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人典型的消逝／黄碧端

3月4日，打开电脑看到来自乔志高（高克毅）先生信箱的信。因为不久前我跟他说这回确定4月会到佛罗里达去看他，我以为他来信讨论路程，打开一看，竟是高先生的公子William的信，说高先生在3月1日晚上，因感染肺炎去世了……William的信末说：“Thank you for your long friendship with him, which Dad greatly appreciated. He had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upcoming visit.”——谢谢你和家父长期的友谊，他非常珍惜，一直期待你的到访。我掩上电脑，心上仿佛被一块大石压着。近几年我一再说要去看他，一直食言。这次确定了，但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九十六岁的高龄，亲人都随侍在榻前安详离去，这是有福的告别。然而，乔志高先生的去世，标志了这个世代又一个文人典范的消逝。近几年，好几位文化界我有幸亲炙的前辈逐一辞世，我仿佛看见繁茂的大树枝叶日渐落尽，掩袭而来的是这个时代广大的喧嚣和荒凉。

我念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读乔志高先生的书。当时他讨论英文用法的《谋杀英文》《美语新诠》，笔记美国和美国华人社会的《金山夜话》《纽约客谈》等书，语言谐趣鲜活，出入华洋中西，对当时“十五二十时”的我来说，不仅开卷有益，那个鲜活地掌握西方社会脉动的作者，也教人有读其书如见其人的感觉。

但我和高先生开始接触，却是在威斯康辛大学念书末期时的事了。1970年代高先生从“美国之音”（VOA）退休，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为中大的翻译研究中心创办一份翻译学报《译丛》（Renditions）。这份学报在1973年秋季创刊，一出场，严谨和雅致兼具的面目就教人惊艳。我当时虽是穷学生，也立刻远洋订了一份，迄今仍保存着完整的早期Renditions。学报是春秋半年刊，过了好几年，有一回威大的刘绍铭教授要我给Renditions译元剧的《赵氏孤儿》。译文后来刊登在Renditions的第九期（1978春）。这个因缘，也开始了我和高先生断断续续的通信和两次会面。回头看，竟是三十年的岁月了。

1980年我回国前，替《联副》和《人间副刊》写了一些域外书评。高先生虽然一天都没住过台湾，但和很多1949以后散居海外的学界华人一样，心系着这个延续了中华文化一线香火的孤岛；台湾的艺文动态，他们时刻都在留意。高先生每每从报纸航空版上看到我的小文，就写信来打气，爱护后辈的深心，非常使人感动。回国后我在高雄中山大学任教，1983年春因事赴华府，终于约了去拜访他，在四月樱花盛放如海的D. C.，和高先生及梅卿夫人得半日相聚。梅卿夫人非常优雅美丽，而高先生是标准的谦谦君子，两人真是少见的神仙眷属！1994年我在“国家两厅院”服务时，高先生来台北开会，我遂有机会和他们贤伉俪再度会面，并且一起听了一场音乐会。回想起来，当时高先生已经八十二高龄了，但两人都仍是从容优雅，不见老态。

林以亮（宋淇）曾在序高先生的《鼠咀集》时说，“高克毅……集中国人的德性于一身，同他接近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来自他和蔼的性格。”也许就是这种蔼然的人格加上对知识的孜孜不倦，使他比别人容易摆脱岁月的追随吧。

高先生生于美国，三岁时回到中国，自幼双语兼修。燕京大学毕业后，又回美国求学，取得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之后一直住在美国。中日战争期间他为纽约的中国新闻社服务，加入抗战对美文宣工作（相隔七十年后，高先生在前年还写了《抗日期间在美国的岁月》长文，分别刊登在《联副》和香港《明报》，追忆那段以笔从戎的海外抗战岁月。九十四岁的高先生在文章里不但显示极度清晰的理路和惊人的记忆，也有许多对相关人事的春秋史笔）。悠长的一生中，他的职业主要是媒体工作；但他也是收放自如、钜细靡遗的美语用法追踪者，这是他的兴趣；他还是能庄能谐、笔下生春的散文/杂文作家，这是他的阅历及文采的自然成果；然而他更是翻译家：他的深厚的中西文化养成基础和极度敏锐的语感天赋，加上广泛的知识趣味，使他在中英语言的掌握和互译的功力上，放眼当今可以说无人可以取代！

夏志清教授有一篇精彩的长文，题目就叫《高克毅其人其书》。夏教授称高先生为“多才多艺的美国通”, “对美国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学、艺术、音乐以及各色人种及其方言……非常内行”，又是“体育狂”，又能“唱洋歌”，且认为他“倘若年轻时走了绘画的路，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画家”……但我想，除了这些才能，应是高先生从小熟读的中外文学作品，使他日后以文名家，而那些博杂的兴趣都让他的文字更多姿，内容更繁富。他和其胞弟克永合编的《最新通俗美语辞典》，也把这全能的本事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部辞书，读之使人浑忘是在看工具书，而更像捧读一册以从容的随笔小品笔调写成的精彩语词考证！这部辞典，十年前出了读者文摘版，后来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了中大版，前年北京大学又出了北大版，经典的地位已然确立。

高先生在翻译事业的贡献更大。他创刊且担任了八年总编辑的Renditions成为将中文作品译介给西方的权威学报。他翻译的费滋杰罗的经典《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奥尼尔的戏剧《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伍尔夫的小说《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等都是标竿性的英文中译精品。然而还有一桩更恐怕是只有克毅先生能做的，就是白先勇的《台北人》英译的完成。《台北人》诸多故事所牵涉到的文化、历史、人情和作者白先勇的原文特质（以及这位挑剔的作者自己对译事的要求），都使英译《台北人》成为艰难的挑战。结果是，根据白先勇自述，他自己和他所找的最称职的中译英好手一起迻译了五年，又敦请了“英文比美国人的英文还要道地”的乔志高先生担任编审修订的工作，才大功告成。

确实，是高先生对中国文化人情的深刻理解，对近代中国流离动荡的切身感受，加上他对英文使用——不管精雅还是俚俗——都掌握自如的能力，才使《台北人》英译本得以精彩呈现原作风貌。在当时高先生是不作第二人想，如今则徒留“不见替人” 的遗憾了。

算起来，跟高先生没见面，已经十四年了。但这十几年也正是资讯工具快速革命的时期，久久一次的书函往返换成电子“伊媚儿”，反而快捷省事又即兴。这两天，我到电子信箱里翻搜了一遍，有些信可能在十几年里换用过几个电脑而遗失了，但找到的高先生来信还有近百封。我打开几封，唤起所有收信当时的愉悦、伤感、忧虑种种情绪，止不住地热泪夺眶。

高先生是我所知道的最年长的电脑使用者。近几个月，他因为贫血等老年问题，没有食欲，衰弱了很多。今年2月14日来信，说暂时不能阅读写作和使用电脑，但已在复元中，希望不久能恢复这些工作。同一封电子信里他还附了一个用手写扫描的中文信，希望我这回赴美时可取道佛州到Orlando去看他。这封信也成了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去Orlando看他，其实是我早先告诉他我四月有纽约之行，希望这回终于可以过访，问他是否方便。然而即使在这么虚弱的时刻，他仍出以客气的邀请语气，而非表示许可。这种林以亮说的中国人的谦和美德，终生羁留美国的高先生却一直维持到九六高龄，生命的最后时刻！

这些电子信件，涵盖了高先生八十余岁到今年九十六岁过世前的十年左右。这期间，他们伉俪每年冬春像候鸟似地到佛罗里达州的住处过冬，夏季到秋末又回到美东华府旧宅过夏。因为华府是访客要去较方便的地方，我重读这些信，发现高先生几乎每年要启程东行时，都会在信中告诉我会留到什么时候，希望我如赴美，能在华府会面，而我竟然没有一次履约，不是没成行就是旅途来去匆忙没能往访。高先生必然都替我用公务繁忙一类理由解说了。但对我，如今都是再也不能弥补的错失。

2002年初，高先生信上开始提到梅卿夫人身体不适，后来发现是白血病，延至2003年7月过世，安息在佛州他们所住的冬之园（Winter Park）。高先生写信告诉我这个坏消息：“I'm heartbroken ... I have been trying to work as usual while taking care of her, but now I'm defeated.”——“我觉得心碎……在病中照顾她这段时候我一直试着如常工作，但如今完全溃败了。”高先生和梅卿夫人感情弥笃众所周知，半年后有一封信他说：“几个月以来，每天晨昏都在怀念梅卿，想起她生前我有很多对她不起的地方，很多缺陷，没有好好照应她，现在悔之晚矣！”有很长一段时候，他说自己起居如常，但过得像一个“lost soul”，失魂落魄。

2006年他从东岸回到佛州，说一路极度疲倦，“但我不能搬离Winter Park，因为在这儿我才能靠近梅卿。过几天她就离开三周年了，这星期也是我们结婚的六十周年。我非常想念梅卿，也常想起1994年我们到台北，和你一起听音乐会的景况，心里又是欢喜又是悲伤”。

老年失去挚爱的伴侣是人生至痛，我竟无言可以相慰。

2004年4月，高先生动了一次心血管手术，进医院前写了一封周知亲朋的信，说不是因为事情重要到得这么通告，而是为了免得过后有什么“讯息”会让大家觉得意外。——这又是一贯体贴而洒脱的高氏风格。而这时高先生已经九十二岁了。几天后高先生的次公子Jeffrey（有德）给大家写信，详细报告了父亲手术成功的消息。相信那时所有收到信的人都跟我一样，大大松了一口气！

手术后高先生的心脏似乎没再来麻烦他，但身体变得衰弱。不过，次年他还去了一趟纽约，到当代美术馆（MoMA）看塞尚（Cezanne）和皮萨罗（Pissaro）的画展。高先生自己能画。十多年前有一回我在专栏里谈到坊间的年卡设计不好，那年他竟然寄了手绘的年卡来，说希望能入我的“法眼”。——我没有什么“法眼”，倒是高先生对美术的喜好和眼界常常表现出来。

前年他在住处被门绊倒，右耳撞到椅角血流如注，送到医院急救缝了十五针。过后他自嘲没做成画家，但如今一只耳朵重重包着纱布，“总算十分像梵谷了”。去年年中，我传了一套制作得很好的莫内海景油画档案给他。高先生来信说在厨房摔了一跤，有些擦伤，但随即很高兴说看到这些画使他对莫内改观，同意他在印象派的大师地位不是没道理，并开始讨论这些画当中的风格对后期塞尚可能的影响。——这哪像一个九十五岁的人呢，而且每封信都是一丝不苟地打好字，连格式都不差毫厘，完全是一个专业编辑人的自我要求。摔跤后不久，他邮寄前面提的《抗日期间在美国的岁月》纸本全文给我，附了一张在起居室拍的照片，加上手注：

“‘九五’之尊！Taken May 2007, a week or so before the fall. From George Kao，克毅． Moral: Pride goeth before a fall.” ——摔跤前约一周所摄。启示：骄傲带来跌倒。

九十五岁的乔志高，既自比“九五”之尊，又拿《圣经》箴言“骄者必败（跌倒）”开自己摔跤的玩笑，依然是语文玩家的本色！“goeth”本来写成现代英文的goes，还涂了改为古体的goeth以符《圣经》体例。

事实上，尽管体力日衰，最后几年高先生仍表现了非常大的生命韧性和毅力。他的两位公子虽有时去相伴，但大部分时候他是自己照顾起居的。有一回他说那周他特别“popular”，因为同时间来了几批访客，但却把他的作息打乱了。我这才知道，即使在九十余高龄，高先生仍每天规律地阅读、写作，处理家事；而午夜的十二点到凌晨两点，是他固定在电脑前工作的时间。

三十年来，我的一点写作成品，高先生读到总是不吝鼓舞。虽然后几年看到我的时论文字较多，信上几次说很怀念我谈论文艺的文章，言外之意我自也就理解。但常常他也忘了，看到我谈时局的文字，每每也来信称许。2000年“大选”后，我写了《“大选”过去·重建人性》，忧心选举的语言暴力和心态将造成台湾的族群撕裂和人性的斫伤。高先生特别写了封中文信来，说“真佩服你洞若观火、直言批判的眼光和勇气！我想当年胡适《独立评论》的文章也不过如此”。出自高先生这样的揄扬，我受宠而自知绝不敢当。但却也不断感受到他对这块虽不是他的家园，却因文化血缘牵系的土地，数十年如一日的关注。我告诉他决定自台南艺大任满提前退休时，他不太以为然，但说也许我就会多写文章了，又高兴一点。只是我真惭愧，退休了，时间自由了，却反而懒散。现在也没有当面悔过的机会了。人生有涯，能得到克毅先生这样的长者三十年的友谊，于我个人是何等的幸运！如今只能遥遥向他道别，希望在永恒的彼岸，高先生终于和梅卿夫人欢喜重聚了。那个彼岸，如果像有些宗教家承诺的，歌乐飘扬，高先生，梅卿夫人，也许有一天能和两位再共聆一场音乐会吧。

2008年3月19日

本文作者黄碧端女士，台大政治学学士、硕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系主任、中正文化中心“国家剧院暨音乐厅”副主任、台湾暨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台南艺术学院校长、“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作品以散文创作为主，曾长期在《联合报》副刊撰写专栏，著有散文集《没有了英雄》《下一步就是现在》《当真实的世界模拟虚构的世界》《有风初起》《期待一个城市》《书乡长短调》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