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繁华如梦(3)

金家一直是耕读传家，不是很有钱，经商是从金品佳创办“金同顺”商号开始的，金品佳（1877—1943年），名廷鎏，号丽生，他生在科举即将被废的年代，又遭遇廿八都商业兴盛的时机，因此走上一条弃学经商的路，经营绸布、南货等业，很快发家致富。和他父亲一样，他也热衷于公益，廿八都街头的“天灯”就是他倡建的，大约1925年，他还捐资兴建了一个“花子亭”，分男女两大间。那一排低矮的小屋至今仍存，虽然看上去泥墙斑驳，当年却为乞丐们提供了一个遮风避雨的栖息地。

说起1932年的两次“过红军”，金庆康老人告诉我，因为事先就有风声，他爷爷将“金同顺”号关闭，带着全家三十多口躲到衢州城里，一住就是一年多，直到钱都花得差不多了才回到廿八都。他父亲金维翰回来不久，就生病去世，只活了40多岁。

虽然庭院里的花草生机勃勃，但在绵绵春雨中，一百多年前的老屋还是散发出了一股陈旧的霉味。金家的后人仍生活在这里，守护着这些世代相传的珍贵对联。我曾问主人，这些刻在木头上的宝贝对联，就这样随意地挂在厅堂里，白天也不关门，不怕被偷盗吗？他们说：白天一般不会。

“杨家大院”传奇

“杨家大院”在浔里街上。杨家是本地的望族，名噪一时的“四大家族”之一。我曾问杨瑞球的孙子杨展三，他们祖上是从那里迁来的，他反复强调自己是历史上有名的山西“杨家将”杨文广的后裔，言辞间闪射着一丝荣耀。他说，祖上先迁安徽，曾改姓“木易”，人口多了，有一支分到江西，然后又有一支分到福建，他们家就是从福建浦城迁到廿八都的，到他已是第九代。与他同族的杨庆山也说，杨家是从福建迁来的，现在保存下来的“杨仁和旧宅”就带有一些客家建筑的风格。根据《炉峰杨氏宗谱》，杨家的祖上杨永义（1696—1774）于清康熙末年从浦城忠信迁到这里来，经商定居，迄今已有300多年。

杨瑞球（1876—1932）是杨永义的第七代，因排行老九，人们都称他为“大老九”。他有七个儿子、四个女儿，是一个纸业大商人，店号“杨义成”，拥有大片竹山，经营的纸业盛极一时，每年土纸产量高达2000担以上。每逢“土纸下山”，光是运纸挑夫吃饭，一天就要吃掉几担米。土纸、方高纸远销至衢州、杭、宁等地。他同时开设绸布庄、染坊、石灰坊、烟店等，还是一个出色的“土建筑专家”，每次到金、衢、苏、杭等地经商，看见各种风格的公共建筑和民居，都会留心观察，一一记在心中。他是当地有名的能人、全才、多面手，在建筑设计上表现出的过人天赋，使他接过两位叔父杨通德、杨通煦的班，设计、监工建造了廿八都最有名的大型公共建筑文昌宫。他替自己家也先后设计建造了三幢房子，即“杨通敬旧宅”、“杨元亨老店”、“杨瑞球旧宅”，在整个廿八都都算得上是独具一格。

“杨瑞球旧宅”的布局是前店后宅，东面靠浔里街一连三大间是“杨义成老店”，后边的住宅是二层楼房，中间是个大型四合院，进门两边的大柱子都是四方的，可以想见那要多大的树。厢房的窗格扇图案也很有讲究，而且各有寓意，杨展三对我说，四角的屏风，意思是四平八稳，上面2个石榴，意为多子多福，下面的蟠桃，是长寿的意思，两边的宝瓶，意为保平安。中间则是大团圆。也许这只是他自己的解释，但是这些窗饰的复杂和丰富确实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天井四周，抬头到处可以看见“松鼠偷葡萄”等挂落。“牛腿”更是争奇斗艳，杨展三说，其中8个牛腿上雕刻的是“八爱”的故事，分别是苏东坡爱砚台、王羲之爱鹅、林和靖爱鹤、王冕爱荷花、陶渊明爱菊花、诸葛亮爱人才等等，另外两个则是“百年好合”、“爱屋及乌”。他还说起一个奇怪的事，这些牛腿中，每年都会有一个会自动变白，如新的一般，轮流着来。

后厅大院有会客的大厅、有餐厅，两边的天井走道是一个形式巧妙的大厨房，厨房北侧还有一个大客厅，两边是客房，后面还有花园。

再来看看“杨通敬旧宅”，杨通敬是杨瑞球的父亲，这个宅院是杨瑞球没有分家之前设计的，可算是他的早期作品。建筑形式以及木雕的牛腿与“杨瑞球旧宅”大致相同，最大的差异是门楼，据说那是全镇保存完好的二十四座门楼中最好的一座，也是杨瑞球设计得最好的一个门楼，上面四只牛腿分别是“福禄寿喜”，每个翘角下面叠有复杂精妙的“喜鹊窝”，只有大王庙的门楼才有，可称本地门楼之冠，大门框上有“双狮戏球”，球内还有一颗珠，不仔细看是不会发现的。天井的图案是一个大型的八卦，堂屋正中摆放着一架全镇做工最好的香几。牛腿上的图案，杨庆山老人告诉我，也是“八爱”图。

同时杨瑞球还为他大哥在浔里中街开办的“杨元亨”设计了店面，这家老店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现在古屋已重新拆建，但还在经营南北货，可惜只剩下了一块传承了上百年的“元亨”店招，淹没在一堆杂货当中。

2004年初春，我在细雨中第一次走进“杨家大院”采访了杨展三。相隔五年再次见到他时，他已66岁了。他说，他爷爷大概是个秀才，这个房子是清光绪年间造的，他没有见过爷爷，在他出生前十多年，即1932年第一次“过红军”时爷爷就死了，只活了50多岁，言语之间对他爷爷充满敬意。

他爷爷作为廿八都地方的绅士，管理着地方自卫团，类似团董，也有说是“镇公所监委”，而且是“文昌宫”的主持。关于他爷爷的死，过去人们都说是被红军砍死的，其实不是。我又询问了杨庆山老人，他说得更详细。综合他们两人的叙述，杨瑞球的死因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了。

大约1931年，和廿八都接壤的江西广丰有个叫许荣生的老实农民，老婆被一个不务正业的地痞“夏娜妮”霸占去了，他被赶出了家门，逃到廿八都，在杨庆山家（他父亲名杨瑞珍）做长工，主要是舂米，同时负责种靛青的事，受杨家的信赖。过了几个月他悄悄回到江西，把老婆带来，在杨家做工。结果，“夏娜妮”追过来，并且找到了杨瑞珍家。杨瑞珍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找“九哥”杨瑞球，将这一情况告诉他。杨瑞球到文昌宫叫了两个团丁把这个无赖抓了起来，说他是“红军探子”，将他押送到江山县城去，经过仙霞岭时被他挣脱逃跑。杨瑞球因此埋下了杀身之祸。

不久，红军攻打廿八都，“夏娜妮”乘此机会跟着“花枪连”（群众组织，有男有女）过来，要找杨瑞球报仇。杨展三反复说“夏娜妮”不是红军，连“花枪连”也不是，因为他连大刀、梭镖这类武器都没有，手上也没有缠红布，就是一个游民跟来报仇的，进了廿八都才从杨家隔壁抄了把劈柴的斧头。他在大东门找到杨瑞球，一连砍了三斧头，因失血过多，无人过问，杨瑞球很快就去世了。对于爷爷的惨死，杨展三再三向我强调不是红军砍的，那个没有武器连梭镖都没有的游民绝对不是红军，只是报私仇罢了。

另一位胡秉元老人的回忆与他们的说法有些出入：

当时我刚三十岁，靠种田营生，闲时宰几头猪，赚点现钱。地方上谣言听得多了，心想世道恐怕要变。6月下旬，镇公所监委杨瑞球（人称杨老九）带领一队团丁挨家挨户搜查，说是发现‘红军探子’。当查到夏良泉家，看见一个外地人，杨老九不由分说，喝令带走。夏家上前求情，告诉杨老九，这是远房表亲夏娜妮，前几天来走亲戚的。边上不少群众也相帮劝说，要求放了好人。杨老九死活不依，命令团丁将夏娜妮捆了起来，押解县城审办。一路上吵吵闹闹，扭扭送送，过了小竿岭，夏趁他们不备，挣脱逃进密林。事后听说，夏娜妮是广丰苏区的探子。

1932年6月28日，夏娜妮回到苏区，当天红军就决定袭击廿八都。杨老九躲进枫溪畔的土地庙内，被夏和一队红军赶上，夏娜妮操起一把斧头，将杨老九砍死。[14]

但是无论如何，曾设计建造了文昌宫，能商能文的多面手、负有一方人望的杨瑞球，惨死在斧头下都是大时代中的一个悲剧。

杨家的传奇并没有因此结束，杨瑞球的长子杨怡和（1906—1966）此时在南京陆军高级军官学校任教官，得知这一噩耗，可以想见他的悲痛与愤怒，据说他赶回江山，掀翻了县长的桌子。杨怡和就是杨展三的父亲，抗战期间担任贵阳市军事机场场长及17、18、19航空总站站长等。大约1940年，他和一个年轻姑娘陈静华结婚，从发黄的照片上我们不难看出，男的英俊潇洒，女的清秀质朴，谁能想到女的是中共地下党员，是负有使命打入“敌人心脏”的，她虽然和国民党军官结为夫妻，生儿育女，但那是受党的派遣，去做地下工作。因为杨怡和管机场、航空站，人来人往，能掌握很多情报，而且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工也很难怀疑到他夫人头上。

杨展三生于1944年，因为生在云南沾益机场，所以取名杨沾尔，后来是他的叔叔将他改名为杨展三。这张全家福大概是抗战胜利后照的，那时杨展三还抱在手里。从他母亲的脸上却看不到多少笑容。解放前夕，这位负有特殊使命的女地下党和丈夫在贵阳分手，两个孩子送进了孤儿院。幼年的杨展三对这一切变故自然都茫然无知。贵阳解放后，陈静华扬眉吐气，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恢复了真实的政治身份。杨怡和后来则进了监狱，被判了7年劳改。

这些发生在大时代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现在听来或许富有传奇色彩，但其中蕴涵了太多的伤痛、太多的悲怆。也难怪他们的儿子杨展三守口如瓶、只字不提。他几次跟我提到他父亲是“伪军官”，却绝口不说母亲是有着如此传奇经历、付出了青春等代价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这些零碎不全的故事，我还是从当地其他老人那里辗转听来的。也因此，当我看到这几张保存了五、六十年的照片才感到有特别的意义。

五年后，我再访廿八都，走进杨家大院，对于母亲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杨展三强调自己不知道，因为他父亲从来没说过，需要查证。他说，自己2岁时父亲就把母亲休掉了，因为他母亲出去搞活动，经常不在家，总是说去某个朋友家了，结果有一天他父亲偶尔遇到这个朋友，说起他母亲几年都没有去过她家了。他母亲又不能说出原因。贵州解放后，他母亲找他父亲希望复婚，表示“现在可以说了”。他父亲不肯。我在《廿八都镇志》“人物传”上看到杨怡和的介绍，不仅清楚地写着“夫人为中共地下党员”，而且说：“杨怡和曾为夫人提供不少重要情报”。[15]

杨展三8岁那年回廿八都前夕，在贵阳与母亲分别，当时他母亲穿着军装，说妈妈要去肃匪，没办法带小孩。第二、三年，还给他汇过款。他说，父亲出狱后，1962年回到廿八都，就住在这个大院里，和他一起生活了4年，1966年去世。他说由于自己家过去成分不好，没上过多少学，一直是种地，是个农民，我问他主要经济收入靠什么，他说和当地许多农民一样都是种板栗、脐橙之类的土产。因为评为地主，他家的大院也分给了其他家庭居住。但杨展三有自己的爱好，收藏了许多清代的碗、盘、刺绣、木雕、桌椅等，有一些是祖上留下来的。他家地上随便一个罐子据说都是晋朝的，只不过破了一些沿。他说，“文革”期间遮遮掩掩才幸存下来，可惜许多字画都被毁掉了。如今，他已成了江山乃至衢州有名的“民间收藏家”，他有四个子女，大的两个女儿已出嫁，儿子在北京中关村工作，收入还挺不错，小女儿在厦门读的大学。说起这些，他是一脸的笑容，一个劲地说现在好了。

首富姜遇鸿门前的“蝙蝠”

“四大家族”中最显赫的无疑是姜家，到了清嘉庆年间姜在琪手里逐渐兴旺起来，他的五个儿子：遇汉、遇春、遇鸿、遇臣、遇焕，个个都发了大财，造了大屋，集中居住在浔里街西。现在浔里保留完好的旧宅也以姜家的居多。

姜遇鸿（1848—1917）在姜家最富有，房产最多，因个子大号称“姜大汉”，坐轿至少要四人才抬得动。他在祖上传下来的事业基础上开创了“姜隆兴鸿记”和“姜隆兴”钱庄，生意做到福建的建阳、建瓯，江西的广丰、铅山，以及杭州、宁波、上海。他发迹之后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捐了五品同知衔，民国二年（1913年）出任廿八都自治委员会委员、保卫团团总。

说起他的发迹，还有这样一段传说。原先他开着一个“姜隆兴过载行”，并做一些利润不丰的布匹买卖，没有多少暴富的机会。一次他经商到湖州，巧遇一家店号也叫“姜隆兴”的老板，两人一起把酒言欢，喝了个酩酊大醉。第二天姜遇鸿醒来更早，押运货船出发时弄错了，不久发现另一家“姜隆兴”的货船上装的竟是鸦片，于是将错就错，掘得了第一桶金。那一家“姜隆兴”后来找上门来，姜遇鸿死不承认，因为没有凭据，那家老板只能诅咒他将来会长尾巴，想不到姜遇鸿真的长出了一寸来长的小尾巴，坐不下来，只好在平时坐的椅子上凿个洞放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