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事件

安史之乱 本书指出，过去不少人将“安史之乱”视为“在国内进行的外患”，因安禄山及其许多追随者出身非汉族。这种看法虽不是毫无根据，但无说服力。陈寅恪发展了的夷狄论的变种观点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谷霁光从河北对唐廷的长期异化的角度来解释叛乱的论据也无说服力。作者本人的看法是：“安史之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的环境”，它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本质联糸”。尽管人们都说“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影响巨大，但语焉不详。本书则非常重视这种影响及其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军方成了帝国生活中的主要力量。（2）地方行政结构被改组。（3）许多人取得了高官和社会威望。（4）国家财政结构崩溃。（5）土地分配制度受到致命打击。（6）人口大规模南移。（7）丧失了对河北和河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8）江淮几道取得新的关键地位。（9）唐帝国丧失了领土和威信。本书将这些变化贯穿到此后至唐亡的历史论述中去，这样做是很有眼光的。

牛李党争 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本书针对主要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本书认为是出自始于宪宗时的个人恩怨。至9世纪20年代个人恩怨公开化，形成党。党不过是政治人物的松散结合体。因史载阙如，很难弄清产生朋党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分化状况。本书认为，朋党领袖拥有政治权力，故能掌握想分享杯羹的追随者。穆、敬、文三帝庸懦，不能遏制朋党的发展。若宣宗直接继宪宗位，朋党之争将会缓和得多，甚至会使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关于朋党规模，日本学者砺波护编制的两党名单中，有几人被列入或画出，其标准尚可推敲。他关于门生故吏依附上层朋党成员，朋党结盟影响向下层发展，从而形成金字塔形式的看法，虽有某些正确性，但也有不少问题。本书认为，依附牛李两党主要人物的大垂直系统的派别集团是否存在，值得怀疑。有人想找出形成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书建议最好把李德裕对李宗闵等的敌意追溯至808年的制举。但是，将皇甫湜的对策文看成整个牛党共同观点的看法并不合适，因为他后来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几位最重要的领袖的文章也未将其哲学观点和政治组合联系起来，所以看不出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为牛党或李党的。关于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的问题，本书认为，不应把李吉甫与李绛之争，与十余年后的“牛李党争”等量齐观，没有理由把李绛视为牛党的精神追随者，也不应忽视牛党成员卷入9世纪各种军事斗争。所以把牛党宰相看成是和平主义者的观点就未免简单化了。很难想像9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小兵变，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很深的影响，也不能排除史籍中塞进伪造材料的可能性。陈寅恪等对“牛李党争”的社会学解释，虽有不少理由使这一假设颇具说服力，但因文献不足，很难说中举者必出自寒素，庇荫者定来自名门望族。想在朋党上层作前后一贯的社会学区分，证据还远远不够。

会昌毁佛 不少学者认为“会昌毁佛”是由于唐武宗佞道所致。本书不否认他是虔诚的道教徒，但认为武宗除有几名宠幸道士外，似乎并没有打算促成敌视佛教的“道教压力集团”。一些历史著作声称李德裕为武宗毁佛推波助澜，也无充分证据，所讲的动机更是含糊其辞。本书指出李德裕支持武宗毁佛的原因是：（1）它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2）促进国家礼仪以支持他的活动。（3）削弱宦官仇士良之权。（4）可能受了843年政事镇压摩尼教的启示。本书所说“会昌毁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问题的看法虽非创见，但820年以后唐王朝的财政拮据与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较有说服力。

大中兴佛 有些论著言及唐宣宗一反武宗毁佛之策时，给人的印象是此后悉复旧观，并一直持续至唐亡。本书认为，847年兴佛诏令在后来受到了限制，政府采取了更慎重政策，具体表现在：裁减过分费用，只许在人口稠密处建寺，防止私度僧尼，加强对佛教的控制。这一政策延续了许多世纪。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帝国。这段历史向来备受中外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也较多。以国内而言，解放后已出隋唐史专著七部，居断代史之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不够全面，隋末唐初、唐太宗、武则天、安史之乱、均田制和唐末农民战争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唐后期、五代十国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较少，不少问题若明若暗。这种状况近年来已有较大改变。本书不仅表示了要改变隋唐史研究详略不均的意愿，而且确实将此意愿贯彻到实际编写工作之中，并做出了显著成绩。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往的隋唐史，讲皇帝事多，其他人物事少。本书对从唐高祖直至唐末的几乎每个皇帝（特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和文宗）的宰相、大臣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都做了简要论述，从而大大地充实了当时政治史的内容。

（二）以往的隋唐史研究较少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性格等特点来评说其活动，而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较好。它使人们看到那些纯属个人气质的种种因素在人的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它避免了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得过于抽象的弊病，从而恢复了历史人物本来的风采。本书对隋文帝、隋炀帝、唐德宗、唐敬宗、唐宪宗和唐宣宗等的论述，就是如此。

（三）本书在指出唐后期史料缺乏的同时，又尽量发幽钩沉，积极探讨过去隋唐史研究中涉猎较少或无人问津的研究课题，给人们描绘出唐后期比较清晰的轮廓。书中对唐德宗时崔造提出的以重新确立和加强中央职官权力为目的的786年改革、唐宪宗时裴彟的税制改革、乌重胤建议的军政制度改革、9世纪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特点、监军使制度、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军事化、晚唐时期中国权力的新结构、朱温降唐后对宣武镇的控制，以及885年李克用进攻长安时唐僖宗出逃情况等问题的论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的特点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通过这样的宏观探讨，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被揭示得比较清楚，读者从而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及它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如在论述隋唐时期全国统一问题时，本书从秦汉帝国的崩溃、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五胡十六国、南北分裂、隋唐统一、五代十国，一直讲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在论述“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时，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强调统一、反对分裂这一重大趋势的角度进行剖析。在论述五代十国时，本书指出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大量外贸，以及新文人阶层在东南的集中，均应追溯至十国时期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宋代的另一些特征，则与北方发展有关。宋帝国的政治、军事基础在唐末已经打下，而使有宋一代感到苦恼的持久的外患，也显然起源于唐后期。

本书的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现存史料不免有这样那样问题。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写出真实的历史。本书对待史料的态度比较严谨。在《导言》中，它对有关隋唐时期史料的来源、性质和价值等，联系当时历史背景，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既指出了史料的珍贵价值，也指出了为尊者讳等缺陷。从本书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史料既不轻信，又重视对原始资料的鉴别和使用。正因为本书是根据自己审慎选择过的较为可靠的史料来论述的，所以它的论据比较扎实。

专题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石。从本书的论述和大量注释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在作者多年有关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写成的。也正因为有这种较为深厚的功底，所以这部篇幅较大的断代史才具有充实的内容和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科学研究总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本书广泛地吸取了英国、日本、美国、法国以及中国的有关研究成果。本书之所以写得较好，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们能将重视史料真伪、专题研究和广泛吸取各国学术研究成果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本书各章篇幅长短不一，这说明它严格根据材料，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因此内容翔实，论述有据。

本书注释尤具特色，凡属重要人、事都言之有据，有的注释所列出处还不止一则，这就便于读者检索。注释所引著作如加整理，就是一部很全的隋唐史参考书目。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隋唐史的研究概况。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的由于史学观点不同，我们难以苟同，有的则为错误。具体表现在：

（一）本书在论述隋唐时期的农民起义时，除了宣称裘甫的反抗为“真正的民间农民起义”外，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民间的起义都称为“叛乱”，反抗官府压迫的人也几乎一律被称为“盗匪”。

（二）把吐蕃、渤海等地与日本、新罗等地相提并论。

（三）本书在论述历史事件时也出现一些错误，或与中国传统史籍记载不符，如将元文都等献计使李密和宇文化及两败俱伤之事说成是王世充用的计谋；说李建成是被“砍死”的；把编《氏族志》的世家大族官员，说成是“其中无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把许敬宗对人讲的话，说成唐高宗“命令许敬宗当朝宣称”；把722年唐玄宗注《孝经》说成注《道德经》；安禄山当过捉生将，但被说成是“普通士兵”；把史朝义自缢而死说成“被杀”；把湖南监军诱使桂州哗变戍兵缴械，说成是唐王朝允许士兵在护送下返乡，但“条件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把尚君长等人被朝廷杀于长安，说成被宋威在当地处死；把刘汉宏劫官军辎重说成劫王仙芝辎重；把885年李克用击败朱玫说成击败王重荣。在地名方面，有的重要地名未注今地名。有的地方的方位有误，如把洛阳以西的陕州误为位于“洛阳以东六十英里”；把河北临漳的邺城误入河南，把今河南商丘的宋州误入江苏。

（四）本书在结构上也有不足之处。有些史事当写未写或少写，有些可写可不写的则多写。如五代只写了后梁、后唐两国朱温和李克用的传记式的史事，对后晋、后汉和后周只字未提，对十国的楚、南平、南唐和后蜀也未提及，对北汉只一笔带过，对吴越、吴、南汉和闽的叙述仅寥寥数语，只有前蜀的内容稍为详细一些。整个五代十国的篇幅仅六千余字，而唐玄宗一章就长达十万言。另外，本书各章衔接得不够紧密，出现了重复叙述同一人事的现象，重复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对“安史之乱”的重复叙述就更多了。

本书虽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断代史巨著，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