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奉命宣慰

白崇禧，字健生，清光绪十九年（1893）出生在广西桂林南乡山尾村，一个回民家庭。白崇禧是“新桂系”的第二号人物，以战阵之上足智多谋，号称“小诸葛”，又和李宗仁（1891—1969）、黄旭初（1892—1975）合称“广西三杰”。白崇禧的军政生涯，起于他以学生军的身份，参与肇建民国的武昌起义。在保定军校毕业之后，一路由基层军官做起，一九二六年，白崇禧以三十三岁的年纪，出任北伐军副总参谋长，实际代行总参谋长职权，此后长期担任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幕僚。

除了赞襄中枢之外，白崇禧还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北伐时，与李宗仁、何应钦等人齐心协力，在龙潭击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反扑；并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第四集团军挥戈北上，直入北平，最后完成北伐。八年对日抗战前期，先是与李宗仁合作，缔造“台儿庄大捷”，接着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参加武汉保卫战，后来又统筹各军，在昆仑关一役攻坚克敌，大获全胜；后期，他则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内战硝烟又起，白崇禧奉命到东北督师，在四平街会战时，重创由林彪所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本来欲渡过松花江，展开全面追击，但受限于蒋介石第二次停战令而止。一九四六年六月，白崇禧以军事方面的崇隆声望，出任国防部成立之后的第一任部长。

至于白崇禧之所以会成为奉派到台湾宣慰的中央大员，则必须由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当时中国的局势以及蒋氏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做法，三方面来解释。蒋白两人有多年的合作经验，蒋介石对于白崇禧的能力和见识，也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信任，可以部分授权，这对蒋介石来说，已很不容易。齐锡生教授指出，以蒋氏凡事务必躬亲的性格，能够在四平街会战时，放手让白崇禧指挥其“黄埔嫡系”的精锐部队，正是蒋尊重白的军事才能、两人能充分合作的最有力表示。但是，白崇禧具有桂系第二号人物的身份，因此在涉及政治考量时，就会成为蒋白关系的干扰因素，而两人的关系，也终因一九四八年白崇禧为李宗仁辅选副总统，而宣告破裂。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一九四七年，在蒋白关系上，也正好是双方维持信任、尊重关系的最后一年。在蒋介石这一年的日记里，可以一窥他对白崇禧的倚重和信任。如：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台北“二二七”缉烟血案发生的前一天，蒋召集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参谋次长刘斐、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副总司令汤恩伯等“训话，指示今后剿匪方针”。六月十日，“与健生讨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问题”。六月十二日，“朝课后与健生谈新疆北塔山案方针，对俄不法行动，应勿再因循，弱国虽无力，应据理力争”。六月二十五日，有“健生来谈其对时局意见”的记载。七月十九日，“朝课后，与健生谈话”。二十一日，“正午，与健生谈宁夏人事”。二十八日，“召见健生与三马”处理指挥问题。十一月七日，“十时到军训团第三期开学典礼后，与健生谈战局，彼主张放弃石家庄与长春、永吉，缩小范围，余以为各重要据点无可再失，只有苦撑坚持”，尤其长春如为对方所占领，则对方必在该处建立政府，于国民党军队更为不利。十一月十八日，还出现“与健生谈话，彼对中央军事机构之健全甚能注意也”的赞许。可见，此时的白崇禧，在政治、军事战略、人事调动乃至回民事务与外交等方面，都是能和蒋说得上话的人物。

而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前后的中国局势，已经危机四伏，处在国共全面开战的边缘。一月八日，来华调处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承认任务失败，离华返美。三月一日起，行政院长宋子文因为抛售黄金政策失败，辞职下台，阁揆职务，由蒋介石主席暂时兼代。而在此同时，蒋本人除了督导正在进行中的山东国共战局，还与陕西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筹划，要进攻中共位于延安的总部。在这种情况之下，内战战场后方的台湾，突然发生变乱，蒋介石既不可能亲自到台湾处理善后，只能由他所信任的中央要员前往处理。当时南京虽有不少文武大员，但是台湾事件既然涉及军事镇压，蒋又担心军队的军纪问题，因此由素具智谋，在军界中声望、职务都足以镇慑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前往，既能奉命宣慰，又可查明事实，应该是最合宜的选择。

前面已经提过，蒋介石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方针，是“剿抚并用”；在顺序上，则是“先剿后抚”，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先以军队开赴台湾，恢复台湾秩序，再采“怀柔”态度，循台湾民意，改革台省政治。然而，虽然蒋氏采信陈仪的“阴谋”说，但他对陈仪政府能否顺利善后台湾事件，已经抱持怀疑。因此，白崇禧赴台的其中一项任务，就在查明台湾事件的真相。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右）授国防部长印信给白崇禧（左）。

白崇禧，当时在政治上、军事战略、人事调动乃至回民事务与外交等方面，都是能和蒋介石说得上话的人物。图为抗战时，白崇禧与蒋介石商讨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