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本书是我过去12年来在北京生活和在清华教书的亲身经历的直接产物。我讲授政治理论。我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往往就政治领袖的哪些品质最重要以及如何挑选拥有这些品质的领袖等问题进行辩论。其他辩论话题还包括如何限制依靠尚贤标准选拔出来的领袖的权力，以及如何将民主与贤能政治结合起来。这些问题是中国政治辩论的核心，本书只是尝试用系统的方式阐述这些问题而已。当然，我的解释非常有限，我很清楚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理论反思和实证研究。同时我认为更加开放的政治环境有助于对此类问题的自由探索。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在中国讨论这些问题而无须不断论证讨论这些问题的必要性。

而在西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自从英文版于2015年夏天出版以来，本书就在英语国家不断引起争论的风暴。虽然我有意克制自己不去参与论战，而且本书近1/3的篇幅都是对内容的注解，但它似乎仍然触发了某些不加掩饰的政治情绪。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有如此多的反对呢？原因之一是西方对民主观念的教条式依恋，认为它是唯一可辩护的国家管理形式（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更确切地说，一人一票是挑选政治领袖时唯一具有道德合法性的方式。任何其他方法在道德上都是不正当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教条式的成见，即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如西方的好：它在本质上类似于苏联那样的“坏”共产党政权，这样的政权越早垮台越好。我认为，相比之下，大部分中国读者在思想上更加开放。言归正传，在本序言中，除了针对中国的新近政治发展更新我的一些观点外，我觉得就主要的批评意见做出回应也非常重要。

民主是坏东西吗？

本书被认为是对民主的攻击。比如牛津大学的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教授就宣称本书的目的是“说服我们这些民主的辩护者，让我们觉得自己错了”。他认为我试图“贬低民主，这本书也不会受到欢迎”，“贝淡宁是中国体制的崇拜者，在他看来，仅仅朋友成功还不够，仇敌人还必须失败”。

但是，我并没有要贬低民主的意图。正好相反：我强烈支持实施选举民主的国家进行民主选举。我希望民主能够依靠吸取尚贤制的优点而得到改善，但这种改善需要以选举民主为基础，即便仅仅因为现实中的其他选择可能是军事独裁或专制民粹主义。一旦人民开始投票，他们就不愿意放弃这种权利了，支持其他政治选择的人就只能依靠武力改变制度。而民主的那些替代性选择几乎毫无例外地比选举民主更糟糕：想想泰国或埃及（当埃及军事独裁者在少数有钱的“自由派”支持下推翻依靠民主选举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后，我的心情很沉重）。所以，当国家推行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的制度后，再要改变就已经来不及了（除非通过武力），虽然有相反的案例。不过，选举民主能够，而且也应该学习与其相容的尚贤实践，如建立高效、专业的公务员体系，在特定具体领域赋予专家决策权等。

那么，我为什么以讨论民主制的四大典型问题作为第一章的开头呢？我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将一人一票理想“去神圣化”，目的就是想显示，若根据广泛认同的善治标准，选举民主不一定比政治尚贤制表现更好。我希望读者能够参与到我在本书其他部分探索的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更平衡的评价之中。我现在认识到，让西方人抛弃他们视为几乎具有神圣宗教色彩的政治价值观并不容易。我本人在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中长大，经历了几十年的对自己道德体系的冲击，才开始质疑从小就形成的民主等自认为普适的价值观。假设西方人读了本书的第一章后就质疑那些承诺或许不太现实。我现在认识到，第一章这样处理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不是让人们思想更开放，反而促使人们把思想封闭起来。

但是，那种认为民主适合某些国家但不适用于中国的观点难道不是有严重问题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警惕让人联想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反对在印度等“野蛮”国家实行民主的那种“东方主义”吗？果真如此，我们也同样可以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宣称中国人素质太低，根本不适合选举民主的观点。不过，我的论证以牢靠的实证性证据为支撑。我认为像美国这种国家的选民素质也非常低，我们没有理由期待中国选民比世界其他地方的选民更理性或更具公众服务精神。既然中国逐步形成和实施了一套尚贤制来选拔任命拥有优秀的智识能力、社交技能和道德素质的政治领袖——尽管不算完美，任何的改进难道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提出改进尚贤制并将其缺陷最小化的建议难道不重要吗？在中国，尚贤理想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成为过去30年政治改革的灵感之源。可靠的政治民意调查持续证明这种改革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过去一年，我就本书做过多场演讲。常常有人问我：“如果选举民主能够在中国台湾行得通，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就行不通呢？”我的回答是政治背景完全不同。一方面，中国台湾是相对繁荣和发达的社会，其问题（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千百万人处于极端贫困）若与大陆相比相对不那么严峻。即便台湾政治陷入瘫痪恶斗，那也不是世界的末日。但是，这样的后果对大陆来说将是一场灾难，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末日。国家的规模大小是举足轻重的考量。即使付出忽略长远计划或罔顾子孙后代或者世界上其他人利益的代价，小的政治实体也能承受起民粹主义和狭隘的自我沉溺。但中国是政治大国，其政策影响着现在和未来数亿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中国大陆绝对承受不起中国台湾式的选举民主的不良后果。

虽然如此，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中国台湾和其他政治共同体有很多值得中国大陆学习的地方。 台湾进行了平权行动，大幅增加了从政女性的比例，这为大陆男性领袖占支配地位的政治环境提供了明显的借鉴经验。改善贤能政治的努力与不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的其他特征之间并没有格格不入之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当然这种结社自由无权组建政党去竞选高层领导职位）、法治和各种各样的民主革新如进行全民公投和协商式投票等。我们看到，在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需要对这些民主价值观和实践持开放态度。

为现状辩护？

有朋友告诉我，本书已经跻身于人们还没有读过就可以夸夸其谈的书籍之列，我应该深感荣幸才是。对此，我不敢苟同：如果人们形成了误解，再去消除这种误解往往非常困难。对我最常见的指控是充当中国政府的“辩护者”。但是，任何一位切实读过本书的人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是在捍卫一种理想，而非当下的政治现实。

我是研究政治理论的，我采用的方法是“情境政治理论研究”：即对主导一个社会公众文化的政治观点做出连贯、合理和可辩护的描述。因为我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12年，这个方法自然被应用在当今中国的主要政治辩论中。如果我一直生活在西方国家，就不可能或不愿意写这样一本书了，西方学者和政治改革者心照不宣地认为选举民主是挑选政治领袖的唯一合理方式，其他任何选择都可以归入“坏”专制阵营。

中国的政府官员、改革者、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都认同的理想状态可以被称为“垂直的民主尚贤制”，意思是基层实行民主，越往政府高层走，尚贤的成分就越大。在经受了“文革”期间的激进民粹主义和专制独裁的灾难性体验之后，这个国家渴望德才兼备的人担任领导职位。在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重新确立了传统的选贤任能中的某些原则，比如基于考试和在低一级政府的政绩表现来选拔干部。这种垂直式民主尚贤制观念在过去30年推动了政治改革，但理想与现实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本书对政治现实采取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绝非为政治现状辩护。不过，我主张的改变是扎根于中国人广泛赞同的理想而非那些无法与中国历史、近年的政治改革以及现在众多人的想法形成广泛共鸣的舶来品。

在西方社会生活和工作的理论家广泛使用情境政治理论来解释得到广泛认同的民主理想，随后再用它来批判性地评价政治现实。这个方法很少被用在非民主社会（此处是指那些甚至表面上都不主张民主选举形式的社会）。事实上，我想不出有哪位当代政治理论家试图著书来论证一番。

当然，理论家不愿意为非民主政治体制辩护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民主的其他替代性选择——纳粹和苏联共产主义，给数亿人带来了罄竹难书的苦难。西方有些知识分子的确尝试为那些政治制度辩护，但是他们的努力理所应当地都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公平地说，那些理论家并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们试图捍卫的政治制度，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构建与制度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有些评论者声称，我的书就属此类，这种政治思维即便不是不道德的，至少也是被引入歧途的。那些思想家基本上被排除在他们所写的社会之外：他们把理想投射到模糊和神秘的社会之中。如果说他们有罪过的话，那就是他们应该更谨慎一些，应该意识到要在封闭的社会中获得可靠的信息是极其困难的。

当今中国是个与众不同的“政治动物”：规模庞大、结构复杂，政治体制不甚透明。但是，若想获得充分的信息以便对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做出知情的判断则完全有可能。任何一个人，只要能说汉语，在这个国家和海外旅行过，能与各界人士和群体交流（包括各级政府的政治领袖），能广泛阅读中英文著作，登录网站并参与各色政治观点讨论，他都能对社会的主要政治观点做出比较靠谱的解释。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释，但是，若把我比作根本不了解情况却为暴君统治下屠杀千百万人的封闭政治制度辩护的早期思想家，未免有些不够厚道。

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用何种理想制度来评价政治现实这一问题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性选择。批评我的人认为，应该将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评价中国政治进步或者退步的标准，他们对基于中国自己的政治传统提出政治理想的观点毫无兴趣。这里，他们不过是步了穆勒、黑格尔甚至马克思等西方思想家的后尘而已。并非巧合的是，这些观点在西方殖民主义鼎盛时期是最常见的。

如今的中国不再是殖民地国家，而是越来越强大、自豪感越来越浓烈的国家。他们有着丰富和多样的政治传统，政治领袖、改革者、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越来越多地渴望从传统中吸取灵感。自然，那些按照与中国传统没有任何关系的理想评价中国政治现实的西方思想家在中国也遭到排斥。中国思想家若严格按照儒家理想来评价西方国家的现行民主，肯定遭到西方人的排斥。无论西方民主派的意图多么纯洁，如果他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不努力理解和（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理想的话，就很容易极度伤害与中国的关系。当然，这些都是说时容易做时难。不过，若要与崛起的中国和平共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乌托邦宣言？

其他批评来自相反的方向：问题不是我过于贴近中国的政治现实，而是我有些过于超然。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发表了三篇书评，指责本书是“虚构的小说”。虽然我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12年，参与了与众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官员的对话，并且在一所培养了众多中国高层领袖的大学教书，但我写的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并非描述真实中国”的书。[1]问题不在于我对基层选举民主或中层政策实验的描述——很难否认这些现实，而在于我为高层的尚贤理想辩护。在理论上，若与通过定期竞争性选举领导人的民主体制相比，依靠考试和低层政绩以尚贤方式选拔政治领袖的方法或许还有优势：只有那些在低层政府表现卓越的人才能一步步走上最高领导岗位，经过尚贤方式选拔的领袖不大可能犯下初学者的错误。他们能够制订考虑子孙后代利益的长远规划而无须担忧下次选举的结果；他们能够安心在基层进行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改革实验以看到胜利的果实，因为他们知道高层是稳定的；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合理的政策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筹款和一次次发表同样的竞选演说上。

但是，批评家说，尚贤理想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2]这种愤世嫉俗源自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共产党首先和最重要的目的是执掌政权。但是，如果说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与其他专制体制是一丘之貉，那就是忽略了中国政治故事中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大可能进行导致其毁灭的政治改革，但它已经决定建立（重建）不同于其他非民主国家的贤能政治的事实，恰恰是过去30多年成功的关键。

我们如何辨别贤能政治是否存在呢？应该承认，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贤能政治的目的是选拔有高超才能和品质的领袖，但是，美德究竟是什么却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见本书第二章）。我的关注点集中在一个渴望建成贤能政治、现代化以及相对和平的大国里市级以上政府官员的政治品德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然后把研究发现用来评价中国的现实。我认为政治体制应该旨在挑选和提拔拥有高超智识、社交技能和美德的政治领袖，并提出了更加可能选拔出拥有这些品质的领导人的制度建议。当然，我承认政治尚贤制的实施非常困难。在贫穷和混乱的社会（如伊拉克和阿富汗）都能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无论好坏），与之相比，要建立起能够选拔拥有高素质领导人的公平和可靠的制度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么，若说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了贤能政治方面的进步，我们的依据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当然存在很大的鸿沟。上级的提携与栽培以及个人的社会关系网在解释谁能被提拔上去时会发挥一定的作用。确定官员任命和提拔标准的组织部的工作与前些年相比有了更多的开放性，但对外行人来说仍然是雾里看花，让人捉摸不透。

但是，我们很难否认，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确有了更多尚贤色彩。教育和考试在政治领导人的选拔任命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书提出的实证性证据表明，官员往往是因为在下级政府中的政绩突出而被提拔，而良好的政绩通常依靠的是经济增长。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在选拔政府官员方面发挥了作用。没有相对较好的经济发展业绩就能够升职的官员即便有，也很少。但是，政治庇护关系网在高层政府还是比较重要。从积极方面说，中国大部分高层领导人都有非常卓越的（与选举民主的领袖相比）经济理解和管理能力，而社交技能在晋升至政府高层所需要的更深刻和更丰富社交关系网方面有特别的帮助作用，这些关系网也非常有助于政策的实施。

有些批评家质疑中国数亿人脱贫是得益于中国领导人的作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称赞的是中国人民的勤劳而不是政府。但是，人民是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下做事的。中国现存政治尚贤制与国家的脱贫奇迹之间存在这样的联系：官员的提拔常常是根据其在中低层政府的政绩，而政绩往往是根据经济增长来衡量的，因为经济增长是脱贫的关键，官员提拔的激励机制在脱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土地改革和“中央认可的地方实验”也是由（至少部分依据）其经济业绩而被提拔上来的官员负责实施的。

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的确不是解释谁能被提拔的唯一因素，即使它对官员的职业前景具有可测量的影响。林根教授确认“低层官员通过考核被提拔的最重要标准是其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表现”。维稳的重要性是从反相关的方面去衡量的，也就是说如果辖区动荡不稳，这个辖区的官员得到提拔的可能性就很小。这种相关性同样适用于“对党的忠诚”：若党的官员对党明显表示不忠，那他离麻烦就不远了。但维持政治稳定和对党忠诚不是官员被提拔的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提出相反意见并认为这样大规模的脱贫成绩在不同政治体制中也有可能发生的人应该举出证据来。的确，林根注意到，韩国和中国台湾是在民主政治框架下成长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但是，如果标准是脱贫者的数量，那么中国大陆的脱贫则要引人注目得多（韩国的人口还不足广东省人口的一半）。而且，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很大部分发生在还不怎么民主的情况下，自从推进了民主化之后，经济增长反而都放缓了。

有些批评家质疑在政治领域或运用任何优越性概念，因此反对选拔拥有高素质领袖这一观点。内森声称“贝淡宁的尚贤理论的最大问题是让高水平政治领袖做出高效能决策的观点建立在决策存在对与错的观念之上”。我同意决策不可能没有任何争议，但是有些决策的确比其他决策更好：至少，我们期待政治领袖在涉及气候变化、入侵其他国家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不至于做出灾难性的决策。中国选拔出有良好判断力，并在过去30年将国家精力集中在脱贫上而非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领袖难道不是幸运之事？未来还会有新的政治挑战，非常明显的是，政治体制上的改善需要建立在选拔领袖的尚贤机制之上，而不是竭力破坏这个机制。

当然，以尚贤方式选拔出的领袖权力需要受到限制，这正是本书第三章论述的内容。任何合宜的政治制度都需要授权领导人做好事，同时要限制其做坏事的权力。不过，如何在这两种要求中保持平衡理所应当地出现了很多分歧。考虑到政治文化和国情差异，我认为中国人会倾向于授权领袖做好事，而美国人更倾向于限制其做坏事的权力。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或许也有很好的规范性理由倾向于授权模式，尤其是出其不意的金融和环境冲击要求政府做出强有力的和有效的回应，更不要提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未来或许要求国家积极和果敢地行动以防止局势失控。[3]话虽如此，仍然存在另一种担忧。

中国模式的终结？

就在几年前，中国还被广泛视为由能干和坚定的领导人掌舵的势不可挡的经济“火车头”，即将登上世界舞台与美国一决高下。如今，人们最大的担心是中国经济增长停滞，甚至拖累整个世界。

对中国感到悲观的人有理由担心，但他们的恐惧被过分放大了。强有力的经济表现的确成为衡量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经济问题引起如此波动的原因。但是，这是否如西方许多分析家认为的那样，经济表现糟糕就意味着政府将失掉民众的支持，因而危及政治体制的生存呢？

未必。政府或许犯下错误，但问题在于它能否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做出重大调整。任何政府（或个人）无论多么能干，都注定会犯错误。中国中央政府能够改变政策，如更具连续性地推动市场改革。而且中国已经以更加透明和公开的方式对犯错误的官员问责。政府在基层开展试点实验，看看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然后将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中国已在深圳等经济特区成功进行了市场改革实验，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能够以此种谨慎的方式继续进行，只要决定改革实验成败的是专家的评估而非政治支持就好。政治制度能够改变选拔政府官员的激励结构，奖励那些不仅在经济飞速发展时期而且在经济困难时期也能应对得体的官员。政府也应该扩展决策前的咨询和协商机制。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要求全盘改变政治体制。

所以，政府合法性的真正考验不是其偶尔的经济失误，只要能纠正错误就没有问题。甚至更严重的经济下滑也未必预示着政府的垮台。当新加坡的经济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陷入困境时，政府的支持率事实上还增加了，因为这次危机不应该由政府负责，政府领导人仍然被认为是能干的经济管理者。[4]但是，经济下滑时，推行带有风险的政治实验的动力或许更小。

如果中国的经济下滑持续下去，如果中国人认为政府应该为经济下滑负责，而且不再相信政府有能力扭转这个局面，那么中国模式就真的面临威胁了。不过，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年均增长率超过10%的日子或许已经过去，更低一些的经济增长也在预料之中，因为中国已经变得更富裕，逐渐转向更多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对于一个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家来说，连5~6%的增长率也仍然是快速的进步。而且，中国人民已经享受到了35年以来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带来的好处，他们不会轻易改弦易辙。没有证据显示，他们认为不同的政治制度更可能为大多数人创造更好的条件：更高的生活水平、更稳定的就业机会和孩子们的更好前景。

中国政治体制的更严峻威胁是经济增长无法再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过去30年，人们的广泛共识是，政府之所以竭力维持高经济增长率，是因为经济增长被视为脱贫的关键。因此，政府官员首先因为政绩而被提拔不会引起很大争议。

但是，今天，问题变得更加多样化，有些问题直接归咎于不合理地过分强调经济增长：日益严重的污染、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岌岌可危的社会福利、政府债务的大爆发，更不要说腐败泛滥了。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问题，无论经济增长率多么亮眼，未来的政府都将失去民众的支持。

在此，对于以选贤任能为己任的贤能政治体制而言，情况就变得越发复杂。政府官员的考核难道不应该依据其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和减少腐败、保护环境、缩小贫富差距和减少政府债务或实现这些目标的某种综合能力吗？但是，根本不可能以无争议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怎么决策都必然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因此，政府需要民众的更多参与，不仅帮助政府确定优先课题，还能在众多不受欢迎的政策上帮助舒缓对政府的指责和压力。

简而言之，政府只有开放政治体制、让低层政府有更多协商和参与，中国式的贤能政治才有希望。当前政治体制中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协商空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权法》经过9年时间和几乎数不清的一轮又一轮专家建议和公民征询后终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通过，但是，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判定哪些措施奏效需要非专家的更大话语权。这种开放性不仅有助于改善决策水平，而且还能分散决策责任。这就意味着更大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更多的党内外咨询和协商机制。这需要改善基层的选举民主，需要将其推广到乡镇政府，还需要将党内民主制度化。现代民主社会的所有革新如公开的公众听证会、协商投票和重要议题全民公决都能帮助促进政治制度的稳定。而更加牢固地确立法治在保护基本个人权利时的地位更不可或缺。

如许多西方分析家暗示的那样，这种政治发展是否意味着必然导致走向一人一票选举最高领导人呢？未必。不仅是当权者，许多中国人都很担心，彻底的民主选举将把中国带回到内战、软弱和遭受外国列强欺负的混乱年代。即便是最乐观的民主转型的构想也可能是糟糕的，因为它可能会完全抹杀现有政治模式中的所有优势。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制度至今运行良好，至少可以归功于高层领袖都经过了几十年的行政历练，可以避免初学者的错误。中国领导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具有长远眼光，想想习近平主席誓言要在2030年前战胜气候变化挑战。我们能够相信中国政府说话算数，但对美国总统的承诺，我们就不那么肯定了，因为不同的政党上台后很可能更愿意展现自己与前任的不同之处。低层政府进行的实验需要多年才能见到成效，这也需要高层政府的稳定。

如果中国变成选举民主国家，中共或许仍然掌权，但任何一个没有政治经验却善于蛊惑人心者都可能成为领袖：下任中国主席可能是像唐纳德·特朗普一样的领袖，他会威胁要没收富豪财产，要宣布对日作战，要取消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甚至有道德、有能力的领导人也需要担心下次选举的结果，在做出决策时可能受到短期政治利益考虑的干扰，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再次当选的机会。当选领袖需要花费时间筹款，提高发表竞选演说的水平而不是提高政策决策水平或学习海外最先进的管理经验。

中国政府能够在没有高层选举民主的情况下选择性地采用民主观念和做法来支撑并加强其尚贤制因素吗？有人担忧中国将走上东亚国家的老路（如韩国）——最终采取西方式选举民主，但这种担忧并没有根据。一方面，东亚小国往往受到美国推动民主改革的意识形态压力。更重要的是，政治尚贤制在中国根深蒂固，调查一再显示大部分人支持授权能干的政治领袖为了社会利益承担责任的“监护人话语”，而不是优先考虑程序性安排以确保民众参与政治和选举权的“自由民主话语”（见第三章）。人们或许回应说，这种政治倾向性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改变，但我在清华的学生在详尽探讨依靠民主选举高层领袖和通过考试和政绩选拔领袖这两种制度的利弊之后，通常都更多地支持尚贤制。

虽然这样说，中国也存在着对西方价值观的渴望，这些要求会随着中国的逐步现代化而变得越来越强烈。政府如何能够保持开放，却无须实行威胁其精心构建的尚贤制的选举民主呢？方法之一是政府要求全民公决，询问民众是否支持中国式的贤能政治，即公民有更多言论和结社自由却没有投票选举最高领导人和组建政党公然挑战一党制的权利（见第四章）。如果政府赢得这次全民公决，它的合法性就能提升，可以大胆开放而无须担心其统治受到挑战了。

当然，也存在更悲观的场景如专制统治和军事独裁。但中国自身的历史表明，“残酷无情”的法家做法只能取得短期的成功。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更好的选择应该非常清楚。如果中国开放其政治制度，同时维持其对政治尚贤制的承诺，其独特的管理模式将赢得新生。当然，中国的政治模式只有在赢得世界其他人的欢迎而不是抵制的情况下才能繁荣发展。

一个世界，两种制度

这是我对政治世界的希望。民主制通过选举挑选各级政府领导人，尚贤制通过考试和几十年的训练挑选政府高级领导人。两种制度都认识到各自的缺陷，应该相互竞争看谁能促使政府把本职工作做好：为民众服务，包括受到政府政策影响的所有人在内。民主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尚贤制实践中的优秀成果改善其民主制，尚贤国家可学习民主制的优良做法来改善其尚贤制。没有必要继续争论到底哪种制度更优越：两种政治制度都认识到对方具有道德合理性，虽然各自的基础不同。美国是西方的支配性大国，中国是东亚的支配性大国，但两国可以在共同关心的很多领域进行合作。存在多样的价值观是好事，各自有道德合理性的政治制度竞相做好事对民众来说当然也是好事。

但是，我担忧的是比较悲观的场景，更加担忧民主制的长远命运。在中国，广泛的共识是拥有不同文化、历史和国情的国家需要采取不同政治制度，但这种政治多元主义在美国（作为信仰体系）相对罕见。而且，中国奉行的是学习型文化，其领袖不断寻求创新和学习政治世界的其他地方。即使在经济下滑和压力增大的灰暗时期，中国仍然派遣官员到海外学习最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制定政府工作报告时欢迎外国专家建言献策。但是，民主国家陷入一种自我恭维的自满情绪中不能自拔。如果说有任何有关根本性政治改革的要求，那也往往呈现为愤怒或封闭的民粹主义形式，只会将眼光放在国内寻找解决办法。如果中国式政治尚贤制持续创新和改革，而民主制躺在功劳簿上什么也不做，拒绝向世界其他地方学习，同时抨击其他政治选择，那么民主制将最终丧失捕获民众“心灵和思想”的能力，政治尚贤制反而会成为全球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制度。现在假设公民心甘情愿地限制自己选择领导人的权利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如果尚贤制国家持续在满足民众的需要方面比民主国家做得出色，这种观念改变也并非不可能发生。或许100年后，高层政治领袖应该依靠考试和考核低层政府政绩的方式选拔产生或许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那时我们可能会感到纳闷，人类怎么会傻到竟然相信一人一票是挑选政治领袖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