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与青年（代序）

我与青年（代序）[1]

青年对我的意义

我的第一本随笔集的题目是《人之患》，这是陈平原先生为我命名的，意思是我的最大特点，就是“好为人师”。这是确实如此的：作为“教师”的钱理群，比作为“学者”的钱理群更为重要；也有人评价说，钱理群的讲课比钱理群的文章更吸引人。其实，我的文章与讲课，都是以青年为对象的。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扉页上就写着一行字：“本书献给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差别仅在于写书时，青年是预设读者；讲课时就直接面对青年人，自然更容易激发热情，也就更动人了。

青年不仅是我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对象，更是参与者。很多熟悉我的学生与朋友都知道，我的写作是开放式的：我每有一个新的写作计划与构想，就喜欢和年轻人交流。每一个来访者，一坐下来，我就滔滔不绝地谈我的这些新想法——顺便说一点，我和任何人的谈话，谈的都是精神性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是一个精神的存在，这构成了一个特色，但也是一种片面性。这样的和青年人的无拘无束的交谈，其实也是对我的思考的一个整理与提升过程，而年轻人也总会对我的设想提出种种问题与意见，这也就深化了我的思考，他们也在无意中参与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创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与来访者交谈，我的思考也就越来越成形，这才着手写成讲稿。这又是一个更为系统、自觉的交流，通过课堂讨论与课后作业，学生就更有深度地参与了我的学术研究。最后根据讲稿整理成书时，我总是大量地引述学生的观点，有人在看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时，就发现我很少引用学术名家、大家的论述，却不断引述学生作业里的一些创见。我始终认为年轻人（包括本科学生）对于文学常有新鲜的感悟，尽管仅是思想的闪光，但却极具启发性；我把他们的零星发现引入自己的论证体系，就不但给我的著作增添活力，而且对他们的思考也是一种提升：这是真正的共同创造。这几乎成了我的研究方法与习惯，我的每一本学术著作都尽量吸收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郑重说明。我可以说时刻在关注学术的新发展，每一次发现学术新著、新人都兴奋不已，总是忍不住要引述他们的新创造，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时也使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处于学术前沿。我希望自己的重要研究，都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当然，这都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研究基础上的，引用时的选择也是出于自己的眼光与判断，并且有所改造与发挥。

这样的两大特点——以青年人为对象，以及青年人对我的学术研究的参与，也决定了我的学术的叙述方式与语言风格。我因此自觉采用“演讲体”和“谈话风”的学术文体，追求表达的真诚、坦率，语言的畅达，情感的强度与生命的温度，力戒艰深与纠缠、晦涩。我始终期待自己的学术，能够走出学院，不局限于学术界，而能走向青年，走向普通读者。

青年对我的影响，当然不限于学术研究与教学，更是渗透到了我的生命本体。很多人都对我的身体与精神始终保持着某种青春活力感到惊奇，这或许和我的某些气质有关，但其中最重要的奥秘还在我始终保持着与青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到了晚年，我已经不可能深入了解社会，就只能借助于青年志愿者这样的群体的帮助。

我在一篇文章里回顾我们之间的交往历史时，这样写道：“我心里只存感恩之心，仿佛命运特意眷顾我，让我晚年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的好人，青年朋友。他们都给了我无尽的生命力量。我这个‘老宅男’正是通过他们，才与现实世界、底层社会保持了或一程度的精神联系；也正是他们不断吹送来的新鲜的生命气息，让我不停地思考，保持了思想的活力。”这里提到了“感恩之心”，这是确实的；更准确地说，我与青年的交往，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从不是单向的给予。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但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谁也不依附于谁。这样的平等与互助，是我所向往的。

讲鲁迅：我和青年联系的精神纽带

有学生回忆说，“在北大，如果你问钱理群是谁，可能得到的一个最简洁的答复就是‘那个讲鲁迅的’”。[2]我确实几十年如一日地向青年人讲鲁迅，不管外界围绕鲁迅有多少争论，无论有多少人总想把鲁迅和青年隔开，赶出课堂，我始终如一地以充当“鲁迅与青年之间的桥梁”为天职，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是基于我的两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其一，“鲁迅的心永远和青年相通”。主要理由有二：第一，“鲁迅是一个‘真的人’”，这也有两层意思：首先，“他敢于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鲁迅恰恰是在人们因为缺乏勇气和智慧而停止思考，满足于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时，把思想的探索进行到底，从不顾虑将会引出什么‘可怕’的结论，这里所表现出的正是年轻人所向往的大智大勇的大丈夫气概”。再者，“鲁迅追求真的彻底性，更表现在，他从不向读者（包括年轻人）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与失误。第二，他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更无情地批判自己，他从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绝充当‘导师’，他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在年轻人面前，和他们一起探讨和寻路，青年可以向他倾诉一切，讨论、争论一切，你可以毫不顾忌地批评他，甚至拒绝他：他是青年的朋友。在年轻时候，能够结识这样一位‘真’的成年人，应该是人生之一大幸”。其二，“鲁迅是现代汉语语言的大师。他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又融入古语、外来语、方言，将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又极富个性与创造性。阅读鲁迅作品，不仅能够得到精神的启迪以至震撼，还能得到语言的熏陶与美的享受。尽管初读时会有些困难，但坚持读下去，自会有自己的发现与感悟，而且常读常新。流连于鲁迅所构建的汉语精神家园，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鲁迅入门读本〉后记》）。后来我还说过这样的意思：“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或者说，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理、常态、定论，产生了怀疑，对自己现有的生存状态，产生了不满，希望有新的选择、新的突破，这时就是接近鲁迅的最佳时刻。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我因此而深信，只要具备两个条件——有一定的文化，又喜欢思考，这样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迟早是要与鲁迅相遇的。我就接触过许多青年朋友，他们在学校里读鲁迅作品，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些排斥；但进入社会，有了阅历，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再回想起学校读过的鲁迅作品，就有了感觉，进而自觉地读鲁迅作品了。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和有这样的要求的年轻人一起读鲁迅，在这一过程中达到心灵的沟通。

我首先是在北大讲，连续十七年，先后和二十一届的北大学生一起读鲁迅。我在《我与北大》一文里，已经有过详尽的回忆。在退休以后，我就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到中学，到工厂，到社会上，到处讲鲁迅，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年轻朋友一起读鲁迅。这也是出于我的两个信念：一是鲁迅活在当下中国，他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存在，因此，我们读鲁迅，就是在思考现实中国社会人生；二是鲁迅作品是要读一辈子的，每个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与鲁迅相遇，我的任务是帮助读者找到这样的方式。我因此编选了不同的鲁迅读本和研究读物：《小学生鲁迅读本》、《钱理群中学讲鲁迅》，供大学生读的《鲁迅作品十五讲》，给研究生读的《与鲁迅相遇》，以及提供给社会青年和中老年人的《鲁迅九讲》。而我自己也活跃在其中，我追求的是“鲁迅——我——青年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

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30后”那一代。

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40后”、“50后”，“60后”、“70后”与“80后”、“90后”。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二十一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40后”。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因此，一下子到了最边远，也最底层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坚持？开始我有不知所措之感，但冷静下来，就作出了此后决定我的一生的选择：对于我这样的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严厉的现实，我又必须作出某种调整。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这样，我就必须作好长期（甚至一辈子）待在贵州的准备。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语：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于是，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尽管受我的家庭出身的影响，学校对我多有防范，连班主任都不让我当；但总还是给了我一个课堂，一个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就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而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我们一起学习，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每次聚会，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前几年我到贵阳，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与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享受着教师的快乐，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所写的数十万字的《鲁迅研究札记》，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回到北大讲鲁迅”的梦。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

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的贵州的“40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但我与“40后”青年学生的交往，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许多在我身边的学生都被打成“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里的“小牛鬼蛇神”。而尤其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学生竟为我付出了生命！那是一位护士班的叫陈某某的女学生，她其实并不是我的圈子里的学生，只是随着其他同学到我那间小屋坐过一两次，因此连她的面貌我都记不清楚。“文革”开始在批斗我时，她仅是出于年轻人的正义感，在小组会上针对批判我时横加的某一具体罪名，说了一句“上纲上线太高，不符合实际”，就被打成“公开跳出来为反革命钱理群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压力更大，就投湖自杀了。我为此感到万分恐惧，而且不断进行自我拷问：“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换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轻？！——我终于发现，并承认：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从此，这年轻人的尸体，这有罪感，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

在我与青年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座“压在心上的坟”。

或许正是因为这具沉重的尸体的存在，我后来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文革”“造反”队伍，因此走出学校大门，走向工厂、农村，以至兵营，接触到了更广大的社会人群和青年人，我的影响也逐渐扩大。于是，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二十岁上下，都是“50后”了。我们这个小群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文革”后期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这样的民间聚集，有两个背景与推动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们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经历，但最终却发现，“文革”并没有解决我们期待解决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文革”中产生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新贵”很坏，面对“文革”进入绝境的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我和我的“40后”、“50后”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而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国的问题又是和世界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的，因此，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世界”与“我们”向何处去？与此同时，我们又意识到，当“文革”陷入危机，也是一个转机：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变革的前夕；当然，我们并不能预知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为这样的不知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却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变革作理论的准备。而要作理论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这和我们当时的身份、地位——边远地区、社会底层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轻人（除了我这个大学生之外，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只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半大孩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连最起码的书都没有，就只能偷；能够读的就是马列主义、鲁迅的书；而且读书，特别聚集起来读书本身，就有风险：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群人从聚集起来开始，就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注，而且“文革”后期也确实有人因组织读书会而被捕，甚至被处以极刑的。对此，我们都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夸大一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并且准备作出牺牲的。当然，我们一起读书，也不全是如此严肃，毕竟都是年轻人，大家经常在一起唱歌、朗诵、爬山、游泳、做游戏，甚至谈恋爱。后来，一位朋友曾赋诗一首，描述我们当年的生活：“更难忘，娄山湖畔（这是我所住的地方），登吟《井冈》（指一个雪天的早晨，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岗，齐声朗诵毛泽东的《井冈山》）；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和清汤。”可以说，我和“40后”、“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现代文学史），接触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他们或多或少有“文革”经验与记忆，因此和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80年代和“60后”、“70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后来这些学生纷纷投入社会，当然不是偶然的。我也因此陷入了和前述“40后”、“50后”一代交往时同样的矛盾心境中：既理所当然站在学生这一边，又为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担忧，更为自己无力和学生一起承担后果而痛苦地自责。

这里所暗示的我与青年交往中的有罪感，是延续至今的。我总觉得，我们成年人没有把国家搞好，却要让本应该只是学习的青年学生来担负社会的责任，付出代价，这过于残酷，我们成年人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80后”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80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80后”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这引起了“80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的呼吁。我的演讲就是响应“80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的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30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我是“30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50后”，以至“60后”、“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现在，距离我讲话的2006年已经有八年了，“8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80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90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也大概从2002年退休以后，和“80后”，后来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80后”、“90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是“改革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80后”、“90后”，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就像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所说，他们是随时可以闯门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对“80后”、“90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我的年纪越来越老，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80后”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80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他们对我也毫无兴趣，至多保留一点有礼貌的尊敬，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30后”就与“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也是我和“80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80后”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已经老了，可以按照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3]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80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如前文所说，我需要通过与生活在社会底层、具有活力的年轻人，主要是两个群体——青年志愿者与青年读书会的朋友的联系，借助他们的思想力与行动力，给自己不断补充生命力量；我也可以把我及我们几代人的人生经验教训，以及我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观察与思考，告诉年轻人，为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提供参考。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

现在，回想起来，退休后的十二年来，我和“80后”、“90后”的青年，主要讨论了以下五个思想与精神命题，也可以看作是前述意见的一个深化和展开。

（一）“沉潜十年”

“真正有志气的青年，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时一地之利，更应该摆脱浮躁之气。真正有力量、有自信的人是不会追求那些表面的炫目的浮光的”，“要沉潜十年”，“沉潜到民间、底层，沉潜到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历史的深处”，“沉潜十年，必然是苦痛的沉默的十年，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鲁迅语）。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民族，都是如此。”[4]

（二）“认识脚下的土地”

“我们现在面临‘釜底抽薪’的危险：当人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自身的存在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忧虑，因此想发出一个呼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5]

（三）“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这是将思想的天马行空与做事的脚踏实地结合起来，将由于对自己的信念的坚守而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彻底、激进，与现实操作中的低调行事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样做，既可以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为理想之光所照耀，于是所做的小事也就被赋予了一种诗意；同时这样的理想的追求又可以落实到日常具体生活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避免了空谈与无所事事。而在内心世界里，又可以在总体的焦虑中获得每一个生命瞬间的踏实感。”[6]这正是所谓的“低调的现实的理想主义”：“想大问题”，即是坚持大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底层关怀，这是对前辈理想主义的继承；但“坚持和平、渐进的改革，着重点滴的力量，从小事做起”，这又显示了新时代的理想主义的特色。[7]

（四）“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当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普遍存在焦躁、牢骚和怨愤的情绪，又不甘于无所事事，怎样摆脱这样的困境？“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始”，我们“就按照自己认定的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自己行动起来。在这个追逐物质享受的消费社会里，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在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责任和承担时，我们这一群人尝试利己利他、自助助他的新伦理；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的丛林法则，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时，我们这群人尝试着把他人当作兄弟姐妹的志愿服务；在充斥着谎言的社会里，我们这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努力生活在真实里”。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意志的表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它就具有内在的力量，现在我们又组织起来，形成集体力量。只要我们做得好，就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就会像滚雪球那样，不断扩大。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到改变周围人的存在。”[8]

（五）“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由‘物质主义’的时代向‘后物质主义’的时代过渡的历史转折期，也许现在许多人还是延续着物质主义时代的思维与习惯，沉迷于物质与欲望的‘小时代’，但有思想、有觉悟的青年，应该看到时代发展的新趋向，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更自觉地追求健康、快乐、有意义的新生活。”“鲁迅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健康地快乐地活着，幸福地度日，背后有一个幸福观的问题，核心是如何处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有意义地活着，合理地做人，背后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核心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体的关系”。“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讲起来容易，实际上内涵很丰富，需要我们去研究、琢磨，更需要我们去实践。”[9]

不难看出，这些命题既关系青年的成长，也关乎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这是我这个“30后”与“80后”、“90后”的共同话题，我们都从相互探讨中获益。好多青年朋友都对我说，这些命题都成了他们的座右铭，我听了也很高兴。

还要说说我和台湾青年的交往：2009年我有机会到台湾“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讲学，我开了两门课，系统地向台湾青年介绍鲁迅与毛泽东。我上课一开始就宣布，希望能够和台湾青年进行心灵的沟通。因此，我除了每周两次讲课，每次都在三小时以上，还留下一个晚上和学生聊天。我接触的这些台湾学生，以“80后”为主，也有“90后”、“70后”、“60后”的。他们开始和我交流，还有些拘谨，但很快距离就越来越近了。我发现，海峡两岸各代人其实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比如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和“40后”、“50后”青年一起在贵州山城夜读禁书时，台湾大学的同龄人也在偷偷地读国民党当局严禁阅读的左翼书刊。而两岸的“80后”、“90后”，就都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期和网络时代，相近处就更多。当然区别也是明显的，我的感觉是台湾青年相对单纯，用不着提防，可以比较轻松地相处。

因此，我在课程结束后的《感言》里，相当动情地这样说道：“相信这短短的三个月，在我的心中，在大家心里，都会留下一个不会磨灭的美好的记忆：曾经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么一群人，以美好的心灵相互交流，互相触动，使彼此的生命得到一种升华。因此，我们应该相互感谢。”

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与反省

不妨从一件小事说起：我上课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同学们听课的热情，以至迷恋，既让我感动，又使我担心，并总是引起我的反省。

一次课后，一位学生对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听您讲课了。听完课，一个星期里我们宿舍里大家都在议论您讲的话，充满了您的声音。”

我一听，吓了一跳：全是我的声音，没有了学生自己的声音，那就完了。还有一位研究生则这样说：“我听钱老师的课，开始总坐在第一排，后来就觉得不对劲：我被他控制了，就有了一种恐惧感。既想听，又要抗拒，于是我就躲到了一个角落里，远距离地听。”这就对了。

这说明了启蒙主义言说的两面性：既要启蒙，就希望有吸引力，震撼力，但发展到极端，就变成征服力，这就带有了一定的专制性。

问题更在于，启蒙主义者一旦成为思想与学术的权威，掌握了学术权力，就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你的话语霸权，成为新的压迫者。我在好几个地方都谈到了自己的一个反省与忏悔：多年前，我主持博士生面试，自然有决定学生命运的生杀大权。一位学生没有什么材料依据，也不加论证，就得出一个很大的结论。我突然愤怒起来，就利用我的知识优势，连续向他提出四五个问题，并且非常严厉地训斥他。最初我很得意，但他惊恐而又不以为然的神态让我一震。应该说，指出学生错误，提出质问，这本身并不错；问题是我的权威心态，我的训斥中的不平等态度与霸气，这就形成了利用知识权力对学生的压抑。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教训：从此，我都十分谨慎地运用自己的学术权力。这里，实际上是存在着两种启蒙。一种启蒙，是自居真理的掌握者，甚至化身，启蒙变成自以为的“真理”的强制灌输，并借以征服、控制被启蒙者，所谓“服从真理”其实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这样的启蒙必然变成专制。而真正的启蒙，是老师与学生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启蒙的目的是要建立自我与对象的双重主体独立性。启蒙是一个对人性扬善抑恶的过程，就是要把每一个生命个体中被遮蔽的和被压抑的美好的东西激发出来，用知识来培育、提高、升华，使人成为自由、独立的生命主体。老师、启蒙者自身的真、善、美的因素，也被唤起，它是一个双向的激发，达到相互的生命成长，相互的良性发展。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启蒙境界：每次上课，我不仅向学生讲我“知道什么”，更讲“我不知道什么”；不仅讲我的道理可能解决什么问题，更讲我的这种说法、道理的限度在哪里，有什么问题解释不了，可能会遮蔽什么。这就是我通常所说的，要“理直气不壮”，首先是“理直”，我向学生讲的“理”，都是我独立思考的结果，因此，我必须坚持；但我同时自觉意识到，我认识的“理”，也可能存在问题、缺陷，而且即使正确，实施起来，也会受到许多限制，因此，我不能过分“气壮”，要留有学生提出质疑和自我调整以至纠错的余地。

启蒙主义者还会经常遇到鲁迅说的“唤醒了铁屋子里的人，却不能给他们指明出路，反而增加了被唤醒者的痛苦”的尴尬和顾虑，鲁迅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成了吃人筵席上的“帮凶”。这又是我的一个终生难忘的隐痛：有一年除夕前夜，我突然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说他是出自农村的山东青年，他在读中学时，受到我对中学教育的批评的影响，中途退学，依靠自学考上了北大医学院。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大学教育的许多问题，于是，又开始了反抗：不断写信给校方，提出种种批评，并且一再逃课，自己读书。校方就以他违反学校纪律为名，将他开除。家长赶来求情，学校提出要他承认错误，他拒绝了，最后就真的把他开除了。父亲在一怒之下，打了他，他就打电话找我了。我一听，连忙对他说，要学会保护自己，赶紧回到父亲身边，等等。这孩子只说了一句：“这些话，你早为什么不说？”就把电话挂上了。而且以后我也找不到他了。这件事引起了我至今也没有平息的自责与反省。一个启蒙学者，他的任何认识、言说上的片面、偏差（比如我长期只谈独立思考、反抗现实，而不说自我保护、生存策略），都有可能造成相信我的年轻人的灾难。鲁迅早就说过，他生怕自己未必成熟的果实，贻害了青年。他还说，自己无论选择什么，后果都自己承担，决不去引导青年和自己一起冒险；自己不去牺牲，就绝对没有权力鼓励别人，特别是年轻人去牺牲。刚才我提到自己在与台湾青年相处时，特别轻松，原因就在我对台湾青年没有什么影响，我就可以随便说；但在大陆青年面前，我就有点紧张，生怕影响了、贻害了年轻人。因此，我经常说，自己在大陆讲课、演讲时，都是戴了面具，有所保留、遮蔽的，并没有将自己心里想讲的话全部说尽，也包括此刻的讲话，我不会将自己内心最尖锐的思考，公开出来，实在是害怕连累了诸位。这样的欲说还休的言说，其实是很无奈的。

很多人都赞扬我说真话，其实，我只是说了“较真的话”，更多的时间和场合，在更多的问题上，是沉默的。

我和青年的交往，最容易受到批评的，是说我有“崇拜青年”的倾向。可能是这样吧。我的心灵最软弱的一面，就是容易被青年人利用。我不想回避这一点。我当然清楚，青年人是多种多样的，有人会利用我。但是我觉得与其被那些成年混蛋利用，还不如被青年利用。

我知道我的弱点，就是轻信。但是我又记得马克思说过，一个人最可原谅的弱点就是轻信。我就是这样，只要是年轻人，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就觉得很难拒绝，看到年轻人受难，我就觉得受不了。这就不免要上当受骗。但又是鲁迅说的，我不能因为上过一次、若干次当，就把一切前来求助的年轻人都看作是骗子。当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是非常痛苦的，有一种美好的感情被玷污的感觉。但独自舔干净受伤的血迹以后，又忘了，遇到什么事，又免不了继续上当受骗，这几乎成了宿命。讲到宿命，我还要谈谈启蒙者的一个基本宿命，就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原因是复杂的。青年本来就是多变的。而社会的力量往往比教育的力量更加强大。这个学生在学校跟着你读书，你希望他将来成为“龙种”；可是他到了社会，社会很可能就把他改造成了“跳蚤”。当然，最根本的还在内因。能不能成为龙种，关键在是不是具有真正坚定的理想、信念、信仰。你看中的那些未来的“龙种”，从表面上，他也信誓旦旦地大谈理想、信念、信仰，因此获得了你的信任；但时间一久，就会暴露出他真正追求的是个人的名和利，大谈理想、信念也是获得社会地位与影响的一时之手段，他真正迷恋的是个人的权势和金钱，这就露出了“跳蚤”的本相。

这也是“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因为“精致，高智商”就很容易被视为“龙种”，但最终还是利己主义的“跳蚤”。据说我谈“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其实是包含了我自己非常深刻的隐痛与无奈的。

最后，要说的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能够为青年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再往下，我就无能为力了。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我越来越不懂得当代青年了。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我和“40后”、“50后”是最接近的；和“60后”、“70后”，有心心相印的一面；和“80后”、“90后”的部分人还有某些共同语言；对“90后”的许多人和“00后”就不大理解了，对他们的思想、心理、情感、行为方式，更是相当隔膜了。这本属正常。就像你们和爷爷一样，尽管彼此相爱，但要作交流，特别是深度交流，就很困难，也没有必要了。面对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的新一代青少年，我既不能用我自己的信念和人生哲学、处世哲学对他们指手画脚，那会妨碍他们独立自主地成长；更不能去一味迎合，那会失去我自己的独立自主性。

最好的办法，是退居一旁，默默观察，同时给予老人的祝福。老实说，我作为一个七十五岁的“30后”，直到今天，还能在这里和诸位（好像各代人都有）作如此深谈，已经很不容易，我也很满足了。但什么事情都应该适可而止，如果还要没有自知之明地掺和下去，就没有意思，甚至显得可笑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越来越认识到，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复杂，对于我，也越来越陌生了。

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经验的范围。

年轻人自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新问题，我们的老经验，虽然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作用确实有限了。这样，我和青年的交流，虽然也还有一定空间，但已经不大了，这是至少我自己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

于是，我就利用尚还存在的空间，为青年提供了两次服务，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今年写的《和韩国朋友谈我所知道的部分青年的新动向》，听说这篇文章正在网上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全文，这里只能说个大概。文章不仅是向外国朋友，更是向国内的知识界，发出一个信息。主要介绍了两个“新动向”：一是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与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部分博士生开展的“‘80后’怎么办”和“我们是谁”的两次讨论，这表明年轻一代已经开始自己认识、反思自己，自觉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他们已经行动起来，像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发动的“爱乡村，发现乡村之美”的活动，反思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发现“乡土中国”。还有些广东、香港、台湾的青年，则联合起来探讨：在高速城市化的当代社会，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如何回应这样的发展，寻找更理想、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一个“新生活运动”正在悄然兴起。我的结论是：中国部分青年正在突破体制的限制和成年人给他们的设计，“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成长着”。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同时也为中国知识界对此毫不关心，甚至茫然不知，还在那里一味居高临下地训斥青年，感到不安。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社会和学界、教育界的朋友：请俯下身子，看看鲁迅说的“地底下”的中国“筋骨与脊梁”。我愿意为正在“走自己的路：自己选择，自己承担”的青年，竭尽呐喊之力。

我的另一篇文章写于去年，题目是：《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这里不妨再大略说说，其实就是对在座的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岁的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距离我的年龄，还有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这正是你们人生的主要阶段；你们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将面临时代所提出的什么问题？”你们想过没有，准备好了吗？我倒是想了，想到了三点。其一，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如果说我们和我们以后几代人都在那里搞征服大自然的蠢事，你们将面临大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之间的不断较量与协调，将成为你们的时代的主要内容，主题词。由此引发的发展模式、政治、伦理等等问题，都需要你们去应对。其二，你们还要面对的是“全世界都病了”的现实，也就是说，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北欧模式等等），文明形态（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都出现了危机和转机。这就进入了一个全面反省、反思的时代。如果说我们那一代面临的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诸位所要面对的，是由文明危机引发的改革、调整，最后达到文明交融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既定的认识世界的观念、方法的全面挑战。我们今天与今后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与变革，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固守于原有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了的现实强行纳入我们已有和固有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今天盛行的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内，而需要从新的现实出发，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其三，你们还要面临的是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新变革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即使是你们比我熟悉得多的网络技术，将对我们人类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恐怕至今还没有完全看清楚。还有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人自身产生的影响，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都是难以估计的。这就是我想到的未来三大问题。但我也只能提出问题，如何面对，我完全无能为力，都得靠诸位去准备、去面对了。

这样，我能够贡献给诸位的，都贡献了。我今年完成，明年大概可以出版的，是两本（套）书，一本是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和青年朋友一起读鲁迅》，另一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志愿者文化丛书》，共六本，其中一本是我写的《论志愿者文化》，收集了我多年来为青年志愿者写的文章。这两本（套）书大概就是我为青年朋友的集中服务了。以后，当然我还会关心青年，也还会继续写作，主要以书的形式和诸位相会。这些书，你们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自然，更自由。你们尽管放开步伐，走自己的路。有一点可以相信，无论你们遇到什么，都会有一位老人，在默默注视你们，给你们以老朋友的祝福。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2014年12月20日讲，21日整理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