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短信长别(6)

“你依旧不喜欢奥地利吗？”她问。

“我现在挺喜欢那儿。”我说，“我发现，我先前差一点儿就相信，那里没有最通常的标识。事实上我看到，不是开玩笑，是与其他各地相同的交通标志，相同的瓶子形状，相同的螺丝纹路。我着实惊讶，这里也有酒店、商场和柏油马路。一切应有尽有，我之所以惊异，因为我是在这里长大的，童年时却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我所感觉到的却是我不曾拥有的。甚至连始终让我不安、使我对自己不满的大自然，我也渐渐地用另一种眼光去审视。”我其实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别的，于是我不再说下去。

后来我收拾好桌子，给自己从冰箱里又拿了瓶啤酒。克莱尔说，现在正是假期，她想去圣路易斯看朋友。“这是一对恋人！”她说，另外有个受德国外交部委派的剧团，应圣路易斯大学邀请，出演几部他们还未曾上演过的剧目，她对此很是好奇。

我原想帮她一起洗碗，可她现在已有一个洗碗机了，只需将盘子放进去。我问洗碗机怎么工作。“有些东西还是要用手洗，”她说，“比如银餐具还有煮锅和炒锅，它们太大了。银餐具我本来就没有，但我常常事先做好几周的饭菜，将它们冷藏在冷冻柜里，常用到大锅。”她让我看冷冻柜里冻起来的汤。“这些到秋天还可以吃。”她说。我突然觉得，到了秋天，她将汤化开时，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洗碗机洗完后，我们把餐具取出来。我刚才还不知道它们该放在哪儿，可当我忙来忙去的时候，便弄清楚了它们分别摆放的位置。我把啤酒瓶扔进垃圾桶，然后打开唱机，并没看上面放着什么唱片。克莱尔将音量拧小，指了指孩子睡觉房间的门。这张唱片叫《她系一条黄丝带》，有人用鼓演奏约翰·福特电影中的主旋律。“在普罗维登斯，我听到军乐团演奏的就是这首曲子！”我叫道，并且低声重复着，好像克莱尔听不懂这样大的声音似的。

她光着脚走来走去，收拾着一些小玩意，有缝纫针、孩子可能需要的药、体温表、孩子的防疫证、挡太阳的草帽。接着，她烧苏打水做了茴香茶以备路上用。坐在这儿，真是太好了；一切是如此神奇的美妙！

她走进一间房间，而当她从另一间出来时我抬头望去，居然认不出她了。她换了件连衣裙，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来到屋前，她坐在一张吊床上，我坐在摇椅中讲述着我这三年的经历。

后来我们听到孩子在里面喊叫，克莱尔走进去，给孩子穿上衣服，我则在那儿继续摇来晃去。我发现还有几件孩子的衣服晾在绳子上，便取下来，放进了她装着其他小东西的包里，也没有告诉克莱尔。我被笼罩在周围的美妙所感染。孩子坐在后座上，我们驶出了菲尼克斯维尔。

到了76号高速公路上，她想起了孩子的衣服，我指了指装着衣服的包，“唱机和烧水壶我也关上了。”我说。

76号高速路，从费城到匹兹堡，是宾夕法尼亚收费公路，有五百公里长。我们越过100号高速，从市中心第八收费站驶入。克莱尔身边有个装着零钱的盒子，每到一个收费站，她就从中拿出硬币扔进收费桶里，几乎不需将车完全停下来。到多诺拉时，我们已过了十五个收费站，克莱尔一共扔进收费桶里五个多美元。

我们说话不多，要说也是对孩子说，她一路上询问各种各样的景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田间已长着小小的啤酒花和玉米苗，从山丘后面的大片居住区升起阵阵烟雾。尽管每块土地看上去就像刚刚耕种过，四周还是荒无人迹，如同原始大自然的翻版。在依然崭新如故的公路上也看不到一处作业点，柏油路面泛着光芒，车辆行驶缓慢，最高时速为一百多公里。突然有一架空军的飞机擦着我们头顶飞过，投下巨大的阴影，以至于我以为它要坠落下来。远处的风似乎比近处的树丛中要缓些。一群白鸟掉头飞行，而且突然变得黑乎乎的。天空一片透亮，几乎没有昆虫撞上玻璃。偶尔我看到被车碾过的动物，猫和狗都被放在了路边，而刺猬则无人问津。克莱尔向孩子解释说，农场的大铝球里装的是水。

我有了拍照的兴致，尽管看不到多少东西，我先后拍了几张照片，看上去几乎都一模一样。后来我就拍孩子，拍她怎么站着，从车后向外看。再后来我还拍克莱尔，我尽量将身体后倾，相机拍不了大镜头，还没到哈里斯堡[8]，最后一卷胶卷就拍完了。我把照片排放在窗玻璃上，一会儿看看外面，一会儿又看看照片。

“你也变了。”我对克莱尔说，吃惊她也能成为话题，并且指着她的一张照片。“你看上去，好像你每次思考时都深思熟虑接着要考虑到什么。以前你有时全然心不在焉，甚至是迟钝，现在你的目光显得严肃，似乎也有点儿忧虑。”

“似乎有点儿？”

“是的，似乎有点儿忧虑，”我说着，“具体我也说不清。你走路快多了，行动更敏捷了，举止更沉稳，说话声大了，响声更多了。好像你有意要引开人家对你的注意似的。”

她按了按喇叭当作回应，什么话都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听我们讲话的孩子要求我们继续说下去。

“我比以前更健忘了，”克莱尔说，“也许不对：我很少回忆往事。有时候，有人对我说起我们前几天一起做过的事，可我压根儿就不愿意去回想。”

“自从我来美国后，我越来越爱回忆了。”我说道。这时，她不往下说了。“我只要一踏上滚梯，立刻就回想起我第一次上滚梯时有多么害怕。要是我走进一条死胡同里，马上就回想起一生中所有那些我迷失在其中的、早已忘却的死胡同。首先我在这儿弄明白了，为什么除了对恐惧状态的回忆以外，在我身上并没有形成回忆的能力。我从来都无法拿我每天所看见的东西与什么东西相比较。一切印象都是业已熟悉的印象的重复。这样说来，我不只是指我很少四处走动，而且我也很少关注与我生活在不同条件中的人。因为我贫穷，所以我感受的也几乎都是穷人。因为我们对事物关注得如此少，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话可说，于是我们几乎天天说的都是同样的话题。谁说得多，只要他显得滑稽，能让人开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活宝；如果他像我一样想入非非的话，那就是个梦想者；因为我不想当个活宝。而这些梦想在我生活的这个环境里真的是想入非非，因为对它们而言，在这个环境里就不存在相应的东西，不存在什么或许使之成为可能的、与之可以比拟的东西。因此，梦想和环境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过我的意识，其结果是，我对二者从来也就没有什么记忆。惟有恐惧的瞬间立刻又突然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在这其中，本来互不相关的环境和梦想突然变成了同一个东西。环境催生了梦想，而梦想突然使我对本来因想入非非而忘却的环境看得清晰了。因此，恐惧瞬间对我来说始终是认识的过程；只有恐惧时，我才会关注环境，看它究竟会给我好的还是坏的兆头，并且事后留在记忆里。这样的回忆也只是不期而遇，我从来没有学过主动去回忆。如果说我当年曾经抱有过希望的瞬间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越来越向高处开去，却看不到山峦起伏的样子。太阳斜挂天空，山坡上闪烁着光芒。孩子又要听我们说话。克莱尔向她解释说，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话要说呢。我递给她一杯茶。她喝完后双手捧着杯子还给我。我们穿过一个隧道去新巴尔的摩，克莱尔把孩子抱到前面。到了隧道另一边，我又把她放回后座。山丘之间现在笼罩上越来越昏暗的阴影，从后窗已经看到月亮挂在天上。

“如果我们七点前能到多诺拉，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吃饭。”克莱尔说。“那家酒店对面有家饭店，叫‘黄丝带’。”

我们又去了加油站。加油时，克莱尔让孩子在房子后面方便。我则去自动售货机买了一听汽水。天快黑了，售货机里大概没几听了，这一听从上方滚落下来，我打开时直冒泡沫。大楼上方那个蓝白红相间的椭圆形美国标志在缓缓转动，克莱尔和孩子回来时，孩子正在说着这个。我们离开时，孩子突然大叫起来，我们回头看去，加油站的照明灯全亮了起来。“天还亮着呢！”突然间，我觉得我们至此只是穿行而过的这片地方就像是个可以抵达的地方。我开始说话，感到轻松，因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自己说话自己听。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不由自主地在回忆。”我说道，“而之前，我只感受到了回忆的痛苦。我自觉地去回忆，可我不愿意将那些经历作为完整的经历来重复，而只想着别让那些我此刻首先感受到的微不足道的希望再次化为想入非非的梦幻。小时候，我常常将一些东西埋起来，希望当我再挖出它们时，它们已经变成了宝藏。如今，我不像以前那样，还为之感到难为情，在其中看到的是稚气的游戏，而是有意去回忆它，以此让我确信，我没有能力用别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事物，去改变它们，这不是我的天性，抑或是迟钝，抑或是外在的无意愿。当我回想起我常常表演自己是个魔术师时，我就越发觉得清晰了。在这期间，与其说我要无中生有或变此为彼，倒不如说我要自我陶醉。我旋转一枚戒指或者藏在被子下说，我会让魔法把自己变得不存在了！这自然很可笑，只要有人揭开被子，你还是坐在那儿。可是对回忆更重要的是那短暂的一瞬间，你认为自己也真的不在这儿了。而这种感觉，我现在不再解释为渴望从地上消失，而是对将来的喜悦，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再不是此刻的自己了。于是我每天都告诉自己，我每天都在长大，人们应该都看得到的。我迫不及待地希望时间逝去，我变得越来越老。”

“让你死去。”克莱尔说。

“我很少想到自己死。”我说。

我们在匹兹堡前向南拐上70号高速，而76号高速路向西北继续延伸。这儿没有收费站，在日落前我们到达多诺拉。酒店接待厅的电视里正放着有亨利·方达主演的一个警察家庭连续剧，他正好发现女儿吸毒。电视机旁放着个鸟笼，里面的金丝雀正在啄一块墨鱼骨。我们要了两间挨在一起的房间。

我们穿过停车场走回汽车时，我看到山坡后的阳光照射着坡地上方一缕云，绽放出耀眼的光彩。云彩如此闪亮发白，下面的山丘变换成一片黑乎乎的阴影，我不由自主地打眼朝空中望去，又看到一块墨鱼骨。我突然明白了，从混淆与错觉之中产生了隐喻。太阳刚落下去的那片天空现在比先前阳光直射时更加耀眼。当我朝地上看去时，光点跳跃着，就是到了酒店房间里，我在黑暗中去拿东西时还抓到一旁去。“我的整个心灵都屏息倾听着”：以前人们就是这样面对大自然的；可在这样的时刻，我却面对大自然又一次极其真切地感觉到自己。

我打开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看着克莱尔给孩子脱下连衣裙，穿上裤子和毛衣，注视着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我的心里恢复了平静。我们从一座过街天桥上穿过高速路，前往黄丝带饭店，店前立着一个创业女子的霓虹灯塑像，脖子上围着一条黄丝巾。店里的女服务员也围着同样的黄丝巾，对叠成三角形搭在肩后。孩子喝着牛奶吃着玉米片，偶尔从克莱尔的叉子上吃口我们点的鳟鱼。与此同时，窗前的天色越来越暗，之前那些山丘又闪亮起来。接着，山丘也昏暗了。这时再往外看去，只能看到玻璃上自己的影子。孩子开始话多起来，眼睛变大了，她离开桌子跑到屋子里。克莱尔说，她是累了；她让孩子跑了会儿就把她抱了出去，让她到酒店房间去睡觉。等孩子睡着了，她再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她又走进来，微笑着。这期间，我点了葡萄酒并斟满了两杯。“本尼迪克蒂娜问我，你的手指甲怎么这么脏。”克莱尔说，“她很快就睡着了。”

我本想解释我的指甲为何这样脏，却打住了，不想说我自己，于是我们谈论起美国来。

“在美国，我不像你，有可以去的地方。”克莱尔说，“你来到这儿，就像带着一个时间机器，不是来换地方的，而是要驶入未来。我们在这儿，也不再想我们将会怎样。如果我们要比较什么的话，那就与过去相比。我们也没有什么奢望，最多也不过是想回到童年。我们常常谈论那些最初的岁月，我们自己最初的岁月以及我们历史的最初岁月；可是我们这样做，目的并不是否认，而是有一种浓缩的渴望。你会看到，这儿绝大部分疯子都不是躁狂，只是又变得孩子气。在大庭广众之下，越来越多的人突然蒙上了孩子的面孔。接着，他们不是唱起摇篮曲，就是至死都背诵着历史数据。欧洲的疯子绝大部分都说的是宗教套话，而这儿的疯子，即便他们只是谈论吃喝，其间也会突然不由自主地念叨起这个国家所赢得的战役名称。”

“我第一次到这儿时，就只想看看那一幅幅情景。”我说道，“加油站、黄色出租车、汽车影院、广告牌、高速公路、灰狗大巴、乡村公路上的汽车站牌、圣达菲铁路、沙漠等。我有意识地避开人群，这样感到惬意。现在所有这些情景我都看腻了，想看看别的什么，但我也常常感到不自在，因为这儿的人对我来说还过于陌生。”

“可你此刻感觉不错吧？”克莱尔问。

“是的。”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