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探寻一个好社会》四题
一
十几年前和书友邮件讨论书话文体时，我曾杜撰出一个“大书话”的说法，认为书话不必囿于“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套路，可以赋予其更重的担子、更大的使命。比如，可以有书话体通史与断代史，以及书话体传记之类。以此观张冠生的两本书，他前些年出版的《纸年轮》，正是他私家版的书话体中国百年史，而这本《探寻一个好社会》，则是名副其实的书话体费孝通别传了。
费孝通先生虽曾高居官位，终究是个学者，是个书人，是以文章和书籍安身立命之人。书人的一生可以说是由书籍组成，读书，写书，买书，译书，藏书，评书，乃至丢书、焚书，与书难舍难分。既如此，他的生活，当然就称得上是一则一则的书话：或长或短，亦悲亦喜，似断实连。冠生追随费先生多年，自己也读书著述多年，他以书话体重述费老的心路、学路、思路与书路，内外打通，前后勾连，游刃有余，亲切可读，既发挥出书话一体“真性情、真见识、真故事”的自由精神，也呈现出重回历史现场之亲闻、亲历、亲见的独有魅力。
二
我和费孝通先生曾有两面之缘，导引我前去拜见者则是冠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冠生和我都在《深圳商报》闯荡。彼时深圳大热，海内外访客盈门，求职者络绎于途。我们分住不同的临时安置点，平时聊天机会并不多。忽然有一天，听说他要去北京。我自然纳闷：这可是逆潮流而动啊。待弄清他是去民盟中央，做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心下也就释然，且佩服他身处喧嚣时代仍能守住书斋情怀。
那时深圳的书店、报刊亭买不到《读书》杂志，冠生到京后，逢新一期《读书》出刊，必会专门买几本寄到深圳，分赠好友，直到两三年后，时移世易，我们出手阻止，他方渐渐收手。好在费老乐于天南海北搞田野调查，境内外各种学术会议也多，我们在深圳见冠生一面尚属容易。忘了是一九九几年了，费老赴港讲学，道经深圳，冠生说要介绍我们去见见，我赶紧把多年积攒的十几种费老新书旧籍装满一纸袋，提到迎宾馆求费老签名。费老深坐沙发，俨然一佛；我们轻手慢脚，毕恭毕敬。他边签边评点一两句，比如“这本你也有啊”，或者“这一本现在不好找了”。拜见完毕，我们拉着冠生到附近大排档狂饮畅谈，天快亮时，谈兴犹未尽，高呼：“老板，快拿啤酒！”昏昏欲睡的服务员说：“对不起啊，我们家啤酒让你们喝光了。”姜威犹不饶人，说：“岂有此理！啤酒还有喝光的时候？”
第二次见费老是在北京。冠生驱车接机，带我们来到北太平庄，进四号院，登八号楼。时值严冬，如今想来，那次拜见印象最深者，竟是室内扑面而来的温暖。暖气太足了，费老和我们聊天，只需穿薄薄的家常衣衫。至于聊了些什么，却是一句也记不起了。
1995年《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创刊，我去北京组稿，照例住民盟中央的翠园，照例求冠生大哥帮东帮西。他说，前些日子，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费先生首讲，题目是“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先生端坐于讲台，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我去问问费老，如果他同意，演讲录可以给你去发。”事情就这样成了——《文化广场》自第一期起，就有了“费孝通讲演录”专栏。一时间，文化旗帜高张，广场气象万千。
冠生在本书中提到：“1996年秋，深圳朋友胡洪侠来京，为《文化广场》周刊组稿，听说这部译稿（《甘肃土人的婚姻》）传奇，唏嘘之余，建议放在俞晓群先生主持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书系出版，以见天日。遂将此议转述给费先生，得允准，也触动老人尘封六十余年的心事。”经他这一说，我忆起好像确有此事。我当时觉得那部译稿的命运神秘又传奇，更何况其间还有清华学子的学术追求，与新婚夫妻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实在是惊天动地，非同小可。若逢今日，我也不用做顺水人情建议俞晓群出版了，我自己会马上组织力量编印出来。
三
“费先生享寿九五，一生起伏动荡，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这是冠生对费孝通生平的概括，言简意丰，堪称绝唱。
冠生写费孝通，是以自己真诚、坦荡、敏锐的生命，去感受、回应、探寻另一个深邃、复杂、博大的生命。我读冠生笔下的费老，常常因此辍读发呆，长吁短叹，时而扼腕，时而欣喜。
读书阅世越多，越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仿佛一对怨偶，相遇相爱，相知相思，相敌相仇，相折相磨，先是于新旧文化之间四分五裂，于启蒙与救亡之际各奔东西，接着于政权更迭之时南辕北辙，更于政治运动中上天入地，忽人忽鬼，经腥风血雨之变，受椎心刺骨之痛。其中犹难者，是几代知识分子频频面临各种选择，以及各种“被选择”，稍有不慎，或功败垂成，或一无所有，或妻离子散，乃至家破人亡。
在《我这一年》中，费先生说，西柏坡之行，给他一记“当头棒喝”。革命的力量，已经赶走了装备精良的敌国敌军，接下来，“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
在迎面而来的时代面前，费先生触景动心，甘愿低头。冠生分析道：“《我这一年》一文中，‘知识分子’一词先后出现十四次，其中十二次属于贬义或否定性表述，两次勉强属于中性概念。费先生自知属于这个群体。1949年新政之后，对这个群体要做强力改造。对改造，费先生表示认同，‘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
本书《究天人之际》一节，记述费先生重读《史记》所思所想，值得注意。他说，文化变迁之中，知识分子有好几种态度：陈寅恪是自辟天地，不管新旧，自寻寄托；金岳霖是批判自己，弃旧图新；冯友兰是新旧嫁接，复归于旧；钱穆是坚守传统，自我流亡。费先生自称是第五种。他说还需要第六种，需要有人讲清楚“究天人之际”。
文化态度不同，文化选择即不同，阶级选择、政治选择和政权选择随之统统不同。要命的是，百多年来，这种种选择真的是会要命的。
四
接着费先生关于“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话题往下讲，我的疑问则是：会有第七种吗？
有。
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乡先贤贺孔才先生的研究与资料，可惜研究不多，资料匮乏。他是古文大家贺涛的孙子，是古文名家吴闿生的高足，是齐白石的篆刻大弟子，是古文家，是诗人，是藏书家，是书法家，是报人，是国学导师，是桐城派殿军，是爱国者。新文化运动之际，他在北京求学拜师，在一片“桐城谬种”骂声中，守桐城家法，写古体诗文，文中从不见鲁迅、胡适新派大师的名字，也未见有白话文和新诗收入集中。若说旧，也够旧的了。可是，1949年，他率先将几世递藏的古籍与文玩尽数捐献给新政权，且一身戎装加入南下工作团，参与接管武汉大学。后经齐燕铭推荐，去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做主任。镇反风起，公安机关定他为“国民党骨干分子”，命他以“历史反革命”登记。他本以为已把自己“捐”成无产阶级，从此要重新做人，大展宏图，谁知求新不得，旧案难消。1951年12月18日凌晨自尽。
他写在自尽前夜的几封遗书，是我迄今见到的他唯一一组白话文字。他以古文名世，终以白话文辞别。在给王冶秋的遗书中，他写道：
“……我从一九四九年就向你要求过，一直到今还继续向你要求着加入党的崇高愿望。到今天我才证明是不自量……因此我决心主动消灭……”
2016年7月31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