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商王朝末年，处于西陲的诸侯国周，在文王的统治下，势力日益膨胀，已经实际控制了商王朝领土的三分之二。最终，大约在前1045年，文王之子武王攻陷安阳，末代商王自焚。在武王年幼的继承者成王统治时期，历史上著名的强有力的周公摄政巩固了周王朝，建立了封建制度，将商人的势力钳制在其他诸侯的包围之中。然而，他仍然允许商人的后裔在弱小的宋国里延续下来，保留世代相传的对祖先灵魂的祭祀。周公是周王朝的最主要的设计者。尽管在周王朝晚期，国家陷于无休无止的内战之中，王室因此分崩离析，而最终消亡，但是周王朝仍然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留下了特色鲜明传承久远的机制。

商代传统并没有因为王朝更替而突然中断，事实上，大部分传统在西周统治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封建制度、王室礼仪和祖先崇拜都成为维系王朝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在王朝后期的孔子的时代，包括孔子在内的众多复古主义者都将文王、武王和周公时期看成黄金时代。宗教生活仍然以对上帝的崇拜为中心，“天”的概念最初出现于西周时期，并最终替代了“上帝”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青铜器铭文和早期文献显示“敬天保德”的道德观念浮出水面，逐渐成为儒家的基本教义。

在傧相的指导下，音乐、艺术、诗歌和表演结合在一起赋予国家的概念以道德和美学上的尊崇地位，由此而形成了以周王室为核心的繁缛礼仪。君主在每天清晨和黄昏临朝听政，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1912年。敕命书写在竹简上，由宫廷史官当众宣读出来，然后转交给官员们去执行。从穆王时代（前947—前928?）开始，这些命令铸在青铜礼器上保存下来已成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铭文不断增长，成为研究早期西周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另一个重要的文献是《诗经》，据传是由孔子编辑而成的古代宫廷歌谣、民谣和情歌总集。《尚书》中若干章节记载了商末周初的事迹。这些文献不仅证明历史感是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特色之一，而且也揭示出书写文本在中国文化中极其崇高的地位。

 

周代城市

目前，我们对商代建筑的了解远远超出了对西周建筑的了解。就西周建筑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得不依靠文献资料，尽管商末周初诸侯国的都城和贵族墓葬的发现迅速改变了这一景象，有的甚至填补了文献空白。研究西周制度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被认为是西汉时期编辑而成的关于礼制和政府管理的文献《周礼》。编辑者透过重重历史迷雾，回视遥远的黄金时代，整理出多少有点理想化的西周礼制和政治生活的图像。尽管如此，《周礼》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记载往往被后世试图遵循古代礼法制度的人当成原典。言及古代周人的城市时，《周礼》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多年来，我们几乎不知道西周权力中心所在何方。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西安以西100余公里的岐山，考古学家发现了包括宫殿建筑在内的一处西周城址遗迹。周人在克商之后一段时间内，仍然在岐山统治全国。过去30年来，考古学家在西安附近的沣河两岸发现了极其丰富的西周墓葬和铜器窖藏（图2.33），那些铜器窖藏可能是在前771年匆忙迁都时埋下的。

周代晚期，独立的诸侯国越来越多，城市的数量也在剧增。有的城市规模非常宏大，比如山东齐国都城临淄，其规模由东向西达1.6公里，由北向南达4公里，都城周围围绕着一圈高达9米的夯土城墙。河北发现的燕国都城燕下都规模更大。对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而言，东周时期的城市和极其丰富的附属墓葬无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

 

建筑和雕刻

《诗经》收录了几段关于宗庙和宫殿的鲜活记录：

 

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爱处，爰笑爰语。

约之阁阁，椓之槖槖。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 斯飞。君子攸跻。

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哕哕其冥。君子攸宁。

下莞上覃，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

 

这些歌谣提供了一幅高台广厦的景象。高台之上，粗壮的柱子支撑着巍峨高宇，屋檐虽然没有采用飞檐形式，但却像鸟儿平展双翼一般，地面上铺满了厚厚的草垫，宛如日本的榻榻米一般，给人以一种温暖、明快和舒适的感觉。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是宗庙，其中的宫殿和房屋一般都很宽敞，有些甚至如同今天的豪门大宅一样，采取多进式院落的形式。图2.34是1976年在扶风发掘的一组建筑，数个庭院沿中轴线分布，门口有一道影壁，这和后世宫殿、豪宅和庙宇布局大体相当。这组建筑屋顶覆盖茅草，但同时期的其他建筑已经使用陶瓦。

周王朝礼制性建筑中最重要的还有明堂，明堂是一个象征土地的多间式方形建筑，周围环绕一圈象征着上天的场地。早期文献就有对明堂详尽但相互矛盾的记录。周代明堂遗迹并未发现，但是西汉时期曾经试图复原，图2.35就是汉代明堂的复原图。同样，《左传》也记录了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的木构高台，常常被诸侯们用作要塞、宴饮，或者仅仅是瞭望的场所。

 

青铜礼器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商代铜器传统，最主要的变化发生在铭文上。商代铜器铭文仅仅简单地表明对祖先亡灵的供奉，到了西周，铭文的宗教意义减弱，转而成为与家族祖先沟通和记录活着的成员所取得的荣耀和成就的方式，用来彰显权力和地位。因此，铭文有时长达数百个字，本身就构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献。明尼阿波利斯的皮尔斯伯里收藏（Pillsbury Collection）中的一件西周早期的簋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维王伐鱼，从伐淖黑。至燎于宗周，赐郭伯厨贝十朋。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考宝尊彝，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注1

注1：王起兵攻击鱼，顺道攻击淖黑。王返回后在宗周举行燎祭仪式，赏赐我（郭伯）十朋贝。我冒昧颂扬王的美德，为我去世的父亲制作了这件簋。希望我的子子孙孙永远珍惜和使用它。（苏立文英译文，据Bernhard Karlgren,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lfred E Piilsbury Collection, [Minneapolis, 1952]）最后一句表明这些器物是用器而非葬器。

大约商周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商代青铜器风格仍然残存下来（图2.36），特别是在现今河南北部，即周代征服者用来安置商遗民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流行的商式铜器式样，如觚、爵、觥和卣逐渐消失，而浅腹盘逐渐变得更常见，也许，这反映了饮酒习俗的渐衰和周王室影响的加强。鼎在这个时候定形成为广口、浅腹的三足器形态。

与晚商铜器相比，西周铜器看起来制作粗糙，仅就形式而言，显得下垂而沉重，扉棱粗壮并伴有牙状突出，中国的古物鉴赏家们对西周铜器的重视不在形式，而在铭文。商代装饰中占主导地位的动物形纹饰在西周铜器中已经分解成为宽带波折纹和鳞纹（图2.37和图2.38）。饕餮纹、龙纹和其他神异动物的消失暗示着统治阶级宗教信仰的变化，周人不再将动物和鸟类看成具有保护功能的部族族徽，而是应该被诸如后羿等俗世英雄征服的敌人。后羿曾经因为太阳灼烤大地，射落十个赤乌之中的九个。尽管如此，青铜礼器仍然偏好使用动物形态，在缺乏西周时期雕塑的情况下，它们仍足以说明当时对质感的认知。周代早期的精美铜器可以以弗利尔美术馆的一对铜虎为代表。铜虎体形浑圆，充满力量，表面通体装饰着与它所附着的礼器上一样的纹饰，这种纹饰的韵律动感极大地加强了动物形态的活力（图2.39）。

 

玉器

可信的周代早、中期玉器考古学材料尚非常稀少，但近年来的新发现也迭出不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考古学家在河南浚县辛村发现一些周代玉器，其中大部分都是商代玉器的粗糙翻版，多是在扁平玉器表面浅线浮雕而成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证实，玉器工业在西周早期开始衰败。但目前科学发掘出土的周代玉器仅占玉器总量中极其微小的部分。并不乐观的出土情况，与玉器工艺传统守旧乏变的传统形式结合在一起，导致玉器在西周被埋藏时已经被看成了古董，因此，对单件玉器的准确断年尤为困难。

我们注意到四川三星堆墓葬坑中出土的礼玉。早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纪的中期，巴蜀首都如果的确存在的话，业已迁移到成都西郊的金沙。这里不断进步的产品包括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金器和玉器，不过玉料本身乏善可陈。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周代礼制和葬仪用玉的意义和功能却比较清楚。根据《周礼》，一定形状的玉器与特定的社会阶层对应（图2.40）, “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有的玉器用来彰显王室权威，比如牙璋用来调遣王室军队，一剖为二的虎符事涉军事机密，琰圭保护官方使节。同样，特定的玉器被用来保护墓葬中的尸体，有些玉器甚至在发掘之时还保留在原始位置上。一般而言，尸体仰身埋葬，其胸部放置玉璧象征天，其背部放置玉琮象征地。东侧是圭，西侧是琥，北部脚侧是璜，而南部头侧则是璋。尸体的七窍都被玉塞封住，而一个扁平的玉片常常做成蝉形，称之为“玉唅”，放置在死者嘴里。这样，尸体就可以免受任何侵害，同时，也将不祥之气封锁于体内。贯穿整个周代，放置在死者尸体上的玉片和装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西汉时达到巅峰，当时的皇帝和其他帝室成员埋葬时都身穿完整的玉衣，我们将在第四章详述。

除了丧葬用玉，周代早期的玉工们和在商代时一样，也刻制各种各样的佩饰和装饰品，但是东周时期的制玉更为精美和漂亮，我们将在第三章中予以详细讨论。

 

陶瓷

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比，西周和东周早期的陶器显得比较质朴。最精美的陶器多是铜器的粗糙仿制，尽管形态大体相似，却仅有牛头或饕餮面具等纹饰得以保留在陶器表面上。虽然我们也发现了少量红陶器，但西周陶器的主体由粗糙的灰陶构成。最常见的陶器形态是圜底广口陶罐，器物表面布满绳纹。

近年的发现显示，在大量的无釉陶器之外，一种更复杂的陶瓷艺术已形成暗流。中文将陶土器区分成为两类：陶和瓷。如果我们不将瓷器的定义仅仅局限在成熟形态的话，某些西周时代的陶器就已经可以算成瓷器了。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1972年河南北窑村一座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带釉陶罐（图2.41）。西安附近的普渡村的年代在穆王时期的墓葬中也包含了类似的器物。它们一般装饰水平状条带纹，器表覆盖了薄薄一层蓝绿釉质，与商代釉陶的黑釉和黄釉截然不同。河南、江苏和安徽墓葬中出土了可以根据同出青铜器铭文被推断到前11—前10世纪的釉陶器。也许，它们就是后世青瓷的先声。

 

早期中国书写艺术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保存至今的早期中国的书写包括迄今尚未破译的可能表示数字的符号，某些实用器物的族属、制作者和使用者的名称，但都很难被冠以为“书法”。这些符号并未连缀成句。被后世金石学家称为“甲骨文”的铭刻在卜骨上的陈述和问句，以及更正式的、铸造在青铜器上的“古文”是句法结构的最早证据，年代在青铜时代早期。

正如我们所知，西周青铜铭文趋长，其书风为“大篆书”。最显著的个案是唐代发现的石鼓文铭文，可能在前6世纪镌刻。图2.42就是其中之一。适于篆印的大篆体保存至今，被学人誉为极富古韵的书体。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纪，大篆书被改进成为小篆书（图2.43），后者在秦始皇（前225—前210年在位）统治期间成为官方书体。秦始皇帝统一了分裂的战国诸国，对帝国生产和使用的所有物品都实施了统一化管理。

由于篆书长期保存在青铜器、印鉴以及石鼓上，人们可能猜测篆书是此时使用最为广泛的书风。但是，现在已经清晰明辨的是，当时最主要的书写方式是用笔墨以更为自由的书风书写在木牍和竹简上。虽然最早的有字简牍的年代在前6世纪，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更早的时代，笔墨书写就用于书信、敕令、计数和账目等实用目的。汉代出现了隶书（图2.44）。隶书见于众多汉代石刻和拓片上，强健而有波磔，水平笔画常得到夸张的强调。

汉以前的书写能被称为“书法”吗？书与礼、御、数、乐、射一起合称“六艺”，根据儒家传统，每个君子都要力求拥有此六艺。显然，书写娴熟是受人推崇的。但是，汉以前没有任何文献将书法视为艺术形式，或者讨论其美学价值。因此，我们仅在以后的章节才讨论作为高雅艺术的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