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伊诺咖啡馆
天花板上四片扇叶在头顶转呀转。
伊诺咖啡馆里，除了那个墨西哥厨师和一个叫做扎克的小子之外空空荡荡。扎克为我端上平常惯点的浓烤土司，一小碟橄榄油和黑咖啡。我窝在平常所坐的角落，外套和针织帽都还穿戴在身。时间是上午九点钟。我是第一个客人。当这座城市醒过来时的贝德福德街。我这张桌子，就在咖啡机和临街的窗户旁边，给我一种保有隐私的感觉，可以放心退缩到专属于我自己的氛围当中。
十一月底的天气。小咖啡馆里感觉有点凉。那为什么风扇还在转呢？也许如果我盯着这些扇叶够久的话，我的心也会跟着转动起来。
不着边际的写作可没那么容易。
我可以听到那牛仔慢条斯理又不容怀疑的声音。我随手把他的这句话写在餐巾纸上。怎么有人能够在梦里把你给惹毛了，然后还有脸赖着不走？我觉得有必要驳斥他的说法，不只是随口顶撞，而是要用行动抵制。我低头看自己的双手。我有把握能够永无止境地写些漫无边际的文字。只要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说。
过了一段时间，扎克在我面前放了一杯新煮的咖啡。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服务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他是这附近咖啡煮得最好的，我听了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你要去哪里？
——我要到罗卡韦海滩的木板栈道上开一家海滨咖啡馆。
——海滨咖啡馆！真没想到，海滨咖啡馆！
我伸了伸腿，看着扎克把他上午的例行工作一一落实。他不会知道我曾经也梦想过要开一家自己的咖啡馆。我猜这个梦想是起源于当年读了垮掉派、超现实主义者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流连咖啡馆的生活描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没有什么咖啡馆，但咖啡馆一直存在于我所看的书里面，而且在我的白日梦中，越来越像是有那么回事。1965年，我从南泽西来到纽约市，只是来走走逛逛，那时候没有比单纯坐在一家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里写诗更浪漫的事了。我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走进了麦克杜格尔街上的但丁咖啡馆。钱不够在那里吃顿正餐，所以只喝了杯咖啡，不过旁边的人似乎都没注意到，也不在乎。店里墙上贴满了印刷的佛罗伦萨壁画和《神曲》诗中的场景。这些壁画历经数十年的香烟熏染居然到今天都没褪色。
1973年我搬到同一条街上，一个空气流通，墙壁刷白，还附简单炉具流理台的房间，距离但丁咖啡馆只有短短两个街区。到了晚上我可以爬出临街的窗户，坐在防火逃生梯平台上面，看着客人进出鱼水壶的动静，那是杰克·凯鲁亚克最常光顾的酒吧之一。那时布利克街角有个年轻的摩洛哥人卖新鲜的塔可，里面裹着盐渍鳀鱼和几撮新鲜的薄荷。我每天会起得很早，去买一点生活所需。煮一些热开水，倒进加了薄荷的茶壶，然后整个下午就在那边喝茶，抽点儿印度大麻，重读穆罕默德·穆拉比特和伊莎贝尔·埃伯哈特写的那些故事。
在那个时代，伊诺咖啡馆还不存在。我会坐在但丁咖啡馆的矮窗前，读着穆拉比特的《海滨咖啡馆》。一个年轻的鱼贩子名叫德里斯，遇到了一个避世隐居、不讨人喜欢的老头，老头开了一家所谓的咖啡馆，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地点在丹吉尔附近海边的一片岩石地上。围绕着这个咖啡馆的那种慢腾腾的气氛让我如此着迷，当时一心想着要是能够住在那里面就好了。和德里斯一样，我梦想着要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因为实在想得太多，我都快要可以走进去了：奈瓦尔咖啡馆，一个小天堂，诗人和旅行者们可以找到单纯庇护的避风港。
我幻想在宽木条的地板上铺着已经磨到快要秃了的波斯地毯，两张长长的木头桌子加上旁边的长板凳，几张小一点的桌子，和一个炉子用来烤面包。每天早上，我会像唐人街上的那些人一样，用芳香的茶水把所有的桌子都抹干净。不放音乐也没有菜单。就只有静静的黑咖啡、橄榄油、新鲜薄荷、烤面包。墙上挂着一些照片：一帧店名典故来源的作家奈瓦尔忧郁的画像，旁边再挂一幅小一点的落魄诗人保罗·魏尔伦的画像，穿着他的外套，在一杯苦艾酒前萎靡不振。
到了1978年，我有了一点钱，付得起押金，在东十街上的一栋大楼里租了一整层。那个地方之前是一家美容院，不过已经拆空了，现场只剩下三架白色吊扇和一些折叠椅。我弟弟托德负责监工修缮，我们两个一起把墙壁都刷白，再把地板打上蜡。两大面天窗采光，整个空间够亮的。我花了好几天就坐在那光照下，在一张轻便小桌上喝着熟食店里买来的咖啡，计划着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需要一些钱来搞个新的抽水马桶，还要一台咖啡机，再来几码窗帘布把窗户装点起来。在我想象的悠扬乐声中，实用的东西通常都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
最后我还是不得不放弃了我的咖啡馆。1976年，我在底特律遇到了乐手弗雷德·索尼克·史密斯。这个没料想到的邂逅慢慢改变了我人生的进程。我对他的渴望沾染了每一样事物——我作的诗，我写的歌，我全心全意都是他。我们忍受着人隔两地的相思，在纽约和底特律之间来来去去，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煎熬的别离。我才刚规划好安装水槽和咖啡机的位置，弗雷德就来恳求我搬去底特律跟他一起住。那时候看起来，似乎没有比跟爱人会合更重要的事了，我命中注定要嫁给这个男人。我毫不犹豫就跟纽约和这个城市所装载的雄心壮志说了再见。我把最重要的东西打包，其他的就抛到脑后了。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押金和咖啡店就这样没了。但当时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些我坐在小桌旁，一个人沉浸在咖啡店梦想的光晕中喝着咖啡的时刻，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在我们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的几个月前，弗雷德跟我说，如果我答应给他生个小孩，他就先带我去世界上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旅行。没有任何犹豫，我就选了马罗尼河畔圣洛朗，那是法属圭亚那西北边境上的小城，地处南美洲大西洋北海岸。很久以来，我一直都想去看看这个曾经的法属流放地现在变成怎么样了，当年许多重刑犯被装船载到这里，然后转往魔岛。在《小偷日记》里，让·热内写到了圣洛朗，说那是一块神圣之地，也写到过去被监禁在那里的囚犯，寄予诚心诚意的感同身受。在他的书中，他写到罪犯世界中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描述在法属圭亚那势力所及的可怕地带上，人们凭借一股男子气概的神圣特质，将冠冕饰以繁花。他降尊纡贵，与罪犯们为伍：进出感化院，到处偷鸡摸狗，也坐过三次牢。但当他被判刑，要被送到这个他如此尊崇的监牢时，因为人道的理由，政府把这里关闭了，剩余还活着的囚犯被解送回法国。后来，热内的刑期是在弗雷斯纳度过的，他始终抱憾，没能亲炙他所渴望的荣光。他伤心欲绝地写道：我被剥夺了这个恶名彰显的机遇。
热内进监狱的时间来得太晚，来不及参与进被他用文学作品刻画而得不朽的同志情谊中。他被排拒在监狱的墙外，正如《花衣魔笛手》的故事里，哈默尔恩的跛脚男孩因为到门口时已经太晚，无法进入孩子的天堂。
那时候热内已经七十岁，据说身体状况不佳，应该不太有可能自己去到那里。我想象如果能够带点当地的泥土和石头给他，应该是美事一桩。我平常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弗雷德虽然常常觉得好笑，但这回对我没事自找的任务倒没有嗤之以鼻，没多说什么就同意了。我写了封信给威廉·巴勒斯[1]，我二十岁出头就认识他了，他跟热内很熟，而且本身也是个性情中人，他答应会找个适当的时机，帮我把石头转交给热内。
为了准备这趟旅行，弗雷德和我花了好几天在底特律公共图书馆里，研读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的历史。我们期待着要去探索一个我们两人都没去过的地方，规划出了旅程的前面几个阶段：唯一可行的路线是先搭客机到迈阿密，然后转当地的航班，经过巴巴多斯、格林纳达和海地，最后降落在苏里南。我们得找路去到首都外围的一座河畔小镇，再从那里雇一艘船，横渡马罗尼河，进入法属圭亚那。我们把行程中的每一站都给标出来，忙到大半夜。弗雷德带了好几份地图、卡其布衣裤、旅行支票和罗盘，把原本的长头发给剪短，还带了一部法文辞典。当决定要做一件事时，他会考虑得很周到。不过他倒没去研读热内。这个部分他留给了我。
弗雷德和我飞去迈阿密那天是个星期日，我们在路边找了一家店名叫托尼先生的汽车旅馆住了两个晚上，房间里低矮的天花板上，用螺栓固定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投币才能看。我们在小哈瓦那吃了一些红色的豆子和黄色的米，还去参观了鳄鱼世界。这两天的短暂停留帮助我们适应了接下来要面对的酷热天气。旅程中的飞行很花时间，所有的旅客都要在格林纳达和海地下飞机，因为每到一处货舱都要搜查一遍，看有没有走私货品。我们最后降落在苏里南的时候是一大早，当大家成群走上巴士要被载往旅馆时，一帮年轻的士兵手持着自动枪械等在一旁。1980年2月25日发生的、推翻民族党政权的军事政变一周年快要到了，只比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早几天。我们是这附近仅有的两个美国人，他们向我们保证会保护我们。
接下来几天，首都帕拉马里博的天气热得我们都抬不起头，总算找到了一个向导，开车载我们跑了150公里，到了法属圭亚那边境河西岸的阿尔比纳小镇。粉红色的天空雷电交加，犹如血管密布。我们的向导找到了一个年轻男孩，他答应带我们过马罗尼河到对岸，乘的是一种长长的、中间都挖空的独木舟。我们的行李之前装东西的时候都经过审慎考虑，所以很好处理。我们搭乘的独木舟划出去的时候下着小雨，随后没多久就升级为来势汹汹的倾盆大雨。独木舟吃水甚深，男孩递给我一把伞，同时警告我们，不要把手指伸进旁边的河水中。我到这时才突然发现河里成群游着一种小小的黑鱼。食人鱼！他看我迅速把手缩回来，不禁一笑。
船行了一个钟头左右，男孩让我们在一处泥泞的河岸离船上岸。他把独木舟拖上岸，就跟几个工人躲雨去了，遮雨的地方是用一长条黑色的油布，撑在四根木头的竿子上。看我们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走，他们好像觉得很有趣，就指给了我们往主路去的方向。我们费力爬过了滑溜的小山丘，麦提·斯沃洛的名曲《梭卡舞》里面的卡利普索节拍，从一个手提式音响飘送过来，但几乎都淹没在这下个不停的雨中。我们全身都湿透了，拖着脚步走过这空荡荡的小镇，最终躲进了没准是这里仅有的一家酒吧里避雨。酒保端给我一杯咖啡，弗雷德点了啤酒。店里有两个男人正喝着卡尔瓦多斯苹果白兰地。我后来又喝了好几杯咖啡，弗雷德则用破碎的法语加英语跟一个穿皮衣的家伙攀谈了起来，据说是附近海龟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整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等雨变小一点时，当地旅馆的老板出现了，邀请我们去住宿。然后一个比较年轻，更阴沉一些，但跟老板有点神似的人物也跟着登场，说要帮我们拎行李，我们随着他们沿一路的泥泞走下坡，来到新的投宿地点。我们原本连旅馆都没有订，如今却有一间客房正等着我们。
加利比旅馆完全是斯巴达式的简朴清苦，不过住起来还算舒服。一小瓶兑了水的干邑白兰地，连同两个塑料杯放在柜子上。我们累坏了，睡得很沉，任凭越下越大的雨毫不留情地敲打着白色瓦楞铁的屋顶。等我们醒过来，发现有大碗的咖啡正等着我们。早晨的太阳很烈。我把我们的衣服晾在天井。有一只小小的变色龙停在弗雷德的卡其衬衫上，颜色也随之趋于相近。口袋里的东西，我摊在一张小桌子上。皱巴巴的地图、受潮的收据、支离破碎的水果，还有弗雷德随身携带的吉他弹片。
接近中午的时候，有个水泥工人载我们绕着圣洛朗监狱遗址的外围兜风。有几只走失的鸡在泥土上搔抓，旁边还有一辆翻倒的自行车，但附近似乎都没有人。我们的司机跟我们走过一道低矮的石砌拱门，然后就自顾自地离开了。监狱院子里，有一种大起大落的暴发城镇那种物在人亡的悲剧气息——就从这里，把人的灵魂给埋葬了，然后将躯壳送到魔岛。弗雷德和我走在这一片仿佛具有魔法的静默之中，小心不去打扰统摄着这里的神灵。
为了寻找合适的石头，我走进了单人囚室，仔细检视像是刺青在墙上的褪色涂鸦。毛茸茸的睪丸，带有翅膀的阴茎，热内的天使们最重要的器官。不是这里，我心想，还不是。我环顾四周想找弗雷德。他正努力从长得太高的草丛和棕榈树之间翻找出一片小小的墓地。我看他停在一块墓碑前，碑上刻着：孩子你的母亲时时刻刻为你祈祷。他在那里站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没去打扰他，对着附属建筑端详了起来，最后选择了大囚室的泥地来收集石头。这里很潮湿，地方大概有一个小型的飞机棚那么大。钉进墙里的铁链都锈得很厉害，细长的光束照在上面。不过还是有一点生命的气息：粪便，泥土，和一长串急忙飞走的甲壳虫。
我往下挖了几英寸，希望能找到当年被囚犯长满厚茧的脚掌或狱卒的靴底所压进土里的石头。我选了五颗，放进一个超大号的茨冈牌香烟火柴盒里，附在石头上的泥土也没掸掉，尽量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弗雷德用他的手帕帮我揩去手上的土，然后抖了抖，把那个火柴盒包了起来。他把这一整个包裹放在我的手里，这是将这些石头交到热内手上的第一步。
我们没在圣洛朗待太久。我们去了海边，不过海龟自然保护区当时不开放参观，因为海龟正在产卵。弗雷德就在酒吧里花很长时间跟一些男的聊天。虽然天气很热，弗雷德还是穿了短袖的衬衫、打了领带。那些男的看起来还挺把他当回事，认真听着他讲话。他在男人堆里一向会有这样的效果。我就很认命地坐在酒吧外的一个板条箱上，看着眼前空空荡荡的街道，这过去不曾见过，而且未来也许也不会再见到了的景象。当年，那些囚犯就在这片同样的土地上依序走过。我闭上眼睛，想象他们在酷暑中拖着铁链，对于这个灰扑扑的废弃小镇上为数不多的居民来说，着实是残酷的娱乐。
从酒吧走回旅馆的路上，没有狗，没有成群游戏的小孩，也没有妇女。大半的路我自顾自地走着。有时候，我会瞥见旅馆的女佣，她是个赤着脚的长头发女孩，总是快步走在旅馆内各处。她对我微笑，打手势，但不会说英语，之后继续忙着。她会整理我们的房间，把我们的衣服从天井拿下来洗好、熨平。出于感激，我给了她一条我原来戴的手链，一条金链子上面有一个四叶幸运草，退房离开的时候，我看到那手链她还戴在手腕上摆荡着。
法属圭亚那没有火车，也完全没有铁路运输的公共服务。酒吧里的那个家伙帮我们找了一个司机。这个司机的神气就好像1972年经典雷鬼电影《不速之客》中的一个临时演员，戴着飞行员用的太阳眼镜和一顶三角帽，穿一件豹纹衬衫。我们谈好了价格，他答应载我们268公里到卡宴。他开一辆很破旧的棕褐色标致汽车，坚持我们的行李要跟他一起摆在前座，因为后备箱通常都是用来运送鸡的，不太干净。我们沿着国道往前开，一路上还是继续下着雨，只在中间太阳突然露了个脸，然后一闪即逝。车上听着电台播放的雷鬼歌曲，不过杂音干扰不断。到了收不到电台讯号的地方，司机就插上一盘录音带，是一个乐团，名为皇后水泥。
每隔一会儿，我就把手帕解开，看看那个茨冈牌火柴盒，盒子上的图案是一个吉卜赛女郎的侧影，在一缕靛蓝的轻烟中摇着手鼓翩翩起舞。但我没把盒子打开。我想象着把这些石头交到热内手上那一刻的小小得意。弗雷德握着我的手，我们车行蜿蜒，一路上穿越浓密的森林，超过了短小精悍、肩膀宽阔的印第安人，他们大剌剌地把鬣蜥稳稳顶在头上。我们途经了几个小村落，其中一个叫托纳特的，只有几间房子和一根六英尺高的十字架。我们请司机停车。他下车去检查轮胎的状况。弗雷德拍了一张标示牌的照片，上面写着：托纳特，人口九名。我则祷告了一会儿。
我们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或者非看不可的东西。此行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没有想好最终想要去到哪里，也没有订任何的旅馆，我们完全是自由的。不过快要到库鲁的时候，感觉到气氛有点不一样。我们将要进入一个军事管制区，先是遇到了一个检查哨站。他们检查了司机的身份证，接着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讲话，最后我们被命令下车。两个军官把前后座都搜查了一遍，结果在前座杂物箱里找到了一把弹簧坏掉的弹簧刀。这应该不要紧吧，我心里想。然而当他们敲后备箱的时候，我们的司机很明显地不安了起来。死鸡？还是毒品？他们绕着车子走了一圈，然后问他讨钥匙。他把他们推进旁边的一条浅沟里，企图逃跑，可是很快就被扑倒在地，扭打成一团。我侧眼看了一下弗雷德。他更年轻的时候也常在法律上惹麻烦，所以对待权威总是小心翼翼，唯恐动辄得咎。他不动声色，我也就跟着低调。
他们把后备箱打开。里面居然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岁出头的男人，他像条蜷缩在生锈的海螺壳里的蛞蝓。他们用步枪戳戳他，喝令他下车时，他看起来很害怕。我们被带到警察总部，分开留置在不同的房间里，用法语进行审问。我的法语用来回答他们那些最简单的问题还绰绰有余，而在另一个房间的弗雷德则施展现学现卖的酒吧法语跟他们交流。突然间指挥官来了，我们就被带到他跟前。指挥官是个胸膛健壮、双眼深邃的男人，晒得棕黑的脸上留着浓密的胡子。弗雷德迅速把事情加以总结，我也顺理成章扮演起乖巧的女性，因为到了这个外籍军团的偏僻驻地，没有什么悬念，完全就是个男人的世界。我静静地眼看着那位人形违禁品全身都被剥光，上了手铐脚镣被带走。弗雷德被命令进入指挥官办公室。他回过头看了看我。从他浅蓝色的眼睛里隔空透露出来的讯息是，要我保持冷静。
有个军官把我们的行李拿了进来，另一个戴着白手套，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检查一遍。我捧着手帕包坐在一旁。他们没有要我把这个交出去，我如释重负，因为它在我心目中的神圣程度已经仅次于结婚戒指。我意识到没有危险了，但还是叮嘱自己别乱说话。有个审问的军官端了一杯黑咖啡给我，底下是一个镶嵌着一只蓝色蝴蝶的椭圆形托盘，然后他就走进了指挥官室。我可以看到弗雷德的侧影。过了一会儿，他们全都走出来，看起来态度很友好。指挥官给了弗雷德一个男人对男人的拥抱，然后我们就被安排坐进了一辆私家车里。我们一路上都没讲话，最后被载到位于卡宴河口的当地首府。指挥官给了弗雷德一家当地旅馆的地址。我们就在山脚下了车，他们只把我们送到这儿。他指了指说，应该就在这上面一点，于是我们就拿起行李，走上石阶，去到下一个投宿的地点。
——你们两个谈了些什么？我问道。
——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他只会说法语。
——那你们怎么沟通的？
——干邑白兰地。
弗雷德似乎陷入了沉思。
——我知道你很关心那个司机会被怎么处置，他说，不过这个我们无能为力了。他真的害我们身陷麻烦，到最后我只能顾得上你。
——喔，我倒不害怕。
——对啊，他说，这就是我为什么担心的原因。
旅馆挺对我们的胃口。我们从一个纸袋子里喝法国白兰地，睡在好几层的蚊帐里。窗户上没有玻璃，旅馆本身也没有，底下的那些房子也都没有。没有空调冷气，对抗炎热与灰尘只能靠风和零零星星的降雨。我们听着附近水泥公寓随风传来的、带着约翰·柯川风味的实时萨克斯风乐声低沉呜咽。到了早晨我们就上街，漫步探索一下这个城镇。镇上的广场比较像一个梯形，铺着黑色和白色的地砖，四周种着棕榈树。当时正值嘉年华，只是我们浑然不知，全城好像都没什么人。市政厅是一幢刷白漆的19世纪法国殖民时代建筑，但因为假日关闭了。我们被一座看起来好像废弃了的教堂所吸引。当我们把门推开时，铁锈剥落沾得满手。我们丢了几枚硬币到入口处一个供捐献用的旧的Chock Full O'Nuts牌咖啡罐里，上面还带着“天堂般美味的咖啡”字样。灰尘微粒散布于一道道光线中，在栩栩如生的石膏天使像头顶形成一个光晕，一尊尊圣像陷于掉落的瓦砾之中，在一层又一层的深色重漆之下面目不复可辨。
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是以慢动作在进行。尽管我们这样随便走走时所碰上的陌生人对此都浑然不觉。几个男的为了一只活跳跳的鬣蜥在讨价还价，它的长条尾巴还甩来甩去。超载的渡轮正要离港驶往魔岛，可以听到卡利普索音乐从一个盖得像只超巨型犰狳的迪斯科舞厅里倾溢传出。旁边有些卖纪念品的小摊子，价格都一模一样：中国制的薄红毯，还有蓝得发亮的雨衣。但卖得最多的是打火机，各式各样的打火机，图案有鹦鹉、宇宙飞船和外籍军团的男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看了，我们想到要申请签证去巴西，于是就找了一个来路不明、自称是林医师的中国男人帮我们拍了几张证件照。他的工作室里满是大画幅的照相机、坏掉的三脚架和用大口玻璃罐装起来一排一排摆在那里的草药。后来虽然签证照片洗出来已经拿到手，但我们像中了邪一样，还是就待在卡宴，直到结婚纪念日。
我们这趟旅程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当地女人都穿着亮丽洋装，男的都带了高帽子，一起盛装庆祝嘉年华会圆满结束。我们徒步跟着他们不怎么讲究的游行队伍，结果走到了雷米尔——蒙若利，这是城镇东南方的一个村落。一路狂欢的民众各自散去。雷米尔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人住了，站在一望无际空荡荡的海滩上，弗雷德和我如痴如醉，为之入迷。作为结婚纪念日，那真是完美的一天，我忍不住又想到，这个地点来开一家海滨咖啡馆可是再好不过了。弗雷德走在我前面，对着更前方的一条黑狗吹口哨。没看到有什么饲主在旁边。弗雷德掷了一根棍子到海水里，狗就去把棍子衔回来。我跪在沙地上，用手指画起了想象中的咖啡馆平面图。
原来缠得好好的线，松解开之后随机乱滚的线轴，玻璃杯里的茶，打开的日记本，和一张金属圆桌，桌脚还垫个空的火柴盒以保持平稳。咖啡馆。巴黎的鲁凯咖啡馆，维也纳的约瑟夫咖啡馆，阿姆斯特丹的蓝鸟咖啡馆，悉尼的冰咖啡馆，图森的此时此地咖啡馆，洛马岬的哇呜咖啡店，北滩的的里雅斯特咖啡馆，那不勒斯的教授咖啡馆，乌普萨拉的原牛咖啡屋，洛根广场的卢拉咖啡屋，涩谷的狮子喫茶店和柏林火车站的动物园咖啡馆。
我永远都无法开成的那一家咖啡馆，还有无数家我没机会上门光顾的咖啡馆。仿佛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扎克一句话也没说，帮我端来一杯新煮咖啡。
——你的咖啡馆什么时候开张？我问他。
——等天气变好，希望是明年早春时节。两个伙伴和我。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还需要多一点资金来添购设备。
我问他需要多少，打算要投资。
——你确定吗？他说，有点意外，因为其实我们彼此并不是非常熟，还算有点默契，只是由于你每天都习惯来喝点咖啡。
——没错，我是当真的。我曾经也想开一家自己的咖啡店。
——那未来你这辈子在我店里喝咖啡都免费。
——那就再好不过了，我说。
我坐在扎克煮的这杯无与伦比的咖啡前。头顶上风扇转着，模仿着旋转的风向标，指着四个方向。外面刮着强风，下着冷雨，或者即将下起雨来；好像有什么灾厄正要发生的天空所形成的一连串蜃景，微妙地渗入我整个身心。一个不注意，我失神落入一种症状轻微、但是迟迟难消的不安之中。倒不是沮丧消沉，比较像是对忧郁的心境着了迷，我将之放在手心里，仿佛它是一颗小行星，上面有几道阴影，不可思议的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