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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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
Blow-Up, 1966

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放大》在美国上映两个月之后,我正式成了一名影评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一直受到这部影片的影响。对于当时正在涌现的“电影的一代”“电影的一代(”the film generation),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批对电影十分狂热的年轻影迷。来说,《放大》为他们打响了第一炮,年轻的影迷们很快就在放映《邦妮与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 1967)、《周末》(Weekend,1967)、《阿尔及尔之战》(Battle of Algiers,1966)、《逍遥骑士》(Easy Rider,1969)、《五只歌》(Five Easy Pieces,1970)等片的影院门外排起了长队。《放大》不仅是当年票房收入最高的艺术电影,更被美国影评人协会选为1967年最佳影片,此外还获得了最佳剧本及最佳导演的奥斯卡提名。但在今天,却很少有人再提起这部影片了。

《放大》的主人公是一位愤世嫉俗、厌倦人生的伦敦“潮人”摄影师,他有可能在无意之中目睹了一桩凶杀案,但影片始终没有点明这桩凶杀案是否存在;在影片结尾,主人公于拂晓时分在公园里看一群大学生打网球,但他们所用的球却是假想出来的。现在的年轻观众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影片已经失去了兴趣。当年上影院看《放大》的大多是二十几岁的人,如今这个年龄段的观众却只爱看具有讽刺意味并能让他们联想到自己的虐杀恐怖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对“摇摆伦敦”“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伦敦为根据地的文化、流行风潮。趋之若鹜,而今天的伦敦人却纷纷挤上喷气式客机涌向奥兰多奥兰多(Orlando),佛罗里达州中部城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迪斯尼乐园、美国境内最大的海洋世界等,是当代美国娱乐文化的象征。

1998年,我参加了在夏洛茨维尔市举办的弗吉尼亚美国电影节。那一届电影节以“酷”为主题,开场便回顾了“垮掉的一代”的由来,随即从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的影片开始,一路放到安东尼奥尼的《放大》。从那个年代以后,“酷”这个字眼就像病毒一般,从培育它的亚文化中扩散到了成千上万跃跃欲试的新寄主身上,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经久不衰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能在《南方公园》(South Park)里看到它显眼的身影。在电影节期间,我花三天的时间将《放大》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重读了一遍。抛开种种噱头与时尚元素,这部片子或许不再是我们当初看到的模样,但仍然是一部伟大的影片。

刚开始重看《放大》时,我几乎有点难以适应。影片的色彩像嗑药产生的幻觉一般鲜艳,令人头晕眼花,而主人公动不动就来一句“棒”,更让人受不了(在这一方面,《王牌大贱谍》对那个年代的讽刺倒是十分到位)。但熬过开头几分钟之后,我便逐渐感受到了影片的魅力。安东尼奥尼用的是惊悚悬疑片的题材,但拍出的影片却远远超出了一般悬疑片的水准。他将《放大》的背景设在伦敦,在他的镜头下,这座城市充斥着冷冰冰的时尚摄影、成群结队的“骨肉皮”“骨肉皮”(groupie),指与偶像发生性关系的狂热追星族。、百无聊赖的摇滚听众、颓废糜烂的大麻聚会。主人公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内心原本已是死水一潭,直到一个意外的机会使他的摄影技术受到了挑战,他才暂时兴奋起来。

大卫·海明斯(David Hemmings)主演《放大》之后一跃成为六十年代的偶像人物。他在影片中扮演的摄影师托马斯是个年轻帅哥,梳着披头士发型,开着罗尔斯敞篷车,还有成群的“鸟儿”守在他工作室门口,个个急着给他做模特、向他投怀送抱。但通过托马斯窥视女邻居(莎拉·米尔斯[Sarah Miles]饰)的短短三个镜头,我们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空虚。她住在他的公寓对面,与一个画家同居;他望着她的眼神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才能治愈他灵魂上的创伤,或许她也的确曾经将他治愈。然而,他却得不到她。白天,托马斯投入紧张的平面拍摄工作(名模维露什卡[Verushka] 在此处客串演出,扮演她本人;另有一个集体镜头展现了怪异的六十年代英国时尚风气[Mod Fashion])。夜里,他走访廉价的小旅馆,为他的时尚摄影集拍摄一些具有对比效果的图片。

托马斯无意中走进一座公园,远远望见一男一女。他们是在争执,在打闹,还是在亲热?托马斯举起相机,抓拍了许多照片。那个女人(瓦妮莎·雷德格瑞夫[Vanessa Redgrave]饰)发现之后立刻朝他冲过去,发疯似的要夺回胶片,遭到拒绝后仍不罢休,一直追到托马斯的工作室,还脱下上衣勾引他,企图乘机偷取胶片。托马斯使了个掉包计,用另一卷胶片把她打发走了。随后,他将真正的照片冲洗出来,竟发现自己可能拍到了一桩凶杀案。这一幕剪辑得极为精彩,是整部影片的中心。安东尼奥尼在照片与摄影师之间反复切换,不断拉近、放大,直到我们能看出光影的布局以及画面上的斑点与模糊,照片上的是——是什么?正当托马斯即将看清照片的细节时,两个姑娘突然出现,打断了他的工作。她们已经缠了他整整一天了。托马斯与她们风流快活了一番,三人在摄影用的背景纸上滚来滚去,把纸都压皱了。随后,他的目光再次回到那堆放大的照片上。他毫不留情地将两个姑娘赶走,又冲印了许多张照片,终于看清了细节部分。在过度放大、已经变成颗粒状的模糊画面上,那个女人正向一片树丛望去,而树丛中竟伸出了一只枪口;在另一张照片中,我们似乎看到了那个男人躺在地上,但无法确定。

托马斯回到公园里,果真发现了那个男人的尸体躺在地上。奇怪的是,很多评论者说摄影师并不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不是一具尸体,但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影片没有点明的是他究竟是否目击了一桩凶杀案。观众对于那几张照片的理解自然和主人公一样,但另一种解释也不无可能。雷德格瑞夫所扮演的角色之所以那么想要照片,并不是怕托马斯发现她设计杀害了那个老男人,而是因为她与那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正当。后来她的白发情人意外猝死,她出于惊慌逃离了公园,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了男人的尸体并将其移走,事情就这么简单。这对男女的暧昧关系影射1963年英国大臣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 1915—2006)与一名应召女郎传出的丑闻,而托马斯研究照片的情节则令人联想到世人反复研究泽普鲁德拍摄的肯尼迪遇刺案的录像肯尼迪总统遇刺时,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泽普鲁德(Abraham Zapruder)的目击者用家用摄影机拍摄了全过程,这段录像后来成为重要证据。,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凶杀案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影片所要表现的是一个陷于厌倦与虚无之间的人如何从他的摄影中找到刺激,甚至几乎产生了激情。当托马斯在暗房与照片之间来回忙碌时,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家至高无上的乐趣。此时此刻他忘记了金钱,忘记了野心,也忘记了自己的种种毛病;他的全副身心都被他的艺术所占据,头脑、双手和心灵在和谐中同时运作,他很快乐。这就是行为主义者口中的“过程”。

然而,托马斯从工作中所获得的一切很快就被夺走了。公园里的尸体和他拍下的照片都不见了,而雷德格瑞夫也消失了。在一个不可思议的镜头中,托马斯看到她站在俱乐部门外,随即转身走了两步,就那么凭空消失了。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放映会上,我们一帧一帧地播放了这个段落,却仍然找不出安东尼奥尼是用什么方法让雷德格瑞夫消失的。我们推测她可能走进了一条过道,但仔细观察她腿部的动作之后,我们发现她的双腿仿佛忽然长到了别人的躯体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影片的结尾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托马斯回到公园中,遇到了一群曾在影片开头出现过的大学生(宝琳·凯尔撰文批评《放大》时曾将这群学生称为“涂着白脸的小丑”,但英国观众一看就会知道这群人是在举行一种称为“rag”的传统狂欢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学生们穿上戏服绕城游行,为慈善事业募捐)。他们正装出打网球的样子,但实际上并没有球。摄影师装作他能看见那只球,而我们也能听见音轨中有打网球的声音。然后,摄影师慢慢地走过草坪,在两帧画面之间凭空消失了——正如那具尸体一样。

安东尼奥尼曾说主人公消失的一幕相当于他的“签名”。这一幕也让我们想起了莎士比亚笔下的普洛斯彼罗普洛斯彼罗(Prospero),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的主要人物,原为米兰公爵,精通魔法。,他手下的演员“原是一群精灵;他们都已化成淡烟而消散了”此处莎剧译文引朱生豪先生译本。。《放大》大胆地将我们引入一段悬疑故事之中,故事的谜底看似伸手可及,但最后却连故事中的人物也消失了,只留下我们兀自茫然。

《放大》一上映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自然有一些浅层的原因。这部影片很快就以涉及“骨肉皮”的纵欲场面而臭名昭著,人们纷纷传言某个镜头中甚至能看见隐私部位的毛发(《放大》诞生之前短短七年,《惊魂记》也曾经引发过类似的轩然大波,当时有传言称片中出现了珍妮特·利[Janet Leigh]的露胸镜头)。《放大》所表现的颓废堕落的气氛在那个年代特别具有吸引力。多年来,影片中有些部分在观众眼中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1967年时人们对片中的裸体镜头大惊小怪,但却没有人批评摄影师托马斯对待模特过于残酷;如今,片中的床戏已经不算什么了,倒是主人公对于女人的轻蔑态度让观众们大惊失色。然而,影片那催眠般的魔力却始终不变。片中人从空虚无聊、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状态中被唤醒,随即再度沉睡,这就是《放大》的主要情节。影片的确再现了“摇摆伦敦”的面貌、探讨了存在的神秘性,并在海明斯对他所拍摄的照片的处理和安东尼奥尼对海明斯这个人物的处理之间构建了一种平行关系,但这一切都不是影片的核心。《放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我们只有做自己擅长的工作才能得到快乐,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我想,安东尼奥尼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必定是快乐的。

(殷宴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