辈朋友夏曾佑给他的信里所说，“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民人太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14]，所以，五十九岁的他要在1895年，也就是震撼大清帝国的《马关条约》签字那一年，写下这部俗称为“佛教三字经”的《佛教初学课本》和注释。

三

用三字经的形式撰写《佛教初学课本》本来也不是杨文会的发明，他是受了明季吹万老人的《释教三字经》启发而写的。同时我也猜想，他可能还受了日本和中国两方面风气的影响。当时，日本佛教界兴办了不少学校，其教育方法也渐渐与新式学校接轨，著名佛教学者井上圆了、大内青峦、村上专精等都曾有过佛教普及教育的作品，后来很有名的铃木大拙的父亲在明治时代就写过《西洋三字经》。特别是与杨文会关系密切的南条文雄，也手录过一份作者不详的日本《佛法三字经》[15]。杨氏曾多次写信给南条文雄，请他寄一些日本佛教学校的章程来以供参考，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他得到启发是很可能的。

也许不应该忘记，那个时代，也就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人对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常常是以通俗教育为先导的。据一些学者如李孝悌等人的研究，当时蔚为大观的白话报、通俗剧、街头演说、市井演唱，都是为了教育平民、开发民智，各地还曾出现了很多通俗易懂的普及教材。显然，佛教要在这个时代有一席之地立住脚跟，势必也得在通俗、普及的教育上下一番工夫。把佛学看作拯救中国精神的唯一思想源的杨文会，撰写这部《佛教初学课本》，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潮流中的自然结果，尽管他对于中国前途的佛学式设计与那个时代主流并不一致。

四

杨文会倡导佛学的做法，仿佛和那个痛言“革命”、呼喊“科学”的时代主流不一致。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杨文会以七十五岁高龄与世长辞，他的逝世正好与清王朝的终结同时，也标志了晚清佛学复兴时代的结束，不过，杨文会的半生努力，毕竟给中国思想界开创了中国佛学研究的新时代，也给中国佛教复兴提供了某种契机。在他的学生里，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居士佛学和以太虚为代表的僧侣佛教，使得中国佛学研究和佛教活动，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气象和现代转型，也使得中国思想世界里一直保留了以东方的信仰与精神拯救民族灵魂并进一步自强自立的声音。当然，现在看来，这种声音很微弱，中国思想主流也不是杨文会所希望的那种以心灵自觉为先导的佛教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制度、法律、军事、科学、技术等有形层面的进步当然成了当务之急，佛教振兴以充当中国自强的精神源泉的想法不免有些不切实用，于是，《佛教初学课本》也自然不能如杨文会所想象的那样，真正成为大众的童蒙读物，却渐渐地被人淡忘。但是，面对百年社会变化的事实，他的一些想法却常常使后来人不断思考：在物质生活需求越来越大的现代，是不是需要一种清净思想来消解个人的欲望？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是需要有信仰力量来规范人群的行为？在科学战胜了迷信之后的今天，是不是需要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绝对律令来整理社会的秩序？当时，杨文会希望通过佛教思想的普及，使心灵有归宿，个人有信仰，社会有秩序，“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所以他编撰了这部《佛教初学课本》。课本虽然是一部通俗的普及读物，其中，却包含了杨文会在20世纪之初关于这一问题的忧思。现在，一百年快要过去，20世纪只剩下几年，杨文会的忧思是不是已经成了历史呢？

这次重印《佛教初学课本》，大概并不是仅仅为了纪念这位佛学文化先贤，似乎也是把近百年前的问题，再次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让人们再次认真地体会一下他在百年前的忧思。

注释：

[1]本文是重印杨文会《佛教初学课本》的前言，写于1995年。

[2]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六《与李澹缘书》附来书。

[3]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事略》。

[4]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六《与梅撷芸书》附来书。

[5]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14页。

[6]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观未来》。

[7]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南洋劝业会演说》。

[8]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七《与笠原研寿、南条文雄书》。

[9]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七《与南条文雄书》二。

[10]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佛法大旨》。

[11]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

[12]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四。

[13]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一《祗洹精舍开学记》。

[14]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六《与夏穗卿书》附来书。

[15]南条文雄《南条先生遺芳》，京都大谷大学，1942，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