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人类的新议题

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人类醒来，伸展手脚，揉了揉眼睛，脑子里依然萦绕着某些可怕的噩梦。“好像有什么铁丝网、巨大的蘑菇云之类的。但管它的呢，只是个噩梦吧。”人类走进浴室，洗洗脸，看看镜子里脸上的皱纹，然后冲了一杯咖啡，打开了记事本。“来瞧瞧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几千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没有什么改变。不管是20世纪的中国人、中世纪的印度人，还是古代的埃及人，都面临着同样的三大问题：饥荒、瘟疫和战争，它们永远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一代又一代，人类向所有神明、天使和圣人祈祷膜拜，也发明了无数的工具、制度和社会系统，但仍然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流行病和暴力。许多思想家和先知于是认为，饥荒、瘟疫和战争一定是上帝整个宇宙计划的一部分，抑或是由于人类天生的不完美，除非走到时间尽头，否则永远不可能摆脱。

但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人类突然意识到一件惊人的事。虽然多数人很少想到这件事，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已经成功遏制了饥荒、瘟疫和战争。当然，这些问题还算不上被完全解决，但已经从过去不可理解、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应对的挑战。我们不再需要祈求某位神或圣人来解救人类，而是已经非常清楚怎样预防饥荒、瘟疫和战争，而且通常都能成功。

当然，有些时候还是会事与愿违，但面对这些失败，人类不再只是耸耸肩，说“没办法，世界就是这样不完美”或者“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如果再有饥荒、瘟疫和战争爆发而不受人类控制，我们会觉得一定是有人出了问题，应该成立调查委员会来研究研究，并承诺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这套办法还真行得通，此类灾难发生的次数及频率确实都在下降。因营养过剩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数，因年老而死亡的人数超过因传染病死亡者，自杀身亡的人数甚至超过被士兵、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杀害的人数的总和，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到了21世纪初，平均来说，人类死于干旱、埃博拉病毒或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还不及死于暴饮暴食麦当劳食品的比例。

因此，虽然各国总统、首席执行官和军事将领的每日议题仍然是经济危机和军事冲突，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角度来说，人类已经可以看向别处，开始寻找其他议题。如果我们确实已经让饥荒、瘟疫和战争得到控制，什么将取而代之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议题？就像消防员忽然听说再也不会有火灾了，到了21世纪，人类要自问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整个世界已经如此健康、繁荣、和谐，我们应该把注意力和创造力投到什么事情上？因为生物科技及信息技术为人类带来强大的新力量，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加迫切。手上有了这些力量，究竟该如何运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对于饥荒、瘟疫和战争还要多谈几句。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这些问题已经得到控制，是个非常离谱、天真至极甚至麻木不仁的说法。不是还有几十亿人每天只靠不到2美元过日子吗？非洲不是还在和艾滋病抗争吗？叙利亚和伊拉克不也正有战争肆虐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更仔细地看看21世纪初的世界，然后再探讨未来几十年的议题。

生物贫困线

首先谈谈饥荒，几千年来这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敌人。甚至在不久前，大多数人类仍然生活在生物贫困线的边缘，低于这条线，人类就会落入营养不良和饥饿的状态。只要发生小失误，或者单纯有些运气不好，就可能把整个家庭或村庄判了死刑。如果一场大雨毁了你的麦田，或者强盗抢走了你养的羊群，你和亲人可能就会饿死。集体的不幸或愚蠢行径，则会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在古埃及或中世纪印度，如果碰到严重干旱，一下子就有5%或10%的人死去的情况并不少见。遇上干旱，就会出现粮食短缺；运输又太过缓慢，成本也太高，无法进口足够的食物；而且政府也无力挽救局面。

随便翻开一本历史书，几乎都会读到饥荒的惨状，读到人在饥饿之下做出的疯狂行径。1694年4月，法国博韦（Beauvais）某地的官员描述了当地饥荒、粮价飙涨的影响，他说自己的辖地处处都是“无数可怜的灵魂因饥饿羸顿而亡；他们没有工作，也就没有钱买面包果腹。为了活命、稍解饥饿，这些可怜的人以不洁之物为食，如死猫或剥皮后被投入粪堆的死马。（还有人吃）宰杀牛时流出的血，以及厨子扔到街上的动物内脏。还有些可怜的人则吃水煮的荨麻、杂草、树根或其他植物。”

法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景象。由于前两年年景不佳，整个王国严重歉收，到了1694年春天，粮仓已经完全见底。有钱人设法囤积粮食，以天价出售，而穷人则大批饿死。1692—1694年，法国约有280万人饿死，约占总人口的15%；而与此同时，太阳王路易十四仍在凡尔赛宫荒淫无度。第二年（1695年），饥荒袭击爱沙尼亚，导致该国人口损失达五分之一。1696年，饥荒在芬兰肆虐，饿死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1695—1698年，苏格兰也遭受严重饥荒，部分地区饿死了高达20%的居民。

多数读者可能都知道少吃一顿午餐是什么感觉，比如出于宗教原因而在几个节日禁食，也可能是连续几天只喝蔬果汁，号称有某种神奇的功效。然而，如果连续多日粒米未进，而且连下一口食物在哪儿都不知道，又是什么感觉？今天，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这种痛苦煎熬，然而我们的祖先对此再清楚不过。在他们向神高呼“拯救我们脱离饥荒！”的时候，心里正是那种感觉。

过去几百年间，科技、经济和政治的进步，打开了一张日益强大的安全网，使人类脱离生物贫困线。虽然有些地区时不时仍有大规模饥荒，但只是特例，而且几乎都是由人类的政治因素而非自然灾害所致。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只有政治造成的饥荒。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叙利亚、苏丹和索马里饿死，罪魁祸首其实是那些政客。

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现在就算一个人没了工作、一无所有，也不太可能活活饿死。私人保险计划、政府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可能无法让他脱离贫困，但至少能提供他每日所需的足够热量，让他生存下去。就整体而言，全球贸易网络能将干旱和洪灾转为商机，也能又快又省钱地克服粮食短缺的危机。就算整个国家遭到战争、地震或海啸摧残，国际上通常也能成功避免饥荒肆虐。虽然每天仍有几亿人陷于饥饿，但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很少有人真正被饿死。

贫困确实会带来许多其他健康问题，营养不良也会缩短预期寿命，即使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也不免有这个问题。例如在法国，仍有6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陷于营养不安全（nutritional insecurity）的状态。一早醒来，他们不知道中午能否有东西吃；夜晚，他们常常带着饥饿入眠；就算有饭吃，营养也非常不均衡、不健康：有大量的淀粉、糖和盐，却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然而，营养不安全仍然算不上饥荒，21世纪初的法国也已不再是1694年的法国。就算在博韦或是巴黎最糟糕的贫民区，现在也不会出现几周没的吃而饿死人的情形。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国。从“人文始祖”黄帝时期到20世纪的中国，几千年来中国都曾遭到饥荒肆虐。几十年前，中国还曾经是粮食短缺的代名词。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在罗马召开，各国代表听到了恍若世界末日的前景预测。专家告诉他们，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正走向灾难。但事实上，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奇迹。自1974年以来，虽然仍有几亿人苦于粮食匮乏和营养不良，但也已有几亿中国人摆脱贫困，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不再受到饥荒之苦。

事实上，在现在的大多数国家，真正严重的问题并不是饥荒，而是饮食过量。18世纪，据称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尼特（MarieAntoinette）曾向挨饿的民众说，如果没有面包可吃，何不吃蛋糕呢？但今天的穷人真是如此。如今，住在美国比弗利山庄的有钱人吃生菜沙拉、藜麦豆腐，而住在贫民窟或贫民区的穷人则大口嚼着美国的国民零食Twinkie蛋糕、奇多玉米脆、汉堡包和比萨。2014年，全球身体超重的人数超过21亿，而营养不良的人口是8.5亿。预计到2030年，人类会有半数身体超重。 2010年，饥饿和营养不良合计夺走了约100万人的生命，但肥胖却让300万人丧命。

看不见的舰队

继饥荒之后，人类的第二大敌人是瘟疫和传染病。由川流不息的商人、官员和朝圣者所联结起来的繁华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也是病菌滋生的温床。于是，住在古雅典或中世纪佛罗伦萨的民众都心里有数——他们可能忽然生病，短短一周就过世；也可能某种流行病突然暴发，一下带走他们的整个家庭。

最有名的一次流行病就是黑死病，始于14世纪30年代的东亚或中亚某处，跳蚤携带的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通过跳蚤叮咬而感染人类。这批瘟疫大军借着老鼠和跳蚤，迅速蔓延全亚洲、欧洲和北非，不到20年便抵达大西洋沿岸。当时的死亡人数约为7500万~2亿，超过欧亚大陆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英国，每10人就有4人死亡，人口从瘟疫前的370万降到瘟疫后的220万。佛罗伦萨的10万居民，有5万不幸殒命。

面对这场灾难，各国政府完全束手无策，只安排了大型的群众祈祷和游行，却全然不知如何阻止疫情蔓延，更别说治愈疾病了。在近代之前，人类认为生病是因为空气不佳、恶魔作祟，或是神明发怒，却从未想过有细菌和病毒存在。人们很容易相信有天使或仙女，却无法相信仅是一只小小的跳蚤或一滴水，就可能带来整支舰队般的致命猎食者。

黑死病既非单一事件，也不是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曾有更大的灾难随着第一批欧洲人的脚步而来，袭击了美国、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这些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带着当地居民缺乏免疫力的传染病，造成多达90%的当地居民丧生。

1520年3月5日，一支西班牙小型舰队离开古巴，前往墨西哥。这些船上载着900名西班牙士兵、马匹和枪支，以及几个非洲奴隶，其中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德艾奎亚（Francisco de Eguía）的奴隶身上带着另一种更为致命的“货物”。弗朗西斯科自己毫不知情，在他的几万亿个细胞里有个正在滴嗒作响的生物定时炸弹：天花病毒。弗朗西斯科登陆墨西哥后，病毒开始在他身体内以指数级繁殖，最后终于在他的全身皮肤上暴发出可怕的疱疹。他高烧不退，被带到辛波阿兰（Cempoallan）镇一个美洲原住民的家里卧床养病。他感染了这家人，这家人又感染了邻居。短短10天，辛波阿兰就成了一片墓地。难民仓皇出逃，又将天花从辛波阿兰传到了邻近的城镇。小镇一一陷落，无一幸免，被吓坏了的难民一波又一波逃亡，将天花传遍墨西哥甚至超越了国界。

居住在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认为，是三个恶神——艾克普兹（Ekpetz）、乌赞卡克（Uzannkak）和索亚卡克（Sojakak）晚上从一个村飞到另一个村，让人染上了这种恶疾。阿兹特克人则怪罪泰兹卡特里波卡（Tezcatlipoca）和西沛托堤克（Xipe Totec）这两个神，或者说是白人施展了某种黑魔法。患者找到僧侣和医生，得到的建议是祈祷、洗冷水澡、用柏油擦身体，以及把黑甲虫碾碎涂在伤口上，可惜全然徒劳。成千上万的尸体在街头腐烂，无人敢接近，无人敢埋葬。许多家庭短短几天全部丧命，当局下令直接将房屋推倒以掩埋尸体。在某些聚居点，死亡人口达到一半。

1520年9月，疫情传至墨西哥谷地，10月就进了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Tenochtitlan）。当时该城是一个人口达25万的大都市，却在两个月内损失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括阿兹特克的统治者库伊特拉华克（Cuitláhuac）。1520年3月西班牙舰队抵达时，墨西哥人口多达2200万，但到了12月，仅余1400万。天花只不过是第一波攻击而已。正当从西班牙来的新主人忙着自肥、向当地人横征暴敛之时，流感、麻疹等致命传染病也一波一波袭向墨西哥；到了1580年，该国人口已经不足200万。

两个世纪后，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于1778年1月18日来到夏威夷。夏威夷群岛当时人口稠密，足足有50万人，这些人从未与欧洲或美国有过接触，因此也从未暴露在欧洲及美国的疾病之下。库克船长等人就这样把第一批流感、肺结核及梅毒病原体带进了夏威夷，后续来到的欧洲人又带来了伤寒和天花病毒。到了1853年，夏威夷的人口只剩下7万。

进入20世纪之后，各种流行病继续肆虐，夺走了几千万人的生命。1918年1月，身处法国北部战壕的士兵开始染上一种特别强大的流感，俗称“西班牙流感”，数千人因此丧生。当时的战场前线，背后是全球有史以来最有效率的供应网络：士兵和弹药从英国、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大批涌来，石油来自中东，谷物和牛肉来自阿根廷，橡胶来自马来亚，铜来自刚果。而相应的，这些地方都受到了西班牙流感侵袭。短短几个月内，大约5亿人（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染上了病毒。在印度，总人口中有5%（1500万）因此丧命；大溪地，14%；萨摩亚，20%。而在刚果的铜矿场，五分之一的工人因此死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次流感就夺走了大约5000万到1亿人的生命。相较之下，从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是4000万。

每隔几十年，就会有这样的大型流行病“海啸”向人类袭来，另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但频率较高的流行病，每年带走几百万人的生命。儿童的免疫力较低，特别容易染病，因此也有人将流行病称为“儿童疾病”。直到20世纪初，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儿童会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而夭折。

20世纪，由于人口增加以及交通运输的进步，人类反而更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危害。对于流行病的病原体来说，像东京或金沙萨这种现代化大都市，会是一个比中世纪佛罗伦萨或1520年的特诺奇提特兰更富饶的猎场，而且全球交通运输网络的效率也远比1918年时要高。现在，一株西班牙流感病毒用不了24小时就能抵达刚果或大溪地。这么说来，世界岂不早该是个致命瘟疫轮番肆虐的地狱？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流行病无论在流行程度还是影响方面都大幅降低。特别是全球儿童的死亡率更达历史低点：只有5%的儿童夭折。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甚至不到1%。之所以有这项奇迹，是因为20世纪的医学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为人类提供了疫苗、抗生素、更佳的卫生条件以及更好的医疗基础设施。

举例来说，全球接种天花疫苗的运动就极为成功，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宣布人类获胜，天花已彻底绝迹。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地让某种流行病完全在地球上消失。1967年，天花还感染了1500万人，夺走了200万人的生命，但到2014年，已经没有人感染天花或因此丧命。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胜利，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已经不再为人类接种天花疫苗。

每隔几年，总有人警告可能又将暴发重大疫情，比如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09—2010年的猪流感，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然而凭借有效的应对措施，受疫情影响的人数相对较少。以“非典型肺炎”为例，原本人心惶惶，担心它成为新一波的黑死病，但最后全球死亡人数不足1000人，疫情很快得以平息。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原本似乎逐渐失控，世界卫生组织也在2014年9月26日将此疫情称为“近代最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尽管如此，疫情还是在2015年年初得到控制；2016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已然平息。埃博拉病毒共感染30000人（其中11000人丧命），整个西非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焦虑如同地震波传遍世界各地；然而埃博拉疫情一直被控制在西非，死亡人数远远不及西班牙流感或墨西哥的天花疫情。

在过去几十年间，艾滋病造成的悲剧或许可以说是最大的一场医疗失败，但就算是这场悲剧，现在看来仍可以说是进步的象征。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疫情首次大暴发，已有超过3000万人因此丧生，另外还有几千万人深受身心煎熬。艾滋病这种新型传染病特别狡猾，让人很难摸清头绪、对症下药。如果感染天花，病人几天之内就会丧命，但HIV阳性的病人却可能有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潜伏期，表面看来健健康康，却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感染他人。此外，HIV病毒本身并不会置人于死地，而是会破坏免疫系统，进而使病人遭受许多其他疾病的威胁。真正杀死艾滋病患者的，其实是这些继发疾病。因此，在艾滋病开始蔓延的时候，大家很难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1981年，纽约一家医院收治了两名患者，一名显然死于肺炎，另一名则死于癌症，当时完全看不出来这两个人其实都是HIV病毒的感染者，感染的时间可能只有几个月，也可能长达数年。

尽管面对种种困难，但医学界意识到这种神秘的新型传染病之后，只花了短短两年时间就找到了这种病毒，了解其传播方式并提出了有效抑制疫情的方法。又过了10年，新推出的药物就已经让感染艾滋病病毒从必死无疑转变成为一种慢性疾病（至少对那些能够承担治疗费用的人来说是这样）。想想看，如果艾滋病的暴发不是在1981年，而是在1581年，情况将会如何？当时很有可能完全找不到疫情的源头，不知道它是如何传染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抑制它（更不用说治愈了）。在这种情况下，艾滋病致死的人口比例很有可能远高于现在，而与黑死病相当，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艾滋病对人类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就连疟疾这种由来已久的流行病也每年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但现在看来，流行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已经远远小于之前几千年。现在绝大多数人是死于非传染性疾病，比如癌症、心脏疾病，或根本就是寿终而亡。（癌症和心脏疾病当然不是什么新的疾病，自古以来一直都存在，只是古人平均寿命较短，还来不及死于这两种疾病罢了。）

很多人担心这只是暂时的胜利，害怕黑死病一定有哪个近亲正躲在黑暗的角落蠢蠢欲动。没人能保证绝不会再有一场瘟疫席卷全球，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医生与细菌的竞赛中，医生是跑在前面的一方。新的传染病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病原体基因组发生突变，使病原体能够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类身上，打败人体免疫系统，或是对抗生素之类的药物产生抗药性。现在由于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这种突变的发生和传播可能比以往更快。然而，在与医学较量的时候，病原体的传播只有靠运气。

医生则不然，他们靠的绝不只是运气。虽然科学也有许多运气成分，但医生可不是随随便便把不同的化学物质扔进试管，希望哪天凑巧制造出新药来。他们每年都在累积更多、更好的知识，用来研制更有效的药物，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因此，虽然我们可以预见到2050年必然会有更多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出现，但那时候的医学也很有可能比今天更能解决这些问题。

2015年，医生宣布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抗生素“Teixobactin”，目前细菌对它尚无抗药性。一些学者相信，在与强抗药性细菌的战役中，Teixobactin很有可能扮演着扭转乾坤的角色。科学家们也正在研究革命性的、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疗法，有些实验室已经开始研发纳米机器人，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它们在人体的血液中巡航，找出疾病、杀死病原体和癌细胞。细菌等微生物在对抗有机体方面可能已经积累了40亿年的经验，但要应对仿生敌人完全是新手上路，因此要形成有效的防御机制会倍加困难。

因此，虽然我们不敢保证绝不会爆发新一波埃博拉或未知流感病毒疫情，横扫全球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但至少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相反，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人为疏忽，要求有人为此负起责任。例如2014年夏末，有几个星期情况看起来相当不妙，似乎埃博拉病毒已经在与全球卫生机构的抗衡中占了上风，当时仓促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初步报告于2014年10月18日公布，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暴发的反应不及时，并认为这次疫情的主要责任在于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办事处贪污腐败、效率低下。报告同时进一步批评整个国际社会反应太慢、对抗疫情的力度不够。这种批评背后的假设，正是认为人类的知识和工具已经足以防治传染病，所以如果疫情仍然失控，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无能，而不是什么神的愤怒。艾滋病也是类似的例子，虽然医生早在多年前便已了解艾滋病的致病机制，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艾滋病仍持续感染并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现在我们也会把它看成是人为的疏失，而不是什么命运太过残酷。

所以，在这场与自然灾难（例如艾滋病和埃博拉疫情）的斗争中，看来人类是占了上风。但如果是人性自己带来的危险呢？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打败细菌和病毒，但同时也让人类自己陷入前所未有的威胁。同样的工具，在医生手上能够快速发现及治疗新疾病，但在军队和恐怖分子的手上，就可能变成更可怕的疾病和足以毁灭世界的病原体。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流行病在未来要危及人类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人类自己为了某种残忍的意识形态，刻意制造出流行病。人类面对流行病束手无策的时代很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可能反而会有点儿怀念它。

打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第三个好消息是战争也正在消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都以为有战争是必然的，而和平只是一个暂时的、不确定的状态。国际关系也遵循“丛林法则”，就算两个政体看似和平共处，战争也始终是一个选项。举例来说，虽然德国和法国在1913年处于和平状态，但大家都知道它们会在1914年燃起战火。每当政客、将领、商人和普通百姓计划未来的时候，总会想到战争这个因素。从石器时代到蒸汽时代、从北极到撒哈拉沙漠，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知道，邻国随时可能来侵犯领土、击垮军队、屠杀人民、占领土地。

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这个“丛林法则”终被打破。在大多数地区，战争比以往更为罕见。在远古农业社会，人类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死亡总数的15%；而在20世纪，这一比例降至5%；到了21世纪初，更是只占全球死亡总数的约1%。 2012年，全球约有5600万人死亡，其中62万人死于人类暴力（战争致死12万，犯罪致死50万）。相较之下，自杀的人数有80万，死于糖尿病的更是有150万。现在，糖可比火药更致命。

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可能发生战争。当政府、企业和个人规划不远的将来时，多半不会考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史无前例的。核武器发明之后，超级大国之间如果还想挑起战事，无异于集体自杀的疯狂举动，于是逼着全球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找出和平的替代方案来解决冲突。同时，全球经济导向也已经从物质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比如金矿、麦田、油井，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因此，随着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战争能带来的获利已经下降；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越来越局限在世界的特定区域（比如中东和中非），这些地方仍然维持着旧式的物质经济。

卢旺达在1998年入侵邻国刚果（金），抢占该国丰富的钶钽铁矿，这种矿石是生产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而刚果（金）钶钽铁矿石的蕴藏量足足占了全球的80%。卢旺达靠着掠夺来的钶钽铁矿石，每年能赚2.4亿美元，对于贫困的卢旺达来说这可是一大笔收入。相较之下，如果中国入侵美国加州夺下硅谷，却毫无道理，因为就算中国获胜，硅谷也没有硅矿可劫。中国能够赚到几十亿美元的方式之一，是和苹果及微软等高科技公司合作，购买软件、制造产品。卢旺达辛辛苦苦从刚果（金）抢夺钶钽铁矿石的全年所得，还不如中国平平安安靠贸易在一天之内赚得多。

于是，目前“和平”这个词已经有了新的意义。过去想到和平，指的只是“暂时没有战争”；而现在想到和平，是指“难以想象会有战争”。1913年说到法德两国和平，意思是法德两国此刻并无战事，但明年谁知道会怎样；但我们现在说法德两国和平，意思是在任何可预见的情况下这两国都不可能爆发战争。这种意义上的和平，现在不仅存在于法德两国之间，而且存在于全球大多数（但不是全部）国家之间。不管是德国和波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是巴西和乌拉圭之间，都没有可能在明年爆发全面战争。

这种“新的和平”并不只是一个嬉皮士的一厢情愿。就算是渴求权力的政体、贪婪无度的企业，也希望这种新的和平持续下去。奔驰汽车公司制定东欧的销售策略时，绝不会考虑德国攻占波兰的可能性。企业想从菲律宾引进廉价劳动力时，也不会担心印度尼西亚明年可能挥师菲律宾。巴西政府讨论明年的预算时，巴西国防部长不会忽然站起来，拍桌大喊：“等等！如果我们要打乌拉圭呢？大家怎么都没想到这件事？我们应该留出50亿美元的战争预算。”当然，还是有几个尚未实现新的和平的地区，这些地方的国防部长还是会讲出这样的话，这种事情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因为我就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以色列）。但这些只是例外罢了。

当然，我们无法保证新的和平无限延续。正如最初是核武器促成了新的和平，未来的科技发展也可能掀起新的战争。特别是网络战的出现，让小国或非政府主体也可能有能力痛击超级大国，这就有可能让世界陷入动荡。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巴格达和摩苏尔惨遭战火蹂躏，却没有一枚炸弹落到洛杉矶或芝加哥。但在未来，朝鲜或伊朗等国家就有可能用逻辑炸弹（logic bomb）让加州大断电、得州炼油厂爆炸、密歇根州火车相撞。（“逻辑炸弹”就是恶意软件代码，能够在和平时期植入，远程操控。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控制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很有可能已经遭到许多此类软件代码的入侵。）

然而，我们不应把动机与能力混为一谈。网络战确实带来了新的毁灭手段，但并不代表增加了使用它的新动机。过去70年间，人类打破的不只是“丛林法则”，还有“契诃夫法则”（Chekhov Law）。契诃夫有一句名言：在第一幕中出现的枪，在第三幕中必然会发射。纵观历史，如果国王和皇帝手上有了新武器，迟早会禁不住诱惑。但自1945年以来，人类已经学会抵抗这种诱惑。比如冷战的第一幕中出现了枪（暗指核武器），却从来没有发射。现在，我们已经习惯这个世界有许多炸弹被束之高阁，许多导弹无用武之地，“丛林法则”和“契诃夫法则”被完美打破。就算哪天这些法则重现，也会是人类自己的错，而不是无法逃避的天命。

那么，恐怖主义又该怎么看？就算各个中央政府和强权都学会了克制，恐怖分子对于使用新的毁灭性武器可不见得会思考再三。这当然是个令人担忧的可能。然而，恐怖主义只是得不到真正权力的人采取的软弱策略。至少在过去，恐怖主义的手段是散播恐惧，而不是造成严重的实质损害。恐怖分子通常无力击败军队、占领国家或破坏整座城市。肥胖及相关疾病在2010年造成约300万人死亡，而相较之下，恐怖分子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7697人，多数在发展中国家。对于一般美国人或欧洲人来说，可口可乐对生命造成的威胁，可能远比基地组织要大。

这样说来，恐怖分子究竟是怎么占据新闻头条、改变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呢？答案就是让敌人反应过度。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就是一种表演。恐怖分子安排一场令人惊恐的暴力演出，抓住我们的想象，让我们以为自己即将再次陷入中世纪时期的那种混乱当中。于是，各国常常觉得需要对这场恐怖演出做出回应，便刻意上演一场安全的大戏，比如迫害某地区全体人民，或是入侵其他国家，以显示其国力强大。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反应，反而比恐怖主义本身造成的安全威胁更大。

恐怖分子就像一只想要大闹瓷器店的苍蝇。苍蝇如此弱小，凭一己之力连一只茶杯也挪动不了，于是便找来一头牛，钻到它的耳朵里嗡嗡叫，让牛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发狂，从而破坏整个瓷器店。这正是过去10年间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如果只靠自己，伊斯兰激进组织绝不可能推翻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于是他们发动“9·11”恐怖袭击激怒美国，让美国破坏了中东这家“瓷器店”。现在，伊斯兰激进组织在一片废墟中野蛮生长。恐怖分子如果仅靠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把我们拖回中世纪，重现“丛林法则”。他们只能试图激怒我们，而最后的结果就要看我们如何回应。如果“丛林法则”真的再现，我们其实必须负起责任。

*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可能饥荒、瘟疫和战争仍然会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但这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人类对此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无法理解、无法控制。这一切已经成为有可能克服的挑战。我并不是要无视全球仍有的苦难：目前仍有数亿人陷于贫困；每年疟疾、艾滋病和肺结核仍会带走数百万人的生命；叙利亚、刚果（金）和阿富汗的暴力冲突也仍在恶性循环。在此，我并不是要声称世界上已经没有饥荒、瘟疫和战争，人类再也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其实我的态度正好相反。纵观历史，人类总认为这些问题无法解决，只是向神祈求奇迹，自己却从未认真努力消灭饥荒、瘟疫和战争。有人说2016年的世界跟1916年时的一样，仍然有饥饿、疾病和暴力，这等于是延续着一个古老的失败主义观点，认为人类在20世纪投入的巨大努力一无所获，种种医学研究、经济改革与和平倡议也全然徒劳。但若真是如此，又何必再投入时间和资源来进行更多的医学研究、新的经济改革并提出新的和平倡议呢？

认可人类过去的努力，其实传达出了希望和责任，激励我们在未来更加努力。鉴于人类在20世纪的成就，如果以后人类仍然遭受饥荒、瘟疫和战争之苦，就不能再怪在自然或上帝的头上了。我们已有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并减少未来受苦的概率。

然而，人类的成就还传达出另一条信息：历史不会允许真空。如果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发生概率不断减小，必然要有些其他事情成为新的人类议题。我们对此必须慎重考虑，否则很可能在旧战场上全面获胜，却在新战线上措手不及。那么，21世纪会有哪些议题取代饥荒、瘟疫和战争呢？

其中一项中心议题是要保护人类和地球不被人类自己的力量所害。我们之所以能成功地控制住饥荒、瘟疫和战争，很大的原因在于惊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丰富的食物、药品、能源和原材料。然而，同样也是因为经济增长，地球生态在许多方面失去平衡，而我们现在才刚刚意识到。人类对于这个危机承认得很晚，而且至今努力不足。虽然总有人谈论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气候变化，但多数国家至今仍未严肃地做出经济或政治上的牺牲来改善这些状况。每当要在经济增长和生态稳定中做出选择时，政客、企业领导者和选民几乎总是选择增长。如果我们真想远离灾祸，就得在21世纪做出更好的选择。

人类还想追求什么？我们会不会觉得只要能避免饥荒、瘟疫和战争，又能维持生态平衡，就心满意足了？这可能确实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人类不太可能就这么照办。毕竟，人类很少真正知足。每次实现某个成就，人类大脑最常见的反应并非满足，而是想要得到更多。人类总是追求更好、更大、更美味。而等到人类拥有巨大的新能力，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威胁也终于解除，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到时候，科学家、投资人、银行家和国家首脑整天要干什么？难道是写写诗吗？

成功孕育着野心，而我们最新的成就也推动人类设下更大胆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健康与和谐，而由人类过去的记录与现有价值观来看，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化身为神。在减少了饥荒、疾病和战争之后，我们现在希望克服年老甚至战胜死亡。在拯救人类脱离各种不幸之后，我们现在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快乐。而在提升人性超越挣扎求生的动物性之后，我们现在希望把人类升级为神，让智人化身为智神。

死亡的末日

在21世纪，人类很有可能真要转向长生不死的目标。在对抗了饥荒和疾病之后，对抗衰老与死亡不过是这场战役的延续，更体现了当代文化最看重的价值：人的生命。不断有人提醒我们，在宇宙中，人的生命神圣无比。不论是学校里的老师、议会里的政客、法庭上的律师，还是舞台上的演员，都是如此异口同声。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这或许是我们最接近全球宪法的一份文件，其中就明确指出“有权享有生命”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死亡明显违反了这项权利，因此便成了危害人类的罪行，而我们应对它全面开战。

纵观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不仅仅捍卫生命本身，而且捍卫某些超脱于世俗的存在，因此对死亡的态度十分开放。事实上，甚至还有些宗教和意识形态是欢迎死亡的。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看来，存在的意义由来世的命运而定，由此认为死亡是这个世界重要而积极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神的旨意，而且死亡的那一刻是一个神圣、形而上的体验，充满意义。人将咽气时，应该赶快找来牧师、拉比或萨满，把生命的账户结清，拥抱一个人在宇宙中的真正角色。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死亡，世界就会变得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也没有轮回，那么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该如何自处？

对于生命和死亡，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观点与宗教的完全不同，并不认为死亡具有某种形而上的神秘性，也不认为死亡是生命意义的来源。相反，对现代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我们能够也应该解决的技术问题。

究竟人是怎么死的？在中世纪的童话故事里，死神披着黑色连帽斗篷，手上还握着一把大镰刀。一个人活得好好的，脑子里还在担心这担心那、四处奔波，这时死神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瘦骨嶙峋的手指敲敲他的肩膀，告诉他：“来吧。”这个人恳求：“不！拜托！再给我一年、一个月，哪怕一天也好！”但披着连帽斗篷的死神声音嘶哑地说道：“没这回事儿！就是现在！”这似乎就是我们死亡的方式。

但在现实中，人类之所以死亡，可不是因为有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人在敲我们的肩膀，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也不是因为这是什么宇宙计划的重要部分。人类会死亡只有一个原因：人体运行出了技术问题，比如心脏不跳、大动脉被脂肪堵住、癌细胞在肝脏里扩散、病菌在肺里繁殖。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技术问题？答案是其他的技术问题。心脏不跳，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氧气到达心肌。癌细胞扩散，是因为突变的基因改写了指令。病菌侵入我的肺里，是因为有人在地铁里打了个喷嚏。这里无关形而上的事，一切都只是技术问题。

只要是技术问题，就会有技术上的解决方案。要克服死亡，并不需要等到耶稣再次降临，只要实验室里的几个科技专家就够了。如果说传统上死亡是牧师和神学家的专属领域，那么现在工程师正在接手它。借助化疗或纳米机器人，我们就能杀死癌细胞；用抗生素，就能消灭肺部病菌；心脏不跳了，可以用药物和电击让它重新开始跳动，如果还是不行，还能直接换个心脏。当然，现在并不是所有技术问题都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投入这么多时间和金钱，研究癌症、细菌、基因和纳米科技。

就连不属于科学界的普通百姓，也已经习惯把死亡当成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有位妇女问医生：“医生，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医生有可能说“你得了流感”“你得了肺结核”“你得了癌症”，但没有医生会说“你得了死亡”。对我们来说，人会死，是因为得了流感、肺结核、癌症，而这些都算是技术问题，总有一天能找到技术性的解决方案。

现在就算有人死于台风、车祸或战争，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技术问题，可以预防，而且应该预防。如果政府有更好的应对天灾的机制、市政机构运行良好、将领做出更好的军事决策，就能避免死亡。现在只要一出现死亡，诉讼和调查几乎就会自动随之而来。“他们怎么会死？一定是哪里有人做错了！”

绝大多数科学家、医生和学者并不会说自己正在努力实现让人长生不死的梦想，只会说自己正在努力解决这个或那个特定问题。但因为衰老和死亡不过是许多特定问题的总和，医生和科学家可不会哪天忽然停手并宣布：“到此为止，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攻克了肺结核和癌症，但不打算攻克阿尔茨海默病。大家就继续因为阿尔茨海默病而去世吧。”《世界人权宣言》可没有说人类“有权享有生命，直到90岁为止”，而是说“人人有权享有生命”，没有附带条件，没有任何到期日的限制。

虽然是少数，但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公开表示，现代科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战胜死亡、赋予人类永恒的青春。著名的人物包括老年病学家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以及博学家、发明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曾获得1999年美国国家科技创新奖章）。2012年，库兹韦尔被谷歌任命为工程总监，一年后谷歌成立子公司Calico，明确指定其使命就是要“挑战死亡”。 2009年，谷歌任命相信人能长生不死的比尔·马里斯（Bill Maris）担任谷歌风投（Google Ventures）的首席执行官。2015年1月接受采访时，马里斯说：“如果你今天问我，人是否有可能活到500岁，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马里斯这番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巨额资金的支持。谷歌风投的总投资金额高达20亿美元，其中36%将投入生命科技新创公司，包括几项颇具雄心的寿命延长计划。马里斯用橄榄球打比方，解释这场与死亡的对决：“我们不只是要前进几码，而是要赢下这场比赛。”为什么？马里斯说：“因为活着比死好啊。”

许多硅谷巨擘都抱有这样的梦想。贝宝公司（PayPal）共同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最近就承认，他希望永远活下去。他解释道：“我认为，面对（死亡）的方式大概有三种：接受死亡、拒绝死亡、对抗死亡。我觉得社会上大多数人不是拒绝就是接受，而我宁愿和它对抗。”很多人可能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个幼稚的幻想。但蒂尔可不是可以小看的人物，他是硅谷顶尖的成功创业者，其影响力惊人，仅私人财富估计就有22亿美元。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山雨欲来：人类不再平等，不死就在眼前。

某些领域的进展飞快，例如基因工程、再生医学和纳米科技，让预言越来越趋向乐观。有专家认为，人类到了2200年就能打败死亡，也有人认为是2100年。库兹韦尔和德格雷甚至更为乐观，他们认为到了2050年，只要身体健康，钞票也够多，人类都可以大约每10年骗过死神一次，从而长生不死。按照他们的设想，我们大约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疗，除了医治疾病，也让衰老的组织再生，让手、眼、脑都得到升级。而在下次治疗之前，医生已经又发明出各种新药、升级方式和医疗装置了。如果库兹韦尔和德格雷说得没错，很可能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不死之人就走在你身边的路上——至少你刚好走在华尔街或第五大道的时候会有这种可能。

事实上，他们只是达到长生（a-mortal），而不是真正不死（immortal）。这些未来的超人并不是像神那样绝对不死，他们仍然可能死于战争或意外，而且无法起死回生；他们也不像我们这些凡人终有一死，他们的生命并不会有一个到期日。只要没有炸弹把他们炸个粉碎，没有卡车把他们碾成肉酱，他们就能永生。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焦虑的一群人。凡人知道生也有涯，因此愿意冒险体验人生，比如登上喜马拉雅山或者怒海弄潮；还会做其他算得上危险的事，比如穿过街道、去餐厅吃吃饭。但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像这样不断冒险可能就太疯狂了。

这么说来，或许我们可以先把目标定得温和点儿，别追求长生，先把寿命加倍如何？在20世纪，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从40岁增加到70岁，几乎翻了一倍，所以在21世纪，至少应该可以再翻倍到150岁。虽然这和“不死”还相去甚远，但仍然会让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家庭结构、婚姻和亲子关系将大为改观。现在人们对结婚的期许仍然是“白头偕老”，而生命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养育后代。想象一下，如果人能活到150岁是什么概念。就算40岁才结婚，后面仍然有110年可活。希望这段婚姻能持续110年，这个想法实际吗？所以，像现在多次结婚的情形可能会日益普遍。如果一个人在40多岁前生了两个孩子，等到她120岁时，养育孩子已经是遥远的记忆，只算得上是漫漫人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究竟会发展出怎样的亲子关系。

再来看职业生涯。今天，我们假设人会在一二十岁时学会某种专业，然后一生都奉献在这个专业上。当然，人就算到了四五十岁还是会学到新知识，这里我们只是把人生大致分成“学习阶段”以及之后的“工作阶段”。但如果人能活到150岁，这套系统就不管用了，特别是这个世界还不断出现震撼世界的新科技。人类的职业生涯将会比现在长得多，甚至到了90岁仍然必须每天学习新知识。

与此同时，人类也不会在65岁就退休，给新一代实现他们创新的想法和期望让路。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有句名言：科学在一次一次的葬礼中进步。他的意思是，必须等到一代人老去，新的理论才有机会铲除旧的理论。此种现象绝非科学独有。回想一下你现在的工作环境，不管你是学者、记者、厨师还是足球运动员，如果你的上司已经120岁了，他头脑中的概念都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建立的，而且他可能还要再当你的上司几十年，这给人什么感觉？

政治领域的情况可能更为险恶。如果普京继续在位90年，你觉得如何？再想想，如果人本来就会活到150岁，那么在2016年，掌控莫斯科的还会是斯大林，138岁，老当益壮；毛主席，123岁，年富力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还是公主，等着从121岁的乔治六世手中继承王位，至于她的儿子查尔斯王子，可能要等到2076年才能继位。

让我们回到现实，现在还远远无法肯定库兹韦尔和德格雷的预言究竟能否在2050年或2100年成真。在我看来，在21世纪想永葆青春还为时过早，现在就抱太大期望大概只会迎来太大的失望。知道自己终将一死并不好过，但如果一心想不死却梦想破灭，可能更让人难以接受。

虽然过去100年人类平均寿命已经增加一倍，但如果要依此推论在未来100年人类寿命再翻倍达到150岁，还言之过早。1900年全球的平均寿命之所以不到40岁，是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和暴力让许多人年纪轻轻便离开人世。但只要避开饥荒、瘟疫和战争，人就能活到七八十岁，这是智人自然的寿命长度。人们可能想不到，其实在几百年前，活到七十几岁不是什么罕见的怪事。伽利略享年77岁，牛顿享年84岁，米开朗基罗更是高寿88岁，而且当时还没有抗生素、疫苗或器官移植的协助。而且，就连丛林中的黑猩猩，有时候都能活到六十几岁。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代医学连自然寿命的一年都没能延长。现代医学的成功之处，是让我们免于早死，能够过完应有的人生。就算我们打败了癌症、糖尿病和其他主要疾病杀手，也只代表几乎每个人都能够活到90岁，但和150岁还差得很远，更不用说500岁了。想达成这个目标，医学必须重新打造人体最基本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并设法再生各种器官和组织。究竟在2100年能不能做到，现在仍是未知数。

然而，每次失败的尝试，都让我们向战胜死亡又迈进一步，也带来更多希望，鼓励人类付出更多努力。谷歌的Calico公司可能来不及让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长生不死，但很有可能会在细胞生物学、基因药物和人体健康方面有重大发现。这样一来，新一代的谷歌员工就能站在更好的起点，向死亡发起进攻。高呼着人类不死的科学家，其实就像高喊“狼来了”的那个男孩：狼要来，只是早晚的事。

因此，就算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无法达到永生，这场与死亡的战争仍有可能是21世纪的旗舰计划。考虑到我们对于“生命神圣”的信念、整个科学界的动向，再加上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一场对死亡的无情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我们的意识形态看重人的生命，绝不允许我们轻易接受人的死亡。只要人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死，我们就会努力战胜这种原因。

对于这项挑战，科学界和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乐于应对。只要让他们获得新发现、赢得巨大利润，大多数的科学家和银行家并不在乎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有谁能想到比战胜死亡更令人兴奋的科学议题，又有什么是比永葆青春更有前景的市场？如果你已年过40岁，请闭上眼睛一分钟，回想自己25岁时的身体状况，不只是外表，还包括当时的那种感觉。如果能让你回到当时的状态，你愿意付出多少金钱？当然，有些人会对此不屑一顾，但愿意不惜一切的顾客也必然不在少数，足以构成一个无限大的市场。

如果这些还不够，单就对死亡的恐惧这一点，就已经深植在多数人的心中，足以推动人类向死亡宣战。只要人们认为死亡不可避免，就会从小训练自己压抑想要永生不死的欲望，或是驾驭这种欲望，使之服务于其他目标。正是因为人们渴求永生不死，才能谱出“不朽”的交响曲，在战争中奋力争取“永恒的荣耀”，甚至愿意牺牲生命，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在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不论是艺术的创造、政治的投入，还是宗教的虔诚，很大部分其实正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伍迪·艾伦（Woody Allen）就从对死亡的恐惧发展出辉煌的职业生涯。曾有人问他，是否想在大银幕上永远活下去。他回答：“我宁可活在我的公寓里。”接着他又说：“我并不想靠作品来达成永生，我希望靠的是我不要死。”不论是永恒的荣耀、全国性的悼念活动，还是对天堂的梦想，都很难替代像伍迪·艾伦这种人真正想要的不死。一旦人们觉得（不论理由充分与否）有很好的机会能躲避死亡，求生的渴望就不会让他们再去承担艺术、意识形态或宗教这样的重担，于是引起如雪崩般的连锁反应。

如果你觉得那些眼睛像要冒火、胡须迎风扬起的宗教狂热分子已经足够吓人，就请拭目以待，看看行将就木的零售业巨擘和年华逝去的好莱坞过气明星以为发现了生命的灵药，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在这场与死亡的战争中，如果科学上出现显著进展，真正的战场就会从实验室转移到议会、法院和街头。而如果科学的努力宣告获胜，就会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过往历史上所有战争和冲突的规模，很可能都将远远不及接下来的这场争斗：为了永恒的青春。

幸福快乐的权利

人类未来的第二大议题，可能是要找出幸福快乐的关键。历史上已有无数思想家、先知和一般大众认为，所谓的“至善”与其说是拥有生命本身，还不如说是能够幸福快乐。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曾说过崇拜神是浪费时间，死后一切不复存在，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享乐。古代大多数人并不接受享乐主义，但今天这已经成为我们的预设思想。由于对来世概念有所怀疑，人不只想追求长生不死，也想追求俗世间的快乐。毕竟，哪有人想活在永恒的苦难里？

对伊壁鸠鲁来说，追求快乐是一件很个人的事。但近代思想家则相反，认为这需要群策群力。如果没有政府规划、经济资源和科学研究，个人追求快乐并不会有太大成效。如果你的国家战火纷飞、经济陷入危机、医疗护理求而不得，快乐就成为天方夜谭。18世纪末的英国哲学家边沁主张，所谓至善就是“为最多人带来最大的快乐”，并认为国家、市场和科学界唯一值得追寻的目标就是提升全球的快乐。政治家应该追求和平，商人应该促进繁荣，学者应该研究自然，但不是为了荣耀什么国王、国家或神，而是为了让你我都享有更快乐的生活。

在19世纪和20世纪，虽然许多政府、企业和实验室也曾号称追寻边沁的理想，但实际上仍然专注于更直接和明确的目标。要判断国家是否强大，看的是领土大小、人口增长、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不是国民是否幸福快乐。德、法、日等工业化国家虽然打造了宏大的教育、健康和福利系统，但仍然是为了国家强大，而不是确保个人福利。

之所以成立学校，是为了培养温顺而有技能的国民，忠实地为国家服务。年轻人到了18岁去当兵，除了爱国也得识字，这样才能读懂将军的命令，制订明天的作战计划。他们还要懂数学，才能计算炮弹的轨迹或破译敌人的密码。另外还得了解一定的电子学、机械原理和医药知识，才能操作无线电设备、驾驶坦克，以及照顾受伤的战友。这些人离开军队后，会成为公司职员、教师或工程师，撑起一个现代经济体，缴纳大量税金。

卫生系统也是如此。19世纪末，法、德、日等国开始为大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为婴儿提供疫苗，为儿童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为青少年提供体育课程。另外还将腐臭的沼泽排干，消灭蚊害，并建立中央污水处理系统。目的同样不是为了让人民快乐，而是让国家更强大。国家需要强健的士兵和工人；需要健康的妇女，这样才能生养出更多士兵和工人；也需要官员能够在上午8点准时上班，而不是病倒在家。

就连福利制度，最初也是为了满足国家的利益而设计，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体的需求。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于19世纪末率先开办国家养老金及社会保障福利，但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国民忠诚，而不是增加国民福祉。你在18岁为国家打仗，在40岁愿意纳税，是因为希望到70岁的时候能够得到国家的照顾。

1776年，除了生命权和自由权以外，美国的开国元勋也把“追求幸福”列为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必须强调，美国《独立宣言》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享有幸福”的权利。关键的一点是，托马斯·杰斐逊并未要求国家对国民的幸福负起责任，而只是要限制国家的权力。当时是希望让人能够享有选择的权利，不用受国家监督。如果我觉得自己和约翰结婚比和玛丽结婚幸福、住在旧金山比住在盐湖城快乐、当酒保比当奶农开心，那我就有权利追求这些幸福快乐，就算我做了错误的决定，国家也不该干涉。

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情况已有改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边沁的愿景。人们越来越相信，这些建立超过一个世纪、为了国家强大而设的宏大系统，其实应该为国民的福祉而服务。不是我们要服务国家，而是国家要服务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原本只是为了约束国家权力，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享有幸福的权利”，就像人类天生有权要求幸福快乐，如果有什么让我们不能满足，就相当于违反了我们的基本人权，而国家此时就该介入。

在20世纪，想评估一个国家是否成功，公认的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这一标准，新加坡每一位公民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平均总价值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只生产平均总值14000美元的哥斯达黎加，实在是成功太多。但现在的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经济学家，都呼吁要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国内幸福总值）来补充甚至取代GDP。毕竟，人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不想总是忙着生产，而是想要幸福快乐。生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够为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但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哥斯达黎加人报告的生活满意度都远高于新加坡人。你愿意当一个生产力高但不开心的新加坡人，还是当一个生产力低但心满意足的哥斯达黎加人？

可能就是这样的逻辑，推动着人类把“幸福快乐”当作21世纪的第二个主要目标。乍看之下，这个目标似乎相对比较容易实现。饥荒、瘟疫和战争正逐渐绝迹，人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预期寿命也显著增加，因此，人类想必都很幸福快乐吧？

事实并非如此。伊壁鸠鲁把幸福快乐定义成至善的时候，就曾告诫弟子，快乐是件辛苦的差使。仅有物质成就，并不能让我们长久感到满足。事实上，盲目追求金钱、名誉和欢愉，只会让我们痛苦不堪。举例来说，伊壁鸠鲁就建议吃喝要适量，性欲也要节制。从长远来看，深厚的友谊会比一夜狂欢让人更快乐。通往幸福快乐的道路其实暗藏艰险，伊壁鸠鲁则为我们规划出了整套道德行为准则以作为引导。

伊壁鸠鲁显然意识到一件事：快乐得来不易。虽然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却很难看到有哪个现象能够证明当代的人显然比过去的人更为满足。事实上，甚至还有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虽然发达国家更为繁荣、舒适及安全，但自杀率也远高于传统社会。

在秘鲁、危地马拉、菲律宾和阿尔巴尼亚这些贫困而政局不稳定的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有1人自杀。但在瑞士、法国、日本、新西兰这种富裕且和平的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有25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85年，大多数韩国民众生活贫困、未受教育、深受传统束缚，并且生活在专制独裁统治之下。而到了今天，韩国已经是一个领先的经济强国，国民教育水平在全球数一数二，并且享有稳定而相对自由的民主制度。然而，韩国在1985年大约每10万人中有9人自杀，如今的自杀率则超过3倍，达到每10万人有30人自杀。

当然，也有些趋势是日渐向好、令人乐观的。比如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这无疑让人类的幸福感大幅提升，也部分缓解了现代生活的压力。然而，就算我们确实比先人快乐了那么一点，但整体福祉的增加幅度还是远远低于预期。在石器时代，人类平均每天消耗4000卡路里的热量，除了用来觅食之外，还要准备工具、衣服、艺术和营火。而今天，美国人平均每天使用22.8万卡路里的热量，除了填饱自己的胃，还要供给自己的汽车、计算机、冰箱、电视所需。这么看来，美国人平均消耗的热量足足是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近60倍。但美国人真的比以前快乐60倍吗？这种美好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而且，就算我们已经克服许多昨日的苦难，但想要获得快乐可能远比解除痛苦更加困难。对于一个濒临饿死的中世纪农民，只要给他一块面包，就能让他非常快乐。但如果是一个百无聊赖、薪水超高、身体超重的现代工程师，你要怎么让他快乐起来？对美国而言，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黄金时代。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随后在冷战时期也取得更关键的胜利，让美国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GDP从2万亿美元增长到12万亿美元。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倍。新发明的避孕药让性爱变得前所未有的无拘无束。女性、同性恋、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终于从美国这块大饼中分到了比过去大许多的一块。便宜的汽车、冰箱、空调、吸尘器、洗碗机、洗衣机、电话、电视和计算机如潮水般涌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彻底变了样。但研究显示，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主观幸福感，与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结果仍然大致相同。

1958—1987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5倍，经济增长可以说达到了史上最快。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财富，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形成了各种正面及负面的影响，但对日本人的主观幸福感却出人意料地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对生活还是如同20世纪50年代时一样满意或不满意。

看来幸福感有一个神秘的玻璃天花板，虽然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幸福感却未能实现同步。就算我们能为所有人提供免费食物、治愈所有疾病、确保世界和平，也不一定能打破这个玻璃天花板。要实现真正的幸福快乐，难度并不亚于战胜老死。

幸福快乐的玻璃天花板有两大支柱，分别属于心理与生理层面。在心理层面，快乐与否取决于你的预期，而非客观条件。仅有和平繁荣的生活，并不能让我们满意；现实必须符合预期，才能让我们满足。但坏消息是，随着客观条件改善，预期也会不断膨胀。于是，虽然人类近几十年来的客观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但带来的并不是更大的满足，而是更大的预期。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未来不论达到什么成就，可能我们还是会像当初一样，永远不会真正满足。

从生理层面来说，不管是预期还是幸福感，其实都是由我们的生化机制控制的，而不是由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决定的。根据伊壁鸠鲁的说法，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愉悦，而且没有不快的感觉。边沁也有类似说法，他认为大自然让人类由两个主人控制：快乐和痛苦；我们的所为、所言、所思，都由这两个主人决定。继承边沁思想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则解释称，幸福快乐就是只有愉悦、没有痛苦，而在愉悦与痛苦之外，并没有善恶之别。如果有人想根据愉悦和痛苦之外的理由（比如上帝的话语或国家利益）推导出善恶，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想骗你，而且也可能骗了他自己。

在伊壁鸠鲁的时代，这种言论是亵渎神灵。在边沁和穆勒的时代，这种言论是反动颠覆。但在21世纪初，这就成了科学正统。根据生命科学的说法，快乐和痛苦只不过是身体各种感觉的总和。愉悦或痛苦从来就不是对外在世界事件的反应，而是对自己体内感觉的反应。失业、离婚或国家之间开战，这些事件本身并不会让人受苦。唯一能让人痛苦的，是自己身体里不愉快的感觉。失业会引发沮丧，而沮丧才是一种令人不悦的身体感觉。世界上可能有上千种事情会让我们愤怒，但愤怒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体内温度升高、肌肉紧绷的感觉，这才是愤怒的真相。我们说“怒火中烧”的时候，确实是有些根据的。

相对地，科学也认为没有人是因为升职、彩票中奖甚至找到真爱而快乐。真正能让人幸福快乐的，只有身体里的愉悦感觉，别无其他。想象自己是马里奥·格策（Mario Götze），担纲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德国队的攻击型中场，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这时已经开赛113分钟，两队都未能得分。再过短短7分钟，就要迎来恐怖的点球大战。里约的马拉卡纳（Maracanã）体育场塞满了75000名无比兴奋的球迷，全球还有几百万观众焦急地紧盯着屏幕。你离阿根廷队的球门只有几米，这时安德烈·许尔勒（André Schürrle）忽然给你一记妙传！你胸部停球，看着球顺着你的腿落下，你起脚劲射，看着球飞过阿根廷队门将，钻进球网。进了！体育场如火山爆发，几万人疯了一般大吼，你的队友冲上来拥抱亲吻你，柏林和慕尼黑的数百万观众也在电视屏幕前激动落泪。这时你欣喜若狂，但并不是因为射进阿根廷队球门里的那粒球，也不是因为挤爆巴伐利亚州露天酒吧的球迷的欢天喜地，而是因为在你的身体里各种感受正如风暴一般袭来，而欣喜若狂就是对这些感受的回应。你觉得气流在你的脊椎里上下涌动，电波冲击着你的身体，好像体内有几百万颗爆炸的能量球。

你不用在世界杯决赛踢进制胜一球，也能得到这样的感觉。比如工作中意外升职，让你开心地跳了起来，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在内心深处，你其实根本不懂足球，也不懂工作，只懂实际生物的感觉。如果你升职，但出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得到这种愉悦的感觉，你就不会觉得满意。反之亦然。如果你刚被开除（或是输了一场重要的足球赛），但得到了非常愉快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嗑药），一样会觉得自己站在世界的顶峰。

但坏消息是，愉悦的感觉很快就会消退，迟早会转变成不愉快的感觉。就算踢进了世界杯决赛的制胜一球，也无法保证你一生都幸福。事实上，这甚至有可能是走下坡路的开始。同样，如果去年我意外升职，很有可能虽然现在我还在这个位子上，但当初听到消息时的愉悦感早已经在几个小时后就烟消云散。如果想再次感受那些美妙的感觉，就得再次升职，然后再升职。这时如果没能升职，感受到的痛苦和愤怒可能远比当初干脆一直当个小职员更大。

这些都是进化的错。历经无数代人之后，我们的生化系统不断适应变化，为的是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机会，而不是幸福快乐的机会。只要是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行为，生化系统就会用愉悦的感觉来回应。但这不过是一时的营销伎俩。我们努力取得食物、追求伴侣，就是想避免饥饿带来的不愉悦感觉，并且享受进食的愉悦、性爱的高潮。但无论进食还是性爱，这种愉悦都无法长时间维持，想要再次感受，就只能去寻找更多的食物和伴侣。

如果哪天出现一种罕见的突变，让某只松鼠只要吃了一颗坚果，就能一辈子感受无比的快乐，情况会怎样？从技术角度来说，只要从松鼠的大脑下手，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谁知道呢？或许几百万年前就出现过这样幸运的松鼠。但是，如果是这样，这只松鼠的一生将极其快乐但也极其短暂，让这种罕见的基因突变迅速画下句点。个中原因在于，觉得快乐的松鼠再也不会努力去找更多坚果，更不用说求偶交配了。至于和它竞争的其他松鼠，吃过坚果才5分钟就又觉得饿，反而能有更好的机会生存下来，并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同理，人类收集的坚果（高薪的工作、大房子、好看的另一半）也很少能带来长久的满足。

可能有人会说，情况也没那么糟糕，因为让我们快乐的不是结果，而是追求目标的过程。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会比站在山顶更令人满足，挑逗和前戏要比最后的性高潮更为精彩，进行开创性的实验也比最后获得赞美和奖项更有趣。然而，这并未改变事情的全貌，只是说明进化会用各种不同的愉悦来控制我们罢了。有些时候，进化是用愉悦或安宁的感觉来引诱我们行动；还有些时候，是用得意或兴奋的感觉刺激我们向前。

动物在寻找某种增加生存和繁衍机会的物品或对象（例如食物、伙伴或社会地位）时，大脑会产生警觉和兴奋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如此美妙，会促使动物更加努力。在一项著名的实验中，科学家把电极连接到几只大鼠的脑部，大鼠只要踩下踏板，就能制造出兴奋的感觉。接着，当他们让大鼠在美味的食物和踩踏板中二选一时，大鼠宁愿选择踩踏板（很像小孩宁愿玩电子游戏也不想下楼吃饭）。这几只大鼠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直到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地不起。人类可能也是这样，喜欢比赛过程的兴奋大于最后夺得成功的桂冠。然而，真正让比赛如此吸引人的，就是那些令人开心的感觉。比如爬山、玩电子游戏或相亲，这些活动中绝不可能只有压力、绝望或无聊这些令人不快的感觉，否则不可能有人参加。

可惜的是，参加比赛的那种兴奋感，就像胜利时的幸福感一样转瞬即逝。风流男人享受一夜情的刺激，商人享受咬着指甲看道琼斯平均指数上上下下，电子游戏玩家享受在计算机屏幕上打怪物，但对他们来说，再去回味昨日的冒险并不足以让他们感到满足。就像大鼠必须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不管是风流男子、商界巨擘还是电子游戏玩家，一样每天都需要有新的刺激。雪上加霜的是，这里的期望一样会因现有条件而适应，昨天令人感到刺激的挑战，很快就变成今天的沉闷。或许幸福快乐的关键既不是比赛，也不是金牌，而是能配比出兴奋与安宁这两种元素的正确剂量；但我们大多数人往往不断在紧张与无趣这两端来来回回，到了一端就开始对另外一端感到不满。

如果科学说得没错，幸福快乐是由生化系统所掌控的，那么唯一能确保长久心满意足的方法，就是掌控这个系统。别再管经济增长、社会变革或政治革命了：为了提高全球幸福快乐的程度，我们需要掌控人类的生化机制。在过去几十年间，人类已经开始这么做了。50年前，精神类药物背负着沉重的污名，如今这种污名已然被打破。不论这是好是坏，现在越来越高比例的人口定期服用精神类药物，有一些确实是为了治愈使人衰弱的心理疾病，但也有一些只是为了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沮丧和偶尔袭来的抑郁。

举例来说，已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服用哌甲酯（Ritalin）之类的兴奋剂。2011年，美国因为患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而服用药物的儿童就有350万。英国的这一数字则从1997年的92000上升到2012年的786000。这些药物原本用于治疗注意力不集中，但今天就连一些完全健康的孩子也开始服药，希望借此提高成绩，以迎合老师和家长越来越高的期望。很多人极力反对这种发展，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孩子身上，而是出在教育系统。如果学生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压力过大、成绩不佳，或许我们应该怪学校教育方法过时、教室过度拥挤、生活节奏已经快到不正常。或许应该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学校？各种相关论点的历史演变十分耐人寻味。几千年来，对于教育方法的争论从未停息，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人都有一套理论，而且都对其他理论嗤之以鼻。但在先前，大家还有一点共识：想改善教育，应该从学校入手。而现在大概是历史上首次，至少有一些人已经认为，更有效率的做法是从学生的生化机制入手。

军队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美国有12%的伊拉克驻军、17%的阿富汗驻军曾服用安眠药或抗抑郁药物，以缓解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和痛苦。人会感觉到恐惧、抑郁和精神创伤，原因不在于炮弹、诡雷或汽车炸弹本身，而在于激素、神经递质和神经网络。同时遇上同一场伏击的两名士兵，可能一个吓得方寸大乱，之后几年间噩梦连连；另一个却能勇敢杀敌，最后荣获勋章。这里的不同点就在于两名士兵身体里的生化反应，如果能设法控制，就能一石二鸟，让士兵更快乐，军队也更有效率。

通过生化反应追求快乐，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头号犯罪原因。2009年，美国联邦监狱有半数囚犯是因为毒品入狱；意大利有38%的犯罪嫌疑人因为毒品相关罪行被定罪；英国也有55%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吸食或交易毒品而入狱。200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有62%的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吸食了毒品。人们喝酒是为了遗忘，抽大麻是为了感到平静，用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冰毒）是为了感到敏锐而自信；摇头丸能让人感受狂喜，而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强致幻剂）则会让你落入一场脱离现实的迷幻梦境。有些人凭借用功学习、努力工作或辛苦养家才得到的快乐，另一些人则只需操纵分子配比出正确剂量，就能极为轻松地得到快乐。这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秩序都是实际存在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各国才会坚持对毒品犯罪发动一场血腥而无望的战争。

国家希望管控通过生化反应追求幸福快乐的手段，定出“好”与“坏”的标准。这里的原则很清楚：如果有利于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增长，这样的生化操纵不但被允许，甚至还应得到鼓励（例如能让多动的学龄儿童平静下来，或是能让士兵迫不及待投身战役）。如果威胁到稳定和增长，这样的生化操纵就要被禁止。然而，每年都有许多新药从各大学、药厂及犯罪组织的实验室中诞生，国家与市场的需求也不断变化。随着通过生化反应来追求快乐的脚步逐渐加速，其对政治、社会和经济也将有所影响，并越来越难以控制。

使用药物还只是个开始。实验室里的专家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以更复杂的方式操纵人类的生化机制，例如将电流刺激直接送至大脑特定部位，或是用基因工程控制人类身体的蓝图。不论确切方法是什么，要通过生化操纵方式得到幸福快乐并不容易，因为这其实改变了生命最基本的模式。但话说回来，战胜饥荒、瘟疫和战争，在过去又岂是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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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人类该不该花这么大的心力来追求生化反应带来的快乐，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会说，快乐这件事根本没那么重要，要说个人满意度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目标根本是误导。有些人可能认为快乐确实是至善，但对于生物学把快乐定义为身体的愉悦感觉则持有异议。

在大约2300年前，伊壁鸠鲁就曾警告门徒，无节制追求享乐带来的很可能是痛苦而非快乐。几个世纪前，佛教甚至还有一个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追求快感正是痛苦的根源。这种感觉只是一种短暂且毫无意义的感受。得到快感时，我们的反应不是满足，而是想得到更多。因此，不论我们得到多少幸福、兴奋的感觉，都永远无法满足。

如果我认定快乐就是这些稍纵即逝的快感，并且渴望得到更多，我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断追求下去。好不容易得到之后，快感又很快消失，而且因为仅有过去快乐的回忆并不足以令我满足，所以我必须从头再来。像这样的追求，就算持续几十年，也永远无法得到长久的成果；相反，我越渴望这些快感，就会变得更有压力、无法满足。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人类该做的并非加速，而是放慢追求快感的脚步。

佛教对快乐的看法，与生化视角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认为，快感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如果人类只是渴求快感，却不去真正好好体验快感，就仍然无法满足。但是，两者却有非常不同的解决方案。生化办法是开发出各种产品和疗法，为人类提供无止境的快感，让人永远享有。佛教的建议则是减少对快感的渴望，不让渴望控制我们的生活。佛教认为，我们可以训练内心，仔细观察各种感觉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消逝的。只要内心学会看透这些感觉的本质（也就是短暂且毫无意义的感受），我们就不再有兴趣追求快感。毕竟，追求一个来去不定的东西有什么意义？

目前，人类对于生化解决方案的兴趣远远大得多。不论那些在喜马拉雅山洞穴里的僧侣和象牙塔里的哲学家怎么说，对资本家来说，愉悦的快感就是快乐，别无其他。每过一年，我们忍耐不悦的能力就会降低一些，而对快感的渴望则越来越强烈。现在的科学研究和经济活动都以此为目标，每年研发出更有效的止痛药、新的冰激凌口味、更舒适的床垫、更令人上瘾的手机游戏，好让我们在等公交车的时候连一秒的无聊都无须忍耐。

当然，这一切还远远不够。智人的进化并未让人感受长久的快感，因此仅靠冰激凌或手机游戏还不够。如果真想长久感受到快感，必须改变人类的生化机制，再造我们的身心。我们也正在这方面努力。我们可以争论这究竟是好是坏，但似乎21世纪的第二大议题——确保全球的幸福快乐——就是涉及再造智人，让人可以享受永恒的愉悦。

地球的神

在追求幸福和不死的过程中，人类事实上是在努力把自己升级为神。这不仅仅是因为幸福和不死是神的特质，也是因为为了战胜年老和痛苦，人类必须能够像神一样控制自己的生物基质。如果我们有能力将死亡和痛苦移出人体系统，或许也能随心所欲地再造整个系统，以各种方式操纵人类的器官、情感及智力。这样一来，你就能为自己购买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力量、爱神阿弗洛狄忒的性感、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智慧，如果你想要的话，还可以购买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疯狂。到目前为止，要增加人的力量，主要还是依靠改进外部工具。但在未来，则可能会着重于改进人的身心，或直接将人与工具结合起来。

人要升级为神，有三条路径可走：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非有机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源起于我们认识到人类还远远没有发挥身体的全部潜力。40亿年来，自然选择不断调整和修补人类的身体，让我们从阿米巴变成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现在成了智人。但没有理由认为智人就是最后一站。只不过是基因、激素和神经元出现一些相对来说并不大的变化，就已经足以让直立人（最厉害的成就只是制作出石刀）变成了智人（制造出了宇宙飞船和计算机）。没有人知道如果人类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内分泌系统和大脑结构再多一些变化，结果会是如何。生物工程并不会耐心等待自然选择发挥魔力，而是要给智人身体刻意改写遗传密码、重接大脑回路、改变生化平衡，甚至要长出全新的肢体。这样一来，生物工程将会创造出一些“小神”，这些小神与我们智人的差异，可能就如同我们和直立人的差异一样巨大。

半机械人工程则更进一步，是让人体结合各种非有机的机械装置，例如仿生手、义眼，又或是将几百万个纳米机器人注入我们的血管，让它们在血液中巡航、诊断病情并修补损伤。这种半机械人的某些能力将会远远超出有机人体。例如，一个有机身体的所有部分必须紧紧相连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有一头大象的大脑在印度，眼睛和耳朵在中国，脚在澳大利亚，那么这头大象其实就是死的，就算出于某种神秘的因素它还活着，也是眼不能视、耳不能听、足不能行。然而，半机械人却能够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比如半机械人医生根本不用离开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诊室，就能在东京、芝加哥甚至火星上的太空站进行紧急手术。唯一需要的，就是够快的网络连接，以及一双仿生眼、一双仿生手罢了。但再想想，为什么只能是一双呢？为什么不能是四只眼睛？事实上，连这些想法都是多余的，如果能有仪器直接连接半机械人医生的大脑，又何必再用手去拿手术刀？

这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但其实已经成为现实。最近已有猴子学会如何通过植入猴脑的电极控制与身体不相连的仿生手脚，瘫痪的病人也能够仅依靠意念就移动仿生肢体或操作计算机。如果你想的话，也能够戴上电子“读心”头盔，在家里遥控电子设备。这种头盔并不需要把电极植入大脑，而是读取头皮发出的电子信号。如果想开厨房的灯，只要戴上头盔，想象一些事先编程的心理符号（例如想象你的右手做某个动作），就能把开关打开。这种头盔现在在网上就能买到，只要400美元。

2015年年初，斯德哥尔摩一家高科技公司Epicenter有数百名员工在手上植入了芯片。这个芯片大约米粒大小，存有个人安全信息，只要他们挥挥手，就能打开门或操作复印机。他们希望很快也能用这种方式来付款。汉纳斯·肖布拉德（Hannes Sjoblad）是这一芯片的幕后技术人员之一，他解释道：“我们已经随时在与科技互动，但现在搞得手忙脚乱，得输入各种个人身份识别码和密码。如果能用手一摸就好，岂不是轻松自在？”

然而就算是半机械人工程，现在也相对保守，因为它假定由有机的人类大脑作为生命的指挥和控制中心。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就是彻底抛弃有机的部分，希望打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神经网络将由智能软件取代，这样就能同时畅游虚拟与真实世界，不受有机化学的限制。在有机化合物的世界徘徊40亿年之后，生命将打破藩篱，进入一片无垠的无机领域，变成我们在最疯狂的梦中都未曾设想的样子。毕竟，不管我们的梦想多么疯狂，也还是逃不脱有机化学的限制。

离开有机领域后，生命或许终于能够离开地球。40亿年来，生命之所以还是局限在地球上的一小部分，是因为自然选择让所有生物都要完全依靠地球这个巨大星球的独特环境。就连现在最强大的细菌，也无法在火星上生存。相反，如果是非有机的人工智能，就比较容易移居外星球。因此，用无机生命替代有机生命之后，可能就播下了未来银河帝国的种子，但其领导者不见得是《星际迷航》里的柯克船长，反而有可能是“数据先生”（M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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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眼前的道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也不知道我们那些像神一般的后代会是什么样子。预测未来从不容易，而各种革命性的生物科技又让这难上加难。原因就在于，预测新科技对交通、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影响已经十分困难，而要用科技升级人类则可以说是一项完全不同寻常的挑战。因为这有可能改变人类的心灵和欲望，而我们以今天的心灵和欲望，当然无法理解其对未来的影响。

几千年来，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一直在发生着巨变，但有一件事始终未变：人类本身。现在人类拥有的工具和体制已经和《圣经》时代大有差异，但人类心灵的深层结构仍然相同。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看《圣经》《论语》或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仍能从字里行间找到自我。这些经典的创作者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于是我们觉得他们写的就是我们。在现代剧场的作品里，俄狄浦斯、哈姆雷特和奥赛罗可能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甚至还有脸谱网账号，但他们的情感冲突和原剧并无不同。

然而，一旦科技让我们能够再造人类的心灵，智人就会消失，人类的历史就会告一段落，另一个全新的过程将要开始，而这将会是你我这种人无法理解的过程。许多学者试图预测世界到了2100年或2200年将会是什么样子，但这显然是浪费时间。任何预测要有价值，就必须考虑人类心灵再造的影响，但这件事本身就无法考虑。有个问题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会用生物科技来做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许多很好的答案。但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心灵与我们不同的人，又会用生物科技来做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无好的回答。我们能说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会用生物科技来再造人类的心灵，而以我们现在的心灵，并不能预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虽然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无法确切了解相关细节，但仍然能够肯定历史的大方向。在21世纪，人类的第三大议题就是为人类取得神一般的创造力及毁灭力，将“智人”进化为“智神”。这第三项议题显然会将前两项议题纳入其中，而且也正是由前两项议题推动形成的。我们希望拥有再造身心的能力，首要目的当然是逃避老死和痛苦，但等到真正拥有了这些能力，谁知道我们还会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类的新议题其实只有一个（但有许多分支）：获得神性。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实在太不科学，或者觉得根本就是胡言乱语，那是因为人们往往误解神性的意义。神性并不是一个模糊的形而上的特质，也不是所谓的全能。这里所说的让人类进化为神，指的是像希腊神话或印度教中的诸神那样的神，而不是《圣经》里全能的天父。就像宙斯和因陀罗并非完美一样，我们的后代也会各有弱点、怪癖和局限，只不过，他们的爱、恨、创造和毁灭，都可能在规模上远大于现在。

纵观历史，人们通常相信大多数的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而只是拥有特定的超能力，比如能够设计和创造生命，能够改造自己的身体，能够控制环境和天气，能够读心及远距离沟通，能够高速移动，当然也包括能够长生不死。人类正努力获得以上所有能力，甚至更多。

某些数千年前认为如同神迹般的能力，今天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很少去考虑它们。现代的普通人要移动或是远距离通信，可能要比希腊、印度或非洲的某些昔日诸神容易许多。比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Igbo）相信，造物主丘格乌（Chukwu）原本是打算让人永远不死的。他派了一条狗来告诉人类，如果有人死了，只要在尸体旁边撒上一些灰，人就能起死回生。不幸的是这条狗觉得很累，一路上拖拖拉拉。心急的丘格乌于是又派了一只羊，叫它赶快把这个重要消息传过去。很遗憾，羊气喘吁吁地赶到，却把指示讲错了，要人把死者埋葬，于是死亡成为定案。这正是我们至今还难免一死的原因。如果丘格乌能有个推特账号，而不是靠懒狗或笨羊来传递消息，不就太好了！

在古代农业社会，许多宗教对于形而上或来世的问题缺乏兴趣，只着重于一项非常世俗的议题：如何增加农业的产量。因此，《旧约》里的上帝从未承诺死后会有任何奖励或惩罚，反而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申命记》，11：13—17）现在科学家能做的，会比《旧约》中的上帝好得多。依靠人工肥料、工业用杀虫剂和转基因技术，现在的农业产量已经超越了古代农民对神的最高期望。而且，气候炎热的以色列也无须再担心哪位愤怒的神会使天不下雨，因为最近以色列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建好一座巨大的海水淡化厂，现在他们的所有饮用水都来自海水。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靠创造越来越好的工具来与昔日诸神竞争。而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超人类，不只在工具上胜过远古诸神，就连身体和智力也不落神后。然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神性也将变得像现在的网络世界一样平凡无奇——我们早已习惯网络世界，但其实它正是奇迹中的奇迹。

我们可以相当确定人类会向神性迈进，因为人类有太多理由渴望这样的进化，而且也有太多方式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算某条原本看来很有希望的路其实是条死胡同，我们仍然有其他替代路径。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发现人类基因组实在太复杂，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操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开发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纳米机器人或人工智能。

然而，没有必要惊慌，至少不是现在。智人进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好莱坞式的世界末日。并不会忽然出现一群反抗的机器人，使智人遭到灭绝。反而可能是智人将自己一步一步升级进化，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与机器人和计算机融合，直到某天我们的后代回顾这段历史，才赫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写下《圣经》、建起长城或会因为卓别林的滑稽动作而发笑的动物了。这一切并不是在一天或一年后发生的，而是通过无数看似平凡的行为，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决定把更多的生活控制权交给智能手机，或者尝试某种更有效的新型抗抑郁药物。在追求健康、快乐和力量的过程中，人类慢慢地改变自己的特质，于是特质一个又一个地改变，直到人类不再是人类。

发展可以踩刹车吗？

我们说得平静，但很多人听到这些可能性却会十分恐慌。他们甘心听从智能手机让他们做的事，也很愿意吃医生开处方的任何药物，但只要一听到升级进化成超人类，就会说：“我希望到时候我已经死了。”有个朋友就曾告诉我，她对于变老最担心的一点，是怕自己与时代脱节，变成一个总在怀旧的老女人，再也看不懂身边的世界，也做不出什么贡献。而这正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听到“超人类”这种事所担心的。我们觉得，到了那样的世界，我们的身份、梦想甚至恐惧都会与时代脱节，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可贡献的。今天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可能是虔诚的印度教板球运动员，也可能是努力向上的女同性恋记者，一旦到了升级进化后的世界，你就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身处华尔街的尼安德特猎人，完全不能融入那个世界。

尼安德特人不用懂纳斯达克指数，毕竟这两者之间相隔几万年之久。但由我们现在的意义所建构的世界，却可能会在几十年内崩塌。仅仅希望自己到时候已经死了，免得与时代脱节，可能还不够可靠，就算到了2100年还不会有“智神”走在路上，各种让智人升级进化的尝试也很有可能在21世纪内就让世界大为改观。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预期。

很多专家说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孕育出基因改良婴儿，或制造出能与人比拟的人工智能。然而，大多数专家所谓的很长时间，用的是学术经费和大学职位的时间标准。所以，所谓“很久”可能只是20年，而“绝不”可能是超过50年。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识互联网的那一天。那是在1993年，当时我读中学，和几个哥们儿去找朋友伊多（他现在是个计算机科学家）打乒乓球。伊多当时已经很痴迷计算机，在打开乒乓球台之前，他坚持让我们看一项最新的奇迹。他把电话线接到计算机上，按下几个键。大约一分钟，我们只听到一连串吱吱声、尖叫声、嗡嗡声，然后就是一片沉默。失败。我们不停地咕哝着发着牢骚，伊多又试了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最后他终于发出欢呼，宣布自己已经把计算机连接到附近一所大学的中央计算机中心了。我们问：“哦，那中央计算机里有什么啊？”他承认：“这个……现在还什么都没有。但什么都可以放进去。”我们问：“放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什么都可以放啊。”当时听起来这实在没什么意思。于是我们打了乒乓球，而且接下来几周有了新的乐子，就是嘲笑伊多，笑他的想法有多荒谬。在我提笔写下这段故事的时候，它不过是不到25年前的事。再过25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正因为如此，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企业和政府都非常认真地追求着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如神一般的能力。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已经让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卫生系统和财政部门心惊胆战。现代人活得要比预期更久，而我们并没有足够资金应付他们的退休金和医疗开支。由于未来的70岁有可能就像现在的40岁，已有专家呼吁提高退休年龄，并重新调整就业市场的结构。

一旦人们意识到我们正以如此高速冲向未知，而且还没法指望自己死得够早，常有的反应就是希望有人来踩刹车，减缓我们的速度。但我们不能踩刹车，而且理由很充分。

首先，没有人知道刹车在哪儿。专家各有所长，他们精通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数据或基因遗传学，但没有人能成为一切的专家。因此，没有人能真正把所有点都串联起来，看到完整的全貌。不同领域之间的影响错综复杂，就算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的突破会对纳米技术有何影响；反之亦然。没有人能掌握所有最新科学发现，没有人能预测全球经济在10年后将会如何，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一片匆忙之中将走向何方。既然再也没有人了解整个系统，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够阻止。

其次，如果我们设法成功踩了刹车，就会让经济崩溃并拖垮社会。后面章节将会解释，若要维持现代经济，就需要不断且无止境的增长。

如果增长停止，经济并不会温和地平静下来，而是会轰然崩塌。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会鼓励我们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毕竟，我们能穿几双鞋、能开几辆车、能度几个滑雪假期，这些数字都是有限的。经济需要永远持续的增长，也就需要能永远持续的议题——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

可是，如果我们需要无止境的议题，难道快乐和不死还不够，一定要去追寻令人害怕的超能力吗？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就在于，这件事无法与另外两项分割开。当研发出假肢，让截肢的患者能够重新走路的时候，同样的科技就能用来为健康人进化升级。如果能够发现防止老年人记忆力衰退的方法，同样的方法也能用来为年轻人增强记忆力。

治愈与进化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医学一开始几乎总是要拯救那些低于正常下限的人，但同样的工具和知识也能用来超越正常的上限。伟哥一开始用于治疗血压问题，但辉瑞公司惊喜地发现，它竟然也能医治阳痿。于是，伟哥让数百万男性重新获得正常的性功能；但很快，就连没有阳痿问题的男人也开始服用伟哥，好让自己超越常态、得到过去未曾拥有的性能力。

发生在特定药物上的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整个医药领域。现代整形外科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哈罗德·吉利斯（Harold Gillies）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陆军医院医治脸部创伤。但他在战后发现，同样的技术也能用来让无病无痛但样子丑陋的鼻子变得更为美观。整形手术一方面继续帮助伤病患者，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用来为健康人士加分。如今，整形外科医生在私人诊所里赚得盆满钵满，其明确而且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健康的人进一步提升、让富有的人更漂亮。

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基因工程上。如果有位亿万富翁公开宣称希望能为自己打造一个超级聪明的后代，可以想象舆论必定一片哗然。但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而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可能是某些父母的遗传特征（genetic profile）让孩子有极高风险染上致命的遗传性疾病，于是决定采用体外受精，并对受精卵的DNA进行检测。如果检测结果一切正常，皆大欢喜；但如果发现令人担心的突变，就要销毁这枚胚胎。

那么，为什么一次只让一枚卵子受精呢？何不一次让多枚卵子受精，这样就算三四个都有缺陷，只要有一枚好的胚胎就行。当这种体外选择变得可接受，费用也合理时，其使用就会更为普及。毕竟基因突变的风险无处不在，所有人的DNA里都携带某些有害的突变和不理想的等位基因（allele）。有性生殖就像买彩票，只能靠运气。（有一个著名但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美丽而有天分的舞者伊莎多拉·邓肯1923年碰面时的情景。两人讨论着当时流行的优生运动。邓肯说：“想象一下，孩子有我的美丽、你的智力，该有多好！”而法朗士则回答：“你说得没错，但如果孩子有的是我的美丽、你的智力，又该怎么办？”）所以，何不取巧一下？同时让几个卵子受精，再挑出最好的组合。只要等到干细胞研究能让我们廉价取得无限量的人类胚胎，你就能从几百个选项中选出你最理想的宝宝，这些宝宝都带着你的DNA，保证没有遗传疾病，而且也不需要未来再做基因工程。将这个过程重复几代，最后很容易就会制造出超人类（或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乌托邦）。

但是，如果就算让几百甚至无数个卵子受精，仍有致命的突变怎么办？难道要摧毁所有的胚胎？为什么不能把那些有问题的基因换掉呢？有一个突破性案例，与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有关。线粒体是人类细胞内微小的细胞器，产生细胞使用的能量。线粒体有自己的基因组，与细胞核中的DNA无关。如果线粒体DNA有缺陷，就会导致各种造成人体衰弱甚至致命的疾病。使用体外受精技术，目前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制造“三亲宝宝”，以避免线粒体遗传疾病。这种婴儿的细胞核DNA来自父母，而线粒体DNA则来自第三人。2000年，密歇根州西布鲁姆菲尔德（West Bloomfield）的莎伦·萨里嫩（Sharon Saarinen）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阿兰娜（Alana）。阿兰娜的细胞核DNA来自母亲莎伦和父亲保罗，但她的线粒体DNA来自另一位女性。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阿兰娜有三位亲生父母。一年后，2001年，美国政府因为安全和伦理问题而禁止了这项技术。

但在2015年2月3日，英国议会投票通过了所谓的“三亲胚胎”法，允许使用此项技术和进行相关研究。截至目前，要替换细胞核DNA在技术上及法律上都还不可行，但等到解决了技术困难，过去允许更换有缺陷线粒体DNA的相同逻辑，似乎也能套用在细胞核DNA上。

而在选择及更换之后，可能的下一步就是改写。如果能够改写致命基因，又何必多此一举插入外来DNA？何不直接重写基因代码，把某个危险的突变基因改成良性的？这样，同样的机制修改的可能就不只是致命的基因，还包括不那么致命的疾病（比如自闭症、智力缺陷或肥胖）的基因。毕竟，谁愿意自己的孩子有这些问题呢？假设基因测试指出，你的女儿很有可能聪明、美丽又善良，但有轻度抑郁症。难道你不想在试管里做些快速又无痛的处理，好让她不要多年受苦吗？

而且，既然都做了，为什么不顺便帮孩子再加点儿分？就算对完全健康的人来说，生活已经够辛苦的了，所以如果能让这个小女孩的免疫系统比一般人更强、记忆力比平均水平更高、性格特别开朗，一定会对她有帮助吧？而且，就算你不想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做，如果邻居都这么做了怎么办？难道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又如果本国政府禁止对婴儿进行基因干预，但某个国家对此毫无限制，于是制造出许多了不起的天才、艺术家和运动员，遥遥领先于全世界，又该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像这样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等到哪天，就会有孩子的基因类型目录任君选择。

每次的进化升级，最初的理由都是为了治疗。你可以去问问那些正在做基因工程或脑机接口实验的教授为什么他们要从事此类研究，他们的答案很有可能是要治愈疾病。他们可能会说：“有了基因工程协助，我们就能战胜癌症。而如果能直接连接大脑和计算机，就能治愈精神分裂。”或许确实如此，但这绝不会是终点。等到我们成功地将大脑和计算机连接，难道只会把这种科技用来治疗精神分裂吗？真的相信这一点的人，可能很懂大脑和计算机，但对人类心理和社会可就没那么了解了。人类只要一有重大突破，就不可能只用于治疗而不用于进化升级。

当然，人类对于新科技的使用也有限制。比如优生运动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宠，虽然有人交易人体器官，也可能相当有利可图，但至今仍然是非常边缘的行为。就如同谋杀他人而取得器官，可能哪天设计婴儿也会在技术上变得可行，但仍旧是一种边缘行为。

正如我们已经在战争领域逃出了“契诃夫法则”的魔掌，其他领域也能够如法炮制。有些枪出现在舞台上，但永远不会开火。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天思考人类未来的议题。正因为我们面临着如何使用新科技的不同选项，也就更应该理解现在的状况，主动做出决定，而不要等着被决定。

知识的悖论

预测人类在21世纪目标很有可能是长生不死、快乐和神性，可能会让某些人深感愤怒或惊恐，因此必须再次加以澄清。

第一，并不是说在21世纪大多数人都会做这些事。这指的是“人类整体”将会做的事，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直接参与，就算参与也很可能只是次要角色。虽然饥荒、瘟疫和战争已经不再普遍，在发展中国家及落后的街区里，仍有几十亿人必须继续面对贫穷、疾病和暴力；然而同时，精英分子可能正要获得永恒的青春、神的能力。这显然并不公平。有人可能会说，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还有一个人死于对抗毒枭的战争，人类就应该专注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等到这些问题真正彻底解决，我们才能把目光转向下一件大事。但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住在宫殿里的人，心中的重要议题永远与住在陋室里的人不同，而就算在21世纪，这一点也不太可能改变。

第二，这是一项历史预测，而不是政治目标。就算能够不管贫民窟居民的命运，仍然很难判断追求不死、快乐和神性究竟是对还是错。决定追寻这些议题，可能会是极大的错误。然而历史就是充满了重大错误。有鉴于我们过去的记录和现在的价值观，我们很有可能就是会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即使可能为此献身。

第三，追寻并不代表就能够得到。历史常常是由过度放大的期望塑造的。塑造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于共产主义试图战胜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但此举并未成功。我的预测重点是人类将会尝试在21世纪完成这些议题，而不是能够成功。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将会由“试图战胜死亡”所塑造，但并不代表人类必然能在2100年做到不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项预测并不是预言，而是在讨论我们现有的选择。如果经过讨论，能让我们选择其他道路，而让预测不能成真，那反而更好。如果做了预测，但什么都不能改变，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复杂系统（例如天气）完全无视我们的预测，但人类发展的过程则会对预测产生反应。事实上，预测越准确，引起的反应就越多。因此矛盾的是，随着我们收集更多资料、提升运算能力，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出乎意料且难以预测。知道的越多，能预测的反而越少。举例来说，假设某一天专家掌握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银行、政府、投资人和客户会立刻应用这项新知采取新的方法，希望战胜竞争对手。毕竟如果新知识无法带来新行为，岂不是说明它毫无用处？但令人遗憾的是，只要人们一改变行为模式，新形成的经济理论就会立刻过时。我们或许知道经济在过去是如何运行的，但已经无法再确知经济在目前如何运行，未来就更不用说了。

这并不是个假设的案例。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卓越的经济见解，并据以预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将日趋激烈，无产阶级注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马克思当时十分肯定，革命将率先发端于工业革命的领头国，例如英、法、美，接着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

但马克思忘了资本家也会读书。一开始只有少数追随者认真看待他的理论、仔细研读。随着社会主义的火炬逐渐得到拥护而壮大，资本家开始有所警觉，也细读了《资本论》，并采用了马克思的许多分析工具和见解。20世纪，从街头的年轻人到各国总统都接受了马克思对经济和历史的思考方式。即使是极为抗拒马克思主义预测的资本家，也在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20世纪60年代越南和智利的情况时，就将社会分为不同阶级。尼克松或撒切尔夫人在考虑全球局势时，也会自问是谁控制了生产的重要工具。从1989年到1991年，老布什目视着苏联帝国走向败亡，但在1992年总统大选时被比尔·克林顿击败。克林顿的胜选策略可以浓缩成他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在于经济！”就算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法说得更好了。

当人们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时，就会随之改变自己的行为。英法等国的资本家开始改善工人待遇，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并让工人参与政治。因此，当工人开始能在选举中投票、劳工政党在一国又一国陆续取得权力时，资本家也就能够继续高枕无忧。于是，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英、法、美等工业强国并未发生大规模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也未在这些国家登上历史舞台。

这正是历史知识的悖论。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但知识一旦改变了行为，本身就立刻失去意义。我们拥有越多数据，对历史了解越深入，历史的轨迹就改变得越快，我们的知识也过时得越快。

几个世纪以前，人类知识增长缓慢，政治和经济的改变仿佛也迈着一种悠闲的脚步。如今，知识增加的速度飞快，理论上我们应该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但情况恰恰相反。各种新知识让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加速；为了了解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加速积累知识，却导致动荡进一步加速、加剧。于是，我们越来越无法真正理解现在或预测未来。在1016年，想预测欧洲在1050年的样子可以说相对容易。当然，王朝可能倾覆、不明的外族可能入侵、自然灾害可能袭来；但很明显，欧洲就算到了1050年，还是会由国王和神职人员统治，仍然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大部分居民仍是农民，而且会继续深受饥荒、瘟疫和战争之苦。相较之下，在今天，我们却全然不知欧洲在2050年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敢说那时会有怎样的政治制度、怎样的就业市场结构，甚至连那时候人拥有什么样的身体都难以预知。

一段关于草坪的历史

如果历史不遵循稳定的法则，我们也无法预测未来的走向，那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我们常常以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预测未来：气象学者要预测明天是晴还是雨，经济学家要判断货币贬值是否会避免或造成经济危机，好医生要判断化疗或放疗能否治愈肺癌。同样，我们也希望历史学家审视前人的行为，以便让我们善则从之、恶则改之。但实际情况几乎永远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现在和过去有天壤之别。如果现在研究汉尼拔（Hannibal）在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中的战术，希望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派上用场，这只是浪费时间。过去在骑兵战中奏效的策略，用在网络战上并不见得有用。

而且，科学并不只是预测未来。各个领域的学者经常希望拓展人类的视野，因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全新而未知的未来。历史领域尤其如此。虽然历史学家偶尔也会提出预言（真正实现的很少），但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意识到一些通常不会考虑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不是为了重复过去，而是为了从中获得解放。

我们每个人都出生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现实中，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制约，也由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管理。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所处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一切纯属自然、不可避免、无法改变。但我们忘了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意外事件所创造的，历史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科技、政治和社会，也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恐惧和梦想。“过去”从祖先的坟墓里伸出冰冷的手，掐住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只能看向某个未来的方向。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能感受到这股力量，于是以为这就是自然，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很少试着挣脱并想象自己的未来还有其他可能性。

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挣脱过去的桎梏，让我们能看向不同的方向，并开始注意到前人无法想象或过去不希望我们想象到的可能性。观察让我们走到现在的一连串意外事件，就能了解人类的每个念头和梦想是如何变成现实的，然后我们就能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编织出不同的梦想。研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选择，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项。

那些希望改变世界的举动，常常从改写历史入手，从而使人们能够重新想象未来。不管你是希望工人发动全体罢工、女性掌控自主权，还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站起来要求政治权利，第一步都是重述他们的历史。新的历史会告诉他们：“现在的状况既非自然而然，也不会永恒不变。过去曾经是另一个样子，只是有了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才创造出现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只要我们采取明智的行动，就能改变并创造出更好的世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才要讲述资本主义的历史，女权主义者才要研究父权社会的形成，非洲裔美国人才要永远记住奴隶贸易的恐怖。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延续过去，而是要从过去中解放出来。

发生在大规模社会革命中的事，同样也会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一对年轻夫妇正在为自己盖一个新家，他们要求设计师在前院要有一块漂亮的草坪。为什么想要一块草坪？他们或许会说：“因为草坪很漂亮啊。”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这件事背后也有历史原因。

在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并不会在洞穴入口种草。而如果参观雅典卫城、罗马卡托皮林神殿山、耶路撒冷犹太圣殿或北京紫禁城，也都没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欢迎访客。这种在私人住宅和公共建筑前设置一片草坪的想法，诞生于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贵族的城堡。到了现代早期，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成了贵族的标志。

想要有一片漂亮的草坪，除了要有地，还要付出劳动，特别是以前可没有自动洒水装置和割草机。而到头来，草坪并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甚至不能放牛羊进去吃草，否则就可能被啃秃踩坏。贫穷的农民负担不起，绝不可能把宝贵的土地或时间浪费在草坪上。于是，城堡入口处那片完美的草地，就成了无人能造假的身份象征，威风地向经过的人宣告：“本人财粮满仓，威权显赫，领地农奴无数，一片绿地岂在话下。”草坪越大、修整越完美，就代表这个家族越强盛。如果你拜访一位公爵，却看到草坪维护不佳，就知道他有麻烦了。

往往要到重要庆典和社交活动时，才能用到这些珍贵的草坪，其他时间则严禁踏足。就算到今天，无数的宫殿、政府建筑和公共场所前，还是会出现一则严厉的告示，警示众人“不得践踏草坪”。我以前在牛津大学，学院的整个四方院子就是一大片美丽诱人的草坪，每年只有一天允许我们走上去或是坐一坐。至于在其他日子里，如果哪个学生斗胆用脚亵渎了那片神圣的草坪，我们就只能为他一声悲叹了。

王室宫殿和公爵的城堡让草坪变成一种权力象征。就算到了现代晚期，王朝倾覆、公爵人头落地，新掌权的总统和总理还是保留了草坪的传统。从议会、最高法院、总统官邸到其他公共建筑，就这么用一片平整的绿地宣告着自己的权力。同时，草坪也征服了体育界。几千年来，从冰面到沙漠，人类的运动几乎用过所有可能想象到的地表。但在过去两个世纪，足球或网球非常重要的比赛用的都是草地。当然，这是在你有钱的前提下。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巴西足球的下一代还在沙土地上踢着临时的代用球；但到了富裕的郊区，富人的儿子们则是在精心维护的草坪上开心玩耍。

于是，草坪在人们心中成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这也就难怪到了19世纪，新兴中产阶级对草坪也是热烈欢迎。一开始，只有银行家、律师和企业家有钱在自己的私人住所布置这样的奢侈品。等到工业革命使中产阶级扩大，并发明了割草机、自动洒水装置，数百万家庭忽然也能在自家门口种上一片草坪了。于是在美国的郊区，平整漂亮的草坪也从富人阶级的奢侈品转为中产阶级的必需品。

在这之后，郊区的礼拜仪式于是增加了一项。星期天早上做完教堂礼拜，很多人就会悉心修剪家门口的草坪。只要沿着街道走一遭，就能从草坪的大小和维护质量，快速判断出每个家庭的财富和地位。想知道隔壁那户有钱的邻居是不是家里出了问题，再也没有比草坪居然没人管更明显的证据了。除了玉米和小麦之外，草是美国时下最普遍的作物，草坪业（包括植物、肥料、割草机、洒水设备、园丁）每年产值有数十亿美元。

对草坪的狂热不只出现在欧洲和美国。就算从未到过卢瓦尔河河谷的人，也会看过美国总统在白宫草坪上发表讲话，看过重要的足球赛在一片绿茵的足球场举行，就连《辛普森一家》里的荷马和巴特也会因为该轮到谁去给草坪割草而争吵。全球民众看到草坪，都会联想到权力、金钱和威望。于是，草坪的传播既远且广，现在甚至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卡塔尔最近新建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侧面有着大片草坪，很容易让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而不是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oun al-Rashid）统治下的巴格达。博物馆由一家美国公司设计并建造，草地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而且可是在阿拉伯沙漠之中，每天需要惊人的淡水量才能维持翠绿。同时，在多哈和迪拜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也以自家的草坪为傲。要不是因为那些白色长袍和黑色头巾，还真有可能误以为身处美国中西部，而不是中东地区。

了解了草坪的简短历史，如果现在要设计梦想中的房子，你可能就会再想想究竟要不要有草坪。当然，你还是可以想要一片草坪。然而，你也可以选择甩掉这些欧洲公爵、大资本家甚至辛普森一家给你造成的文化负担，换成日式的枯山水，甚至自己来点儿创新。这正是研究历史最好的理由：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要摆脱过去，想象另一种命运。当然，我们仍不免受到过去的影响，所以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然而，部分自由总比全无自由要好得多。

本书的结构

本书各处提及的预言，都是为了讨论当下种种困难的抉择，并邀请读者共同改变未来。预言人类会努力做到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其实和预言民众盖房子的时候前面要有块草坪非常类似。这都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你大声把这件事说出来，就会让你开始考虑其他替代方案。

人们之所以会对人类的梦想就是追求不死和神性感到吃惊，并不是因为这些梦想听起来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很少有人说得这么直白。但只要真正开始思考这件事，大多数人就会意识到这其实很有道理。虽然这些梦想在科技上显得十分傲慢，但在思想上早已不是新闻。过去300年来是由人文主义主导世界，将智人的生命、快乐和能力加以神圣化。而经过如此长久的人文主义熏陶，人类想要得到不死、幸福和神性，也完全合乎逻辑。这只不过是把早就藏在桌下的事情公开摆上台面罢了。

但我还想把另一件东西也摆上台面：一把枪，一把在第一幕中出现、将在第三幕中发射的枪。下面的章节将讨论人文主义（也就是对人类的崇拜）如何征服世界。但人文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播下其灭亡的种子。虽然对人文主义来说，让人类进化为神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但这同时也暴露了人文主义固有的缺陷。如果最早提出的理想有缺陷，常常要到理想即将实现的那一刻，才会赫然发现。

我们已经可以在老年病房看到这种过程。正因为人类对于人类生命的神圣坚信不疑，我们总会尽全力让人活下去。直到整个生命状态无比凄惨，我们才不得不问：“这究竟有何神圣？”也因为类似的人文主义信念，我们在21世纪可能会让人类整体得到提升，超越其自身限制。同样的科技，可以让人进化为神，但也可能让人类这种生物变得无足轻重。举例来说，如果某一天计算机强大到足以了解并克服衰老和死亡的机制，也很有可能强大到足以在任何任务上取代人类。

在这个长长的开篇章节伊始，我们曾说过21世纪的人类议题可能是什么，但实际议题绝对会复杂许多。目前，我们的前三大议题似乎是不死、快乐和神性。但只要一接近达成这些目标，所造成的动荡就有可能使我们偏离，走向完全不同的目的地。本章描述的未来，只是“过去的”未来；换句话说，也就是基于过去300年的思想和希望而指向的未来。然而，基于21世纪将诞生的新想法、新希望而形成的真正的未来，可能与过去的未来完全不同。

为了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再回头，了解智人究竟是怎样的生物、人文主义如何成为主导世界的宗教，以及为什么实现人文主义的梦想反而可能导致人文主义的崩塌。这就是本书的基本安排。

本书第一部分，着眼于智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希望理解我们这个物种究竟有何独特之处。有些读者可能觉得奇怪，在一本要讨论未来的书里，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谈动物？在我看来，如果不从我们周围的动物开始谈起，就不可能真正论及人类的本质及未来。智人竭尽全力想忘掉这件事，但人类仍然就是一种动物。而且，在我们想要把自己变成神的这个时刻，回头看看自己的起源就更加重要。在讨论人类化身为神的未来之前，不能不谈人类身为动物的过去，以及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原因在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就是未来超人类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想知道超级聪明的半机械人可能怎么对待只是一般血肉身躯的人类吗？先去看看人类如何对待不太聪明的动物表亲吧。当然，这绝不是一个完美的类推，但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观察而不只是想象的最佳原型。

根据第一部分的结论，本书第二部分将会审视智人在过去数千年间创造出了怎样光怪陆离的世界，又是怎样把我们带到了现在这个十字路口。智人是怎么深信人文主义的信条，认为宇宙是以人类为中心运转、人类是所有意义与力量的来源的？而这样的信条又会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有怎样的影响？它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艺术，以及我们最隐秘的欲望的？

本书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则回到了21世纪初。在更了解人类、更了解人文主义信条之后，第三部分描述的是我们目前的困境以及可能的未来。为什么想实现人文主义反而会导致它的崩塌？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又会怎样动摇我们对人文主义的信念基础？有什么迹象预示着这个灾难，又是怎么反映到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上的？如果人文主义确实已经难以为继，什么可能取而代之？这一部分并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考或空谈未来，而是仔细审视智能手机、约会的方式和就业市场，从蛛丝马迹中判断未来将会如何。

对于笃信人文主义的人来说，这一切听起来可能十分悲观、令人郁闷。但别太急着下结论。历史早已见证许多宗教、帝国和文化的起起落落，这样的动荡并不一定是坏事。人文主义主导世界300年，但其实这个时间并不长。法老王统治埃及长达3000年，教皇统治欧洲也有千年之久。如果回到古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的时代，告诉某个埃及人有一天这世上将再也没有法老王，他可能会被吓傻惊呆。“没有法老王，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又有谁能来维持秩序、和平和正义？”如果回到中世纪，告诉当时的人再过几个世纪会有人说“上帝已死”，他们肯定会吓坏了。“没有上帝，日子要怎么过下去？谁又能让我们生活得有意义，不会陷入混乱？”

回首过去，很多人都会认为法老时代的结束以及“上帝已死”的概念都是社会的进步。或许，人文主义的崩塌也是好事。人们之所以不愿改变，是因为害怕未知。但历史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一切都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