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边区的遗产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末被赶出城市以后的发展政权的基地当然是较为传统的社会环境。像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一样，毛泽东发现农民更喜欢旧式学校，即他们所说的“私塾”，而不喜欢现代学校。他们拒绝新式初小提供的教育，称他们为“洋学堂”。他们认为新式初小不适合乡村生活的需要。

1927年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示了一些即将到来的事情，其中记载了县教育局和发展中的农民运动之间的一种争执。前者要求把教育经费用于建立现代的洋学堂，而后者想用这笔钱支持他们自己的夜学和“农民学校”。结果教育经费常被分成两部分。

但是争执中表现的更大的冲突却不那么容易解决。毋宁说，它提出了从当时到现在的整个中国教育史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复出现的根本性论题。这一论题的第一个重大发展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的陕甘宁边区。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边区的教育体系经历了旨在提高质量和使教学内容标准化的“正规化”时期。按照1942年发布的指令，这一点要在小学做到，办法是减少学校的数量，撤掉最差的和加强较有成绩的学校。最好的学校确定为“中心”学校，这是在以后年代将要发展的有争议的重点学校制度的先驱。最好的教师和设备集中在中心学校，中心学校负责领导邻近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

边区的六所中学由边区教育部直接领导，都遵守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中学的入学条件变得更加严格，有规定的年龄限制，入学考试必须通过笔试。教师必须限制课外活动，增加授课时间。

在宣布实行新制度的指令正式颁布以后不到一年，就出现了对新制度的批评。批评的对象据说是由前东部沿海地区知识分子组成的教育局，这些人正在试图把自己那一套受西方启发的教育标准应用到边区学校里。以后的批判宣称他们的努力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不适用。但是批评也全面地指出了教育发展的两难处境：当时的目标是城市化的西方经验所规定的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地区却绝大部分是非西方的农村社会。出现在1944年4月7日《解放日报》上的批评可以当做十几年前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的解释，并且是以后数十年里被许多中国邻国的行政官员无数次反复重申的问题：

“旧教育制度（废科举与学校以后的教育制度）因为要学外国，留学就成为它的灵魂，国内的一切几乎都是留学的预备性质，处处以外国为模型，所以它的基础不是立在脚上，而是立在头上的。留学制度在中国有过它的进步作用，我们不应一般地否定它，像那些伪善的爱国主义者那样，他们是愈讲复古就愈离不了外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使教育的基础生根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中间。最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一种最广大的群众的教育，和一种为了群众的干部的教育。我们目前的这两种教育，与旧制度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都不是预备性附属性，都不是为了升学，都有其独立的明确的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上的目标。”

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是发展中的边区教育制度的正规性质，即让学生从小学升到中学，再沿着教育的阶梯深造。可是小学毕业以后只有少数人能继续学习，而大多数学生必须回家，以致使他们所受的新式现代教育无用武之地。他们不满意，不愿意工作，“实际比从没进过学校更坏”。

1944年采用的纠正办法扭转了边区学校朝正规化发展的趋向。目标是创造更适合农村根据地的教育形式，因为边区的生产技术“落后”、“劳动分工不发达”，甚至孩子们也得参加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民办学校是解决以下问题的办法：努力鼓励更多的农民送子弟上小学，同时减少小学的数量以改进其质量。

民办学校由村民自己提供财政来源，自己管理，它们与其说是一个创新，不如说是一个未中断的传统——私人办的旧式村学——的修正形式。民办学校可能从地方政府得到一些钱。但由学校为之服务的村落负责维持和供给学校，并照顾教师的需要，就像农村维持私塾那样。还存在的私塾几乎没有困难地可以转变为新式民办学校。由地方人士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与地方官员一起管理学校，这样就消除了对被取消的政府最低一级教育机构的需要。

校历和假日取决于农时的要求，以便孩子们可以继续像传统的村学那样在帮助父母的同时学习。学校的课程集中在农民更愿意接受的科目上：基本的识字训练和算术，外加可能的实际知识。在地方村民希望学校继续使用旧的儒家课本作为教育基础的一些村庄引起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的指导方针是指示地方官员劝说村里的教育委员会，使他们相信儒家的传统教育不再有任何实际用处。

事实上，对乡村新式学校更恰当的描述是“民办公助”。民办离不开公助，有一个指令对民办学校提出如下的警告，即民办仍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不能放任自流。具体地说，公助意味着对行政、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实行领导，并负责教师的使用和培训、教材的印刷及费用的补助等等。

但是发展新式学校的口号是“反对旧式的僵化”和“反对教育的正规化”。目标是要为每个地方找到一个当地群众都能接受的教学方法。民办学校就是根据有意识地向家长和学生征求的意见而相应地以多种方式和形式建立起来的。根据统计，这项创新的结果使边区正规小学的数量从1940年1341所的最高记录减少到1946年的357所。同时，民办学校增加到1038所。

在中等学校，把边区学校转化为大学的预科院校的目标也被取消，因为它不能适应时间和地点的需要。新的标准化课程和入学手续被修订，以便向学生提供定期的教育，使他们在以后能补充边区政府、军事部门以及生产单位对人员的需要。年龄的限制被取消，地方干部比近期的小学毕业生优先入学。

着眼于实际的需要而重新拟定了课程，即与战争和生产技术有更直接联系的课程。标准化课程中的19门课减少为8门。但是新制度的特点是灵活性：

“各级学校的年限，随环境的不同，都可以少则不满一年，多则三年四年；旧六年制小学的高级两年，则可斟酌情况并入初级干部学校，作为普通中学的预备班次，或作为独立的训练班……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学校中，程度不齐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各级学校的严格衔接也是近于不可能的，但是这完全用不着忧虑。”

随着边区教育部降格为一个咨询部门，中央和地方一级教育官僚机关的权力被绕过。从此教育政策在边区政府主席的权力之下颁布。管理中学的职权从区下放到区以下的政府，以便大力加强学校和地方政府及工作单位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些学校要训练它们现有的和将来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