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原名约瑟夫·尼达姆，1900年出生于伦敦。父亲是职业医生兼麻醉师，母亲是画家兼音乐家，他从小受到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的良好熏陶。他18岁考入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31岁时就出版了《化学胚胎学》，奠定了该学科的基础，走在了现代科学的前列。1937年，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剑桥，相处间，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了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极大兴趣，给自己取名李约瑟，字丹耀，号十宿道人，开始学习汉语，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
1943年，李约瑟从英国来到中国，担任英国使馆科学参赞兼英国科学合作馆馆长，对古代中国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他发现，从西汉到南宋的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这样一条由东向西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包括工业革命。
他所发现的是中国人自己都忘记的历史。他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我们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李约瑟认为，从1世纪到18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沿丝绸之路一直在从东向西传播。只是到了近代，欧洲开始领先世界，而那时丝绸之路已逐渐荒废，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海路传到中国，其中包括改进了的造纸术、印刷术、炸药和指南针。
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之称为“李约瑟难题”。“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可视作李约瑟问题的反面提问式。在欧洲，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改进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时代；从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到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欧洲经历了约600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而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对于“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自己有没有给出解读呢？有。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此外，李约瑟的思考还延伸到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治理策略的反思。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封建官僚制度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而长期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则抑制了商业阶层的兴起，从而使整个社会失去了技术开发与技术竞争的原动力。
直到今天，有关“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的讨论，依然热度不减。围绕这个问题，大体有两个解释：技术需求不足和技术供给不足。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的没落，主要是由于技术供给不足引起的。他认为，在没有科学对技术作指导的时候，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速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的多少，于是，早年中国的科技创新远远多于西方国家。然而到了后期，中国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技术创新就出现了瓶颈。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科学”昌明，给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科学的应用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而中国，依然实施着科举制度，中国人的心思还放在四书五经而不是科学发现上。由此，中国产生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秦朔《商业文明，技术资本与制度影响》
刘仰，中国著名评论家、自由撰稿人、《环球财经》编委，现从事电视媒体行业，同时涉及文化评论、影评等。
●经院哲学的实质内容是用理性的方式对基督教教义进行论证，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全面复兴。
●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希腊思想与圣经在许多方面存在根本差异。
●没有经院哲学，就没有理性科学在欧洲的复兴，它对于近代科学有重大意义。
●在伊斯兰世界，哲学家的地位很低，而且经常受到迫害。
经院哲学是天主教教会用来在其所设经院中教授的理论，产生于11—14世纪，是查理曼帝国宫廷学校及欧洲基督教大修道院和附属学校产生的教会学院的一种哲学思潮，其核心是运用理性形式，通过抽象的、烦琐的辩证方法论证基督教信仰，为宗教神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