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抑止不住的爱好
人间生死，草木枯荣，心中哀乐，梦里甘苦，母亲的针线，清明的纸灰……都是费先生敏感、易感、思索、叙述的内容。其中萦绕着一种清晰的人道情感和人文精神。
《山水·人物》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印数：1—5500册
1978年，费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室里看见《山水·人物》稿本。那是怎样的情景？他说，“历劫犹存，相对无言”。他为书作序，抚今追昔，借该文篇名发出一声沉重叹息——“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运命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
费先生十四岁首次发表作品，是一篇短文——《秀才先生的恶作剧》。
该文写于1924年1月15日，发表于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少年》杂志。当时，他是东吴大学附中的学生。一位亲戚热心为他订阅了该刊，启发了费先生早年的文学兴趣。
从当读者开始，逐渐希望也当作者。少年费孝通虽有投稿，却没有指望很快能发表。某期杂志送到，他即开卷，循序而读，忽见投稿已发表，大感意外。他曾回忆当时情形——
“我照例按篇章次序读下去，直到最后的‘少年文艺’栏，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原来我发现寄去的那篇《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已用铅字印在了白纸上。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
“写作又写作”的过程中，费先生发表在《少年》杂志的文章篇目增多，位置也逐渐前移，直到开卷首篇。
人间生死，草木枯荣，心中哀乐，梦里甘苦，母亲的针线，清明的纸灰……都是费先生敏感、易感、思索、叙述的内容。其中萦绕着一种清晰的人道情感和人文精神。
有篇文章题为《新年的礼物》，费先生说：“新年的快乐，本来不是少数人的，应该使全人类都快乐。尤其是穷人和老人，因为他们辛苦了一年，在一年的开始，应该特别地使他们快乐。”
《一根红缎带》一文，则借一只小动物的遭遇表达人间心情，大有余味。
1927年，费先生写了《圣诞节续话》一文，明确表达对社会本质、人类本性的研究志趣。文中说：“我很怕在我‘为人’的最后一刻时仍和现在一般的未认识人类究系何物……”
这或是费先生早期文章中最值得留意的一句话。一生志业由此开笔。
1930年，费先生离开苏州东吴，转学北平燕园。换了校园，也换了专业，他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全副心思集中于每一门功课的研修，以争取最好成绩。他说自己当时“成了一个书虫”，几乎读遍了恩师吴文藻书架上所有的书。
1933年，费先生完成本科学位论文，还写了多篇文章，如《人类学几大派——功能学派之地位》、《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社会学家派克（即帕克）论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和乡村》、《社会研究的程序》等等。
吴文藻对这个学生寄托厚望，先后把他送到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hirokogorov）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门下。费先生得名师接力，持续点化，终以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赢得学术名望，享誉国际人类学界。
1948年春，费先生的“昆明时期”告一段落。一个时代也将落幕。
费先生似有感知，清理旧文，把旅行游记、怀人杂写拢到一起，合编成册。誊清后，订成稿本，题作《山水·人物》，寄给好友储安平。
若能顺利出版，算是大时代里一介书生的一笔记录、一个小结。敏感的费先生似已意识到，须准备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
其时，储安平在上海主持《观察》杂志，销路好，有盈利，遂以利润出版学术著作，有“观察丛书”，广受读者欢迎。费先生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著述在“观察丛书”出版后，均有上佳销路。
《观察》系时政类刊物，是当年国统区知识分子和民众了解国内国际局势的通透窗口。因其名家啸聚，文章好看，一纸风行，反而惹得当局钳制。储安平本人也被监视，乃至在上海无法安身。
眼见杂志备受打压，出版已无条件，储安平带着《山水·人物》稿本离沪赴京，找到清华园胜因院的费先生，奉还书稿，暂时避居费宅。
历史延伸，运动频繁，板荡不已。这稿本压在费先生书架底下，一睡近四十年。其间，改造、院系调整、“三反”、“五反”、批胡风、批胡适、批俞平伯、“反右”、“四清”、“社教”、“文革”……因系沉睡，毫发未伤。即便“文革”初期费先生家中群书、文稿被洗劫一空，《山水·人物》却在其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室里躲过风暴。
1972年春，费先生从湖北沙洋民院干校回京。多年暌违，工作室内还是原样。稿本还在书架沉睡，费先生却因忙于译事，平时只用字典和百科全书，顾不得、似乎也淡漠了当年少作。
1978年，费先生奉调中国社科院，须搬离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室。他把室内书籍、文件搬回家中，清理之间，在一堆书稿里看见《山水·人物》稿本。
那是怎样的情景？费先生说，“历劫犹存，相对无言”。
1986年，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汉译本初版。翌年，为该书发布会，江苏人民出版社派员到京，拜访费先生，表示乐意继续出版其著述。
费先生想起“默然渡过劫难”的《山水·人物》，想起不知其踪的老友储安平。他“第一次从头到尾自己阅读了一遍。其间已相隔近四十年了。心头自会另有一番滋味”。
近四十年间，费先生的写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曾以《我这一年》记录和表明自己愿意适应变化的诚意与实践，似仍有不能适应的地方，这才“另有一番滋味”。这番滋味，来自他在外界巨变中力图持续内心的“写作又写作”。
其间，费先生参与过民族识别等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他倾心的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事务，可以寄托学术兴趣，延续写作爱好。他也确实写有《兄弟民族在贵州》和《话说呼伦贝尔》两本游记，后因“反右”运动而入冷宫。
费先生想起冷宫中的稿本，希望能解冻、面世。
1987年12月，《山水·人物》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有费先生早年编妥的文章，有解冻的两本游记，又增加了其早年文章十多篇，名“少作附篇”。其中便有前述《一根红缎带》。
费先生为书作序，抚今追昔，借该文篇名发出一声沉重叹息——“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运命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
这种话，费先生很少说出。
谢泳兄专门研究过《观察》杂志及作者群体，也研究过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自然会留意费先生，并有心得。他觉得，只看公众场合里的费先生，并不足以真正了解这位老先生。私下里的费先生同样值得注意。把两个场合里的费先生合起来看，会更接近他的真实。
曾把谢泳兄的相关文章复印给费先生看。费先生看过，希望找机会和谢泳当面聊聊。虽未能如愿，还是表达了“我看人看我”的自觉意识，也表达了对更愿意懂得自己的后辈的善意。
费先生说过，很多人看不出来，他的文章是龚自珍的路子，曲笔，不直说，留有余味。他相信谢泳先生看出来了这一点。
说及此，有兴味的读者，不妨把《山水·人物》当作切近私下费先生的一个门径。费先生或也希望如此，他在该书“题记”中难得挑明、不留余味地说：“这里所收的文章，比起其他我所写的，更亲昵些，因为这些多少是私人感情的记录……”
费先生写下这段话，是在1948年4月。一年多后，他开始写《我这一年》，那是很不同的文字。同《山水·人物》比，明显是两种内容，两种文风。
在文章内容和风格转换之前，费先生留下“私人感情的记录”，留下一段历史的真实，也留下自己的诚实。
他似有预感，此后的历史变动中，“私人情感”的社会评价标准会有变化。郭沫若发表于1948年3月的《斥反动文艺》已足堪为训。
费先生留话说，《山水·人物》“是一个抗战后期在后方教书的人的作品，多少表达了一些当时这类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中有些是值得批评的，因为很可能是不健全的，但是我相信是诚实的，因之也值得作为将来有人想研究那一个时期这一类人的心理材料”。
面对臧否，费先生更重诚实；面对当时，费先生更重历史。
《山水·人物》“题记”中，还有一句话，意味深长——“局面变得真快，很可能作者已代表了一个抛在时代后面的人物。”
这是要为新政权建立后留点容身余地吗？
可否理解为“空留缎带在人间”的另一表达？
遗憾，很晚才注意这句话，已没有机会向费先生当面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