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讨人喜欢的店伙计。她自己对作家说了这事，便搬到另外一个单独的小寓所去。店伙计本来说要和她结婚，后来却不辞而别，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了，显然是把她抛弃了。于是玛丝洛娃又成了孤单单一个人。她本想一个人在寓所里住下去，可是不准她住。派出所所长对她说，只有领到黄色执照[1]，经过检查，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又来到姨妈家。姨妈看到她身上讲究的衣服、披肩和帽子，认为她现在身份高了，就恭恭敬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叫她做洗衣妇了。对于玛丝洛娃来说，也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妇的问题。她现在怀着怜悯的心情看着前面几间屋里的洗衣妇过的苦役般的日子。那些洗衣妇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经害了痨病，在三十度[2]的肥皂水蒸汽里洗衣服，熨衣服，不论冬夏都开着窗子。她一想到她也可能服这种苦役，就心里发怵。
就在这时候，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因而特别困顿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早就抽上香烟，而在她同店伙计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以后，她越来越迷恋上老酒。她之所以迷恋老酒，不光是因为她觉得酒味甘美，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身受的一切痛苦，使她摆脱烦恼，增强自尊心，没有酒是不行的。不喝酒的时候，她总感到灰心丧气，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牙婆为姨妈摆了一桌酒席，让玛丝洛娃吃得酒足饭饱之后，就提出要她进本城一家最好的上等妓院，向她列举了干这种营生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必须有所选择：要么选择当女仆的屈辱处境，其中有男人的纠缠和秘密的、临时的通奸；要么选择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地位和公开的、合法的、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于是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借此报复勾引她的公爵少爷、店伙计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其中还有一点吸引她，使她最后打定了主意，那就是牙婆对她说，她想要什么衣服，就做什么衣服，丝绒的，法伊绉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舞服，要什么有什么。于是她想象到自己穿着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色袒胸绸衣的情景，再也招架不住，就交出身份证去换黄色执照。当晚牙婆就叫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有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从那时起，玛丝洛娃就长期过起违反上帝和人类训条的生活。千百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许可，而且受到政府保护。过这种生活的妇女到头来十个有九个害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夭折。
夜间纵情狂饮，行欢作乐，白天昏昏沉睡。下午三四点钟慵倦无力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喝矿泉水醒酒，喝咖啡，穿着罩衫、小褂、睡衣，懒洋洋地在几个房间里蹓跶，撩起窗帘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互相对骂。然后梳洗，搽油，往身上、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衣服同老鸨争吵，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画眉毛，吃又甜又腻的点心；然后穿起袒胸露臂的鲜艳绸衫；然后走进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嫖客陆续到来，奏乐，跳舞，吃糖果，喝酒，吸烟，与嫖客通奸，嫖客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孩子，有风烛残年的老头子，有单身汉，有有妻室的，有商人，有店伙计，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的，有穷的，有健壮的，有病弱的，有醉汉，有不喝酒的，有粗鲁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各种阶层、各种年龄、各种性格的人，应有尽有。又是叫嚷又是调笑，又是打闹又是音乐，抽烟喝酒，喝酒抽烟，音乐从天黑响到天明。只有上午才能脱身和昏昏沉睡。天天如此，一个星期都是如此。到了周末，就到政府机关，即公安分局，里面那些担负国家重任的男人，官吏和医生，有时严肃认真，有时不惜蹂躏为防止犯罪不仅赋于人类、而且赋于禽兽的羞耻心，用轻薄嬉笑的态度对这些女人进行检查，发给她们许可证，批准她们继续干上一星期她们和同伙们干过的那种罪行。下一个星期还是如此。不论冬天与夏天，不论平常日子和节假日，天天如此。
玛丝洛娃这样过了七年。在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她第一次失身后的第八年，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她出了事，因为这事她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和盗贼、杀人犯一起过了六个月之后，现在被押送法庭受审。
三
就在玛丝洛娃走得筋疲力尽，走了很长的路，来到地方法院大厦门前的时候，她的养母的侄儿，当初诱奸她的公爵少爷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还躺在他那高高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羽绒褥垫和揉皱的被单。他穿着干净的、胸前皱褶熨得很平整的荷兰式衬衣，敞着领口，吸着香烟。他望着面前，眼睛一动也不动，思索着今天要干些什么事，昨天有过一些什么事。
他想起昨天在富贵的柯察金家度过的一个黄昏，想到大家都揣测他一定要和柯察金家的小姐结婚，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扔掉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支烟，可是他改变了主意，从床上耷拉下两条光溜溜的白腿，用脚找到拖鞋，把一件绸晨衣披在圆滚滚的肩上，迈着又快又重的步子，来到卧室隔壁的盥洗室里。盥洗室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非自然气味。他用特制的牙粉刷过他那修补过多处的牙齿，用芳香的含漱剂漱过口，然后上上下下擦洗身子，再用几条不同的毛巾擦干。用香皂洗过两只手，用刷子仔细刷过长指甲，在老大的大理石脸盆里洗过脸和白胖的脖子，便走到旁边另一间屋里，这儿已准备好淋浴。他用凉水冲洗过那白白的、结实而丰满的身体，用毛茸茸的浴巾擦干，穿起熨得笔挺的干净衬衣，穿上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梳子梳理那拳曲的小黑胡子和前顶已经有些稀疏的鬈发。
他穿戴的东西，也就是他的服饰用品，如衬衣、外衣、鞋子、领带、别针、袖扣，样样都是最高级、最昂贵的货色，高雅，大方，坚固，名贵。
他从十来样领带和胸针中随手各挑了一样。以前他做这些事觉得新鲜有趣，现在觉得索然无味了。他穿起刷得干干净净、放在椅背上的衣服，便走了出来，虽然算不上焕然一新，但也周身上下干净芳香。他走进长长的餐厅。昨天三个汉子刚把餐厅里的镶木地板擦得明光锃亮。里面有一张老大的橡木食品橱，一张老大的活动餐桌，雕成狮爪形状的桌腿宽宽地叉开，很有气派。餐桌上铺着薄薄的、浆得笔挺的、绣有巨大家徽的桌布。上面是盛着香喷喷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盛着煮过的奶油的奶油罐和装着新鲜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这些家什旁边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新出的一期法文杂志《两个世界》[3]。聂赫留朵夫刚要拆阅信件，从通向走廊的门里轻轻走进一个肥胖的老妇人，身穿丧服，头戴花边头饰，遮盖着她那很宽的头发挑缝。这是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原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不久前母亲就在这所宅子里去世，她就留下来给少爷做女管家。
阿格拉菲娜几次跟随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出国，在国外住了十来年，很有贵妇人的仪表和气派。她从小就生活在聂赫留朵夫家，在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还叫小名米金卡的时候就熟悉他了。
“早晨好，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朵夫用玩笑的口吻问。
“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一名侍女老早就送来了，还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菲娜说着，把信交给他，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
“好，我就看。”聂赫留朵夫说着，接过信，注意到阿格拉菲娜的笑，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菲娜微笑的含意是，信是柯察金小姐写来的，照阿格拉菲娜的看法，聂赫留朵夫正准备同她结婚呢。阿格拉菲娜的微笑所表示的这种推断，使聂赫留朵夫很不愉快。
“那我去叫她再等一会儿。”阿格拉菲娜说着，拿起放得不是地方的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放到另一个地方，就轻轻地走出餐厅。
聂赫留朵夫打开阿格拉菲娜交给他的那封香喷喷的信。信是写在一张毛边的灰色厚纸上的，字迹尖细而稀疏。他看了起来。
“我既承担义务做您的记性，那现在就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当出庭陪审，因此您无论如何不能照您昨天以您素有的随便态度答应的那样，陪我们去看画展了；除非您情愿向地方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为的是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事。请您千万不要忘记。
玛·柯察金娜公爵小姐。”
信的背面又附笔写着：
“妈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餐具将等您到深夜。您务必要来，迟早听便。
玛·柯。”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两个月来柯察金公爵小姐一直巧妙地在他身上下功夫，就是要用一条条无形的线把他和她拴得越来越紧，这封信便是这种功夫的继续。已经过了青春少年、不再痴心钟情的男子，遇到结婚的事，总是左顾右盼，踌躇不决。不过，除了这种一般性的踌躇不决之外，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得他纵然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原因不是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这事儿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没有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原因是眼下他与一个有夫之妇有关系，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断了，但她却不认为是断了。
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但正是他的腼腆挑起了那个有夫之妇要征服他的欲望。那个女人是一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在选举首席贵族期间，聂赫留朵夫常常去那个县。那个女人勾引他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使聂赫留朵夫一天比一天更迷恋她，同时也一天比一天更厌恶她。起初是聂赫留朵夫招架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因为感到对她负疚，所以不得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就是由于这一原因，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自己有心，也无权向柯察金家小姐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聂赫留朵夫一见到他的笔迹和邮戳，就满脸通红，顿时感到精神紧张起来，他每遇到危险，总是这样的。不过他的紧张是不必要的：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来信是通知聂赫留朵夫，五月底要召开地方自治会非常会议，请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并希望在会议上讨论有关学校和专用线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因为预料在讨论中会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对。
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人士，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对亚力山大三世在位期间气焰嚣张的反动势力，并且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斗争，丝毫不知道家庭生活中的不幸。
聂赫留朵夫想起由于这个人而经历过的种种苦恼时刻。记得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知道了这事，就准备同他决斗，决斗时他准备朝天开枪。还记得跟她大闹过一场，她在绝望中朝花园里的池塘跑去，想投水自尽，他慌忙跑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去找她，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聂赫留朵夫在心里说。他在一个星期之前给她写过一封很果断的信，承认自己不对，愿意用任何方式弥补自己的过错，不过他还是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一刀两断，这确实对她有好处。他现在就在等待回复，还没有收到回信。没有回信多少是个好兆头。假如她不同意分手，早就写信来，或者还会像以前那样亲自赶来了。聂赫留朵夫听说，那儿现在有一位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难受，因为他嫉妒，同时又使他高兴，因为有希望摆脱处处作假的尴尬局面。
另一封信是庄园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他，聂赫留朵夫必须亲自去一趟，以便办理遗产继承手续，此外，还要对今后如何经营田产问题做出决定：是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还是采取总管以前曾向公爵夫人提出、如今又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也就是添置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在信中说，这样经营要划算得多。同时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一号前应当汇出三千卢布，多少有些延迟了。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他所以延迟汇款，是因为怎么也收不齐农民欠的租，农民异常刁滑，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缴租。聂赫留朵夫看完这封信，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觉得自己拥有偌大的家产，不高兴的是他在青春少年时期原是斯宾塞[4]的狂热信徒，而且因为自己是大地主，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论点特别使他震动。他出于青年人的直率和豪爽，不仅口头上说土地不应该成为私有物，不仅在大学里就这一问题写过论文，而且当时在行动上把小部分土地（那一部分土地不属于母亲，而是他自己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分给了农民，因为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占有土地。现在他因为继承遗产而成为大地主，他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要么像十年前处理他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的私有财产，要么以默默接受的方式承认自己以前的一切想法都是错误和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