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一的成就

我们讨论问题最好的出发点是王朝循环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主题在民间传说和历史写作中是非常突出的。我们不妨从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并把它看做是对各种事件的解释，然后再去探究支撑它的种种假设。不用去查阅有关王朝兴衰的大量文献，我们就可以看到编史者引作王朝更替和重新统一时期的典型的历史现象。我在这里试图总结的现象是根据中国官方历史学提出的概念。首先，在改朝换代之前出现由一些综合起来的因素造成的长期的动乱，这些因素是：君主不道德的行为，这使他丧失了天命；其政权财政的崩溃，这部分地是由于奢侈挥霍，部分地是由于上层阶级的土地非法逃税，把税赋负担转到农民身上，农民的拖欠使政府趋于贫困；日趋恶化的民众福利，这尤其是由于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和国家无力维持公共工程，特别是防洪的堤坝和防饥荒的粮仓；低落的公众士气，这是由于贪污腐化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也表明了官员和民众与君主的离异；军事上的虚弱，这明显地表现在对入侵者（根据地在国外的造反者）和国内造反者的镇压方面。

这种破坏性的并发现象在回顾时通常有新王朝创建者的建设性成就与之对比：个人的成就——他是一个有魅力的领袖，能机智地诱使他的得力的同僚接受他的领导；战略上的成就——他建立了一个有战士和粮食供应的地区根据地，在那里，他的力量在向外扩张之前能够得到很大的发展；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就——造反的首领常常树立一种许诺人民新生活的民间信仰；军事上的成就——统一者以一种高于对方的必胜意志鼓舞他的军队，这样，军队就能以他们模范的行为战胜敌人，瓦解敌人的斗志和赢得人民的支持；外交方面的成就——他的政权与国内外的其他不满分子结盟，秘密吸收变节的文人，收买或中立不重要的敌人；管理上的成就——他的班子中一批忠诚和能干的助手各负军事、行政和意识形态之责，这样在接管政权时就有了准备。

最后，当新政体的兴起和旧政体的衰落会合时，民意的突然和加速的转移似乎改变了授权统治的天意。政府的种种镇压活动变得更加不顾一切和严厉，但是赖以进行镇压的忠诚基础却在不断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改朝换代的民间传说——作为国家合法的神话的天命论——就成了一个自行应验的神话。就像股票市场投机商对市场繁荣和萧条的预测那样，民间关于中国政治的假设有助于它的实现。民意一旦转变，行将灭亡的政体很快就丧失其统治力量。它的死亡通过武力来解决。

当然，这种王朝循环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中找到。当中央政权衰落以致让外夷侵入和夺取统治权时，在边境集结军事和行政力量的外国入侵者也出现在世界大部分帝国的历史上。在中国，“外夷”的入侵和统治自古以来屡见不鲜。他们的基础是亚洲腹地气候干燥这一地理事实，这种情况促进了畜牧业，进而形成了部落骑兵的惊人的打击力量。在蒙古人的王朝（元朝，1279—1368年）和满洲人的王朝（清朝，1644—1912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两大时代之前，游牧民族的侵袭变得越来越频繁。的确，满洲人俨然以帝位的化身自居，以至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者不能把君主立宪制作为与他们一起进入20世纪的过渡政府形式而加以接受。

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成为以王朝循环论方式解释大事的基础并被这种方式含蓄地表示的种种假设。一个重要的假设是整个中国版图的统一，而这个政体是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紧密相连的。把这个概念看成是西方关于民族—国家思想的一个中国式的翻版是毫无意义的。例如，19世纪意大利或德意志的统一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现象，它是在广袤的西方文明中建立一个民族政体。当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爱国志士念念不忘彼得大帝、卡沃尔和加里波的，或俾斯麦的建国例子时，这些例子也帮不了他们的忙。

的确，他们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致力于使中国免遭侵略的努力有意识地强调了以火力对火力和通过学习西方强大的秘密以保卫中国，从而了解和应用外国技术，最后了解和应用外国思想的必要性。于是西方的革命和立国的思想在从孙中山直至毛泽东的革命领袖的自觉思想——从20世纪初开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直至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中似乎占了支配的地位。此外，对西方思想的这种明显的关心，使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人更容易相信他们的话，并且假定中国的革命可以用封建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等西方名词来了解。一撇开这类名词甚至在西方是否仍具有实用意义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只能肯定，中国人和我们都严重地欺骗了自己。当然，人们不能否认西方的思想和榜样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可是，短期的思考将指出，1840年以来的革命性变化必然是肤浅地触及语言、伦理价值、家族制度、社会准则、手工业技术、农业—商业经济和帝国政体的制度化的结构，这些都是经过了三千多年有记载的、基本上自成体系的中国历史的无数变迁而形成的。行为科学注意到：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当代的形式，是一个基本上独立的进化过程的最终产品，它可以与希腊—罗马的和犹太教—基督教的西方相比，但绝不是一样的。

我们自我欺骗的程度是不难看出的。在今天，谁在一眼之下都不会支持这样的论点：即蹂躏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实例不是使中国的改革家看到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优点了吗？这样鼓动起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不已经是中国的20世纪政治中有巨大动力的情绪吗？眼下人民共和国难道不是突出地荣列世界大国之林的一个民族—国家吗？这些论点都言之成理，无懈可击。

但是一个反面的论点却被忽视了：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来，一般地说不会多于中国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国更多的民族也是问题。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

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因此，当一个世纪以前现代报刊促进群众民族主义的兴起时，这种民族主义的基础只能是强烈的本体意识和以前的文化优越感。我们应称它为文化民族主义，以别于我们在其他地方通常见到的政治民族主义。

至于巨大的中国演变的情况，我们首先可以断言，它是通过内向爆炸而发展的，而西方则是外向爆炸的产物。当欧洲人成为以航海为业的商人而在新大陆探险和定居时，中国人则靠在灌溉充分的华中和华南丘陵地发展诸如稻米种植等行业，而继续将其人口更稠密地挤在一起。他们只是在近期，才主要乘坐外国人的船只向海外扩张。

学者们面临这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但很少人已经发现其内在的意义。最早企图对此作出的解释通常是地理方面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地理条件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统一和欧洲的多样化：古代中国的发展不是被与实力相当的海外敌人的对抗所促成，如希腊人之与波斯人的对抗，或罗马人之与迦太基人的对抗。中国很少有机会去发展海上力量，去接受海上贸易及外国船只提供的刺激因素。结果，多国的欧洲人成为航海者，向海外扩张，一国的中国人则留在国内。

但这能完全解释这种差异吗？中国和欧洲作为政治实体，在开始时面积相当。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在面积和人数上差不多。不错，欧洲的几个半岛和海域导致外向性。中国在地理上远不是成为一体的。一条山脉蜿蜒于东南沿海，其他的山脉把沿海和西部高原之间的区域分割成块。北、中、南的三大河系把国土中的水从中亚排向太平洋。但是，大部分不能通航的黄河并没有把陕西和山西与海连接起来。像云南，特别像四川和山西那样的边缘地区，有四面环山的肥沃的中心地，这些中心对建立独立的根据地最为理想。例如，长江三峡使东部地区极难进入四川。从北京到淮河的华北黄河平原的通行并不比从乌拉尔到汉堡的北欧平原的通行更加方便。总地来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肯定，中国的地形本身并不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崛起；相反，它的由来已久的统一是人的制度战胜地理条件的结果。

远没有使国家四分五裂的中国的人口增长，似乎更要求国家具备进行即使是并不深入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控制的本领。清代在经世术这一总的名义下运用各种行政方法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帝国的后期出现了大批人口向广大地区扩散的现象，但他们仍具有通过政治统一争取稳定秩序的倾向。这种一致性得到了诸如里甲、保甲、乡约、抬高绅士地位和弘扬帝国崇拜等行政安排的保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根深蒂固的制度支持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文化价值和主张：单一的、理论上无所不能的最高权威；在最高权威鼓励下通过家族对人民进行的关于社会秩序的经典学说的教导；物色最有才能的人在国家官僚机器中担任公职的考试制度；地方上受过训导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僚集团和民众之间的联系阶层的职能——所有这些被像3/4世纪前的马克斯·韦伯等前辈学者所注意到的晚期中华帝国政体的组成因素，在今天仍很明显，仍旧需要通过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探讨对它们进行分析性的综合。

中华帝国通过一切土生土长的方式维持其中央的权力。方式之一是对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进行垄断或颁发特许证。关于这个问题有大量的文献记载。结果是，在欧洲历史上起多方面作用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却找不到其严格的对应物。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通过扩大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而去争取的东西。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任何中央政府自然地要去做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就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成就——也就是重新统一——十分相似。

就“民主”一词而言，在用于中国的传统现实时它也必须作类似的调整。如果我们认为民主的西方意义是人民在施政过程中或在使政府活动合法化时参与其事，那么我们发现旧中国在文人和民众之间有职能的两分现象。当有功名的文人获准向当局上书言事或请命时，他们正在参政；当民众通过暴力叛乱打破政体的管制并接受接替的政体时，那么从民众的观点看，人民已经使后者合法化了。旧中国民主的不同意义取决于文人统治阶级和基本上是农民群众之间的地位的不同。这个差别尚未消除。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除了统一之外，中国的核心观念是作为万物自然秩序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劳心者统治劳力者的思想。另一个核心观念产生于如下的事实：政府的权威通常由它的道德威信维系，这种威信必须通过正当的礼仪活动、对正统信仰的宣传和警惕地对异端思想进行的镇压才能保持下去。这一切考虑导致最后一个核心观念——统治精英的任务在道德意义上是家长式的，在实际执行时则是进行管理。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普遍想法是认为国家统一的思想是自然秩序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妨探究一下产生这个思想的根源。

统一理想的根源

关于中央政权的权力，据记载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世纪初期由河南商国的君主提出的。后继的周朝（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诸王重复了这种权力，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再统一中又大力提出。在西汉和东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权再度衰亡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统一重申了统一的原则，其形式（除了像907—960年那样的短暂的间歇外）一直延续到1912年，这时毛泽东尚在学校，蒋介石则已是军人。

考古学家现在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作风是在农村形成的，统治者在其城池中的权威就是在农村被宇宙学的神话和礼仪认可的，这种神话和礼仪是农村社会对普遍存在无形的自然神灵，特别是对祖先神灵的信仰的一部分。在夏、商、周（约公元前2700—前256年）的初期，统治者是一个世系的首领，其权力来自其祖先的世代相传和部分地在牺牲祭祀的帮助下与祖先通灵的巫术。的确，现在可以断定，“王本人实际上就是为首的祭司”。自从最早的甲骨文记载他在礼仪上与其祖先通灵以来，文字从一开始就是权力的一种标志，用以加强统治者对权力的道义上的要求：“拥有占卜知识的人因此可能是已知的‘知识阶级’最早成员。”这样，宗教信仰、识字和政治权力从一开始就紧密地连在一起。它们创造了一种长期持续下来的把政治秩序看得至高无上的文化倾向。文字书写制度开始作为国家和文化的一个支柱并被维持下来。书写不但是抄写人员垄断的知识，而且是政治结构的一部分。掌握书写技术是统治阶级的一个标志。

在青铜时代，分布于中国北部的数百个在氏族基础上建立的城邦远不如东地中海的面向海上的那些城邦关心贸易。它们的根基一直是农村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历史神话和记载一致认为过去国家的统一是在夏、商、周王族的历代统治者统治下完成的。具有这种特征的中国本质上是农业中国，是从事集约农业的中心地。主要为畜牧经济的亚洲腹地各地区，如蒙古和西藏，的确具有战略的意义，但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看，对农业中国来说却并不重要。

由于中国的许多地区在地形上有利于地方分立割据的形成，晚周于是出现了一百多个分立的国家。在对力量的检验中，河流、湖泊、平原和通道使一个国家能够侵略另一个国家。多国外交盛行于贴切地称之为晚周时代的战国（公元前463—前221年）。在中国有文字的历史的最初几个世纪，地理有利于国与国之间通过公平或欺诈的方式进行冲突、谈判、结盟或兼并。如果我们暂且假定长江是地中海，那么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设想，在中国会有一块继续成为欧洲战国的完全相似的地区——在那里，例如，罗马消灭了迦太基，稍后伊比利亚半岛与英伦三岛对抗。但是中国的版图毕竟是有限的，限于中亚与太平洋之间，一个形成联合体和大国吞并小国的漫长过程开始了，直至秦最后在公元前221年重新进行了大一统。在这个动乱和创造性的时代，孔子和其他哲学家作为恢复更早的想象中的社会秩序的政治导师而出现于历史。孔子教导说，一个统治者通过其模范行为，可以使民众默认他的将要成为天命的统治，因为“天视自我民视”。达到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需要中国的重新统一。

汉及以后的王朝用于教导君民的儒家经典是公元前221年重新统一以前的时代的产物，这一点十分重要。因此他们崇尚渴望和平的意愿，长期的战争使和平成为当时的儒家和其他导师思想中主要关心的事。经典著作由于表达了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对稳定秩序的强烈的渴望，因而把统一的理想传到后世的千秋万代。总之，由于在公元前221年以前未能统一，统一就成了以后中国政治中的至善事物。为认可大部分政体而创造的种种神话无疑地保持了支持这些政体最初掌权的合理内容。就中国而言，公元前221年以前几个世纪的混乱成了以后两千年期间赞许关于统一秩序的理想的原因。

另一个制度的发展使统一的理想在中国比在欧洲更为可行。声称受天命而统治天下的中国皇帝们不比声称作为神的化身或通过神授的权力进行统治的欧洲国王们更不可一世。差别在于，统治着稠密人口的中国人不得不发明官僚政府。当罗马帝国仍把公共职务委托给骑士阶级和其他个人时，汉代诸帝开始训练和考核文官，这些人有固定的任期，享受二十等俸禄，并受公文往来、规定的视察和奖惩的严格控制。纸和印刷书籍的很早发明，也使唐代有可能制定科举考试制度，中举的士子组成了有才之士都能加入的文官集团——这是古今最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在这后面还有许多因素——中文书写方式的深奥性、统治者对保存礼仪和编写记录的文人的特殊关怀、一个农业社会喜欢不受海上贸易和与外国人接触的动荡不定的干扰的那种正规和按部就班活动的倾向。结果，当公元589年隋的再统一结束了公元220年以后随着东汉的衰亡而出现的三个半世纪的分裂时，中国避免了欧洲查理曼王朝之后分裂成地区国家林立的局面。唐代（618—906年）统治下的再统一的中国成了世界上最进步的地方，而中世纪欧洲则落到了后面。中国的统一理想被大力重申，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受到怀疑。唐、宋、元、明诸王朝的衰亡只会导致——而且总是导致——重新统一，1911年以后期待的也是这样的结局。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的一个新的重大事实是现代形式的群众民族主义的传布，如前所述，这种民族主义基于古代的文化主义，并受到城市中心的现代报刊的培育。统一作为正统王朝的标志，其新形象扩大了100倍，而成为中华民族存在的象征，这个象征不但是一种文化，而且现在是一个国家，它通过国际交往逐渐代替了地方，而成为中国的社会精英认定效忠的中心对象。19世纪90年代威胁国家存亡的帝国主义在1900年反义和团的入侵北京中达到了最嚣张的程度，它在政治生活中灌注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必须实现的思想：保存“中国”。不久，辛亥革命导致了旧中华帝国外缘领土的脱离。外蒙古和西藏到1913年都实行自治。一个统一的中国成了广大民众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连续的军阀割据、革命、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的动乱的推动下，平民参与政治强有力地恢复了统一的理想。到1949年，当人民不惜任何代价取得和平时，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才能维持中国的传统。

在中国的易造成分裂的地形上建立中央政权，需要能够重振官僚行政的领导。要完成这样的领导就需要实行联合政治，也就是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扩大始于统一者原来党派的个人关系网。随着这个中央的党派将其触角伸向各处，在边缘省份和区域积极活动的地方领袖就依附于它，当新的事业接近其目标时，其依附性就更加坚定。以前建立王朝的知识和经验，提供了关于审势和反应、要求和策略等方面的全部技能，以供新的进行统一的党派去利用。但随着它的控制的扩大，它很快达到了只有借助于官僚行政制度才能巩固和维持的程度。综上所述，过去建立王朝的历史使中国人民容易具有期待和欢迎恢复中央权力的倾向。独立的政治力量的繁殖孳生，虽然时有发生，却不被历史所认可。由于这时自决的单位是整个社会，这就为20世纪现代群众民族主义的迅速成长提供了沃土。

为了简单地说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断言至少有两大特征使中国与众不同：首先是帝王全面统治的中国传统的力量；其次是大量有政治惰性的农村人口——不论是它与城市人口及社会统治分子的相对比重（占80%），或是它的绝对数字（1900年前后为3.25亿，1940年前后为4亿）。没有其他国家在全力向现代工业化冲击之前，具有人数通常为它两三倍的如此众多和稠密的农村人口。

因此，从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作为一个政体，其正统性像其以前的政体那样，依靠的是去履行它那统治全中国的权力。不用担心人口正在迅速地翻番，并且到1980年总人口达到了10亿。不用担心相当新的台湾省（自1885年起才成为行省）在100英里的海外掌握在其对手手中，并得到敌对的海军的保护。历史的先例是非照办不可的。既然“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它就必须再次成为中央政权统治下的一个政治单位。清帝国的崩溃毕竟只有37年。（清朝于1644年在北京掌权以后，过了39年才接管台湾。）在1949年，重新统一不管是否可行，自然首先列入了议事日程。

对中共来说幸运的是，近代交通运输、火力和警察网络等方面的发展，已给人民共和国新政府提供了各种控制中国形势和暂时控制社会的手段。这些物质设施作为控制的手段是极其重要的，同样也是必要的，它们已与一种新的世界观，确切地说与几种对立的世界观同时增长。可是大多数爱国者一致认为，中国像其他大的民族—国家那样，应该是一个民族—国家。这个目标要求，中国继承下来的文化要激烈地加以修正，并且要朝着把许多外国的因素和中国的渊源综合起来的新方向重新形成。虽然我们在这一章中只是观察中国历史中有限的政治内容，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探究隐藏在现代化一词下面的更广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