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里的中国(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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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诗经:唱了三千年的民歌(2)

不能因为这些符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我们就理所当然地用后世的看法,把它们视为带有声音的意义。不是说它们一定没有,而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们有,在功能上,它们大可以没有相应的声音。

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是声符,都有可以念出来的声音,甲骨文首先就是一套符号,一套用来记录不在这个世界的缥缈之灵的意见的符号。商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了甲骨文,而且显然没有打算让很多人了解、运用这套符号。懂得这套符号,是份本事,更是一种特权身份。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份别人没有的本事,抬高了他们的权力、地位,他们能比别人更有效、更有把握地与超越世界的神灵沟通,取得了使别人不得不臣服、不得不畏惧的特权力量。

从对于早周文化-周人在今天陕西地区兴起时留下来的遗迹-的考古探索中,我们清楚发现了周人曾经试图要模仿甚至窃取商人的这份通天地、传递超越讯息的特权力量。尤其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没有文字的甲骨,以及部分写得粗糙、歪歪扭扭的甲骨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民族对抗的关系中,周人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地位,从商人那里承袭、挪用甚至偷取了制造青铜器、以甲骨占卜,还有用符号记录祖先意志的方法。

不过,周人有周人自己的风格与文化,和商人极其不同。所以这些在商人社会中充满鬼神意义的东西,进入周人社会后,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原先象征着来往两个世界的神秘动物使者的青铜器复杂纹饰,到了周人手中就愈变愈简化,愈变愈线条化,失去了和动物形象间的联结。

同样地,甲骨文被周人运用后,也改变了其基本性格。周人保留了文字部分的神秘性质,不过他们更看重的,毋宁是文字的长久性,文字可以抵抗时间,将讯息固定下来,长久地留存。在周人的手中,文字由记录、保存超越世界讯息的功能,转变为记录、保存人间的现世讯息。

很可能就是在周人进行挪用、转化的过程中,才确定了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周人采用了商人发明的符号,这套符号从来就不是要为语言服务的,却被周人用来记录、保留语言。和全世界绝大部分文字系统不一样,中国的文字不是表音的,文字符号上没有容易学的声音规律,因而如何建立文字和声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课题。

这是别的文明没有遇过,或者是没有解决过的大课题。就算有些古代文明也采用过非表音的文字符号,遭遇到语、文分离的困难,他们几乎都很快就放弃了原有的表意文字系统,改用更方便、更合理的表音文字。

是的,从宏观的人类文明角度看,中国的非表音文字系统很不方便,甚至很不合理。就是因为那么不方便、那么不合理,所以中国文字成了独一无二的特例。

这么不方便、这么不合理的文字,竟然能够成功地建立和语言的关系,竟然能够传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也是一项历史的奇观。世界上其他文明陆陆续续都走上了表音文字的大道。表音文字最大的好处就在让文字和语言密切相连,甚至可以说让文字作为语言的衍生物,语言怎么说,文字就按照语言的声音怎么记。只要学会二十六个字母,学会字母作为声符与声音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就懂得了如何将听到的英语,化为笔下写的、可以传送到空间与时间上的远方的文字。

中文从来没有走这条容易的路。中国文字先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语言平行发展,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才转而让这套原本不是依照声符原理设计的文字,用来记录语言。中国文字在转用于记录、传抄语言之前,已经确立了其神圣性。即使被运用到记录、传抄语言后,这份神圣特质仍然保留着。于是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相互关系,就和其他文明表音系统中的关系,大不相同。

表音系统中,语言是主,文字在后面跟随、追摹语言。语言变化了,文字就跟着变化。因而文字被视为语言的不完美替代品,文字是复制的,语言才是真本、真品。但是在中国的系统中,却是文字地位高于语言,语言是暂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要靠文字才能取得定性,才能抵抗时间,不再变化,也不会倾颓磨灭。

三千年前,中国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们从嘴巴里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来表示“吃饭了没”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三千年前的中国语言,已经彻底消失了,无从还原。那样的声音,没有用任何形式传留下来,也没有留在文字里。

虽然文字里记录的是“曰若稽古帝尧”,但这绝对不是两千多年前中国人说话的方式。文字并不是忠实记录语言本身,而是用文字的逻辑将语言传抄、改写了。而且,因为是非表音的符号,也就没有留下关于两千多年前这几个字怎么发音的证据。

但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留下来了。而且他们表达意思的方式保存在文字中,一留留了几千年,一直到20世纪白话文兴起前,没有太大的变化。若司马迁于九泉之下,对两千年后的梁启超说话,两人绝对无法沟通,连猜都无从猜起。但是,让他们两个人用文字写下自己想讲的,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除了极少数特别名词外,两人完全可以快速、直接、充分地沟通。

周朝人如何唱歌

我们不知道两千多年前的人怎么说话,然而因为有《诗经》,所以我们知道周朝的人怎么唱歌。

《诗经》收录的内容,具备高度的歌唱性。《诗经》是中国文字和声音相结合的最早例子,不过不是和说话结合,而是和歌唱结合。歌唱的语言,比日常生活说话的语言来得简单,更要来得有规律、有规则,其中有许多重复,而且有明确的声音模式。

《诗经》让我们知道周朝人如何唱歌。不过要小心,一来不能从《诗经》去推断周人如何说话,二来也不能从《诗经》去推断那个时代的人都这样唱歌。

我们无法排除一种可能,说不定周人也曾产生过长篇的史诗。用有韵的语言编写重要故事,到处传唱,像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不过,即使周文化中产生过长篇史诗,也不会留传下来。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这套文字,不方便追摹、记录长篇的声音,既不是表音的,符号又复杂难写。缺乏适当的记录工具,史诗那样的声音艺术,在中国是无从像在古希腊环境中那样保留下来的。

这套不能记录史诗的文字,却还有办法应付四字一句、句子又不断重复的短歌。读《诗经》,让我了解中国文字系统如何尝试着去接近语言,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套文字系统能否在中国建立其主流、至高、唯一地位,还很难说。在与“歌”的接触中,当时的人们摸索出办法来,让文字至少能够部分地记录声音,并且建立起图像符号和声音之间的一些规律、原则。

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找到文字与声音间的这些基本关系,迫于功能上的需要,当时或稍后的中国人,很可能会去发明、尝试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表音性的文字,那么中国文明势必就彻底改观了。

《诗经》之后,证明了这套本非为语言而设计的文字,虽然不方便、不好用,却毕竟还是可以用的。将就将就、妥协妥协,文字和语言就用这种方式联结了。

封存起来的声韵

《诗经》里的诗句,绝大多数都是押韵的,我们今天没有把握能够复原那些韵的声音,因为两千多年来,声音有了很大的改变,而我们用来查对“韵”的参考书,都是在《诗经》成书超过千年之后才编撰出来的。

目前通用的“国语”,只有四声加上一点点“入声”,这是一套相对简陋的声音系统。古代汉语至少在声调上一定比现代语复杂得多。此外,古代汉语使用的声母和韵母,也和现代语有很大的差距。可以这样说,现代“国语”在声音上,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简陋、最单调贫乏的一套系统。

说闽南语、客家话、广东话的人都知道,这些方言里的声调、韵母都比“国语”多得多。为什么“国语”会在声音上那么简陋?或说,为什么选了声音上这么简陋的系统来作为统一的“国语”呢?

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倒过来问:相较于“国语”,为什么这些方言在声音上都那么丰富?因为如果不动用那么多声音,语言里会产生许多同音字,很容易造成误解,带来不便。较多的声调、声母、韵母,交错组合成众多发音,可以大大降低同音字、同音词出现的比例。

“国语”中同音字、同音词的频率其实高得惊人。言谈中,我们经常要靠上下文关系才有办法判定别人口中发出的音,代表的究竟是众多同音字词中的哪一个,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诉诸牵涉到文字的辅助说明,来确定音所代表的意义。例如我说“没有异议”,为了怕人家误以为是“没有意义”,我得解释:“是相异的异,和议论的议。”

在声音组成上那么简单、简陋的“国语”,依然能够使用无碍,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了普遍的文字经验,文字统一了大家对于这些声音的认知与想象,靠着文字的存在、辅助,大幅降低了同音字会带来的误解,也就扩大了对于语言中同音字的容忍程度。

我们无法还原《诗经》的声音,不过《诗经》的韵文形式,大有助于我们追溯、理解中国古韵的规律。翻开任何一首作品,我们都可以借由其整齐形式,列出拥有同样韵母的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这样的句子里,“鸠”“洲”“逑”这几个字是押韵的,也就是有同样的韵母。如果遇到了《诗经》中形式上该押韵的字,在《佩文韵府》一类的后世韵书中分在不同的韵里,或者更常遇到的,用我们今天的念法念起来完全不押韵,那我们就知道中间有了韵上面的转变,也就能够试着从中整理、探查古今声韵的改变轨迹与规律。

不一定是大道理

《诗经》是歌,是歌词。今天的流行歌词无法充分、准确反映人们的生活与普遍的价值观,因而我们也就没有道理相信能够从《诗经》里充分、准确掌握周人的生活与想法。

《诗经》比较能够有效反映的,是周人唱歌的情境——当时的人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状况下唱歌?在歌中表现什么样的情绪与内容?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情感对他们来说是适合放入歌中的?这些是我们读《诗经》时应该探问的问题。

读《诗经》,我们不能忽视歌的形式,包括句子的字数、句子和句子间的连接、同样句子的反复规律,以及整首诗如何由重复及相异的句子组成特殊的结构。读《诗经》,我们还应该特别关心字与音之间的关系,认真看待形象的符号,和口舌发出的声响,中间是否有些什么固定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读《诗经》,不要一开始就掉进传统的泥沼里。《诗·大序》《毛诗》或朱子《诗集传》的解释,主张每一首诗都要有“微言大义”,都要有历史影射或道德训诫,往往非但无助于我们接近、认识这些诗,还会让我们对《诗经》里的作品产生不必要的距离与厌恶。

让我们记得,在成为“经”之前,这些作品先是周人传唱的“诗”“歌”。当他们唱这些“诗”“歌”时,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其内容会变成“经”,被赋予那么高的地位,被贴附上那么庞大的意义。《诗》被抬高成为《诗经》,而“经”的定义就是包藏古代圣贤智慧、真理之处,于是后人就一定得要在《诗经》里读出配得上古圣先贤的内容。

“经”是记录大道理的,《诗经》是“经”,所以《诗经》里一定都是大道理。如此论理是严重的时代前后错置,拿后来的定义来改写之前的作品,强迫之前的作品要包括后来规定的内容。让我们去除掉这种错置,尽量将《诗经》放回其产生的时代环境中予以解读。

采集民歌与封建统治

《诗经》里所收录的诗,约莫是在西周后期陆续以文字记录下来的,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作品。编辑成书之后,就成了周人“王官学”传统中的重要一环,用今天的语言说,是周朝贵族教育中的一门固定课程。诗、书、易、礼、乐、春秋,是当时贵族教育的核心课程。贵族教育为什么如此构成、如此安排?我们无法从史料上完整回答,但可以透过这些课程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推测。

《书》的内容,是古代史,记录了周朝建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先人对于这些事件的检讨、教训。周人在自己都意外的情况下打败了他们眼中极为强大的“大邑商”——商朝,于是积极地寻找自己究竟怎么赢了的理由。这一过程及找到的解释,包括批评商人迷信鬼神、沉溺酒中的恶习,警惕“天命无常”的忧患意识等等,都收录在《书》里。透过《书》,将周人的特殊精神价值传递给后世的贵族们。

对应于《书》,有《春秋》,《春秋》是当代史,是国别史。这里的“国”指的是“封国”,齐、鲁、晋、宋……这些“封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国别史,原本形式很简单,每年分春、秋两大条目,记录上半年、下半年各发生了什么大事,所以叫做《春秋》。

《礼》是行为规范教育。是维系封建秩序所需的规矩和仪式的总和。“礼”最早可能不是以文字、经书的形式存在,而是借由实际的演练来流传的。所以在孔子的时代,还普遍有“演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