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左传:封建制度的黄昏(3)
所以,《春秋》从来无法独立存在。要发挥彰显封建应然秩序的作用,《春秋》至少需要两个配套——一是相应的事实记录,让人家了解原来鲁去打了邾娄,而晋国是当时负责维持秩序的霸主,鲁昭公是碰壁而回的;二是对于实然与应然差异的解释,说明:事实是这样,记录却是那样,中间的差距是如何产生的。
因而,《春秋》应该一开始就是经传并存的,经的本文附随着解释经的文字,同时构成王官学的内容。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一开始,《春秋》的传文,应该就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像《左传》这样,补充事件实然记录的;另一种是像《公羊传》,专注于整理应然与实然间差距规则的。
传是解经的。而在诸经之中,《春秋》成文的年代,明显晚于《易》《尚书》《诗》,但《春秋》的传却出现得最早,而且构成了发达的传统。据汉朝的记录,就有五家解释《春秋》经文的传——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夹氏,后面两家后来失传了,前三家则得以流传下来。
《左传》虽然也有对《春秋》文字上的解释,但那只占很小一部分,主要的部分,是以事解经,将实然的事件铺排出来,可以供人和《春秋》经文的记录方式互相参照对应,如此来显现《春秋》正名的精神与手法。
谁是左丘明?
《左传》书名来源的一种说法是:其作者为左丘明。从《左传》内容及文字风格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可能有一个作者,从庞大的材料中,选出这些部分,并且予以剪裁齐整。贯穿两百多年漫长时间的记录,如果不是经过悉心整理,不太可能自然呈现出这么统一、漂亮的面貌。
然而,这个作者不太可能是依靠个人之力完成《左传》的。他必须要能看到、能够运用庞大的文献,而且还不只是鲁国一国两百多年间的文献。《左传》中的记录跨了两百四十二年,十二个鲁国国君,要能完成这样的记录,这位作者应该是一个源远流长传统的继承者、集大成者。
左丘明是个什么样的人?很难说。因为传统上,连他的名字都没搞定。究竟他是姓左名丘明,还是姓左丘名明,没有定论。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姓丘名明,前面的“左”字则是他的官名,来自“左史”的简写。这是出自《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言则右史书。《左传》记的大部分都是事件,符合“动则左史书”的说法。
左丘明可能是史官传统中特别优秀的一员。早在商代就有了世袭的史官。若说左丘明出身世袭的左史官家族,那么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他能掌握、运用范围广泛、丰富的文献材料。
不管左丘明是谁,我们今天都要对他充满感激之情,因为《左传》比任何其他文献都更清楚、完整地保留了公元前8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东周列国间所发生的事。这也就是今天被通称为“春秋”的历史时期。“春秋”之名源自《春秋经》,不过若是光看《春秋》经文,我们只能对那个时代雾里看花,很难谈得上认知了解,“春秋”的人与事,今天我们能够谈论“春秋”的历史,其实主要靠的是《左传》所提供的札实内容。
《左传》帮助我们在两千多年后,都能够具体感受到什么是封建秩序,封建秩序中人们如何思考、如何行事,也能够具体感受到,这样一套存在了几百年的秩序逐步衰颓瓦解,对这些人的生活、感受,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当然,《左传》也有其限制。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什么平民百姓的活动。《左传》的核心,和《春秋》一样,是这个时代的列国关系,是在封建秩序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那就无可避免以国君、卿士大夫的贵族阶层为主角。
第二章 封建秩序崩坏史
霸主崛起的关键时刻
《左传》大不同于《尚书》,其文字风格和后来的中文紧密相接,而且其描述、议论,有着特殊的感染力量。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散文的源头,也是一两千年来,中国士人必读、必学的文章范本。一直到21世纪,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都没有断绝从《左传》中选文来教文言文的做法。
透过选文的方式读《左传》,可以读到好的文章,还能读到好的故事,却没有办法获得对《左传》较为全面的观照,尤其是无从掌握《左传》作为传,和《春秋》经文之间的关系。
要弥补这样的缺憾,最好的方法是选一个大段,而不是单独故事来读。不只看《左传》中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文章,同时看一下《左传》用什么样的顺序排列文章,有什么样的结构。
让我们试着从鲁庄公元年读起,按照《左传》原文顺序,对照《春秋》经文来读。鲁庄公年间,正是春秋五霸崛起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二三十年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周天子权威陵夷,号令难行,于是齐、晋、宋、楚等几个古国、大国,借由军事和外交的操作,将自己的地位提升到其他国家之上,代替周天子来维持封建规矩,阻止各国任意互相攻伐。
鲁庄公即位之初,还没有霸者。到鲁庄公三十多年后去世时,齐国已经明确据有大家共认的霸主地位,而晋国正经历一场大乱,乱后即位的晋文公,不久后取代了齐桓公。成为新的霸主。过去读历史,我们早早就知道东周前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我前面简单的导论介绍,多次提到封建秩序的崩坏,但春秋五霸如何形成,封建秩序又以什么方式崩坏,很难抽象地理解,若是能依循《左传》的记录,随着《左传》的时间流变,就会有比较具体的感受、掌握。
庄公这三十多年时间中,列国间发生的事,依照先后顺序,一件件在我们阅读中展开,不用刻意解释,我们就能看出“霸”这个角色的来龙去脉,以及在那个时代条件下的必要性,同时也就能看出封建秩序如何露出种种破绽,愈来愈难维系下去。而这两件事,封建秩序崩坏和霸者的兴起,在这样的记录中,很明确是因果相连的,旧秩序收束不住,所以需要新角色来压住场面,但是新角色的所作所为又必然继续毁坏旧秩序残剩的基础。
实力与旧制度的对抗
鲁庄公元年,《春秋》经文第一条是:元年春王正月。相应的传文是: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这是从文字上的解释,表示《春秋》通例,一个新的鲁君上台即位,写法要像鲁桓公元年这样: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对照之下,鲁庄公元年的记载,明显少了“公即位”三个字。为什么?因为庄公的生母、鲁桓公的夫人文姜,这个时候留在娘家齐国,没有回到鲁国。这是“文姜出故也”的意思。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文姜不在鲁?又为什么文姜不在这件事那么重要,以致改变了《春秋》记录庄公即位的写法呢?这段事件始末,《左传》记录在前一年,桓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这年春天,鲁桓公有外出行程,是和夫人姜氏,就是文姜,去了齐国。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鲁国的一位大夫申繻特别对鲁桓公说:“女人有丈夫,男人有妻子,不相违背,如此叫做有礼。如果不遵从的话,一定会带来祸患。”这句话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一点深意都没有。夫妻为亲族的起源,必须彼此遵守婚约,才算守礼,这样的话,需要申繻来说?鲁桓公会不知道?
继续读下去就明白了。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鲁桓公和当时齐国国君齐襄公在泺这个地方正式会面,然后带着文姜到了齐国。结果齐襄公和文姜私通,鲁桓公知道了,痛骂文姜,文姜就去跟齐襄公哭诉告状。
齐襄公和文姜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两人私通,不只是让鲁桓公戴绿帽,还是乱伦的行为。更糟的是,私通不是第一次发生,许多人早有耳闻,几乎是公开秘密了,所以申繻才会一听鲁桓公要带文姜到齐国去,会给他那样的警告。申繻实际上是要劝鲁桓公改变去齐国的主意吧?传闻纷纷的情况下,让文姜回齐国,岂不是鲁桓公自己在替她制造和齐襄公幽会的机会?
接下来: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发生疑案了。初夏这一天,齐襄公宴请鲁桓公,派公子彭生去替鲁桓公驾车,没想到鲁桓公竟然就死在车上!从上下文看,《左传》对这件事其实已经提供了从动机到死因的解释了。
鲁桓公死于齐,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鲁人显示这时鲁国没有国君了,鲁国的国人向齐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的国君本来在自己国家好好的,是因为敬畏齐王的威望,和齐国有了龃龉,无法安居,才特别亲自到齐国来和齐王会面,修复两国关系。会面的礼仪完成了,鲁国君竟然无法活着回来,如果都没有人为鲁君之死承担责任的话,在诸侯之间恐怕说不过去吧!至少应该要公子彭生受罚,来消除诸侯对这件事的恶劣观感。于是齐国将公子彭生杀了,算是对鲁国赔罪。
这样一件事,大有助于我们感受时代气氛。一方面是齐襄公如何不顾传统仪节,把异母妹文姜嫁给鲁国国君,都还敢明目张胆持续和她私通,更进一步还会为了维护妹妹兼情人,索性谋杀了鲁国国君。如此嚣张,还不是仗恃着齐国是个大国、强国!
但另一方面,即使恶霸如齐襄公,还是不得不受到诸侯集体评判的压力。当鲁人以“恶于诸侯”为由提出要求时,齐襄公还是必须接受、照办。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两种不同的逻辑、秩序并存着,彼此颉颃、角力。一种是大小强弱的逻辑,强在上,弱在下,强者大者说话大声,小者弱者不能不听、不能不遵从。另外一种是传统的封建秩序,由家族亲疏长幼外扩的伦常关系,来判定行为的是非好坏。两种逻辑、秩序在不同的场合中,会有各种互动、消长、妥协,这也正是《左传》这段记录中最常见的内容。
裁剪编排凸显争议
鲁桓公因为这样的事死在齐国,文姜当然也就没有立场回鲁国去了,干脆留在齐国。《春秋》上破例不写“公即位”,就是为了凸显这件荒诞悖礼的事。
接着,《春秋·庄公元年》又记:三月,夫人孙于齐。《左传》解释: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三月,文姜留在齐国,放弃了鲁国国君夫人的身份。“孙”同“逊”,放弃名位的意思。这里只用了她原来的正式头衔“夫人”,而不称呼比较私人的“姜氏”,是因为她做了这样的事,等于断绝了和庄公之间的母子关系,基于礼,不能用比较亲昵的称呼。
桓公死,文姜不回鲁国奔丧,等于桓公的丧礼没有完成,所以庄公即位于礼有憾。等到三月,文姜正式留在齐,庄公断绝了和她之间的母子关系,才算于礼无亏。
接下来,《春秋》有这么一条经文: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左传》加了简单的解释: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那一年,周平王的孙女要嫁到齐国去,这就是王姬。然而,依照封建层级安排,周天子不能自己主持婚礼,所以要先将王姬送到同姓的鲁国,等于是先过给鲁国国君,再由鲁国国君主持婚礼。鲁和天子同为姬姓,地理上在齐近旁,而且在地位上和齐同属最高层的“公”,所以由鲁来代嫁,最为适合。王姬到了鲁国之后,鲁国为她准备了宫外的房舍暂居(“馆”),这是合乎礼仪的。因为她毕竟不是真正的鲁国公主,还是王姬,应该要有特别的对待,如果将她迎入鲁国宫中,就不对了。
这一年,《春秋》一共有八条记录,但《左传》只就其中三条作了说明。其他五条为什么不解?一种原因是,事件很单纯、很清楚,不需多说。例如“王姬归于齐”,这是前面一条的后续,我们一看就明白,所以后来王姬就顺利嫁到齐国去了。或者像是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陈侯是个重要的贵族,但他的死没有什么复杂的内情,有《春秋》直接记录就够了。
另一种原因,事件的经过合乎礼,没有疑义、没有问题,《左传》也就不须多做补充。例如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要以周天子的名义将鲁国的爵位交给庄公继承,所以周天子就派了荣叔来担当这样的任务,显然荣叔的地位与能力和这样的使命是相称的。
还有另一种更常见的原因,那就是《春秋》记录的事件,会有后续发展,所以《左传》就不急着在这一年多做说明,而是等到事件出现最精彩、最戏剧性或最争议性变化时,《左传》才一并解释。从这点安排上,我们可以看出《左传》与《春秋》经文的微妙差别,《春秋》是严格编年的,《左传》却为了让读者能够掌握事件来龙去脉因果环节,而改以“纪事本末”的方式表出。
国际秩序的连锁反应
庄公二年,《春秋》经文一共记录了五件事,但依照上述的原则,《左传》只选了一条来给予补充说明。唯一解释的一条,经文是: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传文是: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强调《春秋》之所以记录这件事,带有谴责意味,要让人家知道,到了二年冬,文姜都还在和齐襄公幽会私通,没有因为鲁桓公之死而有所收敛。这也同时表明了,庄公即位之初,对鲁国而言,最重要也是最困扰的事,莫过于文姜与齐襄公之间的不伦关系,造成了齐鲁两国间极难预测、控制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