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康有为与孙中山：谁是主角？(1)

“当时（1897年）在岭南士林中，有一个与孙逸仙齐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他们在思想上是相同的，都主张民权共和之说。但孙立基于西学，康则因袭汉学。一个受耶稣教的培养，一个受儒教的教育。前者质而后者华。质则重实行，华则喜议论。二者见解虽然一致，其教养和性格却不同如斯。这就是孙所以为革命的急先锋，康所以为教育家的原因。革命的急先锋因起义失败而逃亡海外，使人有难以再举之感；教育家的康有为却依然安坐其私塾中（万木草堂），以振聋发聩之辞，大倡自由共和的理论，挥舞如椽之笔，痛责腐败颓废的国政，前途实似不可限量。人心之逐渐归向于他，也是不无道理的。”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康有为（1858—1927）和孙中山（1866—1925）不仅教养、性格不同，他们的思想、见解也有很大差距。直到1894年6月，孙中山北上给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等改革主张时，我们还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异同。这篇上书当年9月、10月以“广东香山来稿”《上李傅相书》为题在上海著名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不是偶然的，它和《万国公报》倡导的改革思路是一致的。此时，孙中山的思想确和康有为并没有多大的差距，选择的方式也与康有为大同小异。

康有为的故乡广东南海与香港相去不远，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之前，他曾两次到过香港，“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都让他大为震惊，“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开始购买西书，学习西学，逐渐产生了变法维新的思想。

孙中山的故乡广东香山离香港更近，而且他在香港度过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虽然他放弃“医人”而转向“医国”，但这段长达5年的学习经历对他的影响是长远的。30年后，他故地重游，1923年2月19日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忆及当年漫步香港街头，“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与“相距仅五十英里”的故里香山“情形迥异”，他禁不住思考为什么“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28]他找到的答案是“政治不良”，与康有为的“西人治国有法度”一样，都是感受到了制度的不同。

可以说，康有为和孙中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初质疑，新思想的萌生都与香港有关，但两人最终无论思路还是行为方式都大为不同，他们将扮演不同阶段的历史主角。

比孙中山年长8岁的康有为内心更为复杂，他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身上带有更多传统社会的烙印。孙中山到天津给炙手可热的重臣李鸿章上书，连面都没见上，从此放弃了递折子的路。当年11月他就转向了革命，在檀香山创立了一个以华侨为基础的小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而康有为依然锲而不舍地给光绪帝上书，从1888年到1898年的十年间，先后上了七次书，终于“上达天听”，推动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康有为的路走通了，他的兴奋可想而知。依赖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就“帝王之师”的万世之业，同时以孔子再生的姿态重建道统，《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之类就是他在学理上为这条路寻找依据。即使在流亡异国的岁月里，以“衣带小臣”“皇上之腹心”自居的康有为日夜梦想的也是光绪帝复位，骨子里还是想以帝师身份扮演政治舞台的主角。

孙中山踏上的则是另一条风险更是莫测、志在另起炉灶的不归路，1895年广州重阳起义的计划还来不及打响一枪就被扼杀了，他的挚友陆皓东慷慨捐躯，没想到在流亡伦敦期间因为被清政府驻外使馆绑架，幸得早年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相救，从而名闻全球，成就了一代革命家的美名，这是他事先没有料想到的。伦敦蒙难事件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的新起点。

一、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可结交

康有为自号长素，就是取“长与素王”“凌驾素王”之意，“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门下弟子陈千秋号超回，梁启超号轶赐，麦孟华号驾孟，曹泰号越伋，韩文举号乘参，也都取此义，就是要超过孔门弟子。（《章太炎自定年谱》中称其“狂悖滋甚”。）当时还有人因为康有为立论怪僻，自称“圣人”，叫他“颠康”。（戊戌变法被血洗后，族中长辈如此教诲少年鲁迅：“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29]）

最初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号“长兴学舍”，喜欢读西方译本，凡是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书报都尽量购取。后移到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和双门底圣教书楼近在咫尺。宫崎滔天说“在当时，康有为和革命党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恐怕不是事实，不过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也推荐学生读《民约论》《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万国公法》等书籍，并以华盛顿为理想人物，以吉田松阴自任。

当时孙中山在那里挂牌行医，因为康有为常到书楼来买书，知道他有志于西学，想和他结交，就托人转达此意。康有为的回答是：“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认为康妄自尊大，就此作罢。（1894年中状元的南通张謇对康有为讲究生活排场，略有不满之意，对梁启超始终友善。虽然他对康有为的才能一直佩服，他少年时能背诵生书40张（那时木板书字比较大），记忆力已是惊人，但他说康有为还胜他10倍。他最后卖字的润例是一副对子要12元，康要贵双倍。有人劝他提价，他回答：“渠书胜我10倍，何必硬出风头哉。”）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倡议成立“农学会”，曾想请康有为和他的门徒陈千秋加入，“陈颇有意，以格于师命而止。”这年春天，孙中山的好友，“四大寇”之一陈少白有事到上海，住在洋泾浜全安栈，听说康有为和他的门生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也住在同一个客栈，就去拜访。康有为“庄重接见，正襟危坐，仪容肃然”，陈少白则“痛言清朝政治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康首肯者再，且介绍梁启超相见，谈论颇欢。”[30]

当孙中山广州举义失败后，也正是康、梁通过办报、结社，倡言变法，开始大放异彩的时候。这一期间兴中会重要人物杨衢云、谢瓒泰等也与康有为弟弟康广仁、何易一多次商谈两党合作事宜，“久无成议”。

1896年2月，经陈锦涛、梁澜芬介绍，谢瓒泰第一次在香港与康广仁等会面，双方讨论了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谢自称一贯主张“联合各党派，统一中国”，极力劝告各政党要合作以救中国。10月，谢又与康有为在惠升茶行约见，讨论了中国的政局，同意在维新工作中开展联合与合作，由康有为拟订维新计划大纲。（也有说他们“所谈不得要领”。）

1897年3月、9月，谢瓒泰与康广仁有过两次会谈，建议召集两派领导层开会，实现“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康广仁表示：“像孙逸仙那样的一些人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广仁谓其兄非忠心扶满，不过欲以和平革命方法救国，现时大臣如张之洞等咸赞成其主张，故不便与革命党公然往还，致招疑忌，孙文躁妄无谋，最易偾事，杨衢云老成持重，大可合作，彼当力劝其兄与杨联合救国等语。”并强调“和平”革命不是反满，也不是“反朝廷的或革命的运动”。随后，康广仁到上海向康有为、梁启超做了汇报，谢瓒泰则写信给远在南非的杨衢云。

孙中山也一直在积极寻求与康有为派的合作。他返回日本后，从1897年8月到1898年8月间，与宫崎滔天有多次笔谈，其中有这样一番对话：

孙：“弟近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他敢来与否，弟尚不能料。”

宫崎：“康先生（有为）或梁先生此两人中一人来此地与先生商议，万事可望也。”

孙：“康断不能来。因他在中国亦未有公然出名，此指新闻纸而言。若他来此，必大招物议，因弟在此也。梁氏或别位已可。弟不过欲彼到来报知中国现在情形耳，因弟离国已有二年，各事已有多变矣。”

宫崎：“康先生何时回来广东？”

孙：“康之所行，欲学战国之鬼谷子，多使其门弟子出来办事，而彼则隐其名。”[31]

不过1897年冬天，有一陶姓人到上海访康有为，“穗卿、菊生往康处适见之，此人即行者遣以召康者，其言甚诞。菊生以告兄，穗卿未尝言也。”[32]“穗卿”“菊生”即汪康年、张元济，“行者”即孙中山，陶姓是孙中山派来请康有为的。

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陈少白在广州、港、澳一带与康有为早年弟子、《知新报》主笔何树龄及赵兰生、张寿波等也都有交往。（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兴中会重要骨干在乘坐的法国轮船旁一条舢板上开会，与会者中竟有张寿波。）1897年7月，日本的平山周、宫崎滔天与康门弟子张寿波（玉涛）在澳门见面，张表示：“内有康有为先生，外有孙逸仙先生，中国之事，还不能说是毫无希望。”[33]

期间，孙中山曾接到何树龄的来信，他对宫崎说：“何君信内所陈之意，必商之同志多人，并为康先生所许，方敢发此言也。是则此意非一人之私，实中国群贤之公意也。彼胆小心细，弟深知此等之意非彼一人所敢言也。”宫崎问何是否参与了1895年的广州起义计划，孙回答：“未与。彼无此等胆量，但甚有心耳。”[34]

谢瓒泰、康广仁联络两派合作事宜，何树龄是知道的，但宫崎滔天回忆，当他带着陈少白的介绍信，在广州见到何树龄时，何却说自己与孙中山并不相识，与陈少白也不是知交，“令人感到他胆小怕事”。[35]其实，从上述孙中山与宫崎的笔谈来看，孙、何似也相识。

1897年，吴樵在写给汪康年的信里几次提及孙中山：“孙氏（即孙文）闻已设议院，制船械，沪上有闻否？”“久不得湘中书，不审彼中如何？都中、粤中（逸仙先生近况如何？）又不审如何？念之辄为焦急。”[36]1897年底、1898年初，汪康年东渡日本考察报务，与孙中山有所来往。回国后他认为“行者之无能为”，并将此意“遍喻于人”。[37]

不久就有关于孙中山与《时务报》馆私通、甚至有“汪康年将报馆存款给孙文作乱”的传言，大概是康有为一方面担心汪、孙交往会牵累到自己，一方面又想借机打击汪康年，密谋举报。徐勤写信给韩文举，称汪康年“东见行者，大坏《时务报》馆声名”，要黄遵宪、梁启超“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汪康年）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

其实，汪康年东渡事先曾与梁启超函商进止日程等。而且康有为派与孙中山派的合作此时也在进行，很明显的成果之一就是日本横滨的“大同学校”。1897年冬，横滨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发起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想在祖国聘请懂得新学的教师，与孙中山商量。因为兴中会缺乏文人，他毫无芥蒂地推荐了梁启超，并将学校拟名为“中西学校”。

邝汝磐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上海，见到康有为，当时梁启超正在主持《时务报》笔政走不开，康就推荐另一得意弟子徐勤，并派出陈默庵、汤觉顿、陈荫农等康门弟子协助。康还建议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并亲自书写了门额。徐勤等初到日本，与孙中山、陈少白等“时相过从，互讨论时政得失”。

到1898年夏秋间，光绪帝锐行新政，康有为沐浴在皇恩浩荡中，直上青云梯的机会突然来临，称得上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虽官位不显，却有专折奏事权，俨然以“帝师”自居。此时他与革命党的任何关系都有可能成为保守势力攻击他们的炮弹，有传言徐勤在日本“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指就是这个“大同学校”。康有为担心这会牵连变法大计，有碍仕途，影响已取得的地位，写信给徐勤，要他断绝与孙中山等的来往。又据说百日维新时，远在日本的康门弟子徐勤等无不弹冠相庆，自然逐渐与孙中山疏远，两派门户之见“从此日深”。

当时，宫崎滔天在万木草堂日籍教师田野橘次介绍下，认识了康派的人，“康先生当时在北京，已为王佐之臣，声望震于四海，因此其党羽的气势也为之大张。但是，孙党以及其他一部分人士，却把他们看做是变节分子，非常憎恶他们的行为。把他们看做是放弃了共和主义，投降异族帝王的变节分子。因而，互相对抗，彼此倾轧，已达极点。”[38]

日本人早就关注孙、康之间的合作，但到了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因为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并指责引见的毕永年，毕在《诡谋直纪》中称“殊可笑矣”。康广仁虽然想和杨衢云见面，也终于没有如愿。随着他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牺牲，他和谢瓒泰所主导的这一条联合之路就失去了可能性。（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康有为弟弟康广仁和康门弟子何章、陈千秋在戊戌政变前还曾见孙中山、杨衢云“磋商合作”，这一说法恐未必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