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来想象一个作者(1)
《左传》的作者——且让我们先稍稍忘了这个“左”字——是谁？或者我们先数量性地询问：《左传》作者，究竟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个人？
这里，我们远远地来讲个故事——写美国西南四角之地印第安最大部族纳瓦霍人、被纳瓦霍人尊敬地称为“最好的朋友”的小说家东尼·席勒曼，在他《时间之贼》这本书里，写一个研究更久远安纳萨其人陶罐的女人类学者埃莉诺·弗里德曼——伯纳尔。安纳萨其人在北美历史的某一时点神秘地退场，谁也无法真正说清楚这一整族人究竟发生了何事，但留下来成千上万个遗址，更多的骨骸、陶罐及其他，由这一方干燥不雨大地忠诚地保存着。埃莉诺依据出土陶罐上的绘图，非常非常动人地抓住其中几个陶罐，辨识出并持续追踪昔日某一个当然不知名姓、但个人创作风格独特清晰到宛如签名的单一印第安陶罐艺术家。这位才华洋溢如众里藏她不住、高出当时其他人一头的女陶匠（埃莉诺知道她是女的），她的作品上着粉红釉彩，有学界称之为“圣约翰五彩”的白色波浪形曲线和锯齿线，以及更多难言但准确无误的“笔触”。借由这几个陶罐，也只靠着这几个陶罐如历史暗黑甬道里的微光，埃莉诺确认了她这一个人的存在，并且成功分辨出她作品的创作时间顺序，她完成的和失败毁弃的作品，并因此由点而线地堪堪联系起来她的基本生命轨迹和样貌，她居住和移动路径，她的一些可能遭遇，她和这片土地的关系，乃至于她某一部分的心思状态和变化。更奇妙的是，这实质地倒过来帮助了埃莉诺，隐隐知道再去哪里可能找出她更多陶罐而且果真如此，她的行动仿佛变得可预测。只除了她仍是无名的，像是人们尚未命名之前的一朵玫瑰；也许埃莉诺可以给她一个名字（但埃莉诺又是个严谨多约束的学者，大概最多只给她个字母代号如悬而未决），就像人首次为那朵本来就芬芳的花取个好听名字一样。
埃莉诺和女陶匠，这是人的心当下为之震颤的了解，像昆德拉讲的那样，是一次跨越了好几个世纪的美丽相遇；了解，把人的一次相遇转为了多重的相遇，好像可以彼此讲话了。如今有人可讲话这多么好啊（晚年的大画家弗朗西斯·培根这么感叹），“你越过了遥远的距离把手伸给我”——跟埃莉诺一样，我们试着来抓住、追踪这样一个《左传》作者。
《左传》作者，如果我们选了“很多个人”这答案（我们如今较倾向这样），显然会更安全，也更息事宁人，所有相关于此的困难、疑惑，泥淖般可厌可惧的争吵，乏味（但有时是有益而必要的，谁说好的事一定有趣）的考据和附会，将一瞬间冰融为水也似的全化解开来，如清风吹过——那样时代，或说在人类很长一段的历史流逝时间里，一本书的形成总是不停留于一个人，像是穿越过人寿，像是想做成某件一个人做不到做不完的大事，也像是每一颗石子在这道洋洋不息大河之中翻转、碰撞、打磨，该说是变得通体浑圆晶莹还是失去它原有的棱角？总之，这是一个历史基本事实，难以驳斥，还吸纳分解人的争议。回转基本事实，回去争吵发生前的那座桥上，“请循其本”，庄子早已亲身示范过了，爱吵嘴还带着考据味道的惠施也讲不下去了，鱼游得自在快乐，人这边也云淡风轻……
还有，“很多个人”的另一有用效应是，攻击者很容易失去目标，是非善恶变得很松软不着力。犯案者到达一定数量，就连冷血的法律都会犹豫缩手，成为“就是这样”，一个隐隐的规矩一种难以追讨的天经地义。近年，我自己也在北京学会了“中国式过马路法”，不是等红灯灭去，而是等累积足够人数，大家一二三如罗马军团无敌方阵昂首前进，什么也阻挡不了。
但很有趣的，最早人们武断地选择作者是某一个人，其实也为着息事宁人，像古希腊人说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体例上正是不断流传、吟诵、修改、增添的东西），作者是荷马一人。但希腊人又同时诗意地、隐喻地讲这位盲诗人是个“同时诞生于七个不同城市”的人，这意味着希腊人并非不晓得此一基本事实，甚至精确性地指出了有整整七个希腊城邦的人共同完成这两部史诗。息事宁人之外，这个如此美丽而且意味深长的说法，这样把“七个城市的许多个人”再重新凝聚为一个人，却让我们不能不警觉起来——希腊人多意识到什么？想多透露什么？他们是否在这两部史诗中也看出来、想抓住哪些特别的釉彩、哪些微光闪烁的东西？哪些是只有“个人”才讲得出来，并且很幸运没被集体涂盖掉删除掉的残余东西？
或者，希腊人知道而且想要——人跟人谈话，要能真正持续地、往复地、不断深向地进行下去，总必须是一对一的，人一多很多话就说不成了（博尔赫斯于是说，you，我是跟“你”谈话，不是跟“你们”谈话）。这事希腊人经验丰富，希腊城邦是人类历史里一个人们谈话的最奇妙场域，柏拉图的对话录一部一部在这样方式的不断谈话中发生。因此，也许他们宁可看似犯错，也觉得需要一个单一作者，不顾一切地创造出荷马这一个作者来。
原来就是文字写成的
《左传》原是鲁国的单一国史（我们会继续强调这一点，希望能像敲铁钉般把这个事实钉得牢牢的）。彼时，每一个像样点的国家包括起步较迟（就当时这一波“现代化”而言）的南方楚国都已设置了史官，各国国史也都有各自称谓，鲁史名春秋，名字最漂亮最恢宏且包含着不断前行却又不断回返的时间，透露出鲁国非比寻常的美学高度和历史知觉；这也是说，所谓国史原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由历任史官接续着记录，是一个国家的“日记”，这部日记的“我”，以及作者，就是国家。
但孔子做了一件破天荒的特别之事，他自己都晓得这是破天荒的所以很不安很犹豫，那就是一人修订了鲁史，而且还回溯了约两百年的往昔时间，从他未出生、他的先人还没流亡入鲁开始（孔子同时也是个“外来者”，愈到老年他愈常想、也愈确信此事，包括他那个“梦见自己立于两楹之间”的梦，说明他不仅之于鲁国是外来者，还是整个周天下的外来者，空间加上时间，是殷商的遗民后代，但他认同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为这是进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仍可看到的《春秋》版本，确确实实由一个人以文字从头到尾重新写下来。至此，“春秋”不再是开放性的、贴着无边无界现实的即时性记录，毋宁开始像一部有开始有终点、有着一人见识和企图的完整之书，也是一次从头到尾不中断的回忆。所以，读史的人依然可进入到它条列的单一大事里，比方谁杀了鲁隐公、哪年哪月建了哪座日后拆不掉的城等等，但也开始可以把这两百多年当一个对象、当一个时代是非成败得失地看和想。孔子写的《春秋》，应该就是中国流传下来的第一本一人之书，单一作者，而且一开始就用文字而非口述，尽管书写者的原意并不为着写成一本书，书写者还强调他只负责传述而不是写作。
这也是《左传》最特别的地方，它根据的正是这部有单一作者而且不可更改文字的书。
为什么始于鲁隐公这一年呢？这是孔子的选择（也许迁就于史料保存的现实理由，也许孔子意识到某个历史时间的隐隐断点和开始……），但这至少又说明了《春秋》无意是天下史，否则平王东迁那一年会是更恰当而且绝不会错过的时间起点。周王室当然有自己更久远更堂而皇之的史官设置及记录，相传老子便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孔子也曾不远千里之路（绝不夸张的千里）只为了请益，也许还期望能获准察看一些珍罕资料，惟历史意外频生，最终，中国这段两百多年历史选择了东方小国的鲁史《春秋》来说明自己。
我想，是孔子如此非比寻常的慎重和恐惧；还有，孔子结束得如此伤心绝望，把那头误入的、来得不是时候、人们又不知道它价值以至于被捕获而死的麟，想成就是他自己和这一生，遂成为这本书的奇特结尾及自自然然隐喻；更重要的，这是孔子确确实实一笔一字写成的（《左传》作者看过那一真迹版本、那些带着物质重量的木简或竹简吗？孔子的古篆字漂亮吗？如真人吗？），孔门其他经书应该再没任一本是这样。《左传》，还有《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敢动《春秋》本文，公羊谷梁小心戒慎到甚至不敢讨论历史内容本身仿佛自认没资格，只负责解释孔子何以记录和删除、何以强调或隐去这里的人名、何以使用不使用某个称谓或字词，像是《春秋》附赠的使用说明书；《左传》则把孔子本文抄录置放于前头像是供着（也许是后代某个明智的编辑做的），体例上像是一份授课笔记，从时间到历史话题的选择，完全亦步亦趋跟住孔子，像是再重走一次、又重新回忆一次这两百四十二年里的事和人。
重新回忆，但正确地说，《左传》其实比《春秋》多写了一个开头，把时间稍提前，解释了鲁隐公的来历和为何能以庶子之身继承君位，以及他为什么终生只以摄政者自居、是替他年幼的弟弟暂时保管君位（日后他弟弟桓公却不明就里地杀了他），这样，更不在历史现场的我们才能正确看懂这第一桩弒君悲剧的真正内容。这是一个“只有用心高贵的人才犯这种错”、善不获报获胜只招来死亡的很深刻悲剧，春秋历史，由鲁隐公这样一个内心纯净却不幸的国君之死开始（多像莎士比亚会大肆书写的悲剧故事不是吗？这是否也正是孔子修史时间选择的一个理由？），我们于是感觉这不仅仅是一段纷乱、粗暴、人杀过来杀过去的历史而已，这可以是很特别、很值得我们再认真去想去记住的一个非比寻常时代，有诸多深沉不忍的东西藏放于其中；《左传》也在孔子版本的鲁史《春秋》戛然中止后（鲁哀公十六年，孔子死），顺势又多讲了十一年接下来发生的事，仿佛是顺应着这一趟历史自身的前冲惯性，让它自然地停止下来。
这多的十一年，也曾经成为《左传》作者的罪状，你是谁孔子没写你敢写？但这还真无聊，而且程度不好。我会说，这正是幸存者后来者应该做的，是他自自然然的优势，小说家达希尔·哈米特所说“总得有人留下来负责数尸体”的时间位置优势。我们可以这么设想，当时，引领他的老师已永远离开了，绝笔于获麟，紧跟着是死亡，绝望还先死亡一个大步到来，修史其实是被硬生生打断，他得单独面对广大世界，而且还是一路走下来不知不觉已来到了当下、他此时此刻活在的这个现实世界；历史直接注入现实，历史就是现实，历史以这样方式扑面而来。但老师曾带着他、教会他如何穿过之前两百多年，莫听穿林打叶声，这珍稀的步步经历让他仿佛知道了怎么继续看这个世界、走进去这个逐步陌生起来的世界；活在当下的人总不免是恐惧的、惶惑的，而他因此有一种不同于众人的心思清澈和安定。另一面，他原来浑然的、无界线的、纠结线团一样的当下现实世界，也一件事一件事地有了各自来历，奇妙地一一接续在、纳入到历史纵向的大时间里，得到线索，知道怎么拉动哪一条正确的线头，现实世界于是分解开来，成为历史的下一页，成为有各自因果、有层次远近轻重的一个一个“暂时结果”。由此，他多知道（或确认）了一些老师来不及看到的事，其中有些还真像是终于水落石出的所谓“答案”。
像是，这多出来的十一年，如今我们也看到了，强烈如历史中一阵暴风的南方吴国果然亡于越，夫差自缢而死，死得很自惭但很平静，是他最好的样子，也像回转成他刚继承吴王大位时那个认真干净的夫差，他死前和赵襄子那番短短对话，尤其若有所思很有礼貌问赵襄子的那个问题（“史黯何以得为君子？”这居然是夫差最后的、临死想着的问题），是《左传》写得最好的段落之一，更接近文学而非记史，只有文学才捕捉、保存这样的情感，这样微光般人的心思晃动。鲁国自己这边，几代君臣斗争下来，此刻也明白到完全无法否认、回头、善了的地步了，鲁哀公在大街上问孟武伯（孟孙氏），我还有机会死于自然人寿吗？得到的回答居然是“臣无由知之”，意思是我们三家无法承诺不杀你，装都不愿再装一下。至于盟主晋国，这个负责维持着当时秩序、真正把这个时代撑住不坠的大国，范氏、中行氏先亡掉了，已进入到知伯荀瑶和韩赵魏三家界临摊牌的时刻，《左传》的记述停在这里，然而最有趣的是，《左传》却时间之贼地忍不住又透露，韩赵魏将联手起来灭掉最强的知氏，而这日后将被合理地视为春秋这个时代的正式告终；没有了晋国，也就没有了春秋。但这其实是又十几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左传》这本书本来不该知道的，惟《左传》作者知道，他眼看着它发生，是他的现实，也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多年之后”，书中人未知的将来，却是书写者的此时此刻及记忆，那时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着枪毙行刑队，“他将会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