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府的改变
1.罗斯福的提名
现在看起来,似乎拯救美国的任务就要落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热情的手中。
1932年6月初,共和党人在保守派全权操控下召开了一个枯燥的会议,起草了一份枯燥而冗长的纲领,并且提名赫伯特·胡佛连任,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考虑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共和党人的整体面貌就像是鱼龙一样行动缓慢。
当民主党人去芝加哥开他们的全国大会时——由于当地的一次金融恐慌,芝加哥仍在蹒跚摇晃。在这个恐慌中将近有40家银行破产,而道斯银行也遭到沉重的打击,罗斯福在民主党的提名中遥遥领先。他的助手一直勤勤恳恳并且工作效率很高。吉姆·法利在政治友谊和政治恩惠上表现得大度、友善、机敏且精力充沛,他伸出热情的双手在美国各地奔波并且充分发挥了他在大量营造人际交往上的惊人能力。他有时候一次召集6个速记员,连续花8个小时用绿墨水给信件签字;在夜晚,当不会被打扰的时候,他能够以接近每小时2000封信的速度进行签字。当法利领导着罗斯福的部队在作战的时候,罗斯福的参谋长是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他是一个有些消瘦的病人,眼睛突出,衣服蓬乱,他很崇拜罗斯福并且努力推进他的事业。豪待在纽约麦迪逊大街的一个破旧办公室里,坐在凌乱堆着报纸和小册子的桌子前,而当他的慢性哮喘发作的时候,就躺在一张旧沙发床上,他就这样研究政治地图并且给法利提出明智的建议。法利写道:“路易斯会以他最喜欢的姿势坐在我面前,他的手肘支在膝盖上,用手托着脸,这样一来,除了眼睛别人看不见他脸的其他部位。”作为一个大师级的政治战略家,正是豪想出了参加竞选的整个计划。
当这些人为罗斯福聚集了代表成员时,另一些人则在帮他出谋划策。1932年3月,也就是林德伯格绑架案和克鲁格自杀的那一个月,罗斯福的朋友兼顾问塞缪尔·I.罗森曼建议他启用一批大学教授来帮助他规划竞选活动,并且当罗斯福微笑着同意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好主意时,罗森曼已经邀请了哥伦比亚的雷蒙德·莫利教授赴宴,并且在喝咖啡和抽雪茄的过程中与他彻底地分析了这件事。连续几个月,莫利和罗斯福一起解决关于纽约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这样他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新招募的高级官员以及顾问团的非正式主席,顾问团除了莫利和罗森曼之外还包括来自哥伦比亚的雷克斯福德·盖·特格韦尔和小阿道夫·A.伯利,以及罗斯福的律师合伙人巴兹尔·奥康纳。罗斯福起初把这个团体称作他的“私人委员会”;7月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詹姆士·基兰将它命名为“智囊团们”;广大民众接受了这个名字,但不可避免地把这个拗口的“们”字省去了,说成是“智囊团”。顾问团的成员会前往奥尔巴尼与罗斯福州长进餐,连续几小时激动地交谈,再返回纽约为候选人研究并报告国家问题、起草备忘录以及草拟演说稿。
但一开始,罗斯福对于这种材料的使用非常谨慎,或者说是在对任何事情作出明确表态上非常谨慎。他英俊、友善、充满魅力;他有着迷人的笑容,以及胡佛所缺乏的让人愉快的声音;他不仅拥有作为纽约州州长的政治和行政经验,并且作为前海军部助理部长,他还非常熟悉华盛顿。有了法利和豪对他的帮助,有了一大批因为他的政治“实用性”围绕着的党大会代表,他显然需要用来赢得提名和选举的,就此而言,就是运用他的魅力,只需看几眼保守派,就足以能够将共和党中讨厌胡佛的人的选票收归囊中,只需看几眼激进派,就足以安抚那些桀骜不驯的反叛者,并且不会树敌。因此,他友善地提及“在经济金字塔的底部被遗忘的人”但没有明确地详述这个人应该怎样被记住;他说:“美国需要勇敢、不懈的实验。”但在他的演说中,保证的主要是那种由善变的人来操作的实验。他处理塞缪尔·西伯利所揭露出的坦慕尼派受贿事件是如此温和,他在表达经济主张时是如此不确定,以至于沃尔特·李普曼不得不警告那些把罗斯福看做是勇敢的进步主义者以及“恶势力敌人”的西部民主党人说,他们并不了解他。
罗斯福与吉姆·法利
李普曼写道:“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一个和善的人,内心有许多博爱的冲动,但他对于任何东西来说都不是危险的敌人。他太喜欢取悦别人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不是十字军战士。他不是人民的领袖。他不是既定特权的敌人。他是一个友善的人,虽然没有任何重要的就任资质,但却非常想当总统。”
第一轮提名选举在芝加哥体育馆举行,在冗长的提名演说后经过彻夜的开会,罗斯福已经获得了大多数代表的支持。现在只剩下两个障碍:首先是古老的规则——获得提名要求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还有就是德克萨斯的约翰·南斯·加纳、或是罗斯福曾经的朋友和顾问阿尔·史密斯的反对力量可能是坚不可摧的。随着黑夜的逝去,黎明的到来,另两轮选举没有什么重大变化。7月1日上午9点15分,按李普曼所说的“被演讲、铜管乐队、浑浊的空气、汗水、无眠以及软饮料弄得昏昏沉沉”的代表团,跌跌撞撞地走出了芝加哥体育馆,走进了阳光里,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只有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鱼”休伊·朗,没在让人筋疲力尽的夜晚之后变得有气无力:海伍德·布润恩看见他冲向过道,去安抚一个摇摆不定的代表,其间还停下和一个金发速记员打招呼:“你好吗,宝贝?”然后继续激情高涨地进行他的政治使命。当法利返回路易斯·豪的房间去报告的时候,他发现,豪躺在地板上正穿着衬衫,头枕在枕头上,两个电风扇对着他吹;法利伸开四肢,躺在他边上的地毯上,与他商议目前的策略。两人决定,法利去找德克萨斯州的萨姆·雷博恩并看看德克萨斯代表团能否被说服,支持罗斯福,放弃加纳,作为回报,加纳将得到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于是法利拖着自己疲惫的身体来到了帕特·哈里森的房间,寻找雷博恩;当他发现雷博恩还没有到的时候,法利便坐下来等他,而很快他就在椅子里打鼾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家们做出了他们重要的选择。
但很快这就结束了。雷博恩抵达了哈里森的套间。他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承诺,但他说“我们来看看能做些什么吧”,法利感觉到了胜利在望。那个下午,加纳从华盛顿致电建议本党领袖解除他们的代表团(一直以来都支持加纳的赫斯特,在这次投降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还不确定)。当那晚代表团成员再次集合的时候,反对阵营已经瓦解了。当晚的第一轮投票,也就是提名的第四次选举中,罗斯福被选中了。因此加纳获得了副总统的提名。
带有戏剧性的是,罗斯福拒绝为宣布提名的仪式等待数周。他摒弃了传统,包下一架飞机飞去了芝加哥,立刻做了一个提名演讲,承诺要进行“新政”(这是这个词语在公众面前首次出现。莫利可能是想到了斯图亚特·蔡斯的书《新政》,所以在6周前给罗斯福的一份便函中使用了这个词语,罗斯福正好利用了它)。
这个提名演说的缘起本身也带有一点戏剧性。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连续几周都在全力准备演讲的草稿。在飞机上的时候,罗斯福做了一些最后的修改。而在芝加哥机场的时候,他遇见了路易斯·豪,豪将另一份手稿塞在了他手中。在芝加哥,豪看到了莫利给他的智囊团撰写的草稿,他很不喜欢,于是写了一份修订版:他现在交给罗斯福的手稿就是这个新版本。当罗斯福在嘈杂的人群中赶往体育场的时候,他没有机会比较这两份文件;直到他站在了演讲台上,面对民主党全国大会的时候,他才将两份草稿放在了一起。在人们欢呼的间歇中,他把两份稿子匆匆扫了一下,然后他就开始了演说。他演说的开头部分是他忠实的豪草拟的第一页内容,余下的部分就是原来智囊团的草稿!
演说中没有什么大胆之处,至少没有什么内容能比罗斯福这次决定飞过来发表演说更勇敢。埃尔默·戴维斯写道:“很明显,他注意到了有人针对他两面讨好的指控。他承诺说要让他自己的态度更明确,他确实做到了——在禁酒令的政策立场上,他要求废除禁酒令,对民主党以5∶1的表决同意并采纳了它。而对于政纲中的其他方面,他笼统的话语让你无可挑剔,你真的挑不出来什么。然而,这些笼统话语的意思(如果有的话)也只有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他的上帝才知道。”
在他的演讲中,有许多段落预示了他在随后的总统任期中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但是措辞上很含糊。只有在一个地方——也就是他提议说让一群失业的人从事对自然环境保护的工作,他才看起来是真正有了个新颖的计划(这就是美国国家资源保护队的起源)。他认同一些想法而后来又放弃了,就如他说政府“花费太多”并且联邦政府应该树立一个偿付能力的榜样。他“百分之百”地接受新的民主政纲:它是一个简短而详尽的文件,虽然它要求金融改革(正如之后罗斯福努力推动国会通过的那些改革),还要求“农作物剩余的控制”,但它主要代表了过时的自由主义——回归到往日小规模而简单的商业单位以及适度而节省的政府单位,肯定没有任何意向来大规模扩张联邦力量。
在那个1932年的夏天,事情正迅速地发展,想法不停地在翻腾,建议却众说纷纭。民主党的候选人很精明:正视两种方法比坚持不让步更稳妥;而谈论公正比实践公正更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