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全球化2.0版：来自思想领域的进程报告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基于不同的理念和理解，国外战略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别巨大，对华友好与敌意相互映衬，但却恰好为“一带一路”外宣提供重要借力。通过分析现有的600多家关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国外战略智库研究报告可以得知：45%左右的智库对华持友好态度；受制于客观环境（正确的研究资料严重缺乏、对中国不够了解等）,45%左右的智库对“一带一路”有些难以接受；10%左右的智库属于反华阵营，对华持严重的反对和排斥立场。在“一带一路”外宣工作中，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能使我们在工作中明确方向，知道如何借力；分清楚谁可以团结、争取，谁是应予防范和打击的，可以增加我们外宣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知道把力量投向何方。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面对中国政府的真诚呼吁和不懈努力，世界各国，特别是作为“庙算”的外国战略智库，纷纷把“一带一路”作为自己的研究和关注重点，陆续发布大批报告。在“一带一路”研究工作中，项目组借助另一个重要项目，即“全球战略智库观察项目”对国外战略智库有关“一带一路”的观点介绍，通过梳理，将全球知名战略智库对“一带一路”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观点在此予以重新展现，以此把握国外智库对中国这一“走出去”大倡议的思想动向和基本态度，至少为“一带一路”赢得外部的舆论支持提供几点借鉴。

从目前项目组检索和搜集到的各国战略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最新研究报告（截至2016年9月28日）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点、兴趣点和看法取向，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好相关工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以来，迅速成为海外战略智库关注的热点话题。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千余家重要战略智库中，目前有600多家正在积极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其中美国有198家、欧盟国家有175家、日本有75家、韩国有14家、俄罗斯有26家、中亚国家有11家、东盟国家有54家、印度有21家、巴基斯坦有7家、西亚国家有34家、拉美国家有7家。这些智库推出的数千篇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已经并正在对海外媒体和舆论产生重要影响。全面整理、综合分析海外各国不同战略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观点和看法，既可有助于我们借助海外战略智库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外宣工作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增强外宣工作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又可以使我们搞清楚在数目繁多的海外智库中，哪些是我们的朋友、哪些是我们的对手、哪些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以增强外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当然，由于各智库受限于所在国家利益的束缚，他们在“一带一路”研究过程中，其观点自然不可避免地带着某些不全面，乃至误解、曲解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有着高度自信和定力的国家，一定能从其中的不和谐声音中，寻找到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他山之石”。这也是我们理论研究工作的本意和初衷。正如陆忠伟先生所说，面对全球战略智库们的评点，“不论其目的、动机如何，各大智库的政治敏锐、战略视野、国际思维值得肯定。正所谓一心精进，总得悟明究竟；万里深思，方知定有因缘”。

一 世界主要国家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看法

（一）美国战略智库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战略智库对“一带一路”的反应，负面思考多于正面思考、非理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挑拨离间的成分多于建设性因素。由此可以感受到美国内心深处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疑虑与惧怕。其中，疑虑部分更多的是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了解还处于浅层次，或者换言之，是我们的政策解释工作还存在差距，这需要我们有关部门继续加油努力；而惧怕部分，则涉及了美国更深层次的不健康心理阴影，是其与生俱来的对新崛起国家敌对情绪的反应。

从目前的统计看，无论是关注的领域、议题，还是角度、力度，美国战略智库都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最为关心。如它们透过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多棱镜，从不同的视点来探讨和看待“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对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的有限责任伙伴关系、中国和印度能否超越边境争议、印度洋能否装下中印两个大国、中国与希腊的债务危机、萦绕中国心头的阿富汗、中国能否成为中东地区的新和平制造者、如何与中亚共享繁荣、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蒙古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应如何看待和对待伊斯兰国，等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美国战略智库发布的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研究报告中，基本上看不到美国自身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应该干些什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意见和建议。相反，美国的智库们更热衷于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边境纠纷、历史矛盾、现实争端，等等。例如，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在承认“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待遇争端，从来没有给两国制造过外交压力”的同时，又故意轻描淡写地提到“在马来西亚国内，马来西亚官方鼓励反对当地的中国人”。

在中国和俄罗斯问题上，外交政策研究所在其报告中，一方面将中俄正在不断深化的两国关系描述成“独裁的政治联盟”，并认为“它能够挑战自由主义思想以及金融世界的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俄“在双方团结的表象之下，其实中俄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建议“欧洲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利用这些缝隙，并且避免采取使这些不兼容的盟友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动”。

外交政策研究所承认，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成功访问后，许多人希望重启曾经广受赞誉的“亚洲世纪”。但是，在他们的报告中，更多的是谈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印越如何联手对抗中国，并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项目、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项目、缅甸皎漂项目、马尔代夫项目等，列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挑战印度地位的举措。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津津乐道于所谓“中国在印度洋越来越频繁的军事行为”，并别有用心地暗示“中国计划通过与印度洋地区发展军事及经济关系来包围印度”，并建议印度莫迪政府，“莫迪可以更加自信地告诉中国领导人，中国在与巴基斯坦联盟中将不再受益”, “新德里应该有能力通过自身的政策削弱中巴联盟”。

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认为，中国政府颁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它的核心是中国利用其经济资源和外交技巧，来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将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如果这导致了更多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这将有助于加强该地区的政治机构建设，并减少恐怖分子进行的恐怖活动”。但是，他们随后话锋一转，说“实施 ‘一带一路’将会给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认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大幅度增加了破坏政治的风险”，带来“地缘政治影响”，并“将可能增加中国的海军力量”。最后，两位作者提出的结论说：“中国的 ‘建设就会成功’的发展战略在国内很难实施。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外，它可能不仅会产生反中国的政治思潮，而且借款人也无法偿还贷款，或企业无法收回他们的投资，最终对中国经济造成压力，而不是帮助其稍微缓解经济下滑。”

史汀生中心承认“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把三个大洲联系起来”,“将对亚非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认为“对环境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并指出“尽管这一计划声势浩大，但 ‘一带一路’并不容易让人买账”,“‘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公共关系策略。太多人已经误解了中国的意图，并且曲解该战略将会产生的收益”。

（二）俄罗斯智库

俄智库对“一带一路”及其沿线国家的观察和态度，则要平和务实得多，没有美国智库那种焦灼的感觉。俄罗斯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接连就“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公布了一组报告，认为西方国家快速的人口老化，将导致需求模式和需求规模的改变，“这意味着向旧的工业化国家出口，将不再是亚洲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中巴经济走廊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向西看”政策的中心和试验田。报告认为中巴经济走廊不但对巴基斯坦是机会，还“能够为该地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海湾国家以及非洲的部分地区都会受益，而亚洲也会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报告建议“如果印度同意成为这些交通线中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的将是亚洲经济的重大转型。印度可以与伊朗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IPP）和中巴经济走廊联系起来”，为其“提供比目前正在使用的更为便捷的交通方式”。

俄罗斯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认为，作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重要试验区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国的投资“既不是援助，也不是优惠资金，而是商业协定和项目融资，包括商业投资回报率”。要实现投资的落地，巴基斯坦应改善俾路支省的安全环境，还要在项目的分配上充分考虑巴基斯坦欠发达地区的实际利益。作者在结论中指出，与美国的做法相比，“北京方面在南亚和中亚的更广泛投资，不仅仅是为了重振中国经济，也是为了促进（世界上）整合性最低的地区之一，使之具有更好的连通性和商业性”。

同时，在俄罗斯智库公布的研究成果中，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和不理解。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如果北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成，在便利俄罗斯人民的同时，也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前往俄罗斯。在俄罗斯人口老化严重和出生率不断降低的背景下，俄民众普遍担心居俄华人将成为最大的少数民族。二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中亚国家最大的经济伙伴，俄罗斯忧虑中俄在中亚地区可能在某些利益问题上形成正面冲突。三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是想成为创造者，而非参与者。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构想有一些重叠之处。在遭受欧美国家制裁、经济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俄担心如果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实施，可能会拖延其重新构建“欧亚帝国”的计划。但是，如果减少对“一带一路”的参与，则有可能错失发展机遇，累及俄罗斯疲软的经济。这令俄罗斯普通民众乃至决策层感到左右为难。

对存在的以上问题，俄罗斯战略智库也给出了一些较有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一是中国企业和民众到俄罗斯时，要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公民前来投资经商和居住，都是在商言商、合法经营、依法办事，并没有政治目的。二是中国在中亚地区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兼顾俄罗斯的利益，把握好处理两国利益的原则底线。三是要搁置分歧、求同存异，尽量避免刺激俄罗斯的神经，中国政府可考虑主动提出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的方案，以实现两国和两个战略的共赢。四是建议中国妥善处理、协调好两国的利益，使俄罗斯与中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助力，努力将中俄合作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范例。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围绕“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研究，发表了数十份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一个经济项目，目的是促进中国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同时，我也认为它是一个有助于区域国家之间发展密切的全面关系（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关系）的项目，而不仅仅获得一些具体的经济或政治利益”, “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像一个概念，而非有着具体目标和路线图的行动计划。总体而言，中国的做法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融入了更多的能源、创新和灵活操作的意识，以及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态度。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新项目已不再局限于中亚，并意图扩大到南亚、东亚和欧亚大陆”, “‘丝绸之路’项目可能会促进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也可能会加剧它们之间的竞争。结果取决于中国和俄罗斯将如何相处。作为一个战略伙伴，中国正努力与俄罗斯保持合作关系……中国项目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合作的自然欲望，而不是把俄罗斯挤出中亚。对于中国来说，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理想关系是与俄罗斯共同努力，或在合作的氛围中各自开展工作”, “中亚各国将积极响应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因为它们没有理由拒绝合作”。

（三）欧盟国家智库

面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欧盟国家战略智库对促进参与“一带一路”动力较足，传播的正能量也较为集中。从人文上，欧洲的智库们认为“一带一路”正在弥补中欧在认知上的差异：在中国人眼中欧洲不再是古老僵化的城堡，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已不再是刻板古老的长城。从发展趋势上看，许多智库认为世界中心也许会逐渐从以“美国—大西洋—欧洲”为核心的基督教文明圈，开始转向以“中国—欧亚腹地—西欧”为核心的多元文明圈，并在全球形成“美国—大西洋—欧洲”“中国—欧亚腹地—西欧”两个中心。而欧洲恰恰处在两个中心连接之处，因此就“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落地而言，欧洲感到很期待。

同时，欧洲的许多智库也不讳言欧洲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暂时的茫然和不知所措。他们认为，亚投行的成立使欧洲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朋友圈之一。欧洲国家参与亚投行，说明了他们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以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带来的战略机遇。但是，问题在于欧洲国家目前并不知道如何对接“一带一路”，中国的企业也不知道如何深度开拓欧洲市场。这既是认知差异，也是需求的差异。具体来说，欧洲各国政府和企业家首先要弄明白：欧洲应向中国买卖什么，同时，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也应考虑同样的问题。欧洲智库也指出，欧洲并不是一个整体，各国有各国的竞争优势和利益需求。“一带一路”要在欧洲落地，中国应遵循知己知彼的古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持久良性、合作共赢。

一些欧洲智库也在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进行冷观察和冷思考。主要结论如下。一是避免过度解释中欧关系的亲密。直到目前，欧盟尚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也依然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欧洲国家在经济上走向中国，并不意味着其在战略和安全问题上背弃美国；中欧在经济上深度合作，并不意味着欧洲在人权、民主和价值观上改变对中国的苛求与刁难。在人权和民族宗教问题、达赖和西藏问题等方面，欧洲的对华干预可能随时会干扰目前的良好关系。二是避免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过度政治化或宿命论。“一带一路”是否会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烂尾楼”，或是否会成为新版的“中华帝国朝贡制度”，关键是要设定好其战略和战术目标，核心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能否在清晰的战略指导下逐步落地，并通过一个个战术目标的完成，最终实现惠及沿线国家的民生。三是避免盲目发展、遍地开花。中国政府应尽早系统整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各类信息，动态性地提供给中国“一带一路”的参与机构和企业、人员；同时要把中国国内致力于“一带一路”的城市和企业、机构的竞争优势、现实需求等，提供给国外相关国家和企业、机构。要通过这些细致的工作，让彼此知道双方合作的接触点和发力点之所在。四是注重高层次人员交流与沟通。欧洲一些智库坦言，当前欧洲最缺乏的是社会活力与创新，中国最缺乏的是国际化的人才和经验。这种高异质性，决定了高互补性。因此，应加强政府、企业、智库、学者等之间的人文交流。五是要尽早建立“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的样板，以发挥可复制、可推广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法国的智库认为，法国领土面积占欧盟的1/5，是西欧面积最大的国家。特别突出的是，他们在民用核能利用、高铁、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产业优势，是法国经济的依赖和支柱。目前，中国的核电和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优势产能，这可能造成中法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关系。另外一些法国智库则认为，法国高铁在欧洲运用最早，其多项标准曾是欧洲高铁技术的基础。但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高铁市场中，法国高铁的话语权已经一去不返了，传统的竞争对手德国、日本和后起的竞争对手韩国、西班牙、意大利已经将法国高铁逼入了困境。同时，在法国国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价格已经取代速度，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因素，法国高铁的乘客数量日渐减少就是明证。因此，一些法国智库把中国高铁看成激发其活力的“鲶鱼效应”，认为中国的许多高铁技术来自法国，法国更加了解欧洲市场且具有成熟的人才、经验，中法高铁市场如果能相互开放，两者可以联手开拓欧洲的高铁、码头、港口、机场乃至核电等基础设施。

在文化创意与时尚产品方面，法国的智库信心满满。他们认为，文化产业是法国的另外一大优势，既是法国经济最强大、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中国的硬需求。他们认为，中国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但目前的发展起点依然很低，许多文化项目依然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他们建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法应在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服务业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同时，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建立“中法文化产业园区”，以孵化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各类企业，以提升中国及城市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气质，同时增加沿线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兴趣和参与热情。

英国的智库老谋深算，体现了老牌殖民地宗主国的行事风格和做派。在其亨利杰克逊协会、英国查塔姆研究所、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等知名智库近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报告中，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在思考欧洲的危机和未来，关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带来的风险，对亚太地区的冲突进行评估，热衷于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海湾国家带来的机遇；唯独缺少的是，对欧洲和其本身怎样对接和回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研究报告。而实际情况是，英国上下均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充满了热情，并且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具体落实之。英国智库研究的冷与热，反映了英国在对华合作上的矛盾心理，也就是所谓的英国“重商主义”与“人文主义”并重的双重性格的具体反映。英国的智库认为，英国兼具重商主义、人文主义之气质，它略显被动的地缘条件和匮乏的资源，迫使他们必须务实灵活地寻找经济上的合作伙伴，故重商主义盛行；重视传统、推崇渐进的民族性格，又使其不轻易改变什么，因此人文主义在其灵魂深处的烙印很深。也就是重商主义、人文主义两种思想成为英国智库解释英国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理论依据。

首先，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呼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最早的国家之一，是加入亚投行最早的意愿国和创始成员国。对此，英国智库的研究结论是，英国的行为并不是对美国的背弃，而是重商主义使然。因为英国需要中国的投资来更新老旧的工厂和基础设施，以升级英国制造业水平，从而将更好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英国加入亚投行，也有巩固其国际金融优势的战略考量。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五通之中，以货币流通为核心的金融支持是重中之重；作为老牌的金融大国，英国智库自认为全球四大金融中心中，有三个与英国有关（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境外人民币支付有62%在伦敦进行。

其次，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于2014年签署了一系列新协议，其中包括在未来三年中加强中英教育合作的框架协议。英国智库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英国教育的宗旨是培育社会精英意识，包括批判性思维、独立性思考、跨学科知识、国际化视野、高度的社会责任等，是人文主义使然。他们认为，这些人文素质让英国在文学领域有莎士比亚、在科学领域有牛顿、在经济学领域有亚当·斯密、在自然科学领域有达尔文……当然，目前在英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中，来自欧盟的学生显著减少，中国学生的出国需求正填补这些空缺。

最后，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英国的智库们把重商主义和人文主义糅合在一起，建议中国和英国可以加强“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他们认为，英国的传媒业高度发达，是有传媒话语权的国家。而中国，有正在崛起的传媒市场，有“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的舆论引导和动员需求。一些智库建议，中英可联合开展问卷调查，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注倾向和参与程度；联合拍摄纪录片和专题片，向世界展现“一带一路”的全景和未来愿景；加强现代传媒理念培训，联合培养现代传媒人才；加强两国传媒产业沟通，全面加强纸质媒体、广播电视、音像制品等传媒领域的双边合作。他们认为，传媒影响力属于文化软实力范畴，理应成为中英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中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项目。

德国和意大利智库津津乐道的是，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德国制造、意大利制造是中国离不开的两块制造业金字招牌。德国智库指出，作为当今欧洲第一、世界第四的经济体，德国在全球金融风波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压力下，表现抢眼，其原因在于德国制造代表着品质与卓越。德国的机械设备制造业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其75%的机械设备产品出口国外，在机械设备业36个产品领域中，德国产品在16个领域为世界出口第一。汽车、机械制造、化工医药、电子电气是德国四大传统产业。正是因为这些自信，德国智库认为中国企业虽然重视产品研发，渐进性创新不少，但突破性创新不足。他们认为，德国制造对中国的启示是：“一带一路”要有产品可卖，就要在突破性创新上有起色，拿出真正有品质、有品牌的产品。

意大利的智库认为，意大利是“中小企业王国”，致力于发展中小企业的中国丝路城市应该主动对接意大利，尤其是在食品、服装、家具（也就是意大利人引以为豪的“3F产业”）领域。他们认为，中小企业是检验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健康的最重要指标，也理应成为“一带一路”经济是否活跃的晴雨表。

此外，“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否能与“容克计划”对接，这是当前欧洲的扎略智库和各国政府、媒体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

（四）印度智库

从时间顺序看，印度智库在对待“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方面，大体经历了抵触、犹疑、初步张开怀抱欢迎等几个阶段。从这些报告中，大体可以梳理出以下一些基本的脉络：莫迪总理执政初期，绕开中国访问美日，对外公开宣称将开辟“印度世纪”。之后不久，莫迪总理积极开通微博热线、调整行程访华、拒绝见达赖，并在2015年5月15日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畅谈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呼应。印度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变，大体与莫迪总理态度的转变同步。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对外战略、绿色技术细节以及投资和发展思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的贸易伙伴提供 ‘绿色丝绸之路’升级版的工具箱”, “丝绸之路复活计划不应该以推出类似于疯狂的发展项目的方式进行，而是作为一种绿色和自反性现代化的努力”，并具体希望“中国和印度一起保护和保存喜马拉雅山脊的聚宝盆（动物、植物和文化多样性）”。

关于中国在尼泊尔影响力上升问题，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认为，“中国将尼泊尔视作通往南亚的门户，这是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更广泛战略中的一部分”，印度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犹疑和担忧情绪。阿德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也表示，“中国在尼泊尔的这些发展进程令印度不安”，但他随之又表示，“尼泊尔政府意识到中国和印度互相竞争，因此不想丢开任何一方，这是一个极其智慧的平衡法则”。

全球关系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使丝绸之路更符合21世纪的现状，并且促进中国和印度的发明创新和商业发展”，二是“丝绸之路倡议是选择在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社会公平中都取得发展，还是以生态换取国家发展”。但其建议和结论则为，印度为确保两大目标的实现，“莫迪可以挖掘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的这些潜力，并联合本国专家和学者共同设计出相关方案”。在该智库的另外一份报告中，作者也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他认为“南亚国家的政治轨迹一方面取决了他们如何平衡印度的民主模式对南亚国家人民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向南亚国家政府为加强其基础设施而做出的慷慨的经济赠予”，但作者又认为，“尽管印度是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印度却不能指望超过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吸引力。印度必须在扩大教育与文化交流方面变得更有创意”，并在报告的结尾写道：“在中国对南亚国家的经济参与继续扩大之时，印度日渐成熟的民主制度仍将是南亚国家人民所关注的焦点”。

印度观察研究基金会比较客观地谈到了印度自身的差距。报告称，“2012年中国用于研发的费用高达2968亿美元，而我们2011年的研发费用只有361亿美元；中国有50万所职业技术学校，而我们只有1.1万所”, “改善基础设施的决心是我们在21世纪向前发展的依托和基础，我们建立了只使既得利益者受益的印象，而不是给我们数量众多的人口创造机会，或者利用我们的人口红利优势。一方面，我们又担心中国计划通过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在附近包围我们。我们不妨在巴基斯坦或者是瓜达尔港参与建设与中国类似的管道。当斯里兰卡寻求我们的援助时，我们没有表现出兴趣，但当斯里兰卡选择了中国的援助时，我们又感到震惊。五十年来，我们带着对中国人超越我们的担忧一直故步自封”, “当机会来到我们身边，目光短浅和缺乏自信使我们后退，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秩序，增强我们的领导力，调整我们机构的状态，并改进我们的治理能力”。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对中国战略崛起是区域霸权还是和平崛起进行了性质分析，认为“中国发起的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使中国成为地区及全球的贸易主角。…… ‘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也可以服务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可以作为促进民间交流的通道，这也标志着中国正在努力发展其软实力战略”, “中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战略的怀疑也不无道理。美国将中国排除在TPP之外的确令人怀疑”，报告建议“如果美国想要促使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么就有必要采取建设性战略与中国交往，而不是遏制中国”。

观察研究基金会则在观察印度面对“丝绸之路”的两难处境，“印度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战略目的远远超过经济意义……虽然新德里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但其官员提出最终无论是接受或拒绝北京的邀请，在此之前印度都要了解该倡议的具体细节”, “印度必须权衡支持与不支持该倡议的战略后果，而且印度必须打破这种困境，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应对北京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认为“中国也诚挚地邀请印度参与到 ‘新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中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印度对此的态度仍旧很冷淡。印度的这种冷淡反应主要是出于不确定该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实施、怎样实施，以及是否符合地缘经济的基本原理，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安全因素”。报告指出，综合分析后，“印度不能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应该积极地参与到 ‘海上丝绸之路’项目中来……积极参与其中可以获得很多好处。最重要的是，如果印度不参与进来就可能被南亚国家孤立”, “印度最好的选择就是接受中国的邀请，同时也可以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平与冲突研究所认为印度洋历来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印度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霸权，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形势清楚地表明，需要通过基于共同的文化、问题和挑战建立起来的多边机构进行共同协作”，当前可行的是“旨在消除 ‘中国威胁论’的措施，主要是由北京提出的 ‘海上丝绸之路’理念推动的，通过联合开发海上项目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进而强调中国与其他印度洋国家的 ‘共同命运’”，认为“未来印度洋将会继续吸引外来大国势力和多边机构的关注，这些多边机构有可能在 ‘管理竞争’和解决 ‘不安全感’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南亚分析集团认为，印度应该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战略空间。其报告指出，“印度也似乎决定加入中国提出的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BCIM）走廊项目，该项目旨在在南亚和中国西南部地区之间开通陆上通道”, “将中国西南部内陆地区与印度的东北部连接起来……孟中印缅项目有望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提高该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它也可能有助于维持该地区的和平，反过来，整个地区的繁荣也有助于孟中印缅项目的实施。也许这就是莫迪总理决定与中国共同完成孟中印缅项目的原因，从而搁置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这一历史问题”, “印度必须承认某些事实，即印度将为中国通过孟中印缅项目进入其东部地区分享战略空间，这与习主席的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致的。这为中国的经济、战略和政治影响力在相关地区的扩展铺平了道路，而且这可能会以牺牲印度的利益为代价。印度数百年来一直是该地区的霸主，由于其地区偏见以及昔日由中国激起的民族冲突，使得印度失去了其优势，这导致了冲突、管理不善和缺乏发展的恶性循环”, “印度参与孟中印缅会巩固其 ‘东进政策’，也扩大了其与邻国互联互通的总体战略，通过实现整个地区人民共同利益这一战略目标从而增强本国的软实力”，但是“印度必须密切监视孟中印缅项目的进展和运作，以免其与中国之间的主权问题影响其东北部地区的长远发展”。

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对中巴关系和中巴经济走廊十分感兴趣，但态度表现得介于友好与不友好之间。其报告认为，“互联互通是一种原则，它对一些项目有地缘政治的影响，比如引起印度战略和安全机构关注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促进互联互通会导致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通过通信线路和信息情报渗透到印度，这当然会对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印度—中国的双边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报告还认为“在战略层面上，这条走廊被认为是中国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即通过建设从新疆到瓜达尔港的战略陆地桥或大陆桥进入印度洋”, “从长远来看，包括瓜达尔港在内的中巴经济走廊有可能使中国的军事影响力不断增强”。报告认为，“尽管中巴经济走廊的部分目标可能会实现，但是这一项目将不可能以原来构想的形式实现……印度也需要加强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存在，并采取适当的反击措施来抵制中国在瓜达尔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布局：夸大、危害与经济影响》中，该智库说：“460亿美元（中国宣布对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金额）这个数字不仅成为新闻头条，而且其背后的细节也被无限地夸大了”, “巴基斯坦、印度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关注点就是这个数字，以及中国将如何成为一个 ‘游戏规则改变者’，如何改变巴基斯坦的命运，并将如何改变该地区的战略平衡等。但是，夸大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宏伟计划似乎有点过头，而印度必须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保持密切关注，当然印度也不应该对每一次中巴合作反应过度”。报告建议说，“就印度而言，它最反感的就是中巴经济走廊将穿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参与力度逐步增强，这将对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除此之外，印度没有理由过分担心，中巴经济走廊不是要包围印度，至少这似乎并不是这一项目的重点”。

（五）东欧智库

作为东欧国家，波兰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发布后，对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波兰智库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将是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中欧关系，尤其是中国和中东欧关系的重要工具，彰显了中国政府新的外交战略和新思维，并对“16+1合作”给予了很高期许。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认为，“‘丝绸之路’计划可能会使那些注重与中国加强关系的中东欧国家获益颇丰，这些国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平衡巨额贸易逆差以及吸引中国投资……波兰将 ‘丝绸之路’看作是一个真正与中国实现 ‘战略伙伴关系’的机会或者工具”, “‘丝绸之路’可能是一个使波兰基础设施升级的工具，新的物流线路可能会为波兰提供向中国出口产品以及建立中国分销中心的机会。波兰十分热衷于建立运输或通信枢纽，不仅能够使其货物转运更方便，而且可以更快捷地将产品运往其他 ‘内陆’国家”, “更重要的是，波兰作为 ‘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欧洲的前线以及中国的桥头堡，‘丝绸之路’可能会提升其在欧盟的地位”，报告认为，“如果各国可以共同而且明智地利用 ‘丝绸之路’，那么它可能会为欧洲—中国关系做出贡献”。该智库在另外一篇报告中也指出，“‘丝绸之路’计划也包括欧洲中部和东部地区，这可能会使整个地区以及波兰受益……此外，波兰作为亚投行的一个潜在创始成员国，它对参与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十分感兴趣”。波兰的东方研究所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其中认为，“‘一带一路’将会提供一个连接中国与欧盟的交通网络”, “‘新丝绸之路’正在成为中国发展公共外交及软实力的关键因素。该倡议包括文化活动、专家会议以及旅游路线等有助于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与欧洲一体化以及俄罗斯在独联体中提出的倡议不同的是，‘新丝绸之路’是一个没有明确国界的开放型政治工程，因此，这将有利于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促进多边合作”。报告建议“我们应当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角度来审视 ‘新丝绸之路’对于该地区的意义”, “波兰将会是 ‘新丝绸之路’西端的主要枢纽，主要是中国货物的运输通道”。同时，报告也指出，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应关注风险，如“欧洲缺乏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也是另一个大挑战，这导致列车返回中国时没有装载任何货物，将会增加货物运输成本。而且，由于冬季的低温，需要暂停货物运输”。该智库认为，中国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密不可分的，或者是合作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北京意识到了中东欧地区在欧盟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 “北京也承认该地区的国家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力”, “中东欧国家是中国对欧洲投资的 ‘后门’和 ‘试验场’……希望推动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扩张”, “‘16+1合作’框架也旨在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正面的形象……中国可以成为一个负责任和友好的国家。该合作框架也可以帮助北京与中东欧各国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 “将‘16+1合作’框架的概念纳入 ‘新丝绸之路’项目中是非常明智的做法。中东欧地区注定是 ‘新丝绸之路’上的 ‘枢纽’，而该地区的各国城市已经意识到与 ‘丝绸之路’连接是帮助其发展经济的好机会”。报告认为，“经过进一步发展，‘16+1合作’框架也可以推动 ‘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 “这将是北京对中东欧国家在合作参与程度方面的一次测试”。

（六）巴基斯坦智库

作为中国的“铁哥们儿”，巴基斯坦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中巴关系的深化和对巴经济的振兴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同时也对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伊斯兰堡政策研究中心作为巴基斯坦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其报告认为，中巴“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发展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目标”, “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已经转变为强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强劲的经济合作和日益增多的民间交流。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信任、理解、和平与进步的共同愿望之上的。巴中友谊会一直延续下去”, “打造 ‘中巴命运共同体’是当前中国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的共同愿景。这一愿景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巴基斯坦和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将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中巴关系从好兄弟升级为铁兄弟，两国的友好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双方启动了价值46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将建设包括高速公路和铁路在内的复杂的交通网络，连接瓜达尔港与中国西部的新疆省。巴基斯坦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安全部门以确保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工程师的安全。这个特别的安全部门将包括军队人员、警察和民间武装力量。安全部队的规模达到了1万人，将由陆军少将率领”。

在《中巴经济走廊和俾路支省因素》报告中，该智库承认中巴经济走廊的必经之地俾路支省“是一个动荡且争议频发的省份，反联邦政府的言论盛行”，同时也强烈建议，“现在巴基斯坦政府是时候通过审慎明智的政策解决俾路支省存在的问题……联邦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将所有中巴经济走廊的相关信息都通过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和网站向公众公布，让公众掌握第一手的相关信息。同时，俾路支省的领导应该明白由于多种路线的可行性，他们对整个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并没有否决权。制造争议只会推迟中巴经济走廊西部路线的建设”。

（七）土耳其智库

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大国，土耳其近年来采取的“东向政策”恰恰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不谋而合。因此，土耳其政府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抱有强烈兴趣，同时中国对土耳其可能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发挥的作用也给予了很高期望。土耳其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机构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恢复北方丝绸之路，这些举措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同时，为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该智库建议“可以考虑通过南亚四大经济走廊来提高区域连通性。这四大走廊分别是：①加尔各答—加德满都—拉萨—昆明—东盟；②加尔各答—加德满都—拉萨—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③德里—加德满都—拉萨—昆明—东盟；④德里—加德满都—拉萨—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并认为“这些走廊将带来双赢的局面”。

安卡拉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发表报告认为：“土耳其的 ‘现代丝绸之路’计划与中国叫作 ‘一带一路’或者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计划，能为土耳其和中国带来巨大的机遇”, “从土耳其、中国以及该区域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仅是一个有所回报的项目，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丝路沿线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因为该计划能够使这些国家团结起来，并利用各自的优势以规避严重的风险。就这一层面而言，在该计划的框架之下，中亚地区的所有国家聚焦于合作领域，并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刻不容缓地把它们的共同愿景付诸实践是十分重要的。”

（八）新加坡智库

作为全球四大金融中心之一，位于亚洲的新加坡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关注较其他国家更多了一个视角。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院在报告中认为，“习近平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那就是建立更大更具有包容性的 ‘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并将在中国的 ‘亚太梦’这一大背景下来完成该计划”, “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为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具有长远发展前景的设想，也与其他经济和贸易协定之间形成互补关系……习近平主席将其提出就表明一个事实：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 “所有这些倡议的推进不仅需要花费时间成本，而且更需要政治智慧和勇气……建立 ‘海上丝绸之路’和 ‘陆上丝绸之路’来将亚太地区连接起来，并且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20国集团针对的是全球经济的增长，而亚洲正在寻求新的引擎来保持自身的经济增长势头。有些国家愿意让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老大，而许多国家虽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日渐成为经济中心”。

拉惹勒南国家研究学校认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它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提议”, “这一举措不仅仅是对美国战略调整或战略改变的回应。可以说，这一举措是中国外交政策界的共识，北京现在需要从 ‘低姿态’国际战略转为积极争取更多成就的战略。中国外交政策精英们已经开始寻找一种更宏大的战略，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地位”，报告认为“北京在认真地推进 ‘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但可能是因为中国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邻国对 ‘一带一路’的反应很矛盾……区域国家都很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应该敦促中国公开 ‘一带一路’项目实施的相关细节”。该智库承认“对于许多沿线国家而言，中国的雄心可以给他们带来可喜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个价值1400多亿美元的计划，在沿线国家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战争、领土争端和国内动乱”。

二 对国外智库对“一带一路”看法的评价

综观国外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和看法，除了那些刻意与中国唱反调、污蔑和曲解中国倡议的之外，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对中国政策不够了解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过程中，共商是最基础的工作；而在共商过程中，国外战略智库是基础中的关键。客观上讲，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外宣工作中，比较注重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电视广播等载体，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实施营造了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逐步推进和稳步实施，在继续抓好上述领域外宣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和加强对海外战略智库的外宣工作。

海外战略智库与政府决策部门的“旋转门”状态，决定了其观点对政府决策的巨大影响力。以美国为例，其知名战略智库，如经济政策研究所、大西洋委员会、美国发展中心、全球发展中心、半球事务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史汀生中心、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皮尤研究中心、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詹姆斯敦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外交学会等，其领导人和主要研究人员大多来自政府、议会、军队和安全部门，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其有着难以低估的决策影响力。尤其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这些战略智库的领导人和研究人员很容易进入决策体制，并成为决策者或决策智囊。这种情况在印度、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巴基斯坦等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国家中同样存在。海外战略智库的思想观点制造者往往会成为某项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影响力是战略性的。

海外战略智库与政府决策部门的“角色互换”状态，决定了其观点对政策制定和舆论的巨大影响力。在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已经成为政策制定不可或缺的链条之一。这里既有某智库的观点被决策者吸纳，转化为政策的机会；又有决策者授意研究，作为某项政策的可行性研究的成分；还有在某项政策基本定型后，通过智库之口“放气球”，试探民意基础和社会反应的情况。同时，海外的战略智库一般还负有诠释政策、解释政策、引导主流舆论、二轨外交和公共关系等职能。从一定意义上讲，影响某国的战略智库，可以对某国某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社会和民众舆论方向的走势，起到深层次的引导作用。如以上列举的战略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研究报告，事实上已经并将继续发挥上述作用。

海外战略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的“二元途径”，决定了其特殊作用。对战略智库课题研究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相当数量的课题属于自行决定的。但其某些研究成果往往成为决策者的战略决策选项、媒体炒作的即时焦点。如2015年10月5日，TPP谈判成员国在美国亚特兰大达成了一致，使TPP的实施成为现实。实际上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该协定起源于2002年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四国发起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该协议于2005年5月28日正式签订，四个成员国彼此承认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这本来是一个影响很小的区域合作协议，但是美国的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皮尤研究中心等战略智库研究后，认为该协议很重要，并上书美国政府要求加以利用。2008年2月，美国宣布加入该协议，并于当年3月、6月、9月就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进行了3轮谈判。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并借助已有协议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主导谈判，目前的谈判成员国已经包括美国、新加坡、智利、文莱、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12个国家。又如，白邦瑞现为美国战略智库“哈迪森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的主任，并曾先后任职于兰德公司、哈佛大学、国防部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学会、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单位。此公撰写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一经发表，立即成为媒体炒作的热点，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制造了新的炒点，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严重伤害。而此书从酝酿、撰写到发布，前后共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其间在其任职的智库发布平台上已经就此书的观点和进度发表了不少材料。因此，关注海外战略智库，可以使中国把握两个主动：一是从中可以预先评估政策的选项，二是就可能被媒体炒作的重大热点和敏感问题主动地提前介入。“一带一路”涉及亚非欧三大洲、数十个国家，情况千差万别，风险点极多，因此，在外宣工作中，海外战略智库的动向应该纳入我们的关注视野。

海外战略智库中有的对华友好、有的研究态度客观公正，能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外宣中的重要借力。通过分析现有的600多家关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海外战略智库研究的报告，可以作如下分类：45%左右的智库对华持友好态度；45%左右智库的观点虽然有些难以被中国接受，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受制于客观环境（正确的研究资料严重缺乏、对中国不够了解等）;10%左右的智库属于反华阵营，对华持严重的反对和排斥立场。在“一带一路”外宣工作中，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能使我们在工作中明确方向，知道如何借力；分清楚谁可以团结、争取，谁是应予防范和打击的，可以增加我们外宣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知道把力量投向何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并于2015年1月20日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办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关键是要明确其具体职责和工作抓手、工作着力点。目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取得丰硕成果，国内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研究不断深入，与海外战略智库的互动也日益频繁、深入。因此，在“一带一路”外宣工作中，通过中国智库与有关海外战略智库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合作，已经具有较为坚实的学术基础和必要管道，并能一举两得，起到“两提高、两促进”之效。

基于以上理由，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作为中国首批25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有责任有义务贯通中外，做好“知己知彼”的学术和对策研究工作。在现有工作布局和工作基础上，要以久久为功的态度，继续加强对全球涉“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战略智库成果的交流和研究工作，汇集其已有研究成果和在研课题、了解其研究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基本观点、搞清其与决策部门的互动关系及相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尽快建立起权威的海外战略智库涉“一带一路”数据库；建立对海外智库成果的综合研究和评估研判，做好借鉴他山之石工作。同时，建议中国有关部门在“一带一路”外宣工作中贯彻落实好《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中，中国智库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外宣工作中，其具有独特的优势。为此，建议按照中央要求，在中国智库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中国智库的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建立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合作、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简化智库外事活动管理、学习借鉴国外智库经验等方面，尽快出台实施细则，以利于操作和实施。要重视智库外语人才建设，物色和培养外宣工作的业务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促其尽快成长并发挥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政府在新时期顺应内外形势发展需要做出的重大而长期的战略决策，是实施新一轮扩大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习总书记形象地指出，这 ‘一带一路’，就是要再为我们这只大鹏插上两只翅膀，建设好了，大鹏就可以飞得更高更远”。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在回应全球关注关切、打通鹏翅血脉经络方面，理应发挥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