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与胡兰成(7)
他是命运送给她的致命礼物,打开那个迷人的盒子,她就变成了悲剧。他送她幻觉——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她亦耽美于这样的幻觉,一次次用灵魂去交换。直到她终于了解,送礼物的人,手中有许多同样的幻觉,给别人。
凡人会有的勾连,在她,是想通透了,就能放手。因为他历劫,不欲雪上加霜,曾经的慈悲,现在唯剩怜悯。
她爱过他,那是女子的软弱。
唯其爱过,才洞悉虚妄。爱欲有多酷烈,人性就有多惨淡。那些剧烈和缱绻,都将在浮华的背影里,一一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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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相知,以胡兰成对张爱玲的了解,她的放手,一定没有挽回的余地。但他“为敷衍世情,不欲自绝于众”,仍写了一封信给张爱玲的密友炎樱:
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唯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以活,明年此时有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往常,亦唯冀爱玲日以一杯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
这信写得虚而又虚,丝毫没有诚意。炎樱未给胡兰成回信,胡兰成也知道炎樱不会回信。他之写信,其实不过是想通过炎樱,向张爱玲传达一种回归的情绪,还是心存“万一”之念。看明白了这“万一”是空想,他不久就潇洒起来:“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
如果是深至发肤的爱,断不能如斯洒脱。胡兰成经历过太多的女人,他对爱玲,是激赏,是相知,亦是品鉴,但是,无关乎痛。他不愿也不能去真正体味,爱情尖锐的痛苦和伤口。痛苦也是种能力,而痛苦的品质,某种程度上就是爱的品质。
张爱玲是痛苦的。她受了很重的内伤,这是她人生初次用情,却输得体无完肤。像是一场酣睡的梦,生生世世的撕扯,醒来后却发现一切仍在原地,那为梦而流下的眼泪,却犹有余温。她用了很久的时间来疗伤。1944年初她与胡兰成结识,不久成婚,《传奇》与《流言》皆在同一年出版,此时正是其创作的盛时。与胡兰成情感纠缠未明的1946年,只出了《传奇》增订本。至1947年,才有力气写了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与高峰时期的创作状态完全不能比。
就在张爱玲神伤之际,母亲黄逸梵再次回到了上海。张爱玲去接母亲时,骤见瘦得触目惊心的黄逸梵,生出了同为女性的疼惜,眼泪只是在眼中打转。母亲在上海期间,并不住在张爱玲家里,但是母女之间常常对谈,有了更多的机会彼此了解。
当年黄逸梵与爱玲的姑姑张茂渊,携几箱古玩出洋,多年漂泊海外。她做过尼赫鲁姐姐的秘书,与徐悲鸿夫妻熟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这次回来,也是因为美国男友死于战争。多年的情感经营毁于一旦,黄逸梵急痛攻心,迅速消瘦。
酷爱时装的母亲,是爱玲少时的偶像,给了她最初的审美教育。母亲的美丽、独立,还有新女性精神,都是爱玲内心深处的骄傲。为着母亲象征的新世界,她走出了父亲的家。或许是童年太久不在一起生活,或许是母亲太急切地想要把她塑造成淑女,又或许是经济压力过于沉重,母女两人生活在一起,那想象里的爱却一点点地流失掉。爱玲没有得到她想要的暖,母亲在爱玲身上收获的也是失望,此后一直都是疏离的。当爱玲和母亲同时经历着爱情的切肤之痛,她们重新从对方身上,发现了那种与生俱来的亲。
张爱玲的困局,在胡兰成这里,不过是愁苦而已,他有本事让自己走出来。在温州中学教书,他又对十七岁的学生王爱娟起了绮念。这女孩子漂亮活泼,亦有几分文采。胡兰成觉得她像张爱玲,不免开始胡思乱想,但他又自省:“前次我有爱玲,仍要引逗小周、秀美,现在爱玲已不要我了,我反为想想是莫转王爱娟的念头,因为唯有她才是与爱玲相犯的。”其实何必拿张爱玲当挡箭牌?他自知当下自己的处境,隐姓埋名,好不容易才安生下来,若是再去招引小女孩,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
不久范秀美来到温州中学,胡兰成在众人面前称她为妻子,师生皆敬重她是张师母,此间人也拿出礼数敬她,出入间都是主人亲自相陪。范秀美以前给人做妾,从来没有这般受过尊敬,自然十分舒心。胡兰成与张爱玲分了手,心里正是空落落的,范秀美来到他身边,百样替他打点得妥当,也着实填补了失去张爱玲的难过与空白。
半年后,胡兰成转到雁荡山的淮南中学当教务主任。初到雁荡,胡兰成就对范秀美说,要与她做夫妻。他戏份扮得十足,说要明媒正娶范秀美:“我们正入中年,三月桃花李花开过了,我们是像初夏的荷花。你一定要和我结婚,你依顺我,答应一声我听听。”但范秀美实在是深知胡兰成的,从未答应过,只说外面的世界是张小姐与小周的,将来念念佛,他能来看她就心满意足了。胡兰成作势生气,但连他自己也知道,这生气不是真的。他每做戏,必入戏很深,又说:“人世无成无毁,无了无不了,我但做得仁至义尽,此外纷纷说什么悲和喜,皆不如还给天地。”
好一个仁至义尽呵。
不久范秀美要回临安蚕种场,胡兰成预支六百斤谷子卖了给她做路费,相当于一个半月的薪水。又另外塞到范秀美箱子里十万元,让她买阿胶。这钱,范秀美是回到杭州才看见,她感动得险些落泪,当下到胡庆余堂买了阿胶,写信说没想到胡兰成这样真心,“想着你是我的亲丈夫,我竟是杭州的好女子。”
说起来也真怪,胡兰成对周训德和范秀美,其实都不吝啬,宁可克己,也要护得她们周全,很是照顾。只有对张爱玲,百般计较。分手后,他算起两人之间的经济账,居然说:“我与她为夫妇一场,钱上头我先给她用的与她后来给我用的,差不多是平打平,虽然她给我的还稍许多些,当然两人都没有计算到这个,却仿佛是天意。”难怪亦舒痛斥胡兰成下作。
推想胡兰成这种心理,多半是因为他对她们,有种给予的自我感动。可是对张爱玲不一样,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也并没有给她什么保障,更不要提他在逃难的路上了。他故意有保留,她给得越多,证明她爱的越多,他日后更有炫耀的本钱。这样的故作矜持——说穿了,还是弱者可怜的小心思。
胡兰成在雁荡山里待了一年,一入山,只觉与世隔绝,顿时生出了惊怖之心。总怕回不得中原,实现不了经天纬地的才华:“我有大愿未了,不可以老,不可以披发入山。”有时候,真是可怜胡兰成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自怜。在政治上他从来边缘,却总是妄想进入主流版图。
一年后淮南中学因战争缘故解散,胡兰成重新回到温州中学。闲来他又开始修改《山河岁月》。其间胡兰成几次想过向刘景晨吐露真实身份,但终究怕出事,未说出真相。
张爱玲的《太太万岁》不久在温州上映。温州中学包场去看,众人赞声不绝,胡兰成雀跃不已,忙忙地跟众人细说其中好处,他也觉自己可笑:“我是连离异都糊涂了。”
他倒是自嘲得好。这个人,有种不可捉摸的诡异。撒娇般无赖,天真而有邪,涩涩的甜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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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在胡兰成眼里,是天崩地裂的一年。
5月里温州解放,10月1日国庆节,温州大阅兵。胡兰成亲见了解放军队伍肃严,有如秦王破阵乐般的威力,他心里生出大震撼。
如果说之前是乱世,他还能浑水摸鱼地躲着,现在新秩序即刻就要重建,他能藏到哪里去?胡兰成想到自己身份,实在心虚。一时转念,又觉这样的世界,他也要有份。
于是胡兰成再写信给梁漱溟,要他向最高当局进言自己的政治主张。据他说这信由梁漱溟转给了毛泽东,而毛泽东虽对胡兰成的主张不以为然,却答应了梁开设文化比较机关的建议。梁漱溟推荐胡兰成做副手,毛泽东同意了。
这一说法是胡兰成抬高自己,还是真有其事,现下已难以考证。此前他已被学校免去教职,1950年3月,他离开温州准备赴京。先到杭州一家旅馆住了五天,范秀美与斯伯母、斯颂远此时也都在杭州。三人去看胡兰成,各怀心事,对他赴京的前程,既不贺喜,也未有更多的意见。
胡兰成与范秀美在西湖边散步,昔年他只觉范秀美亲如天地。彼时有难,她是依靠和依恋,如今危机已过,她也就恢复了一个普通妇人。烟雨西湖,人在画中,他看眼前这个娇俏的女子,心里却是空无一物,变得没有“一点喜气”。
几天后胡兰成前往上海,在熊剑东家里住了二十天。熊是胡汪伪政府的同僚和密友,当年熊剑东与特工机关76号掌门人李士群相争,得胡兰成助力。后李士群死于日本人之手,熊剑东颇为得势。
在上海,胡兰成有件重要事,便是去看张爱玲。他自嘲,去爱玲那里是为了一种世俗礼仪。想来也是清楚她的拒绝姿态,先给自己一个台阶。
电铃响处,门开了,不是爱玲。房主看着失望的胡兰成,诧异地告诉他,原来的主人早在半年前就搬走了。
张爱玲真是怕了胡兰成,不愿再与他有任何的交集。
一切成空。胡兰成感叹,他与张爱玲,终是水流花谢两无情。从张爱玲住的赫德公寓往回走,这条路来来回回走了不知多少遭,似乎从未像此刻,让他有种抽搐般的痛感。
如果说此情不再,带给胡兰成的是惆怅,那么,目睹解放初期的许多新政,则让他感到彻头彻尾的不安。他本能地开始害怕,不知到了北京后,将来想走会不会走不掉。他的犹豫被熊太太看在眼里,出主意要他出国,这正合了胡兰成的心意。同一时间,当年在武汉搞独立的邹平凡亦急着要出国。胡兰成谎称可以通过陶希圣的关系,去日本发展。诳来两位商人当苦主,给他出路费。四人商量停当,搭伴先前往香港。
胡兰成遂给梁漱溟去信,说是要去香港接家眷。改北上为南下,他坐火车先往广州。车过杭州,范秀美早已等在车站。她痴心地给他买了小衣小裤,涨价涨得离谱的牛肉鸡肉罐头。两人在车窗前说得半句话,火车启动。她只来得及将包裹递给他,他握她的手,只一下,车即开走。他见她追着车跑,远远地,还在挥手帕。
生离死别,手中犹有她的体温。三月风呼啸着刮过,铁轨尽头,她已不见。不是不感伤,几年间患难相从,亏了她。可是又怎样,他就是这样的人,忘情也好,无情也罢,几个儿女也是说抛下就抛下了。那种强烈的不安,像是本能般,驱使他决心离了这里。
与其说这是胡兰成的本能,不如说是多年训练出的一种政治嗅觉。逃难路上,他也是这般一次次幸运地逃脱。很多时候,这种预感就像地震来临前,一些动物能够准确地感知到危险。对他来说,走是万幸。他一生也算风波不少,但居然最后全能化险为夷,在汪伪政府的同僚中绝对是个异数。
到香港后胡兰成唯一念念的,是周训德。好不容易找到她的地址,写信过去,才知小周被关押两个月,出狱后已嫁人。当然是无限委屈,她为胡兰成受了牢狱之灾,他却不知何往。小周出狱后匆忙之中嫁人,未料这男人早有妻室,小周也是无可奈何,她又生了孩子,日子不会好过。惊见胡兰成的信,小周大哭:“这次我是决意出走了。”
胡兰成给小周再写信,并寄了到香港的路费,但全部被退回。胡兰成只能推测,小周已经离开这里了。
在胡兰成香港之行两年后,张爱玲亦前往这个繁华地。
这样一个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到来,而她仍是最后的贵族。虽然,她已在向这个新的世界靠拢,《亦报》上连载《十八春》,有着光明的尾巴,不是她惯来的风格。
1952年夏,张爱玲应邀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会场上,她旗袍外边罩件网眼白绒线衫,就这样一件在她平淡之至的衣服,却成了那片蓝色的中山装中最扎眼的一个。
与胡兰成的历史,成了如影随形的黑云,抗战后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亦然。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任所长,惜才爱才的夏衍告诉柯灵,想要请张爱玲当编剧,但是有人反对,平息后再从长计议。
还没等柯灵将这个消息转给张爱玲,她已飘然远走香港。
三十二岁的张爱玲,敏感地觉出这个大时代不属于她。在一个人人兴高采烈争相参与的世界里,她所珍视的私人空间,像是戏台上一舔就破的窗纸。而她活在自己的壳里,恐惧于这种强烈的情绪。她和集体无意识的狂热,隔了好远,永远都不可能融进去。
她申请去香港就学,走时与姑姑约定,彼此不通音信。1952年7月,张爱玲踏上了罗湖桥,留下一个颀长而孤独的背影。
不能想象,假如张爱玲没有离开,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她的好友苏青在“文革”中被清算,关监狱挨批斗,身边一无亲人,几十年间无处话凄凉,1982年黯然死去。一同死去的,还有曾经绚烂的文学生命。今天,有多少人读过苏青曾再版十八次的《结婚十年》?六十多年前,她也曾如张爱玲般惊艳上海滩,风靡一时呵。
不能想象,张爱玲这个清冷的穿着旗袍的女子,会被剃了阴阳头,让革命小将捆绑着交代与汉奸的情史。亦不能想象,她在某一个无法坚持的夜晚,像老舍或傅雷般骄傲地自我了断。
时光总是糊涂物,一对曾经的情侣,重叠了彼此的路。张爱玲的走,与胡兰成的走,似乎有一种暗合。然而,终是不同。他是逃脱,匆匆地。她是离开,从容地。
或许,张爱玲天生该有这样的幸运,就像胡兰成说的:“爱玲是吉人,毁灭轮不到她,终不会遭灾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