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先生·盟史零札:1939—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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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筚路蓝缕(1939—1943)(4)

当时的昆明,是我国对外的国际交通要道,市面呈现出虚假繁荣景象。由平津内迁的清华、北大、南开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和北平中法大学,均设在昆明。加上原在本地的云南大学、昆明师范、昆明工专,大专院校共有五所(实际是七校),师生万余,成为西南方面知识分子集中的重要地区之一。大家目睹敌寇深入,国难深重,而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一溃千里;再加政治黑暗,经济萧条,四大家族犹搜刮不已,人民生计日益困苦,已快要活不下去了。知识分子思想敏锐,感受最为深切,对当局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仍私心自用,不惜在在倒行逆施,无不非常反感,常发出一针见血、痛加贬责的议论。

1942年,罗隆基到昆明西南联大,教授政治学课程。他以资深政治学者、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加上热情、善言甚至雄辩,很快融入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大批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云集昆明,不仅积聚了强大的文化能量,也被艰危时局激发出了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们向往民主,反对独裁,忧国忧民,纵谈高论,抨击时弊,渴望清明,为此放弃心爱的书斋生活,群起投身民主运动。这是一方开展民主运动、创建民盟组织的肥沃土壤。

潘大逵回忆说——

罗隆基、潘光旦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又是“民主政团同盟”的领导成员。他们都先我而到昆明。我来昆明不久,即1942年冬天,周新民应褚辅成之邀,来昆明任“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云南办事处”秘书。周是中共党员,曾与我同为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的负责人。……适杜斌丞从重庆来昆,杜亦“民主政团同盟”负责人之一……经过多次聚会,大家一致认为形势于我们有利,在昆明开展民主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成立筹备小组。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唐筱蓂和我都是筹备员。1943年春,我们开始分别联系各自熟识的朋友,争取他们参加“民盟”组织……经过我们的努力,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等校名教授如曾昭抡、费孝通、闻一多、吴晗、楚图南、胡毅、王赣愚、尚钺、姜震中、吴富恒、陆钦墀、夏康农、朱驭欧……等人,以及在昆明的各界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李公朴、李文宜、辛志超、李德家、冯素陶等等都陆续加入“民盟”来了。

先生之风

刘清扬说往事

《文史集萃》第一辑有刘清扬的回忆文章,说起她早年的一段经历。由此可知,早期民盟成员中,很多人都有非同一般的历练,包括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交集。

该文中说——

十月革命确是给了中国人民以巨大影响……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同时又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当时在北京与李大钊一起的还有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张申府、高君宇(高尚德)、黄日葵等。……与李大钊最接近的还有张国焘、于树德和我。……

1920年7月……李大钊通过张国焘给天津写信,约我到北京谈话。我到北京见了李大钊,他说:北京已经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有张申府、张国焘等,希望我成为一个妇女成员。但是我拒绝了,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拒绝的原因是我和张国焘有一个感情上的沟壑。……

这次谈话之后,我就与张申府一起出国了。张申府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出国的路上,他给我讲苏联革命的概况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提高了我的认识。因为张申府出国前已与李大钊商量好,要在法国成立海外支部。我们到巴黎后,在1921年,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支部。这时,我就加入了海外党支部。这个组织除由张申府发起外,郭隆真、张若茗、赵世炎等同志也都相继加入,紧接着我又介绍周恩来入了党。……1922年春,我与周恩来、张申府转到柏林,又在德国成立了海外党支部。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是民盟前辈,也曾是中共早期核心人物。有文章说他是“中共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首任领导人,曾被推选为上海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届时未与会,后来又退党(1922年),皆与陈独秀有关。

中共一大召开前,为组织经费发放事,李汉俊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李要求陈为《新青年》垫付部分费用,陈认为这是主持《新青年》编务工作的陈望道所幕后指使。陈望道对此误解不肯默然,要求陈独秀公开道歉。陈独秀不肯,陈望道遂以放弃出席一大以示抗议。后来坚持退党,即便毛泽东派人做挽回工作,亦不回头。他非意气用事,实因深入研读马列主义原著后有其透彻理解。他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版汉译本的译者。

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最早由外文转为汉字时,不知有几种译法。能确认的一个早期译法是陈望道确定的“马格斯”、“安格尔斯”。这七个字印于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封面。

该书封面上,一幅蓝色的马克思坐姿半身图像占据绝大部分。图像上边有四行字,自右至左、自上而下依次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其中“共产党宣言”五字较大。图像下边仅有三字“马格斯”,与“共产党宣言”五字同大。

据文献,此为陈望道由英文、日文版合译而出。陈氏祖籍浙江义乌,居分水塘村。1920年2月,他为躲避搜捕,从上海回到老家,未告亲友,住进柴屋。一块铺板架在两个长凳上,既当桌子又是床。地上放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对陈氏来说,这是上好的工作环境,可以专心致志地翻译此书。

两个月后,他把已完成的译稿带回上海,经陈独秀、李汉俊两人校对,准备出版。此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办了又新印刷所,于同年8月印刷出版了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初版一千册当月卖完,9月份再版一千册,仍供不应求。

没有买到该书的读者纷纷询问于上海的民国日报社。为此,沈玄庐在9月30日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文中有言:“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出来。”沈氏还在文中提示:欲购书者可到法租界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的新青年社联系。

沈玄庐也是早期共产党人,后与陈望道大体同时提出退党要求。

陈望道所译全本初版《共产党宣言》的千本之一,如今陈列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内一个不大的玻璃展柜。书的下方有陈列说明文字:“1920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早期共产党员张静泉的亲属捐献。国家一级文物。”

张澜兴办国立成都大学

张澜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朱德、罗瑞卿、任白戈等都是他的学生。

早在清末,张澜就在广安、南充等地兴办小学、中学、职业学校、慈善公益学校等。

他非常关注对青年的教育,积极设法为川籍学生留学法国解决资费并推荐担保。有不少留法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如赵世炎、陈毅、贾子群、任白戈等。

1926年4月6日,张澜接受四川省公署任命,就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他克尽时艰,多次与当局函达接触,落实办学经费,完成三校合并,解决办学用地及校舍安排。同时,大力改革时弊,力促“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广纳人才,亲为征聘,致使各方名师云集,海内外震响,文、理、法学院人才济济,国立成都大学声名远播。

在办学思想上,张澜以蔡元培为榜样,效仿当时的北京大学,实行民主办学,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从教职员的政治倾向看,包括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国家主义者、托派人士……从思想倾向看,既有崇奉孔孟、精通国学的蜀中宿儒,也有思想激进的新派人物;既有留学归国的教授,也有不少外籍教师。据1929年统计,国立成都大学共有专任教师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八十三人,外籍教师二十八人,在当时由教育部立案的二十一所国立大学中排名第七。

当时的国立成都大学“囊括大典,网络众家”,各派思想自由传播,各种主张自由争鸣,学术团体、学术刊物比肩林立,赢得了“民主与科学堡垒”的称号。

——录自《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史实图文集》第52—54页

邹韬奋是否盟员

邹韬奋是我国文化出版界一位民主先驱,为后人景仰。当年,他是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救国会是盟内的三党三派之一。这本盟史札记中,很想把他写上。但在过去见过的史料中,没有以盟员身份讲述他的文字。

邹韬奋是不是盟员?就此请教民盟中央组织部资深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多年来,他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为此还问过邹韬奋先生的后人,但其后人也说不清楚。此事也就只能暂付阙如。

编写这本札记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比过去所见更多的史料。至少有五条相关记载应有利于判断邹韬奋是民盟成员。

第一条,《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解放前部分)》第21页记载:“1944年10月1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邹韬奋逝世大会,到会八百余人。邹韬奋以争取民主参加民主同盟,其经营的生活书店,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被迫出走,忧愤至死。”

第二条,《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解放前部分)》第35页记载:“1945年7月24日,民盟举行纪念邹韬奋、杜重远大会。张澜在大会上致辞……”

第三条,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为纪念民盟成立五十周年所编《我与民盟》一书,收有秦柳方署名文章《难忘的一段经历》。秦于1927年加入中共,1935年加入救国会,资格很老,其文说:“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不久,我收到民盟组织的通知:‘救国会会员不办手续,成为民盟盟员。’从这时起,我也成为民盟的盟员。”

第四条,《我与民盟》第166页,吴大琨回忆文章中说:“中国民主同盟最初成立的时候……有所谓三党三派,三党是中国青年党、民社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三派是梁漱溟先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黄炎培先生领导的职业教育派和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救国会派。我是救国会的成员,所以也就成了民盟盟员。”

第五条,中国人民救国会纪念文集编辑组所编《爱国主义的丰碑》一书,收有张启宗署名文章《争民主、反独裁、救中国——救国会后期斗争札记》,文中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改组,从‘三党三派’的联盟,改组为有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救国会各地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

据上述史料,本“零札”倾向于视邹韬奋先生为盟员。

邹韬奋说《生活》周刊

邹韬奋以救国会主要领袖人物的身份成为民盟成员。其广泛的社会影响,更多来自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与民众意愿、情感及需求的交融。他在《生活》周刊开设“读者信箱”,长年坚持解答读者问题,深受读者信赖。其中的文字结集出版后,发行总数约一百五十万册。在1930年代,这是了不起的文化成就。

1928年11月18日,邹韬奋写信给读者说——

《生活》周刊承社会不弃,最近因销数激增,来登广告的也与日俱增,大有拥挤不堪的现象,编者有时碰到朋友,他劈头第一句话就说:“好了!《生活》周刊可以赚钱了!”这句话很引起我的感触,就是《生活》周刊替谁赚钱?《生活》周刊赚钱何用?再说得直截了当些,就是《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编者先要说明我们办这个周刊的方针和态度。

我们办这个周刊,心目中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机关,我们心里念念不忘的,是要替社会造成一个人人的好朋友。你每逢星期日收到一个短小精悍的刊物,展阅一遍,好像听一位好朋友谈谈天,不但有趣味,而且有价值的谈天;你烦闷的时候,想想由这里看到的三言两语,也许可以平平你的心意,好像听一位好朋友的安慰;你有问题要商榷的时候,握起笔来写几行寄给这个周刊,也许可以给你一些参考意见,好像和一位好朋友商量商量。

我们办这个周刊不是替任何个人培植势力,不是替任何机关培植势力,是要借此机会尽我们的心力为社会服务。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尤其注意的是要从种种方面引起服务社会的心愿,服务所应具的精神及德性。

一个人光溜溜的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讲到编者的个人,不想做什么大人物,不想做什么名人,但望竭其毕生的精力,奋勉淬砺,把这个小小的周刊,弄得精益求精,成为社会上人人的一个好朋友,时时在那里进步的一个好朋友。

邹韬奋早年在南洋公学读书时,其校长便称许他品行如何纯良高致、谦和平易。校长称道的品行,他保持终生,也把其风范带进了民盟。

《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解放前部分)》第21页说:“邹韬奋以争取民主参加民主同盟,其经营的生活书店,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被迫出走,忧愤至死。”

邹韬奋逝世当年和翌年,民盟组织先后两次为他举行专题纪念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