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筚路蓝缕（1939—1943）(2)

这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筹备工作亦大体停当。大家经过多次聚会反复协商了纲领、章则，三月十九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会上推选执委十三人，其中常委五人，有黄炎培、左舜生、章乃器、张君劢和梁漱溟，互推黄炎培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担任总书记，梁漱溟担任秘书长，并确定梁漱溟去香港办《光明报》。会上还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纲领》、《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数月后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又推选张澜为主席。

这段话见《梁漱溟年谱》第147—148页。

梁漱溟还回忆说：“国民党蒋介石对民盟的成立，则先是追查继则破坏。方民盟正在会商进行时，同人甚密其事，而竟为当局所发觉。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餐席上当众责问张岳军（群），张立时以电话询问君劢（张君劢），君劢否认之。次日又访君劢于家，君劢适外出，张语君劢介弟公权，谓：‘已探得宣言全文，又知有纲领十二条，而未得其文，’且指出：‘迭次聚议之地在特园某号。’黄公（炎培）与余等共商应付之策，以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即信约等为词对答之。民盟工作则继续进行。”

《梁漱溟问答录》一书还有如下记载——

1941年2月10日即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聚谈，各党派深感有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不久我和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等人相约聚会，正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演变、扩大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连续召开筹备会议，起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宣言和章程，酝酿领导人。

1960年代初，罗隆基曾写过一些回忆文字，谈民盟成立和1940年代中期的政协会议。这些文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为《“和平”的确死了》一书。该书第一章第一节题为“民盟是谁？它向那里去？”其中说到民盟的成立——

简单地说，民主同盟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1941年3月中旬由十七个人在重庆特园一个秘密会上正式签名成立的。……开成立会那天，签名是依年龄为次序，张澜签第一名，我签末名。到了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推定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为常委，并推定黄炎培为常委会主任。此外又推定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这就是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简单的机构和人事安排。

另有一点不大容易见到的史料，是左舜生在其《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中的叙述。这本书里有一专章，题目是“记民主政团同盟与延安之游”。其中说——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国三十年发起的。其直接的动机，系由于政府将若干不必除名的参政员一律除名了，大家觉得与团结抗日的宗旨不合，与推进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发起这样一个团体，以表示抗议。同时也觉得国共两党间的摩擦一天天趋于深刻，也必须有一个这样的缓冲力量，以保持对外阵容的一致。最初参加发起的，仅张君劢、梁漱溟、黄炎培、章伯钧和我五六人，救国会的分子并不在内。黄炎培最初是很热心的，不仅他自己加入，并且要他的几员大将如冷御秋、江问渔、杨卫玉等也同时加入了。他捐过一千块钱，担任过第一任的主席，但不久他听了某闻人的一番劝告，乃在他们的机关杂志《国讯》上发表一篇文字，说他与这个团体并无关系！我们素来了解他的性格，也只好一笑置之，改推张表方（澜）任主席，由我担任秘书长。

黄炎培作为民盟首任主席，从就任到卸任，半年上下。

左舜生由此说到他的性格，话里有话。

梁漱溟回忆往事，也说过这件事，话说得比左舜生要重得多，甚至涉及人品。

从秘密到公开

《梁漱溟问答录》一书这样记述民盟从秘密到公开的过程——

1941年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公布了民盟的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等。陈友仁、陈翰笙把民盟成立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向英美各国在港通讯社和记者介绍，并由各国记者向国际社会发消息。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唯恐全国人民知道民盟成立之事。其宣传部即令国民党各级报纸不准刊登这一消息和评论，并策动港英殖民政府搜查《光明报》社。针对事态，张澜率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于11月16日，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部分民主人士，在重庆举行茶会，公开宣布民盟成立确有其事。梁漱溟是受民盟中央委托到香港办报，《光明报》是民盟机关报。由此，民盟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

民盟成立消息幕后花絮

民盟成立社论中，有句话说“本身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

很容易由此联想起一句古语——“君子群而不党”。

“许多党派的联合”，意在促成国家的民主和团结。

本是政坛大事、好事，其成立消息见报时，却得不到一个应有的正当位置——不在要闻版，也不在其他正文版，仅安排在“广告栏”刊布。

此事饶有趣味，需要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上才好理解。

避开送检难题

自从1941年3月19日民盟正式成立，到梁漱溟赴港办报之前，消息始终没有公开。创办《光明报》，正是当初张君劢的主张——“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但即便香港言论机关也须遵守送检制度，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如果在见报前送检，定难通过。同人讨论这个难题时，萨空了出主意说，放在广告栏刊出，因为该栏内容无须送检，这样就可以避免宣言和纲领送检被扣的问题。后来即如此办理，并在开印前通知印刷厂增加印数，出售时又减收报费，以尽量扩大当期发行量。市民读者和海内外各界人士见到民盟成立的消息时，香港当局也看到了，忙遣警务人员到报社查问。梁漱溟和同人出示广告账目本和完整手续记录，没有任何违法违规把柄。此事平安过去。

回绝登门说客

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发表后，大陆政府方面的压力就到了。旅港参政员王云五、成舍我秉承国民党当局意见，邀梁漱溟同回重庆参加参政会，以促其离开香港，被梁拒绝。接着，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写信给梁漱溟，告机票已准备妥当，蒋公并无恶意，不妨返渝。梁漱溟敬谢未应。最后，杜月笙出马了。他在告罗士打酒店设下雅座，请梁漱溟“吃茶”，先恭维《光明报》的文章好，大家如何注意和赞同，后敦劝梁漱溟返回重庆，“有什么主张，尽可以和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并表示愿陪同梁漱溟同去同回。梁漱溟答：“不必了，除了报上已发表的，我没有另外的主张。更何况民盟总部在重庆，张君劢、左舜生等人都在，如果需要面谈，他们可以代表民盟。”杜月笙未能说动梁漱溟，后来再次请他“吃茶”，再次碰了钉子。

排解内部分歧

梁漱溟说，《光明报》初创期间，“更令人头痛的还是来自内部的分歧与干扰”。首先是政治纲领的内容，几经周折，信函往返，久久定不下来。其次是发表方式，黄炎培提出要为他参加民盟保密，所以不能签名。梁漱溟认为，“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发表，都应由民盟的负责人共同具名，毫不隐瞒这些政治主张是我们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们郑重负责的态度，并取信于国外”。有人提议，由参加民盟的各党派具名，职教社反对此议。梁漱溟提议用“民盟驻港代表梁漱溟”的名义，或先解除其报社社长职务再发表，均未得同意。最后，万般无奈中，只得服从不具名发表的意见。而不具名的最大不利，是难以取信于国际社会，以获得同情和支持。为作补救，委托陈友仁（曾任孙中山秘书、国民政府外长）和陈翰笙向外国记者作出说明，并把两个文件译成英文，转发国外。

1941年，他们说——

民盟成立这一年，民盟前辈诸君留意的事情、思索的问题、说过的话、写出的文字、表达的想法……应是个饶有兴味的阅读主题。

从手边书中随机寻找，粗加浏览，初步结果如下。

1941年9月18日至11月3日，《光明报》连载梁漱溟的长文《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在第五部分“访问延安”中，专设标题谈“访问延安的动机”。

梁漱溟称道当时延安，说：“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没有享受优待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他因此而关注：“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更关心这样的人们将怎样持续行事。梁漱溟说——

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作：

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

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这里有两句话：

从进步达到平等；

以建设完成革命。

这是我的信念。不断地暴动与破坏，将只有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实在要不得。（《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192页）

1941年11月17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开幕。张澜于11月25日向大会提出议案，题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该案是他和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梁实秋、董必武等十二人联名撰写，副署人有沈钧儒、王造时、史良、陶行知、黄炎培、谢冰心、晏阳初、邓颖超等十一人。

张澜等人在提案中说——

一、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间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二、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

三、为节省抗战时财政支出，减轻民众负担……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

四、……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

五、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并严厉制止青年学生参加党派斗争以饬学风而固国家元气。

六、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之自由。

七、明令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并禁止一切非法特殊处置……

八、明令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以便凡热心公正之士，均有机会参与地方政治，不受考试之限制。

九、……确定人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厘定人民平均合理之负担，并严禁官吏利用政治权力，实行垄断投机之商业行为。

十、军队国家化，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组织，借以防止以武力从事党争。（《张澜文集》第136—138页）

1941年4月12日，梅贻琦在日记里说：“作《大学一解》要点。”次日又写：“约光旦来食早点，以《大学一解》要略交烦代拟文稿，日来太忙，恐终难完卷也。”

潘光旦遵梅贻琦所嘱，写出《大学一解（稿）》。既循梅贻琦所列要点，又发挥了自己服膺的“位育”学说，还提示青年，逆境或许是修身养性的好机会。潘光旦说——

……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与夫共得其相位相育之道……

《大学》一书，于开章时阐明大学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疏散之际，耳目所接收之刺激，思虑所涉猎之对象，或为属于天人之际之自然现象，或为属于兴亡之际之民族命运，或为属于生死之际之个人际遇，要能一跃而越出日常课业之窠臼，一洗平日知、情、志三方面活动之晦涩、板滞、琐碎、藐小而使之复归于清空广大与活泼之境！（《潘光旦文集》第九卷第528—534页）

1940年前后，费孝通任教于云南大学，一边在社会学系授课，一边主持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调查工作站的研究项目，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问题。他曾带着学生张之毅到易门县作禄村调查。张之毅所著《易村手工业》完成后，1941年9月，费孝通为该书写序，回忆了他俩的艰辛经历后说——

从乡村工业到都市工业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可是在中国却另外还有一种新的意义。因为中国本国的都市工业，在西洋先进工业的压力下无法发展。我们关税不能自主，领海及内河航运已送给外国……历年洋货进口量的增加……简单数字的背后，却包含着无数可悲可痛的故事。……土地问题日趋严重，最后竟引成了一个政治性的争斗。我虽不敢说，在抗战前乡村经济的崩溃全是由于手工业的衰落，但是乡村工业的破坏，农民部分的失业，自然是乡村不安和政治扰乱的一个原因。国外工业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权，尽量作经济上的侵略……转变成国内政治的不安。（《费孝通文集》第三卷第12—13页）

1941年2月，闻一多在《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发表《贾岛》一文。文中说到，唐元和、长庆年间，在白居易社会改良旗帜下，元稹、张籍、王建等用乐府诗反映社会现实，一些年轻人却在为出路和癖好创作五言诗。闻一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