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吴师三引
如今很难想象，当时的整个中国人类学界，只有一位老师，一个学生。是吴文藻促成了这对师生的缘分，引领费先生得入名师门下。
《师承·补课·治学》
三联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吴文藻先生心里有着一个培养徒弟的全盘计划，分别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把他们送到英美各个人类学的主要据点去学习，谁到哪个大学，跟谁去学，心里有个谱，后来也是逐步实现了的。
吴文藻是对费先生产生终身影响的一位业师。
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吴文藻引导着费先生，走上前后相续的三个台阶。费先生循序渐进，一步步完成了严格、充分、充溢人文内涵的学术训练，积累下足够本钱，厚积而薄发，以其博士论文一鸣惊人，未满三十岁，已稳稳站在国际人类学前沿。
费先生修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三段时光，分别对应于燕京时期（本）、清华时期（硕）和英国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期（博）。
本科之前，费先生在东吴大学读医预科，想当医生。这个动机中，隐含着对政治的回避。费先生很少说起这话题，曾在《山水·人物》序文中写过几句，原文如下——“我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正是1938年。1937年白色恐怖笼罩江南。……就在这一年，失踪的失踪，被捕的被捕，死亡的死亡。”这里的“1938”和“1937”，明显是错了（这两年，费先生在伦敦读博），应该是1928年和1927年。费先生记错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排印、校对的问题。
了解这两年里费先生的经历和想法，对理解他一生与政治的关系很要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吴文藻何以对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真有家国情怀，是回避不了的。预科未完，费先生“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他从实际生活中看出，人们的病痛来自身体，更来自社会，从此决心改学社会科学，为社会诊病治病。
1930年，费先生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其时，吴文藻教授正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包括开始用汉语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
西土传来社会学，是二十世纪初。1922年，燕大始设社会学系。课堂上，教材是外国书，授课是外国话。外教如此，中国教师也如此。理论是外国的，引证材料也多自外文。风气所及，学生说话亦受影响。
当时的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学生见面，无须介绍，一张口就知是否燕大的人。燕园的学生，三句话离不开几个英语词。
费先生从中学起就在教会学校读书，对外语授课场面太熟悉。他初次听“西洋社会思想史”课，吴文藻讲的是中国普通话。这是教会学校里闻所未闻的事情。
中国大学的社会学讲坛，从此风气一新。这一课，对费先生触动很深。
吴文藻是费先生的江苏同乡，江阴人，长他九岁。1929年夏，吴文藻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得该校“最近十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
翌年，他在美国人办在中国的燕京大学用中文讲社会学，前无古人。大体同时，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把学术改革推向纵深。
业师开风气，费先生说自己听到了“学术号角”。
他自幼陶冶于父母为国家进步改革教育、改造社会风俗的言传身教，亦受父命熟诵苏东坡、范仲淹等名家诗文，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无形潜入。吴文藻其人其事，他颇感亲切。
燕大四年，吴文藻家成了费先生的专业书馆，架上之书几乎读遍。费先生曾说，其社会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主要得益于这几年的阅读。
社会学欲中国化，须把中国社会的事实充实于社会学内容。为此，1930年代初，学界讨论两种办法，一是用中国已有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理论框架，二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的“社会调查”方法描述中国社会。
吴文藻认为，无论是利用既有中国史料填充西方理论，还是借西方式样的问卷搜罗中国社会资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实际。
这时，燕京大学请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帕克（Robert E. Park）教授到校讲学。他向师生们介绍了研究者深入现实生活进行实地调查的方法。吴文藻敏锐意识到，帕克讲的方法会对“社会学中国化”大有助益。他又进一步得知，这种方法来自社会人类学，美国一批学者已用“田野调查”方法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界的芝加哥学派。他决意引导学生往这个方向用功。
帕克讲学，推动了燕园学生下乡做“田野作业”。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找到了支点，帕克建立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经验可作借鉴样本。他有意借助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培育人才，为兴建中国社会学奠基。
在吴文藻引导、鼓励下，读本科时期，费先生不仅参加一般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还参与过梁漱溟先生主持的乡村建设试验，后者尤具纵深思想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参与乡村建设是把社会学知识应用到中国农村社会改造中的具体实践。这是费先生做了一生的事情，开端于其读本科时期。
一般而言，费先生的社区研究是从《花篮瑶社会组织》开始，更准确地说，早在燕京求学时，吴文藻已经把他引到这条路上，并已确定要把他送到英国名师马林诺夫斯基门下。
1933年，费先生毕业之年，他陆续发表多篇论文、译文、书评，是吴文藻“学术号角”的音符。吴文藻在学生中处心积虑地物色学人类学的适当人选，费先生是其最为属意的几人之一。
当时的中国大学，能提供人类学训练的，只有清华园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吴文藻说服清华校方，在当年招收人类学研究生，为费先生入校读研创造了前提条件。后经考试，费先生如愿过关。吴文藻特地带他往史禄国府上拜见，又经口试，终得登堂入室。
在吴文藻的培养计划里，这是费先生去英国读书的中间过渡阶段。
如今很难想象，当时的整个中国人类学界，只有一位老师，一个学生。是吴文藻促成了这对师生的缘分，引领费先生得入名师门下。
这对师生的教学轶事，本书“外教三师”一节有所述说，此不赘述。
1935年，费先生完成硕士学业。其毕业考试委员会成员阵容强大，陶孟和、吴文藻、吴景超、冯友兰、赵人隽、陈达、潘光旦、史禄国，皆一时之选，多大师级学者。
费先生成绩为“上+”，可以到英国公费读书了。
依史禄国安排，费先生须在国内做一年实地调查，然后赴欧洲进修文化人类学。正巧，其时广西设立“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课题，需要专业力量。
吴文藻又一次出手，他向广西当局推荐费先生参与该课题研究工作，得首脑人物李宗仁认可，于是有了瑶山调查，又因瑶山调查而有了江村调查。
江村调查不在吴文藻培养费先生计划之内，却是瑶山调查的自然延伸。“无心插柳”的结果，长出一棵国际人类学界的大树，木秀于林。
“在英国要跟从一个老师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这是费先生的原话。为了把他送到马林诺夫斯基门下，吴文藻从中国跑到美国，从美国跑到英国，不妨说是一路追着马林诺夫斯基，成功地激发出这位英国名师培养中国学生的热忱。
1936年秋，费先生经水路到达英国，他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履行注册手续时，该系主任马林诺夫斯基正在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出席同一庆典，也在现场。他与马林诺夫斯基晤谈，专题介绍中国社会学“社区研究计划”，包括费先生的课题，说起瑶山和江村调查。吴文藻的话，碰对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东方情结。
这位英国教授祖籍波兰，常自称东方人，亦喜爱东方文化。他认为，研究人类文化，不能缺了中国。其弟子遍布各大洲而独缺中国学生，马林诺夫斯基深以为憾。此时，吴文藻带来的消息使他感到巨大喜悦。
马林诺夫斯基的快乐是双重的。其一，终于有机会培养来自中国的学生。其二，这个学生已在用他主张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费先生说，“马氏初遇吴师即引为莫逆”，“兴奋之情，不能自已”，当即召集自己的学生举行座谈，请吴文藻讲解中国社会学者的最新研究动态，讨论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并将费先生抢到自己门下，从居住环境、社会交往、学术熏陶、论文撰写到学位授予、著述出版等，全程爱护，悉心栽培，严加训练，大力奖掖。吴师十年心血，终成正果。
吴文藻的学生何等福分？费先生说，吴师为学生成才，对其选什么方向、适宜到哪所学校、送到哪位名师门下，都有通盘考虑和具体安排。
除去专业背景、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学术趋势等，连师徒各自的性格因素都在考虑之内。费先生在《留英记》中说过，他被送到马林诺夫斯基门下，“理由之一据说我这个人的性格和这位老师有点相像”。
用心培养学生，能把心用到这个地步，这样的老师如今不大见得到了。
在吴文藻“后来逐步实现”的计划中，李安宅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人类学系，后往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林耀华就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黄迪入芝加哥大学；瞿同祖跟随魏福特求学……
论著述影响，吴文藻或有不及学生处。论培养人才，吴门栋梁林立，学生无人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