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口组的“黑金皇帝”——现实版的骷髅13

2003年12月，瑞士苏黎世州金融当局对外公布：将某个日本人在瑞士信贷银行里的账户冻结。这个不怎么起眼的公告，其实宣布了日本最初的海外洗钱曝光的开始。在日本，这个事件的起因就是著名的“五菱会”，大名鼎鼎的山口组组长（俗称“黑金皇帝”）。

这个洗钱案件总共涉及至少100亿日元的犯罪收益，竟然没有留些任何海外汇款的记录，具体操作的枪手是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的私人理财顾问和私人银行家。瑞士银行秘密账号、香港私人银行家、黑社会巨额地下资金……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日本被称为现实版的《骷髅13》。

《骷髅13》是什么呢？喜欢日本动漫和电玩的朋友一定知道。

《骷髅13》是日本著名漫画家斋藤隆夫创作生涯的黄金代表作，1973年由高仓健演出电影（高仓健和男主角相当神似，高仓健本人就与山口组前组长交往密切）。1977年NHK广播剧化，9月再次电影化、千叶真一主演电影《骷髅13·九龙之首》，1980年山本又郎将其CG（计算机绘图）动画拍成一部电影。漫画大师斋藤隆夫的代表作《骷髅13》，是一部以现实世界为背景的漫画作品，作品从1968年10月开始连载，至今仍连载中，是日本漫画史上连载时间最长的作品，且不断刷新着自己的记录！目前的单行本销量已达1亿5000万册，成为日本漫画单行本销量榜榜首。目前该作虽然作品中的主角等角色都是虚构的，但因为切合当下时弊，细致入扣的背景分析和紧张激烈的故事剧情，都让对政治和时事感兴趣的读者大呼过瘾！男主角“DUKE”，代号“GOLGO 13”，是神枪手，只要收钱，无所不杀。它紧跟随世界潮流，取材以时事为主。三十年来的世界历史在《骷髅13》中一目了然。使看漫画的人可以真切感受到世事的变迁和时代的脉搏，从“波斯湾战争”、“北约修理南斯拉夫”、“克林顿情史”、“世纪末的好莱坞”，到“教皇遇刺”、恐怖分子国际洗钱……《骷髅13》从另一个角度为读者解读这些事件的始末。它以超凡级狙击手作为引子，牵扯出各种事件的内幕！故事从真人真事出发，再加上虚构的剧情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使一般人在精彩的故事中，不仅可以看到尔虞我诈的人间百态，也能感受到温馨感人的一面。因此，格外受上班族和男性青少年的喜爱。

不过，现实版中的“黑金皇帝”可比骷髅13的男主角DUKE要阴险狡诈。

第一节　山口组和五菱会

很多人对“山口组”这个名词并不陌生，但对“暴力团”、“指定暴力团”，以及其与黑帮、黑社会或有组织犯罪的关系却难以区别。

山口组是日本目前最大的暴力团。所谓“暴力团”，是日本对黑社会组织的称呼，指使用有组织的暴力，为达到金钱利益等私人目的，以日本为中心活动的反社会集团。暴力团自称“任侠团体”或“仁侠团体”。暴力团的成员一般称为“暴力团员”或“流氓”。为了生存，暴力团也会建立政治团体（右翼团体或标榜右翼的暴力团）或合法的公司。

暴力团的称呼是警察和媒体在二战后命名的。1991年，日本《暴力团对策法》实施后，暴力团具有了法律上的意义，虽然具有反社会性，但如果不是指定暴力团，那么就很难对该团体采取法律手段。近年来，据说为了寻求生存还出现了不属于特定团体的地下组织和黑手党。还有的暴力团伪装成企业或右翼团体，近年来甚至还伪装成NPO社团法人（非营利法人）。暴力团一般根据创设者的姓名或据点地名，加上“组”、“会”、“一家”、“联合”、“联合会”、“兴业”、“总业”、“企画”、“商事”而命名。在江户时代，几乎所有黑社会团体都称为“一家”，下面设有“组”等分支。现在，在“会”下设“一家”，在“一家”下设“组”和“兴业”的团体非常多。但是作为最大势力的山口组，与其他暴力团相比，属于新兴组织，所以在名称上是一个例外。

为了获得资金，暴力团会通过恐吓行为收取保护费（划出势力范围，向普通生意人收取见面礼、好处费、保护费），开展卖淫拉皮条、交易兴奋剂和毒品、开设赌局、诱拐获取赎身费、地下金融等非法的经济活动。而且，由于使用日本刀和枪支火并，因此杀人事件也非常多。暴力团还具有纹身、断指、饮酒结盟等特殊文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暴力团”最早起源于江户时代的由城镇居民组成的“町人灭火组”。江户时代，在庙会等场所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被称为走江湖的，以押色子宝等赌博为业的人被称为赌徒。这些人在江户时代被视为一般社会之外的贱民。而现在的社会，闯江湖的和赌徒依然被视为具有暴力团色彩。现在的暴力团有继承走江湖系统的，也有继承赌徒系统的，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区别，都从事上述违法行为。

暴力团最忌讳面子受损，在组织内部，制裁措施包括断指、开除、断绝关系、驱逐等。

除了这些传统团体外，在二战之后的混乱中出现的街头混混等不良集团中，也产生了暴力团。此后，随着日本的经济飞速复兴，还出现了只从事码头搬运、文艺演出等合法经济活动的“企业舍弟”。

根据《暴力团对策法》，满足一定条件的恶性程度非常高的暴力团，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可以将其确定为“指定暴力团”。指定暴力团会受到各种限制，其成员如果采取《暴力团对策法》禁止的所谓“暴力性要求行为”，将会接到要求其中止的命令。现在，包括山口组在内，日本全国有22个团体被定为“指定暴力团”。

可以这么说，目前世界的主流国家中，或许日本是唯一公开允许有组织犯罪集团存在的。

日本社会对于暴力团一直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比如不少温泉和酒店等悬挂标牌，禁止有纹身的人进入，实际上也是对暴力团的排斥。一些商业街也会张贴“我们不怕暴力团，不给暴力团钱”的标语。但是，一般来说，暴力团很少针对普通的市民个人采取行动，所以一部分老百姓对于暴力团并不怎么关心，而且害怕暴力团找上门，所以向他们问起暴力团的问题，往往会噤若寒蝉。而媒体对于暴力团的报道，往往也只作为消息报道有关事实，而很少对暴力团大加挞伐，恐怕也有担心引火烧身的因素。

1915年，山口组第一代组长山口春吉在神户市兵库区西出町，组织50名码头工人，建立了提供码头搬运工的“山口组”。截至2010年3月，山口组的领导机构包括组长（亲分）1人、舍弟（又称弟分，顾问）7人、若中（子分）79人，合计87人。除去组长以外，86名舍弟和若中称为“直参”（直系组长），分别拥有数十人到数千人下属。目前，山口组成员占日本全部暴力团成员总数的46.3%。山口组下属的事务所除了广岛和冲绳两县外，遍布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5个。

山口组的主要活动是收取保护费、恐吓、毒品交易、组织卖淫、赌博、发放高利贷、总会屋（持有少数股票出席股东会进行捣乱，或从公司方面领取金钱以阻止股东的正常发言），此外还有一些合法商业行为。不过山口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赌博和毒品。据说山口组还承担了兵库县和神户市等兵库县内地方政府的税收，并且参与神户机场、关西国际机场以及中部国际机场的建设，深深根植于日本社会中，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近年来，暴力团的海外洗钱活动占据了日本地下金融犯罪活动相当大的比例，暴力团正急切地利用现代金融的便利性来为自己的非法收入洗白、洗净，由此，在原来的违法犯罪基础上，引发了一系列更惊人的案件。

在日本，与“山口组”关系友好的暴力团包括稻川会、松叶会、双爱会、公政会、会津小铁会等，而处于敌对关系的暴力团则有住吉会、极东会等。

2002年11月28日，广岛县警察以违反出资法为名逮捕了指定暴力团山口组垂水组的垂水大三组长；同时，日本全国地下金融对策会议向各地警察局正式告发了违反同类法律的地下金融业者，被告发的对象遍及17个都道府县、数量高达3000以上。

2003年1月25日，日本警察厅（相当于中国公安部）与广岛县警察局成立联合搜查本部，用以上同样罪名逮捕了同案的山口组组员（严格来说是五菱会会员）2人，并进一步核实了星罗棋布的地下金融业者中的近20家为该行业的“协调中心”。6月14日，大阪府八尾市3人因不堪高利贷放贷者的催款而自杀。之后，将欠债人的住宅地址和职业情况等个人信息有偿泄露的“名簿屋”（私家侦探及个人信息调查公司的一种），也被列入该类金融犯罪的胁从（承担案件次责）。7月25日，意在强化对违法行为问责处罚的出资关联法（也叫地下金融对策发）颁布实施。8月4日，山口组（五菱会）干部梶山进以及组员松崎敏和被捕，警察同时搜查了位于静冈县的山口组五菱会本部的宅邸。梶山进于同年9月29日遭到第三次被捕，10月24日，警视厅对山口组位于神户的总部进行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搜查。

位于静冈市新筑清水庵原町的五菱会总部，坐落在一栋2003年7月建成的新大楼的三层。五菱会是在前组长美尾因病引退后，由其麾下的三等团队“阵内组”的高木康男会长继承组长的地盘后形成的。高木之所以能得到山口组上下一致的信任，主要是其依靠地下金融经营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能摆平黑白两道很多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五菱会旗下的大小头目，都与地下金融业有关联。严格来说，五菱会属于山口组的第三（等级）团体，用通俗的话来说，是嫡系部队之外的编外团队。

警视厅估计，直接或间接受到五菱会高利贷所害的民众基数庞大，要完成全部取证，起码要一年时间。而很多受害者因为害怕报复，并不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同事，五菱会这样的暴力团也非等闲之辈，软硬兼施，黑道白道一起上，竭力给警方的调查取证设置障碍。

五菱会引起警方重视是在2002年9月，广岛县警察根据多重线索，把最终的目标锁定在53岁的梶山進身上。梶山進等五菱会的上层，根本不会与借贷者（受害者）直接接触，而是通过违法的“实施部队”（小喽啰们），采用社会招聘的形式，让从社会上招募来的店长和店员等与借贷者实施业务来往。五菱会实施高利贷业务的公司之一叫“TO公司”，34岁的社长松崎敏就是梶山的得力干将和生意伙伴之一。

据调查，从直属的200～300家店铺开始，五菱会前后一共拥有1000家左右的高利贷店铺，以每个手下10～30家的形式分类管理，每年非法所得高达1000亿日元以上，这是警方调查取证后的数字，实际数额据说要远远超过于此。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可以看出其榨取普通百姓的血汗钱是多么“轻而易举”：2002年4月开始，五菱会下属高利贷店铺分49次向北海道札幌市的家庭主妇等6人共计借贷出52.6万日元，利滚利，最终利息竟然高达法定数值的27倍到380倍。

五菱会在实施高利贷运作中并非只凭借威逼利诱和暴力催缴。整个集团分为“TO”、“FC”、“AR”等多个分支，有的搬运现金、有的接待顾客、有的专门搜集客户背景资料、有的专门跟踪威逼顾客、有的负责上门讨债，甚至有的负责开拓市场和吸引加盟……形成了高利贷一条龙产业链。在五菱会主要干部被捕时，其高利贷店铺每家店的平均年营业额在3亿日元左右，其中经营成本被故意搞得高达70%～80%，剩余的利润，全部流入五菱会总部。

经过警方的彻查和仔细询问，终于搞清楚了：五菱会高利贷运作的“CEO”——梶山，并非五菱会的正式组员，但在五菱会会长最亲信的干将中排列第二位。也就是说，为了避免非法地下金融案发后连累五菱会总部，整个高利贷业务部门从上到下都被五菱会安排“集体脱党”了。不过，即时如此，之后不久，梶山被查出向时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的龟井静香政治献金，差点危机自民党的选情。龟井静香在日本政坛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作为日本自民党原重要领导人，进入政界前为警察官员，曾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建设大臣、运输大臣。1998年与森喜朗争斗，导致自民党三冢派分裂，龟井组建以自己为领袖的龟井集团，后与另一派系旧渡边派合并，成为江藤-龟井派，其任该派的代理会长，后又出任自民党政调会长。2003年江藤-龟井派会长江藤隆美引退，其继任会长，该派名称改为龟井派。2005年因为与小泉纯一郎闹翻，退出自民党另立“国民新党”，其派系在自民党内影响力迅速衰弱。2009年9月16日，国民新党与民主党及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龟井获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指定出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掌管邮政改革。2010年6月11日因菅直人决定放弃在本国会会期通过邮政改革方案而辞去大臣职务。龟井并没有因为五菱会的地下经济案件和献金丑闻栽跟头，但是从其步入政坛之前当过警察这个履历来看，他与黑社会的交往有年头了。

事实上，梶山平时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东京市中心，他自己在新宿就拥有豪华住宅，遥控指挥着遍及东瀛岛国的地下金融帝国，还兼顾着在执政党中寻找权益代言人。就在被捕前一个月，梶山在东京新宿区的新宅刚刚落成。这是一块386平方米的建筑用地，地下2层加地上2层一共303平方米，钢筋水泥与木质构造的结合体别墅，按照当时的行情估价，土地连带房屋总价达到3亿8000万日元。只可惜，梶山被窝没捂热，就可能永远无法享受这栋东京市中心的豪宅了。

此外，和很多黑老大一样，梶山非常善于包装自己，2000年6月，在东京一个豪华酒店的时尚酒会上，剧作家村上和彦向别人介绍梶山时的原话是：“这位就是在JR山手线以内拥有40家连锁金融企业的大老板……”JR山手线以内，好比说北京三环以内、上海内环线以内，总之是高物价、高地价、高房租的代名词，能在这个地界拥有40家连锁店，实力肯定不同凡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村上曾经创作过一个涉及黑帮素材的影视剧，在该影视剧演职人员的聚会上，梶山以村上的金融家朋友的身份出现，因为沉默寡言和彬彬有礼，给与会者留下了极其低调谦和的好印象。这也难怪，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为了出风头、显示自己路子野，总喜欢结交一些神秘型的、带点黑道色彩的朋友，村上不是个傻瓜，不可能一点闻不出梶山的“山口组味道”，只不过，这位浪漫的编剧从来没想到梶山的水，实在是太深了。

第二节　会搞钱的“凤凰男”——日本黑帮的“人才观”

山口组在内的日本黑社会（暴力团）的组长和干部，到底凭什么爬到头头的位置呢？是影视剧里表现的那样靠“大哥风范”和一身打打杀杀的好功夫吗？也许30年前是这样，而发展到现在，最能搞钱的，加上资历、胆识和运气，才能成为大哥。

2011年4月9日，就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筱田建市，又名司忍——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山口组现任（六代目组长）老大、日本黑社会教父，在东京刑满出狱。他是在2005年12月5日被捕入狱的。

山口组是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山口组”总部位于兵库县神户市滩区原本町四丁目三番地一号。目前约有成员3.64万人，其中正式成员约2.03万人，准成员约1.61万人，约占到日本黑帮总人数的44%～70%。山口组的标志是将“山”和“口”变形为菱形而组合在一起的“山菱”。山口组组员背景可分为三大类系，分别为“博徒系”（赌博组织）、“的屋系”（祭典周边的露天摊商组织）以及“愚连队”（不良少年组织）。山口组在海外均有活动，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其主要内容为毒品源头的联络和进口、武器买卖和走私、犯罪资金的洗钱等。六代目山口组以菱形的“山口”二字为帮徽，而这种菱形的代纹式帮徽后来被称为“山菱”。

筱田建市2005年7月接替前任渡边芳则出任山口组第六代掌门人。1942年1月15日，筱田生于大分县大分市，从大分县立水产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当地的大型水产公司工作。此后，他经过大阪来到名古屋，1962年加入山口组下属的弘田组（后来的弘道会）。他曾先后辅佐山口组第四代和第五代头目，在山口组中资历深厚。2005年7月29日就任第六代山口组组长，并确定了“不与警察接触”、“不向警察机构交人交物”、“不让警察进入组事务所”的三条纲领，开始与警察保持距离。此前，筱田建市不仅领导过山口组史上最大规模的帮派火并，还枪杀致死过多人。由于罪行累累、且几乎每次都令警方无法有效获取证据，筱田建市被日本警方视为最危险的人物之一。然而，筱田此次入狱却是和他1997年的一次“非法携带武器”的指控有关。

1997年9月20日，时任山口组下属最大分会（弘道会）会长的筱田建市参加山口组例行干部会议，下榻在大阪市一家饭店内。筱田建市手下的两名保镖被发现非法携带装有子弹的手枪（两只手枪共装有11发子弹），筱田建市则因同谋罪而被警方通缉，1998年被大阪警方逮捕。由于山口组社会背景深厚、能花大价钱请到最好的律师，2001年3月，大阪地方法院一审做出无罪判决。之后，2004年2月，法院再次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但在筱田建市缴纳了10亿日元保释金后又将其无罪释放。2005年11月29日，东京的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被告的上诉。一周以后，筱田建市于12月5日向警方俯首认罪，被关押在大阪拘留所中。筱田出任首领仅4个月就被关进监狱，山口组内部实际上是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此次筱田建市出狱，结束了他长达6年的牢狱生活。筱田建市出狱后是否会重操旧业，继续组织山口组成员兴风作浪？日本警方不得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

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点，山口组在日本关西地区起家，总部在神户。而筱田建市的发迹之地却在日本中部地区的名古屋。20世纪末，山口组最大的帮派势力不在总部关西，而恰恰在名古屋所在的中部地区。筱田建市长期混迹的“弘道会”其实是总部位于名古屋的暴力团机构，名义上它隶属于山口组，但在很多运作上享有独立王国的待遇。而2010年年末被警方逮捕的山口组第二号人物（若头）高山清司，也是从中部的弘道会混上位的。

高山清司生于1947年9月5日，是山口组第六代若头兼中部地区会长。高山清司生于爱知县津岛市。高中退学后，开始出入赌场，1967年加入山口组下属的弘田组下辖的佐佐木组。1969年5月弘田组下属的事务所受到“大日本平和会”山中组小牧支部的袭击，导致两人死亡。同年7月，在弘田组若头司忍（筱田）的指挥下，高山清司加入了杀害大日本平和会春日井支部长的报复作战，结果被判刑4年。由于这一“功劳”，高山清司出狱后就任佐佐木组若头。1984年，弘田组改组为弘道会以后，司忍担任会长，高山清司担任若头助理兼涉外委员长，1989年升格为若头，全力支持会长司忍，使弘道会发展成拥有数千名成员的巨大组织。

2005年3月，高山清司就任弘道会第二代会长，2006年4月成为山口组直参，2个月后就任山口组若头助理，7月就任山口组中部地区会长，8月就任司忍率领的山口组的“若头”，成为山口组第二号人物。在升格到直参后，4个月之内就升格为山口组第二号人物，异乎寻常。高山清司来自的筱田出身母体——弘道会，并且为筱田立下汗马功劳，可以说是能够如此飞升的关键因素。

筱田和高山这两个人，爬上山口组高位，有点“凤凰男”跳槽的意思：出身平平，甚至有点“苦大仇深”。从一个非总部神户所在地的“地方部队”，以非嫡系的身份，在入狱后仍然位列山口组的第一和第二位。说白了，主要是因为能镇得住手下，从而在关键时刻会有人站出来为自己卖命。而这一切，主要不是依靠子弹和大刀，更多的还是得仰仗日元和美钞。山口组在选择接班人这个关键问题上，虽然从来没有把“会搞钱”放在嘴边，但实质上，能否掌控经济命脉，却是特别受重视的一环，否则，“兄弟们喝西北风去吗？”

上篇提到的梶山进，多少也有点“凤凰男”的味道。梶山这个人的履历有点神秘，他与同样被逮捕的五菱会总部的高木康男会长（现任山口组第二组织——六代目清水一家总长的组织委员）都是静冈人，中学时代俩人就是很要好的玩伴。最耐人寻味的是，刚出道的时候，梶山并非山口组系统的成员，而是日本另一个大名鼎鼎的黑道组织：稻川会的成员；之后，因为至今未知的原因，他“跳槽”了（或者说“改变阵营”），投到高木会长任组长的山口组第三团体中去，成为该会的二号人物。看来，日本的黑社会很懂得“二十一世纪最缺的是人才”这个道理，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时代，先考虑把能搞钱的角挖来。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作为新投入到山口组大家庭怀抱的新人，不拿出点搞钱的真本领就无法站稳脚跟，于是，梶山进拿出浑身解数拼命捞钱，除了对欠债的顾客心狠手辣以外，对敢于泄露机密的内部成员更是残酷到家。涉及五菱会高利贷业务的成员，一旦被捕，一般都会被及时保释；如果他们在警方或检方面前吐露出集团内部实情，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被杀灭口。正因为如此，至今为止，都没有权威的数据和文件能对该组织的结构和犯罪行为作出详尽的总结和分析。

传统意义上的理解，山口组发迹于日本关西地区，而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应该是稻川会的地盘，但从这次五菱会地下金融案件的事发，不难看出山口组唱响了“东进序曲”。山口组开始开进日本首都东京实在昭和60年（1985年）前后，当然，冲在最前面的往往不是山口组的嫡系部队。关东以东京为中心，是当仁不让的日本经济和政治中心，东京人做事比较保守和沉稳，而关西人则敢于冲冲杀杀。山口组的“编外部队”纷纷把章鱼触须伸到关东，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与其在习惯和传统里纠缠不清，不如先拿个现成的买卖来玩玩。

那么，梶山进仅仅是因为高利贷问题而遭到警方逮捕的吗？

当然不是！违法涉及高利贷生意，在日本最多属于“地下金融”的范畴，而梶山这一次，还有比放高利贷本身更大的金融犯罪活动。

第三节　日本的消费者金融与地下金融

什么叫“地下金融”呢？中国的读者肯定会把它与“地下银行”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在日本，地下金融主要是“高利贷”的意思，而且，即便是在地方政府注册的高利率的放贷机构，也和违法的高利贷者一样，被统称为“地下金融”。日本相关对策会议（委员会）估计，日本全境的地下金融业者，常年维持在2万到3万家左右。

如上所述，为了强化取缔地下金融业，2003年10月16日开始颁布实施的地下金融对策法是出资法与借贷业规定改正法的统称。根据这个法律，未经当地政府注册登记而从事放贷业务的，将被处于“3年到5年以下罚没、外加300万日元到1000万日元以下罚款”的处罚，而法人机构的罚款金额更可高达1亿日元。同时，年利率超过109.5%的被视为无效（放贷）协议，未经正轨注册登记的不得发布广告，指定暴力团的成员和法人不得进行放贷经营的注册登记……日本是世界出名的低利率国家，一般储户把钱存进银行，最高的利率连1%都不到，等同零利率，但就是在这个零利率的国度，恰恰是高利贷的天堂。这一切还要从“消费者金融”说起。为了便于对本章节的理解，先整理一下刚刚涉及的一些关键名词：

消费者金融名称很好听，但其实一点都不潇洒。在日本，绝大多数情形下，消费者金融主要是指向个人进行无担保小额融资的借贷行为。在日本，平均约10人中就有1人使用消费者金融产品，总数有1300万人之众。

日本是亚洲国家里引进消费信贷概念最早的国家。1929年，日本的昼夜银行开始了小额融资（贷款）的业务。昼夜银行的融资条件一般是：

（1）借款人资格——25岁以上的已婚人士、在东京及附近地区的官方单位或者银行等连续工作2年以上、今后也将在原岗位长期工作的工薪阶层。

（2）融资金额——从50日元到1000日元为止。

（3）期限——1年。

（4）利息——8%。

（5）借款用途——只限于：子女教育费用、保险费、交税、购买定期债券、房租押金以及搬家费、婴儿生产费用、医疗费、丧葬费、紧急服装添置费、到期旧债偿还，以及其他各种家庭经济负担增加费用。

（6）保证人（制度）——雇主、上司、高级别同事、亲戚等具备一定资产的25岁以上人员两名，不允许互相担保。

（7）返款方法——月结（供）。

1930年7月开始，三井银行在只限于三井内部员工的前提下，推出了如下更优惠的融资条件：（1）金额200日元以下；（2）年利息6%；（3）期限2年；（4）一年中分4次返款或月供等条件。三井是日本历史上传统而实力雄厚的财阀，20世纪30年代，侵华战争爆发前，三井洋行（三井物产的中国称呼）在上海的员工就达到数千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日本急需将资金投入战争储备，于是此后十年间消费者金融（包括昼夜银行）业务全面停止。直到战后的1950年下半年开始，信用金库等中小金融机构重启消费信贷业务。于是，1960年，感受到金融自由化压力的城市各大银行业开始推出消费金融业务。当时，银行的消费金融比较严谨，融资对象的甄别（个人信用体制的确立）、担保或保证制度的执行、借款用途的限制等等，都比较全面而严格。在这其中，为了突出差别化经营，日本信贩、三洋商事（现在的三洋信贩），关西金融等面对工薪阶层的小额贷款（就是所谓的工薪者金融）开始登场。这里补充一下：上面提到的“信贩”，就是信用、信贷贩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信用社、银行等金融机构。

1967年，Diners Club公司（中国俗称“大莱信用卡有限公司”）通过信用卡开始现金透支业务。1972年，银行开始使用“百姓信贷”、“市民信贷”这样的名称。1977年，美国为首的外资消费金融服务企业纷纷涌入日本，同时也带来了超前消费等“全球化”意识形态。由此，伴随着日本经济腾飞、房地产泡沫的无限扩大，日本因为借贷无法偿还而自杀的“新鲜事物”开始渐渐登上媒体的版面……

在日本，主要存在着两种借贷方式：受到利息限制法、有关存款和利息的法律（出资法）监管的借贷行为，以及超越该类法律限制的借贷行为，后者就是俗称的地下金融或黑市金融。

日本对利息上限有一个强行实施的规定：借贷本金不满10万日元的年利为20%（以下）、10万日元以上100万日元以下的年利为18%（以下），100万日元以上的年利为15%（以下）。这些利息上限法规，并没有具体的违反后的处罚条例。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用当今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为了社会和谐），由此，如果借贷合同违反了这一上限规定（比如利息条款的数值高于以上尺度），该合同就被视作无效。

正规登记注册的借贷金融业者，根据贷款法第3条的规定，只要在都道府县的区域内开立2个以上的经营场所（分支机构），就必须向内阁总理大臣（财务省）申报并注册。而只开一个营业场所的，也必须向所在地的都道府县的知事（市长或县长等地方最高行政首长）申报并注册。不进行以上正规申报注册的地下金融借贷行为，均被视作违法，将受到处罚。但事实是，近年来，很多根本没有合法及正规营业场所的借贷业者也屡屡成功获得都道府县政府的注册登记许可。尤其在首都东京地区，经常不到十天就能顺利诞生一家标有“东京都知事（1）第XXXXXX号”的消费者借贷公司的登记注册证书，然后，只要该证书在最“不严肃”的体育新闻上简单登载一条开业广告，就大功告成地披上合法的外衣了。

对类似金融单位的称谓，日本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很难用一个非常贴切的专业名词给予概括与总结。一般来说，日本民间大多称之为“工薪货币金融”，或者因其营业场所大多位于市区热闹街道的一角而被称之为“街金”。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鉴于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参与进这个行业（不管是经营者也好、顾客也好），因此，“消费者金融”这个更显雅致的名称才开始渐渐被众人所接受。具体的原因可能是，过剩的融资规模和高利息、过度的流通性、残酷的催缴过程，造成民间把这个行当叫做“工薪族的货币地狱”，而刚开始的“工薪货币”的形象被彻底恶化，整个行业也处于不得已披上了“消费者金融”的专业外衣。不过，“工薪货币”以及20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发明的“团地金融”和“勤人信用贷款”等被沿用至今。

此外，因其本金与利息相比高利贷的特征明显，在英语圈国家和地区，放高利贷的地下金融业者一般被称作“LOAN SHARK”，这个名词里，更多的涵义有胁迫和暴力的意味，事实上也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到80年代初，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消费者金融的现状一度受到很多新的影响，呈现某种程度的繁荣景象。这主要是因为泡沫经济破灭后很多家庭收支无法平衡所致。1993年开始，什么都喜欢自动销售的日本出现了大量消费借贷自动契约机，而之前，类似行业的电视广告都被严格限制在深夜时间段才能播出。1995年开始，这个禁令解除。本质上，这是原来躲在暗处的“工薪货币”和“街金”经营者们“努力粉饰”的结果——原来那些挤在车站附近嘈杂大楼或狭窄街道里的、借贷人与放贷者面对面讨价还价的交易模式，开始向设置在郊外或国道两旁的自动契约机过渡，这样带来的好处是，很多碍于面子的人也加入到消费借贷的行列中来了。此外，很多借贷公司开始利用温柔的女性接线员和业务员面对借贷者的咨询，这样能最大限度给对方一种安心放心的错觉，其实，利息计算上一分钱没少。很多拥有巨大市场份额的放贷企业，借此上市，获利无数。

市场一旦规模化，垄断的矛盾就不可避免。2000年开始，日本全国银行个人信息情报机构的联网形成，信用额度的控制愈发严格。由此，介于全国最大的6家消费者金融企业与灵活地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的小型消费者金融企业之间的中型业者，其经营状况开始极度恶化，导致很多中间企业的破产和倒闭，或被大型企业吞并收购。中型企业之所以日子难过，有很多专业的分析，比如，很多中型企业并没有切实利用先进的银行（个人）征信联网平台进行回收风险控制，2000年的出资法修改后利息上限由40.004%下降到29.2%（吃掉了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利润），同时，随着手机的盛行，很多暴力团等黑社会直接参与的地下放贷行为激增，等等。

事实上，步入21世纪，随着日本经济情况一直不见根本性的好转，诸如“武富士”等曾经年盈利高达35亿美元以上的消费信贷企业，也不得不宣布破产保护。因为，“武富士”再强再大、创业者武井保雄再优秀再聪明，作为上市企业集团，也无法像上文所提的山口组五菱会的梶山进那样堂而皇之地使用暴力逼债手段，按照日本新的相关法规，借贷纠纷中只要有律师参与，贷款人（债权人）与借款人（债务人）之间就不得直接接触、更不能采取胁迫和威胁手段索要本息。武富士的创始人武井保雄就是因为干扰并窃听某揭露武富士借贷黑幕的记者，在2000年12月被判入狱3年，缓刑4年，他本人不得不辞去公司董事长之职并出售大量股权。在日本，消费者金融企业不仁，借贷人也越来越“不义”，只要对手不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暴力团，那么“不良借款人”反过来玩弄高利贷业者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有的甚至是暴力团亲自介入并导演（下面章节会提及）。

因为借贷无法还清而自杀的，在日本一直位居自杀百分比中的高位。2006年因无法偿还借贷而自杀的有8000人；2005年，单因为无法按时偿还日本五大正规消费者金融企业的借贷本息而自杀的人，被死者遗书等确认的就高达3649人，占当年日本全国总自杀人数的25.5%左右。

在日本，高利贷业者还有个协会，名称为“日本消费者金融协会”。该协会出了一本《2006年度版消费者金融白皮书》。据他们的统计，日本借高利贷的人中，男性占7成；从年龄上看，20岁～30岁的人占26.8%，30岁～40岁的占17.4%；每次借10万日元以下的为19.6%，20万至30万的为19.5%，100万～200万的为18.9%。借高利贷的人，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占21.6%（年收入200万日元及以下者在日本属于贫困阶层），200万～300万的为26.1%。低收入者是高利贷的主要顾客。

日本人借高利贷的目的中，43%的人是“为了买东西”，其次为“补充生活用费”，借钱支付饮食费、房费（17.1%），有10.9%的人是为了“娱乐”，借到钱后，立即用于赌博、赛马等。以上比例是基于多项选择前提下的。

在日本，每家高利贷公司的平均接触受害者人数为188.7人，平均每位受害者从3家高利贷借款总额为22.4万日元。受害人的借款利息一般是10天20%，一年利息就高达163.6万日元。每人163.6万日元的利息×188.7的受害人数×高利贷公司总数7760，再除以3，高贷企业一年的获利额就达到惊人的7984亿日元。

以下是日本警视厅侦破并交由检察院起诉的2005年度到2009年度地下金融案件的统计表，所谓违法，主要是违反了《贷款法》，欺诈、恐吓和暴力追债等，几乎都与高利贷有关。值得一提的是，绝大多数活跃在市场第一线的高利贷企业（所谓消费贷款公司）都是在“合法”范围内经营的。

一般来说，能达到被捕并被起诉程度的高利贷，都属于“十恶不赦”的社会影响很坏的案件。比如，2008年，某高利贷涉案企业向共约100位老人借出达法定贷款利息上限4.5倍到13.5倍的高利贷（利滚利后的实际利率）。日本是个老龄化社会，很多空巢老人自己生活困难，又不好意思向子女开口借钱，而腿脚不便的他们，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四处比较哪一家高利贷公司的利率更合算一些，结果，上了高利贷公司的当。

警察厅另外所作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全国有600万人靠借高利贷生活。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日本老龄化的加重，经济发展停滞，日本政府对高利贷问题的日趋重视，包括社会舆论在内对高利贷引发的社会问题的防范意识增强，日本由高利贷引起的恶性案件总体呈现下降态势。

以下就是2010年度，日本警方和检方对地下金融案件的大致总结：

这里举几个典型的涉黑地下金融案件。

一，在关西兵库县，某未经任何登记注册的高利贷业者，从2005年一直2010年案发的数年间，通过搜集多重借贷人的个人信息，找到那些曾经向多家正规消费者金融企业借款而无法还债的“杨白劳”们，用电话反复劝诱其上钩，也就是说，“反正你已经借了那么多家的钱，肯定换不出来，拆东墙补西墙也面临征信困难的情形，不如先到我这里来凑点钱救救急！”于是，一旦对方进入圈套，那么就会面临比法定利息高达22倍到800倍不等的利息。就这样，被忽悠进来的人数竟然高达2万多人，获利达6亿日元。这个犯罪团伙一共13人左右，他们本来的本金就是贩毒所得，准备靠无证经营高利贷完成一次洗钱的华丽转身。他们在催债时也不用顾忌那么多法律框框，得来的黑金除了用来挥霍，就是存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银行……

二，2008年3月到2010年5月间，同样在山口组活跃的兵库县，有黑社会背景的派遣性风俗业经营业主，在向顾客私宅按照电话预约提供应召女郎（性服务）的过程中，顺便向顾客本人或其所住公寓投放相关高利贷宣传材料，从而诱使至少340人进入其设置的借贷圈套，利息是法定标准的36倍到93倍。获利6900万日元通过借来的个人名义（不涉案甚至不知情的局外人）存入银行，准备积累到一定金额汇往国外时东窗事发。这个案件中，除了8名犯罪嫌疑人，印刷宣传材料的印刷厂老板和主管也受到指控。

三，在福冈和山口县，指定暴力团向450人收取超过法定标准5.7倍到36.4倍的借贷利息，而且，涉案的暴力团根本没有经营消费信贷的资质，完全是无证经营。

四，多地多起的、有暴力团背后运作的，为多次借贷的个人或企业进行虚假担保、虚假抵押，商定一个回扣尺寸之后，一起诈骗银行和正规信贷金融机构的案件。

可以这么说，金融政策上低利率的日本，却存在比其他高利率国家都要诱人的“实际高利率收益”的市场机遇。与指定暴力团的合法存在一样，高利贷，这种在绝大多数国家被视为违法犯罪的行为，在日本却以某种合法的或者灰色的形态存在并活跃着。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消费信贷（消费者金融）得以在日本成为“地下金融”和洗钱者的温床了。

第四节　瑞士银行与日本客户

香港中环，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所在的HSBC大楼，维多利亚港尽收眼底，华灯初上，著名的尖沙咀夜景一览无余。瑞士信贷银行的装潢风格低调中透着一丝傲慢的奢华，但同时也完美地保留着全世界统一的格调。就在这家并不是太起眼的银行里，顾客开户的最低资金要求是300万美元（约合3亿6000日元）。

香港的银行圈，汇丰、瑞士信贷和UBS（瑞银集团）等都设有日本顾客专柜，在此服务的客户投资顾问统统是日本人，这些日本职员大约每1～2月回一次日本，专门寻找有钱人和大公司以开拓市场。

2003年12月，瑞士苏黎世当局宣布，因涉及洗钱，将瑞士信贷银行某日本人开立的账户予以冻结，涉案金额达到6100万瑞士法郎，约合52亿日元。该账户的拥有者是山口组地下金融集团的最高负责人之一（梶山）。2004年6月，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的担当职员（化名“福岛一郎”）因触犯有组织犯罪法而逮捕。

华灯初上，六本木活力门总部所在大楼附近的小巷里，一家欧洲人经营的酒吧刚刚开张。第一批客人大概9点进店，关门要等到次日凌晨第一班地铁开出来以后。

几乎就在同时，日本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在年金投资上出现巨大亏损，该组合通过某金融掮客（中间商）购买了在海外发行的私募债券约145亿日元，但因营运该债权的企业倒闭，最终这些投资全部泡汤。而凑巧的是，为这家倒霉的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开设投资信托账户的，正是瑞士信贷银行日内瓦分行的日本职员（客户投资顾问）。

2006年1月16日，六本木某高层大楼，东京地检署强行搜查了著名网站活力门总部，堀江贵文社长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遭到逮捕，具体理由是：通过瑞士的私人银行，运用复杂的金融手段进行疑似洗钱的资金调拨。而该企业的“洗钱指导”，竟然也是之前日本全国酒类零售组合中央委员会投资事件的那位瑞士信贷银行当事人，说来也巧，就在该投资事件爆发前，他被调任到香港分行工作。

上面所提到的人和事，接下来的章节会逐次提及。

其实，早在1999年，在瑞士信贷银行开户的多家日本法人企业受到当时日本的金融监督厅（现为金融厅）的调查，当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这些法人企业隐秘不当金融产品、大量买卖不切实际的金融商品，同时，极力妨碍金融监管和司法检察。在调查过程中，瑞士信贷银行东京分行的金融业营业执照被取缔，该分行的行长也遭到拘押。当时同样被调查的瑞士信托银行也粗暴地拒绝东京检察官的公开账户资料的要求，遭到严厉的行政警告和处分，最终，该银行的个人银行营业部门不得不终结在日本的营运。这一系列的事件，造成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著名银行在日本的声誉就降到了几近谷底。

一般来说，当时日本金融法的规定是，私人银行只允许针对100万美元（约合1亿2000万日元）资产以上的顾客进行营业，而外资金融机构在日本国内是被禁止进行私人银行业务的。因此，普通的日本人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外资私人银行的，这就给了这一系列金融案件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私人银行”这个概念。私人银行服务是银行服务的一种，专门面向富有阶层，为富豪们提供个人财产投资与管理的服务，一般需要拥有至少100万美元以上的流动资产才可在较大型的国际金融公司或银行中申请开设此类服务。私人银行服务最主要的是资产管理，规划投资，根据客户需要提供特殊服务，也可通过设立离岸公司、家族信托基金等方式为顾客节省税务和金融交易成本。因此私人银行服务往往结合了信托、投资、银行、税务咨询等多种金融服务。该种服务的年均利润率可达到35%，远高于其他金融服务。通过私人银行服务，客户也可以接触到许多常人无法购买的股票、债券等。而私人银行服务的客户们往往可以拥有投资一些私人有限公司的机会，并获得许多优先购买IPO的机会。私人银行服务最早由几家大型的国际金融公司和银行提供，目前最大的私人银行服务提供者是瑞士银行，瑞士也是世界私人银行服务最发达的国家。此外包括JP摩根、摩根士丹利、花旗银行、高盛、汇丰等著名金融机构也提供此类服务，美林公司是私人银行服务赢利最高的企业。要开设私人银行服务客户必须拥有至少100万美元以上的流动资产，而一般而言客户存入的资金介于200万～500万美元之间。许多拥有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富豪往往需要使用超过一个私人银行服务。截至2003年的统计，全球归于私人银行服务投资管理的资金达到2.74兆美元，较前年成长了23.9%。

这里先澄清一个概念，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所谓“私人（的）银行”（PRIVATE BANK），并非常规理解的“为个人服务的银行”，而是“个人或私人拥有的银行”的意思。瑞士和英国的很多历史悠久的银行，原本成立时就是专门为王侯贵族和名门望族等富豪们管理财产的，成立以及运营资金全部来自拥有者本身，它们承担者无限责任，如果未来银行经营失败，那么拥有者也就宣告破产。

与之对应的，瑞银（UBS）、瑞士信贷银行等都属于上市金融集团，日常运营由董事会任命的职业经理人团队执行，它们与上面提到的“私人银行”有着本质的区别。除了瑞士的这些大银行外，在日本富豪和大企业中比较受到青睐的还有美国花旗银行、英国体系的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等，这些银行对开发富人市场也兴趣十足、力度很大。这些大银行作为本质上的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无非为有钱人提供一种私人化的、一对一式的单独金融服务，属于“类似私人银行”式的服务，由此，提供这些服务的部门，在这些大银行里被叫做“私人银行”（部门），其与真正意义上的“私人银行”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国际上，真正的私人银行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1）各个营业部门对客户委托的资产有权独立运营使用（管理）。

汇丰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的休息区。它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奢华雍容，不如说更像一个现代艺术展览馆。

（2）股份、债券、金融商品等一切营运都在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进行。

（3）包括法人、信托（单位）、基金会和财团等，各种各样的投资主体都能自由运用资产。

（4）能兼顾海外移民、取得绿卡（居住权）等个人避税行为的操作。

日本的大银行，虽然以资金实力和服务优质著称，但最多为个人顾客提供存款或推荐部

分债券和基金等增值服务，在针对超级VIP的差别化服务方面，相比欧美更国际化的大银行，仍然逊色许多。

前文说过，瑞士银行在吸引大鳄级私人客户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依靠的是其私密性和中立性，这是瑞士这个国家正式成立以来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由于瑞士的中立原则，几个世纪以来，瑞士一直是世界各国有争议人物的避难胜地，而为流亡贵族、富豪及政客们的匿名开户、管理资产，也就成为瑞士银行业一张响当当的世界级名片了。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瑞士银行的保密原则，渐渐成为世界性犯罪集团和恐怖集团选择资金避风港时的最佳政策保护。80年代，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总统倒台后，其大量非法所得都存入了瑞士的银行，瑞士银行业因此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美国更是以禁止进口瑞士商品为要挟，要求瑞士银行将独裁者马科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归还给菲律宾人民。在此压力之下，1996年3月，瑞士联邦政府下令冻结马科斯在瑞士境内的一切存款，维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瑞士银行保密体系，终因这起背后有美国撑腰的政治事件而豁口洞开。

90年代开始，瑞士联邦政府出台了新的针对洗钱的种种处罚条例，对明知故犯地给犯罪资金进行洗钱（开户和存款）的银行职员可以判处5年入狱。1998年，《防止洗钱法》开始实施，银行以及金融中介商有向政府监督部门举报疑似洗钱行为和人员的义务，同时，必须掌握账户的真实拥有人和身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虽然没有明说，但这等于宣告了匿名开户制度的废止。

曾经一度，瑞士有很多账户是委托人通过代理人或律师操办的，代理人一般被称为“被提名人”（NOMINEE），银行无从知晓账户上资金的实际拥有者。比如，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很多存款人的名义并非其直系家庭成员。

但是现在，虽然仍然可以以“被提名人”的名义在瑞士银行开立账户，但同时，被提名人（很多是律师）有向银行告知真正受益人（资产拥有者）名字的义务，因此，银行对存款的真实拥有人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的。

2004年2月，瑞士联邦外交部的经济金融局局长在日本东京进行了《瑞士银行保密义务的真实意图》的说明会，瑞士驻日本大使现场发言：“瑞士将对跨国犯罪的调查予以全力支持，瑞士政府绝对没有直接或间接保护恐怖组织和有组织犯罪的意图……我方将全力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根据2003年7月开始实施的有关资金洗净的法律，瑞士的金融机构除了对恐怖活动、毒品销售等犯罪行为的资金流向以外，更加强了对政治要员（PEPs：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s）、赌博、武器走私等资金和账户的监管。尼日利亚、秘鲁等国政治动荡之后，其领导人在瑞士银行的私人存款，结果都被强制冻结后归还给所在国的人民和政府。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的贪腐所得，虽然至今还没有具体的说法，但只要证据确凿，返还给台湾也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即便瑞士方面的确拿出了诚意，几乎大动干戈地挑战着自己的原则，但在避税条款等方面，瑞士仍然被很多国家的政府恨得“咬牙切齿”。在瑞士，所谓逃税有两种情形：无申报或遗漏申报等的“消极逃税”、伪造文书和材料的“积极逃税”，而在刑事处罚上归为犯罪一类的，只有后者——“积极逃税”。在瑞士，消极逃税的行为在性质上等同于违章停车，甚至不会受到任何行政处罚。瑞士与日本等69个国家签订过协议，答应针对偷税逃税行为进行司法和解密银行资料方面通力合作，但这里的“偷税逃税”，仅仅是指瑞士法律所规定的“积极逃税”。而日本等绝大多数国家，只要有逃税的结果和证据，不管主观如何，就能被认定为故意的“积极逃税”。由此，涉及逃税调查，要想从瑞士当局提供翔实的材料和证据，往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读者朋友可能知道，瑞士是典型的欧洲发达国家，至今不是欧盟成员，这么有钱的成员，欧盟自然是异常欢迎的；但问题是，一旦加入欧盟，那么以“金融立国”的瑞士将面临与欧盟诸国一样的金融监管（包括税收和相关法律），瑞士的金融业的吸引力也将烟飞云散了。因此，面对日本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批评和职责，瑞士几乎是充耳不闻、坚持“中立”。瑞士方面冠冕堂皇的注解是：“贵国国民之所以偷税漏税，根源还是在于贵国的税负太重，并且收缴上来的税款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国民自然感到不满；因此，国民的资金流出是贵国国内问题的体现，与瑞士政府无关。”

当然，强词夺理归强词夺理，瑞士政府还是在欧洲兄弟们的压力下做出点让步和姿态。2005年7月开始，瑞士对在瑞士存款的欧盟定居者实施了“源头征税”的代理体制。刚开始时税率为15%，2008年为20%，2011年达到35%。这些税金征收上来之后，四分之一留归瑞士本国所有、四分之三分返还给存款人的欧盟居住地（国）。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等避税天堂也与其他欧盟国家缔结了同样的条约。源头征税，使得相当一部分客户和资金逃离欧洲大陆，转而投向新加坡、香港、迪拜、加勒比群岛……

瑞士金融界本来就面临欧洲富人市场饱和的状态，面对新兴金融中心的挑战，近年来瑞士银行（尤其是私人银行）加大了对欧洲以外市场的开发，包括中国和印度。日本这样一个民间拥有1000兆日元个人资产的国度，自然不会逃过它的法眼。

梶山进和山口组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是半推半就、有意无意地与瑞士银行结上缘分的。

第五节　操盘手、掮客、贴现债券

五菱会事件中，梶山导演的一系列洗钱事件中，幕后的操盘手（某种程度上的罪魁祸首）也是个日本人，他就是上节提到过的福岛一郎（化名）。大学毕业后，福岛凭借良好的英语功底和金融专业背景，进入瑞士信贷银行的日本分行工作，负责债券业务。之后，又被调到私人银行部门。但不久，该部门正好受到日本金融厅的调查而取消了，福岛短暂地到瑞士总部培训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次被调往香港分行。

梶山进与福岛一郎之间，其实还存在一个关键人物——金融掮客，名叫佐伯信（化名）。佐伯信原本是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的客户。作为梶山进洗钱案的胁从，并获得梶山4亿3000万日元的好处费，凭借这一点，佐伯信最终也遭到了报应。

福岛一郎刚进瑞士银行香港分行上班时，他对私人银行业务几乎一窍不通，而当时，他身边已经有10人以上的日本籍同事在该部门工作了。深感压力的他，一时间为如何寻找客户而苦恼不已。正在这个时候，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的一个日本籍职员辞职，他的一个日本客户被介绍给香港分行，由福岛继续对其进行服务，这个客户，就是佐伯信。佐伯信的老婆原来在老家经营自己的章鱼烧连锁店，与金融业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偶然的机会，佐伯在考察海外市场时，在瑞士信贷银行开了个账户，于是他发现，召集具有把资金转移到国外或在海外开立账户意愿的日本人，由其从众组织撮合，也是一宗很不错的买卖，于是，佐伯开始在周围物色起客户群来。

当时，瑞银集团等为了吸引国外客户，纷纷采取则中介佣金制度，只要成功介绍一名客户在其系统开户，介绍人（中介）就将获得一笔不菲的奖励佣金（这个制度现在被废除了）。有这么一位把介绍客户当做营生来做的“热心顾客”，福岛一郎自然是满心欢喜、言听计从。

佐伯信在日本国内与梶山进的一名得力手下熟识，一个偶然的机会，佐伯被介绍给梶山认识，当时，梶山正好为如何藏匿非法高利贷所得的犯愁，佐伯信的指点迷津，顿时令他茅塞顿开。

梶山进是福岛一郎从事金融事业以来遇到的最大客户，一般来说，如果在日本国内遇到梶山这样背景的日本大腕，正规的金融从业人员都会避之不及，但身在海外，加上业绩压力，福岛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要知道，如果梶山进能开户并在账户上实现资金流转，那可是1亿美元以上的金额，其他几百万美元的小客户要招揽多少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啊！但是，福岛一郎很快发现一个现实问题：“超级客户”梶山进手头绝大多数拿着的都是日本的折扣债权（贴现债券）。

上面我们提到过，日本的贴现金融债券，本质上是为有权有势的高级别客户准备的一种不记名理财产品。从金融专业角度解释，贴现债券是指在票面上不规定利率，发行时按某一折扣率，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发行，到期时仍按面额偿还本金的债券。贴现债券又称“贴水债券”，指以低于面值发行，发行价与票面金额之差额相当于预先支付的利息，债券期满时按面值偿付的债券。世界范围内，通常短期国库券（Treasury Bills）都是贴现债券。20世纪80年代日本等国家开始流行上面所说的贴现金融债券，它是“零息”的，即没有息票，也不支付利息。实际上，投资者在购买这种债券时就已经得到了利息。零息债券的期限普遍较长，最多可到20年。它以低于面值的贴水方式发行，投资者在债券到期日可按债券的面值得到偿付。

某种程度上，贴现债券发行的本意是为了让认购者合理避税，怎么说呢？由正规金融机构发行的某贴现债券，最先面额100万日元，5年到期后利润率设定为10%，作为“折扣”金融产品，认购者实际只要支付90万日元即可。但是，这其中还涉及利润的所得税。没问题，债券发行方早已安排好了：购买人一开始认购时，就会被扣除18%的到期利润源头税（18%的税率，比日本的所得税要低很多）。上述贴现债券到期的利润率设定是10万日元，那么客户在认购时，先被自动发行方扣除18%的18000日元，实际销售给客户的就是91.8万日元。也就是说，利润未得、税款先缴——这种“预付税制度”，是日本贴现债券的首创。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仅仅是为了给客户省却期满后申报所得税的繁琐手续吗？

日本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的特征明显，专业分工明确的政府机构，只要扫好自家门前的雪就行。税务署（税务局）平素最头疼的是隐瞒不报（偷税漏税），对于预付型的缴税行为，自然是乐此不疲。既然人家能把税先交了，其他的问题也就不用去多管闲事地操心了。于是，税务署对该类匿名债券的实际认购者、持有者等情况，也就根本没有进一步了解和调查的兴趣了。

贴现债券，往往是日本世袭政治家保管政治资金的普遍储蓄方法。当然，由于发行债券的银行仍然持有认购者的基本情况，因此，该类债券虽然“不记名”，但仍然无法完全做到匿名。20世纪90年代中叶，世界性的反洗钱风潮涌动，日本政经界“贴现债券”这种露骨的洗钱工具，遭到很多有识之士的诟病，金融机构对贴现债券的发行量一再压缩。

梶山显然感到了贴现债券的寿命不长、安全系数存疑，于是，他急于将手中持有的98.5亿日元的贴现债券尽量不留痕迹地转移到海外的账户上、以便彻底把这笔不义之财洗得干干净净。

第六节　46亿日元——从东京到香港的黑金之旅

2003年2月4日，梶山在福岛所在的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开户；21日，又在苏黎世的银行总部在此开户。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私人银行不是有足够的资金就能随便开户的。在开户之前，客户必须经过银行的债务管理的调查（个人征信），主要是为了验证即将存入的钱并非来路不明，这种调查，一般是需要储户自己付钱的。当然，在福岛的全程运作下，梶山顺利通过了调查。

梶山在东京著名的皇室酒店——帝国饭店的附近开立有控股公司，营业范围有食品销售、建筑、房产担保和抵押、房产租赁等，办公室里贴着很多即将开发或开发中的房产项目的照片和证书。从办公室的地段到这一系列“软装潢”，梶山给福岛的印象不仅仅是一名认真的商人，更是一名成功而伟大的企业家。福岛一开始没料到的是：山口组和五菱会的“产业”规模庞大，随便拿出个手下小喽啰们敲诈勒索对象的项目照片，就能唬住银行的征信调查人员。

其实，瑞士信贷银行一开始就对梶山的资金来历存有怀疑，也多少知道点其复杂的背景。而包括银行在内的欧美企业，是所谓“合规制度”的发明者和践行者，企业内部业务部和法务部的矛盾一直很深：业务部要积极开拓客户，而法务部却必须严格审核……但是，在业绩压力之下，最终只要被调查对象的资金来历没有明确的来历不明的证据，银行各个部门和主要领导，往往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彼此心照不宣。这一点很重要：不是要求“被调查对象拿出资金来历正规干净的明确证据”，而是只要显示“被调查对象的资金来历没有明确的来历不明的证据”即可。

梶山一旦在瑞士信贷开户，就能自由随意地动用其全世界的分行资源。梶山在苏黎世和香港开立额度所有账户，都委托福岛一郎管理，福岛一郎成了为梶山进名副其实的海外资产的“账房先生”和理财顾问。在私人银行业界，业务员基于保密协议，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客户背景，在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很多日本籍职员都很羡慕福岛抓了条大鱼，但大家对这条大鱼的情况一无所知。

日本是在1998年根据修改后的外汇法而实现向境外汇款自由化的，只是，超过200万日元的境外汇款，汇出银行都要向所在地税务署提供一份备案。因此，梶山进如果直接把巨额资金汇往境外，很快便会引起税务机关的注意。怎样让梶山进不留痕迹地把大笔钱财汇往境外的账户上，福岛可颇费一番周折。最终，在其同事的提示下，选择了日本债券的代理行以及渣打银行东京分行等，完成了这一巧妙的杰作。

日本证券代理行，是渣打银行东京分行的有价证券的业务受托方；而瑞士信贷银行因为自日本没有取得金融营业许可，涉及日本的所有结算业务全部都委托给渣打银行东京分行以上就是三家金融机构的委托关系。但在实际汇款运作中，关系变味：

操作开始了！

第一步：在梶山委托的基础上，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向渣打银行东京分行发出指示：要求将存入日本证券代理行的这批债券兑换成现金后，汇往香港的指定账户。

第二部：接受到以上指示的渣打银行东京分行，于是向日本证券代理行发出将相关贴现债券存入的通知。

第三部：将贴现债券存入日本证券代理行这个过程，需要存入者的真实姓名、护照或身份证等证件，实际存入过程中，梶山一直没有出面，而是由掮客佐伯信（当然这么干不是义务劳动），以及梶山手下的老婆等几个心腹完成。整个过程中，佐伯信是主要的暴露身份的“外人”，因此，他的代价是：整个汇款金额的5%！

第四步：存入日本证券代理行的贴现债券大多没有到期，要兑换成现金的话不得不“中途解约”（中途赎回）。贴现债券本来就是不记名的，而佐伯信只不过以代理人和经办人的身份透露自己的身份，因此，该债券到底属于谁，仍然是个秘密。

第五步：兑换成现金后，日本证券代理行向把基本账户设在东京三菱银行（现在叫UFJ银行）里的渣打银行东京分行汇款，日本证券代理行，以及渣打银行东京分行（包括东京三菱银行），都属于日本国内金融机构，他们之间的汇款，不管次数多么频繁、不管金额多么巨大，都是不受到监管、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的。而更妙的是，虽然瑞士信贷银行在日本没有金融许可，只保留了若干联络功能的营业部门，但其本身的决算业务（作为一家法人单位）统统委托了给东京三菱银行，于是，当渣打银行将折扣券兑换出来的现金汇往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时，走的都是东京三菱的管道，而银行之间的资金往来，本来就无需向税务署申报或备案。

就这样，2月17日、20日、25日3天，总额46亿日元的巨额黑金，就这样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悄悄地从东京流到了香港。

100亿日元的贴现债券，怎么说也属于日本国内的资金，最终就这么一路顺风地流向香港的私人账户，个中没有一个环节主动向日本金融监管部门以及税务部门报告或备案，不得不说是极大的漏洞。

这个洗钱案的关键招数在于，作为中间人和掮客的佐伯信将贴现债券存入日本证券代理行的过程。

美国金融机构在购买日本国债时，并不是用飞机把日本债券运来美国，而只要通过在日本的信托银行内的账户就能操作。国债本身是否在日本并不重要，非日本国民或机构只要将国债存入信托银行，就等于宣告这笔资产从日本国内转移到了海外，这个概念是完全合法的，没有异议。

但是，如果顾客手里拿的是贴现债券，性质就变得复杂起来。一直以来，因为政治原因，日本对信托银行的有价证券的业务采取粗放态度，债券持有者的身份、背景、国籍等几乎是一笔糊涂账，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通过贴现债券直接汇往境外账户的情况很频繁，等同直接的洗钱。正因为这种过分露骨的洗钱行为引起了当局重视，90年代后半叶开始，金融厅要求贴现债券在存入和赎回时，必须得到本人的确认。但这种“掩耳盗铃”的要求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本来就是不记名的债权，拿到信托银行或证券代理行的只不过是当时的经办人或代理人而已，债券的真正持有者，仍然躲在迷雾里。

在梶山洗钱案件中，梶山一共分8次将85亿日元的贴现债券存入日本证券代理行并实施赎回。此外，还有15亿日元的贴现债券被直接带到香港，然后由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出面快递到渣打银行东京分行，最后，渣打银行用市内快递把这些债券送到日本证券代理行并作出赎回指示。这个复杂流程的目的，无非是给在日本的经办人和金融机构造成一种“旅居境外的日本侨民的个人赎回委托”的印象。

和梶山的做法不同，很多日本人在赎回自己手里的贴现债券时，仍然抱着省事和信任的态度——直接委托平时经常使用的（本土本地的）开户银行代为一系列的操作，这样，最终向境外汇款时，其所有的记录都保留了下来。但梶山这一次直接找到券商（证券代理行或信托银行），而券商在把现金汇给其他金融机构时不需要个人名义的确认，根据指示就行。正是通过这样的小技巧，梶山进和他的投资顾问，轻松跨越了金融监管的国境线。

第七节　大结局

梶山洗钱事件初露端倪之时，日本金融调查部门曾比较客气地要求福岛一郎回日本协助调查，但福岛明确回绝了。但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当时，为了怕引火烧身，瑞士信贷银行香港方面派人把福岛软禁在其香港的寓所内，好吃好喝地“供”起来，就是不让他与外界任何人接触联系。不得已，日本方面出具逮捕令，并通过外务省（外交部）向福岛一郎发出再不就范就吊销（作废）护照的警告，之后，日本驻香港领事亲自赶到福岛爱的寓所准备回收其护照。被逼无奈的福岛一郎只得在正式向瑞士信贷银行提出辞职后，跟着日本派来的调查人员一起回国。

2004年6月，40岁的福岛一郎因牵涉梶山的海外洗钱案被捕。

对福岛一郎是否能以违反有组织犯罪法而判刑，在日本引起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是：福岛是否自始至终明了梶山的资金全部来自其犯罪收益。从日本法律上说，如果单单是帮助别人（客户）避税逃税，并不构成犯罪要件。福岛始终咬住“我根本不知道梶山他们的钱是犯罪所得”这一点。而在法庭上，检察官反唇相讥地用佐伯信的证言中所说的“福岛应该明确知道这些资金利含有犯罪收益”的话质问被告福岛，但最终，法庭以该证言缺乏实际证据为由判决福岛一郎无罪。

在梶山洗钱案件中，梶山付给掮客的报酬被佐伯信独吞，贪心害了他。就凭这一点，法官完全有理由怀疑之前佐伯信对福岛一郎的不利证言的可靠性。

2006年3月被东京地方法院宣判福岛一郎无罪释放，但检察院当庭予以抗诉。同年秋天，日本最高法院开始再次审理该案，最终仍然裁决福岛一郎无罪释放。福岛因此在金融界名声大响，很快便找到了工作。

而当初想把引诱日本同胞跨国洗钱的佐伯信，最终被判决服刑2年6个月，不法收益全部没收。

五菱会事件的主犯梶山进，因组织大规模的地下金融活动，触犯出资发（金融法）和有组织犯罪法，最终被判服刑6年零6个月。

具体实施从日本往境外汇款的渣打银行（东京分行），被金融厅暂停一年承接新业务，这就好比运动员禁赛，在日本属于非常严厉的制裁。内外有别，金融厅对日本证券代理行书面警告，责令彻底坚决地遵守相关法规。坦白地说，日本证券代理行对当事洗钱的经办人之一佐伯信的身份事先确认过了，可金融厅提醒其今后除了姓名外，还要对经办人（申请人）的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络方法等予以详细登记……

其实，被金融厅惩戒的渣打银行和日本证券代理行满腹怨言，这也难怪，如果这次贴现债券握在非日本籍的外国公民手里的话，金额再大的洗钱，也不算违法行为了。很多措施和规定在货币国际化、兑换自由化的时代百密一疏，根本无法做到100%的万无一失。本来这些钱就是梶山的非法收益，把赃物挪来搬去的，金融机构只能自知理亏，但是，刨根问底问责的话，还是金融厅的不对——有本事把贴现债券这种模棱两可、洗钱避税的温床也一锅端掉呀？！

而瑞士信贷银行似乎受到的影响最小。作为典型的私人银行，瑞士信贷银行本来就是为少数富裕人群提供服务的，相比各国行政司法机构的要求，他们对客户的评价更加在乎；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瑞士私人银行对各国行政司法当局的协助调查要求往往表现出傲慢的不合作态度，才使其在富人中的名声更加响亮。

五菱会梶山洗钱事件之后，瑞士信贷银行里日籍人士的存款几乎没有任何变动，只是从这以后，只要报出瑞士信贷银行的名称，很多日本人就会将其与金融犯罪联系在一起。

第八节　美国人的“趁火打劫”

梶山洗钱案中，没有专业的金融人士指点迷津是无法实现的，戳穿之后似乎显得没什么神秘的，但在当时，几乎很少有人会利用金融界的常规去寻找可钻的缝隙。如果说，通过贴现债券的洗钱技术含量较高的话，那么，通过赌场洗钱，就属于世界黑帮、恐怖分子、腐败分子等普遍使用的手法之一了。

为了方便客户，世界上比较国际化的赌场几乎都拥有专用的保险箱，比如拉斯维加斯最大的米高梅幻影中心赌场，其保险箱就位于新生银行内。如果客户在这个保险箱料理存入美元，那么存入部分的金额就能自动作为本金，让客户不带一分现金地轻松进入赌场。

梶山通过黑白两道的兑换商，把黑金的日元兑换成总额约400万美元的现金，然后存入多个赌场的保险箱。不过，这种手法早已为美国警方熟悉，在梶山事发后，内华达州赌博管制委员会立刻就冻结了梶山存在保险箱里的美元，并全部没收充公。

美国政府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是比较大的，虽然日本在政治和经济等很多方面照搬美国模式，但美国司法当局的现实和果断的风格却一直没有领会彻底。日本的山口组吃美国人的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995年6月，日本山口组五代目的二号人物竹内臣来到世界最大的赌城——美国拉斯维加斯。竹内臣是来执行山口组一项重大战略计划：买下拉斯维加斯赌城。当时，刚刚被日本国内房地产泡沫熏得余温未降的黑社会，也跃跃欲试地想把章鱼触角伸到一直唯首是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竹内臣的到来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FBI发现竹内臣到来的第11天便动用了10亿美元买下了拉斯维加斯两家附设赌场的五星级酒店、一家温泉浴场。竹内臣买下上述产业后，似乎还在大范围调动资金，并筹划着更大的行动。于是，联邦调查局派出年轻性感的女特工克林娜对竹内臣展开调查，摸清他此行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妨碍。克林娜轻而易举地用诱人的肉体把竹内臣骗到了床上，经过连续的酣战，她把竹内累得气喘吁吁、精疲力竭而昏睡过去后，悄悄打开了竹内臣的密码箱，将山口组的有关文件密拍下来，她的同事们立刻对此进行分析，终于搞清了他此行目的：竟然是买下整个拉斯维加斯的所谓“化零为整”计划，也就是说，用单个收购、逐步蚕食的手段，将整个拉斯维加斯赌城买下来。文件中还显示，山口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70多家银行都有可以自由调配往来资金的户头。

美国人可以允许SONY买下洛克菲勒中心，却不允许山口组这样的黑帮组织买下人欲横流的拉斯维加斯，于是，FBI开始下一步“黑吃黑”的行动了。FBI收拾竹内臣非常有策略，他们将竹内臣来美的目的透露给了当时掌控拉斯维加斯的意大利艺裔黑手党，黑手党派打手半夜闯进竹内臣住宿的酒店，搜出并没收了竹内臣收购酒店和温泉浴场的法律文书，将其暴打一顿后赶出美国。黑手党于是轻而易举地将两家饭店和温泉浴场收归自己名下。完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没放过山口组，顺手牵羊地将其存在美国银行里30多亿美元冻结没收。竹内臣混溜溜地离开美国，在他到达欧洲时，又被法国警方以从事非法交易为由拘捕。山口组收购拉斯维加斯彻底失败，共损失80多亿美元。山口组龙头老大渡边芳则“大度而平静”地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我们还要收购欧洲和美洲那些感兴趣的地方，这个行动不会受到拉斯维加斯之行失利的影响！”。从渡边芳则的口气中，可以看出山口组财大气粗到了何等地步，同时，更能看出山口组在洗钱国际化方面其实摸索得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