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这一标题看似没有什么内容——只是我们近乎理所当然地把“简单”等同于“轻松”。的确，简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生活变得更轻松。

复杂会带来压力、焦虑和挫败感。很少有什么会比对付一个不能照常运作的（电子或其他）器械更令人厌烦和沮丧的了。使用手册几乎清一色过于复杂，真正有用的说明深藏在某个细目下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索引永远不够。任何说明书的第一行都应该是“停止运转了该怎么办”。

我常常建议计算机应该有一个显眼的黄色键，上标“S”，也就是“简化”键。按下此键，计算机就进入了“简化模式”，它既可以是预设的标准模式，也可以根据个人偏好来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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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学习往往要比正向学习简单得多。如果要学习ABCD序列，通常我们会先学A，再学B，继而是C和D。这就意味着我们总是从了解的领域前进到未知领域。这样一来，发生转向或错误的可能性很大，很多学习时间都浪费在纠正错误习惯上了。

而逆向学习是先学D，再学C，接下来是B，最后学A。这样一来，我们始终向着已知领域前进。唱诗班的指挥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这一方法了，它的效率要高很多——但它很少用在教育中，因为教育者并不总是会用最好的教学方法。起初，逆向学习或许显得更复杂，但事实上它更轻松、更简单。它虽然适用于简化序列，但在概念层面却不那么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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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出境护照检查的国家。每次我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待详细烦琐的护照检查时，往往会好奇美国省掉了什么。那些在人们出境时仔细检查护照的国家到底得到了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美国不幸错失的？我怀疑比起成本和不便来说，其获益微不足道。

而离开印度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必须以本国货币缴纳离境税，然后是护照检查，然后还需要海关盖章。这些都是为什么？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程序似乎是很多年前建立的，那时大概理由充分，之所以持续到现在，就是因为谁也没想过去改变现状。

在欧洲的申根国家，如今已经能够自由出入境而无须任何护照检查了。这是简化的一个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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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真正目的是摒弃思考。人脑作为一个自组织信息系统，允许涌入的信息自行组织为常规模式[见我的另一部著作《人脑的机制》（The Mechanism of Mind）]。这些模式构成了认知的基础。这样一来，我们一看到什么东西就能立即认出它，而不是每次都要努力思考一番。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行动。如果你有11件衣服，每天早上你穿衣服的选择多达39 916 800种。第一件衣服有11种选择，第二件有10种，依此类推。如果你每天早上都要从头计算一遍，生活就太慢、太复杂了。因此，常规会在认知和行动两方面简化生活。

的确，我们常常会陷在常规事务中，需要一些创造性思考来跳出陷阱，但常规是有意义的：它能够简化生活。

简化让行事变得轻松得多

传统的行事方式往往冗长复杂，有时完全可以找到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有131名网球球员参加单打淘汰制锦标赛。他们一共要打多少场比赛，才能最终产生冠军？

可以按照传统的方法，即从后往前推算出答案。决赛是一场比赛，半决赛两场——依此类推，最终能推到第一轮。从第一轮进入第二轮的比赛中，就有球员要被淘汰。

但还有更简单的算法。

如果只有一个冠军，该锦标赛就一定有130个失败者。既然每一个失败者都要打一场比赛之后才被淘汰，要产生130个失败者就需要130场比赛。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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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做任何事情都有更简单的方法未免显得不公平，但总有“可能”有更简单的方法。有时或许没有更简单的方法，或者即使有，也很难找到。

通常，寻找更简单的方法既不简单，也不轻松。

有人会争辩说，既然更简单的做法不一定存在，与其寻找更简单的做法，还不如继续使用同样的传统常规做法，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且从实际操作角度而言，这种标准做法或许“更简单”。我对此并非坚决反对，然而有时追求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会带来惊人的效果，因此还是值得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尝试和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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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总是在简化其判断和决策的过程，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久而久之，他们学会了应该关注哪些重要的东西，学会了从海量数据中挑选出真正重要的信息，找到了用来区分不同情境的关键鉴别指标器，学会了无视那些可靠度较低、并非始终有效的鉴别指标器。例如，专家级医生知道关注哪些关键表征或症状。

神经网络计算机经过训练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久而久之，它也能够学会依赖某些特征而不依赖其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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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设计就是要关注如何让生产过程更简单。这一相对简单的态度获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果。汽车制造商过去要用60个不同的部件才能组装一个汽车顶窗，现在只需要将三个子系统集成在一起就可以了。

生产工程师通常都能对复杂性应付自如，因而对其司空见惯。如果能特意以简化为宗旨进行设计，就能让生产产品变得更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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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不可能朝着简化的方向自然演变。事实上，产品都是越来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简单。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在添加更多的功能和特性，每添加一个新特性就回过头去重新开始是不大可行的。法律界尤其如此，总有一系列限定性解释和修订案要添加到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每一步都重新设计不大可行，即使可以，人们这么做的积极性也不高。

有些人对现行体系的复杂性已经习惯到视而不见的地步，因此他们总是杂乱无序地在其中添加更多元件和元素。

据说，这么说可能不大公平，伦敦的出租车必须足够高，以方便戴着高帽子的乘客上下车，按要求它们还必须每天带上一捆喂马的干草。通常没有什么内置机制让人们废除已经过时无用的法律，或许在制定每条法律之初，都应该为其设置一个预期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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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偶尔也会为简化形式付出真诚的努力，但如果只有熟悉体系的人参与，其过程就会难上加难。这些人不去考虑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该体系模棱两可或困难重重。或许可以设立一个专业的“头脑简单”的机构，受雇“曲解”那些基本说明。这样一来，专家们就必须比这些头脑简单的人更聪明，才能让后者不再出错。

美国移民部门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一个事实，即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要使用移民表格的正是这些人）写日期的方式是日／月／年，而不是像美国人那样写成月／日／年。与其指望通过培训让上百万入境美国的人熟悉那些表格，显然不如培训几个检查表格的人来得容易。现在他们终于把日期格式改过来了。

这个例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些表格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谁的方便？设计表格的人考虑的是阅读和依据表格做出决定的人，还是为了那些填写表格的人易于理解、易于合作？这两种人很少能合二为一。或许那些表格应该先交由简化研究所审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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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操作需要技术工人。有时候，这是因为该操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发展变化，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技术工人很难找，雇用成本也很高。如果你无法在市场上找到技术工人，就必须培训自己的工人。只要为简化流程付出真诚的努力，很多过程都能变得轻松得多。

简化流程是谁的事？它可以被归于“产品质量”、“重组”或“生产设计”等部分。如果能够为简化事务付出真诚的努力，工作效率很可能会有所提高。

我曾与杜邦公司有过多次合作，为他们讲授创造性思考方法。他们跟我说，创造性思考的应用一度将某一生产过程的部件数减少了80%之多。

对于那些不成其为问题的程序、过程和事项，研究和复查可能会将其大大简化。我们的思考往往太局限于解决问题和纠正缺陷。

思考的主要功用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改善我们现有的工作对象并发现新的工作对象（价值创造）。

一旦开始将简单视为一种价值，我们就能开始朝着“简化”的方向做出改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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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之所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因为我们从未尝试将其变得更简单。我们一直殚精竭虑地试图了解复杂的逻辑规则和哲学限定，而大多数实用的思考却发生在“认知”领域。我一直认为，思考的大多数错误根本不是逻辑错误，而是认知错误。哈佛大学的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曾跟我说，他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高达90%的思考错误的确是认知错误。

一旦了解了认知是建立在大脑这个自行组织的信息系统和神经网络行为的基础上的，我们就能设计极为简单的思考工具了。这些工具如此简单，以至于无论是学校里四岁的儿童（布里斯班的柯雷菲尔女子学校）还是像西门子（欧洲最大的公司）这样的世界顶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能使用起来毫无障碍。

一位探险者从一个刚刚发现的岛屿上返回，他报告说注意到那里有一座正在冒烟的火山和一种不会飞的怪鸟。还有什么？探险者说他只注意到火山和鸟，只有这两样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于是你把探险者派回到岛屿上，给他一个简单的“引导注意力”框架。先向北边看，记下看到的东西。然后看向东边，记下看到了什么。接下来是南边和西边。这样一来，探险者就能够自行引导注意力，而不必等着被什么有趣的东西“吸引”了。

认知研究基金会（Cognitive Research Trust，简写为CoRT）的思考课程被世界各地的各类学校广泛使用已经有25个年头了。它们如此简单易用，以至于有些学术界人士因其太简单而非常不安。苏珊·麦凯（Susan Mackie）是一位出色的教师，她在南非一个铂金矿的井底教授这些思考工具，学生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矿工，使用多达14种不同的母语，几乎找不到比这更糟糕的教育环境了。

该课程对那些矿工的效果非常显著。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了一些简单的思考工具来掌控自己的生活。生产效率提高了，旷工率有所下降，生产安全性也有所提高。工人们回到家里，头一回做起了预算。其中一人报告说他把这些简单的工具教给了自己的三个妻子，从那以后的三个月，家里风平浪静。另一个人讲述说，自从学习了那些思考工具之后，他那位年长的妻子再也不打他了。两位地下火车司机发生了争吵，两人都使用了换位思考（OPV）这一简单工具之后，立即平息了争执。这些矿工中有一群人接受了简化思考方法训练之后，提出了清晰可行的安全建议，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议他们的建议。

在爱尔兰，ALPS（阿尔卑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奥苏利文（John O’Sullivan）曾着手给工作团队教授思考技巧。他们的建议为公司节省了大笔资金，以至于他现在能用这笔钱给“思考者们”加薪了。通过巴里·林奇（Barry Lynch）的培训，普通工人团队现在已经训练有素，他们中的一组人员设计了一种新的计算机键盘，现已投入生产。

还是在南非，苏珊·麦凯在一个贫困地区的一所贫困学校里教书。她把班级学生分成两半，其中一半只学习四种CoRT工具，另一半不学这些工具。每个学生带5兰德（当时大约相当于150美分）到学校。到那年结束时，使用简化思考工具的学生已经赚取了45 000兰德，而另一组学生只赚了10 000兰德。

在澳大利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有时会被集中到一起，成立一个“就业俱乐部”，由专人负责管理。一般的成功率能够达到40%的就业率。詹妮弗·苏利文（Jennifer Sullivan）负责两个“就业俱乐部”的工作。这两个俱乐部的年轻成员全都是聋哑人。其中一个俱乐部的（持续）就业率达到了100%，另一个俱乐部的就业率为70%。之所以如此成功，就是因为她给他们教授了一些基本的CoRT思考工具。

因此，一些很简单的“引导注意力”的思考工具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简单。思考并不一定复杂。这些思考工具如此简单，以至于一位加拿大学者白纸黑字地宣称这些工具不可能奏效，因为根据哲学原理，它们太简单了。那就仿佛在说，根据哲学原理，奶酪根本不存在，但它的确存在。那往往正是学术理论化和现实应用的差别所在。简化的确奏效，且可以非常有效。

简化系统更易于建立、易于监控、易于修复

相对简单的系统通常更易于操作。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有人或许会质疑为什么我要在这里使用“通常”一词。简化系统当然“一贯”更易于操作——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么？事实上，这取决于简化的参照点。通常，简化的参照点是人，但也可以主要参照系统本身。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个系统，它本身很简单（只有少数几种关系、几个活动件等等），但操作起来就是很复杂。

简化系统更易于建立，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必须调整精确度的系统就其本身而言，可能要比自行调整的机制更简单，但建立起来却更加复杂，因为需要进行精密的调整。自动对焦的照相机使用起来就比手动对焦的相机更简单，但它本身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机制。

所以这里要说明两点：

1. 简化必须有一个参照点：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简化？通常的参照点是：系统本身或从用户角度来看的系统。

2. 本书中所说的并非基于“总是”和“从不”的一般哲学意义，而是基于“通常”和“大体上”的概率。因此，你很可能会发现我说的话有不少特殊的例外——但这些话仍然“大体上”适用。苏格拉底曾用一生的时间为任何人所说的任何事寻找罕见的特殊例外，他一定是个非常招人讨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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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复杂系统发生故障，通常很难准确说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故障可能出现在好几个地方。当一辆车发生了故障——一般驾驶者都很难说清出了什么状况。面对人体这一复杂系统的故障，医生也并非始终都能立刻找到病因。在简化系统中，需要核查的点和需要检查的交互作用相对更少。

有一种实现简化的模块方法，设置时只需将少数几个标准模块拼接在一起。将不同的标准模块拼接在一起能够组装成各种产品。据说通用汽车公司一度就是这样生产汽车的。定制计算机也是基于同一原理。客户打电话给戴尔公司，说明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个人计算机。如果所需的都是标准模块，用户的需求就很容易满足。

模块法更易于诊断和修复。只需要检查每一个模块，对发生故障的模块进行修复即可。医生也许会喜欢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人体：即以器官移植对人体进行修复。模块化、组块化和创建单位是基本的简化方法——但也存在过度使用的问题。

当每一个决策和指令都来自一个中央指挥台，并经过其他命令层的层层过滤，系统就会变得复杂。当领导者有能力在清晰界定的框架内、以明确的总体目标为宗旨，做出自己的决策时，系统就会更简单，反应也更有效。必须强调“界定的”框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边界清晰的框架，每个决策者都会做出不同的决策，结果就会变成复杂的一团乱麻，很难予以监控。

本书将一再表明，简化往往是“权衡折中”的问题。在一个方面收获了简单，可能会意味着在另一个方面增加了风险。

机器就其行为而言是简单和可预测的，但必须对其进行调节才能让它适应不同的条件。可以自行调节、带有电子反馈和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本身要复杂得多，但它可以自行调整而无须人工干预。

简化程序能够节省时间、金钱和精力

同样，这句话也不是绝对的真理。

在收费道路上，汽车必须停下来缴费。这通常需要人们操作缴费机，因为很少有司机正好有足够的零钱自动缴费。现在发明的系统可以让司机根本无须停车。道路一旁有一个读数器可以记下汽车的电子标签，最终会把账单寄给司机。这样一个系统大大减少了交通流量，简化了操作。其建立成本可能更高，但减少收费站的人员可以省去大量工资成本，还需把开账单和收取费用的成本也考虑在内。该系统的确节省了行程时间。

同样，机场的电子票务系统也节省了时间、人力和人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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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政府当前正在进行一项大胆的实验。所有福利机构如今都被集中到一起：失业、奖学金、儿童福利、退休金等等。这意味着人们如今不再需要从一个机构穿越整个城市到另一个机构，而只需到一个“一站式”场所就能处理所有的福利事务。从用户角度来说，这确实大大简化了流程，它还简化了行政管理，减少了建设成本。这是一个大胆举措，旨在满足人们对简化系统的迫切需求，在世界各地，这些系统都无比复杂，都是从提供方而非接受方的角度设计（或发展）的。其不言自明的态度往往是：“能拿到福利金就知足吧——可别指望我们让你太轻松。”

商业公司能够控制其市场。该公司可以选择扩张，也可以选择不扩张。零售供应链可以选择在这个城市而不是那个城市开店。如果商店的某种商品断货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此相反，公共服务的市场是由立法者决定的，有必要立即广泛应对那些由立法者决定的事项。

顾客也有“权”要求服务，因而很容易挑剔公共部门官僚机构的明显缺陷，没有哪里比这儿更需要一劳永逸的简化运动了。

我有时候会建议，如果某个公务员真心想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应该继续付给他／她全薪，其成本并不会比让他／她继续工作高到哪里去——而且还节省了所有的维持费用。有能力的人也可以自由地得到——并继而放弃——第二份工作并因此得到两份薪水。这个主意在经济上可行但永远不会被采纳。（当然，该工作必须是被真诚地放弃且不该硬派给另一个人。）

人们往往没什么动力去简化流程，因为这就相当于请他们想办法放弃自己的工作（自掘坟墓）。

简单之美

简单有一种美感。这一点可能适用于建筑、服装或科学理论等各个方面。科学家们总是在寻找能够解释很多现象的简单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科学都建立在追求简化的基础上。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人们对一切事物的解释都是各种精灵、神祇和妖怪等之间的复杂互动。只要看看希腊神殿或印度教的宇宙论，就知道那些解释有多复杂了。其描述可能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心理分析是个更加现代的例子。科学的目标是远离天马行空的虚构描述，寻找潜藏在各种机制下的简化原则。

人脑是个能够复杂运作的简单系统，而不是一个复杂系统。

希腊建筑、乔治王朝时代的建筑和包豪斯运动的简单典雅都能够诠释简化的优雅美感。在写作和诗歌中也是如此，简单典雅的比喻要比辞藻最华丽的散文更加有力。

另一方面，哥特式和巴洛克式建筑的繁复也不乏美感，两者并不互相排斥。在美学中，简单典雅和丰富繁杂各有其美感。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喜欢巴赫也并不妨碍同样喜欢彼得·盖布瑞尔。

在美学领域之外，为复杂而复杂就毫无价值了。复杂有时候是必需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更简单的行事方式，但我们不会对复杂视若珍宝。我们想要复杂的功能和行为，但还是希望其实现的方式越简单越好。餐馆可能会为你提供各种复杂的菜式，但它仍然希望简化订餐、烹制和送餐过程。

有人珍视简单的生活方式，也有人喜欢多样化的丰富生活——但他们都希望能够避免麻烦、混乱和失望。

简化的力量

简化，就这个词的所有意义和应用来说，都是充满力量的。这是因为简化是围绕某一宗旨实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