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合发生影响。虽然,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
蜕变趋衰落的原因,有一部分也可以从政治方面解答。前文讲过,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就这一点论,雍正十三年间最厉害,乾隆的前三四十年也还吃紧,以后便渐渐松动了。乾隆朝为清运转移的最大枢纽。这位十全老人,席祖父之业,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自谓“德迈三皇,功过五帝”。其实到他晚年,弄得民穷财尽,已种下后来大乱之根。即就他的本身论,因年老倦勤的结果,委政和坤,权威也渐失坠了,不过凭借太厚,所以及身还没有露出破绽来。到嘉庆、道光两朝,乾隆帝种下的恶因,次第要食其报。川、湖、陕的教匪,甘、新的回乱,浙、闽的海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着便是鸦片战争,受国际上莫大的屈辱。在这种阴郁不宁的状态中,度过嘉、道两朝四十五年。
那时候学术界情形怎么样呢?大部分学者依然继续他们考证的工作,但“绝对不问政治”的态度,已经稍变。如大经学家王怀祖念孙抗疏劾和坤,大史学家洪稚存亮吉应诏直言,以至遣戍。这种举动,在明朝学者只算家常茶饭,在清朝学者真是麟角凤毛了。但是这种一两个人的特别行动,还算与大体无关。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兴之常州学派。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起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这两个人的著述,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这种新精神为什么会发生呢?头一件,考证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辈做完了,后起的人想开辟新天地,只好走别的路。第二件,当时政治现象,令人感觉不安,一面政府钳制的威权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渐渐解放,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也渐渐起来了。但我们要知道,这派学风,在嘉、道间,不过一支“别动队”。学界的大势力仍在“考证学正统派”手中,这支别动队的成绩,也幼稚得很。
咸丰、同治二十多年间,算是清代最大的厄运。洪杨之乱,痡毒全国。跟着捻匪、回匪、苗匪,还有北方英法联军之难,到处风声鹤唳,惨目伤心。政治上、生计上所生的变动不用说了,学术上也受非常坏的影响。因为文化中心在江、皖、浙,而江、皖、浙糜烂最甚。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凋落。后辈在教育年龄,也多半失学,所谓“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到这会只成为“望古遥集”的资料。考证学本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
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
其二,西学之讲求。自雍正元年放逐耶稣会教士以后,中国学界和外国学界断绝来往已经一百多年了。道光间鸦片战役失败,逼着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咸丰间英法联军陷京师,烧圆明园,皇帝出走,客死于外。经这次痛苦,虽以麻木自大的中国人,也不能不受点激刺。所以乱定之后,经曾文正、李文忠这班人提倡,忽有“洋务”“西学”等名词出现。原来中国几千年来所接触者,除印度外,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觉得学问为中国所独有。“西学”名目,实自耶稣教会人来所创始。其时所谓西学者,除测算天文、测绘地图外,最重要者便是制造大炮。阳玛诺、毕方济等之见重于明末,南怀仁、徐日升等之见重于清初,大半为此。西学中绝,虽有种种原因,但太平时代用不着大炮,最少亦应为原因之一。过去事实既已如此,那么咸、同间所谓讲求西学之动机及其进行路线,自然也该为这种心理所支配。质而言之,自从失香港、烧圆明园之后,感觉有发愤自强之必要,而推求西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炮利”。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建的马尾船政局,就因这种目的设立,又最足以代表当时所谓西学家之心理。同时又因国际交涉种种麻烦,觉得须有些懂外国话的人才能应付,于是在北京总理衙门附设同文馆,在上海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又挑选十岁以下的小孩子送去美国专学说话。第一期所谓西学,大略如此。这种提倡西学法,不能在学界发生影响,自无待言。但江南制造局成立之后,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李壬叔善兰、华若汀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当时最能了解西学的郭筠仙嵩焘,竟被所谓“清流舆论”者万般排挤,侘傺以死。这类事实,最足为时代心理写照了。
其三,排满思想之引动。洪秀全之乱虽终归平定,但他们所打的是“驱逐胡人”这个旗号,与一部分人民心理相应,所以有许多是斥驰不羁的人服从他。这种力量,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到后来光绪末年盛倡革命时,太平天国之“小说的”故事,实为宣传资料之一种,鼓舞人心的地方很多,所以论史者也不能把这回乱事与一般流寇同视,应该认识他在历史上一种特殊价值了。还有几句话要附带一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像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贾怨益甚。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向来采宽容态度,到同治、光绪间,教案层见叠出,虽由许多原因凑成,然而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当亦为原因之一。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也是思想界一种厄运了。
同治朝十三年间,为恢复秩序耗尽精力,所以文化方面无什么特色可说。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同时因曾文正提倡桐城古文,也有些宋学先生出来点缀点缀。当时所谓旧学的形势,大略如此。
光绪初年,内部虽暂告安宁,外力的压迫却日紧一日。自六年中俄交涉改订《伊犁条约》起,跟着十年中法开战,失掉安南;十四年中英交涉,强争西藏。这些事件,已经给关心国事的人不少的刺激。其最甚者,二十年中日战役,割去台湾及辽东半岛;俄、法、德干涉还辽之后,转而为胶州、旅顺、威海之分别租借。这几场接二连三的大飓风,把空气振荡得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
中国为什么积弱到这样田地呢?不如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政治上的耻辱应该什么人负责任呢?怎么样才能打开出一个新局面呢?这些问题,以半自觉的状态日日向(那时候的新青年)脑子上旋转。于是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上的剧变。前波后波展转推荡,至今日而未已。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其具体的理论,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一种解放,大胆地独求其是。他们曾痛论八股科举之汨没人才,到这时候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这件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他们有些人曾对于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体来比较一番,觉得句句都餍心切理,因此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那时候新思想的急先锋,是我亲受业的先生康南海有为。他是从“常州派经学”出身,而以“经世致用”为标帜。他虽然有很奇特很激烈的理想,却不大喜欢乱讲。他门下的人,便狂热不可压制了,我自己便是这里头小小一员走卒。当时我在我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猛烈宣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之洞,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变法维新”的旗号,得光绪帝的信用,旧派的人把西太后拥出来,演成“戊戌政变”一出悲剧。表面上,所谓“新学家”完全失败了。
反动日演日剧,仇恨新学之不已,迁怒到外国人,跟着闹出义和团事件,丢尽中国的丑。而满洲朝廷的权威,也同时扫地无余,极耻辱的条约签字了,出走的西太后也回到北京了。哈哈哈!滑稽得可笑,“变法维新”这面大旗,从义和团头目手中重新竖起来了。一切掩耳盗铃的举动且不必说他,唯内中有一件事不能不记载:八股科举到底在这时候废了。一千年来思想界之最大障碍物,总算打破。
清廷政治一日一日地混乱,威权一日一日地失坠。因亡命客及留学生陡增的结果,新思想运动的中心,移到日本东京,而上海为之转输。其时主要潮流,约有数支:
第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继续我们从前的奋斗,鼓吹政治革命,同时“无拣择地”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
第二,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人,受浙东派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
第三,严又陵复。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
第四,孙逸仙文。他虽不是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以上几个人,各人的性质不同,早年所受教育根底不同,各自发展他自己个性,始终没有什么合作。要之清末思想界,不能不推他们为重镇。好的坏的影响,他们都要平分功罪。
同时还有应注意的一件事,是范静生源廉所倡的“速成师范”“速成法政”。他是为新思想普及起见,要想不必学外国语言文字而得有相当的学识,于是在日本特开师范、法政两种速成班,最长者二年,最短者六个月毕业。当时趋者若骛,前后人数以万计。这些人多半年已长大,而且旧学略有根底,所以毕业后最形活动。辛亥革命成功之速,这些人与有力焉。而近十来年教育界政治界的权力,实大半在这班人手里。成绩如何,不用我说了。
总而论之,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杂,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者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所新建设,要看现时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
以上所论,专从政治和学术相为影响于[的]方面说,虽然有许多漏略地方,然而重要的关目也略见了。以后便要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
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
明清之际耶稣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以卒年先后为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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