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人

京吉是卡那提克最壮美的贸易基地之一。它盘踞在一个平地拔起的山坡上，占据了科罗曼德海岸的内陆地区。但是在18世纪之前，驻防在这里的并非英国人，也不是当地的统治者。京吉控制在法国人的手里。

英国人与荷兰人的战争是由贸易引起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商业问题，他们争夺的是市场份额。而英国人与法国人的战争——他们几乎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遭遇，就好像是英法百年战争的世界版——则决定了谁将统治这个世界。战争的结果根本无法预测。

据说，不论哪个早上，法国教育部长都确切地知道其控制下的每所学校的教学内容。每个法国学生学的都是同样的课程：同样的数学课、同样的文学课、同样的历史课、同样的哲学课。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霸王式教学法。它不仅在印度小城法国人办的中学实行，也在巴黎的国立中学实行。如果18世纪50年代的历史改写，印度最终成为法国殖民地，那么印度所有的学校都将实行同样的教育——法语，而非英语，它将成为世界的通用语言。

如果那样的话，历史会变得更为有趣。要知道，英荷联盟已经大大地增强了英国的实力。1707年，随着议会的合并，苏格兰和英格兰合二为一，造就了一个更加坚不可摧的实体：大不列颠合众国。这个名词最早是詹姆士一世提出，用来说服苏格兰成为英格兰的附属国——当然也说服英国人服从苏格兰国王的统治。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13年）结束前夕，这个新国家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海上强国了。在占领了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岛后，英国人控制了出入地中海的门户。但是，在欧洲大陆，法国仍然维持着它的优势。1700年，法国的经济规模是英国的两倍，人口是后者的3倍。另外，和英国一样，法国也把触角伸向了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海域。法国人在美洲建立了路易斯安娜和魁北克，这被称做“新法国”。法国的产糖岛，比如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是加勒比海最富裕的地区。1664年，法国人还成立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总部设在本地治里，离英国人在马德拉斯的殖民地不远。在法国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中，法国人的威胁是不可小觑的，在大半个世纪里都是如此。用1756年《评论》杂志中的话来说：

对于法国的勃勃野心、法国政府力求独霸全球的渴望，以及它对邻国不断的侵蚀，想必每个英国人都不陌生……我们的贸易、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国家，甚至欧洲其他地区，都面临随时落入虎口的危险，我们这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无处不在、贪得无厌的家伙，只要一有机会，便会吞噬整个世界。

从商业角度来看，法属东印度公司对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威胁确实相对较小。起初，它在得到政府补贴的情况下还产生了巨额亏损，因此不得不在1719年进行重组。与英属东印度公司不同，法国的这家公司在政府的牢牢掌控之下，并由新贵族管理，而新贵族醉心于政治权力的争斗，对贸易不甚关心。因此，法属东印度公司对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威胁，与荷属东印度公司不同。荷兰人争夺的是市场份额，法国人争夺的是地盘。

1746年，印度本地治里的法国总督约瑟夫·弗朗索瓦·杜布雷决定给在印度的英国势力一拳重击。他的印度地方官（印度语中称dubash）阿南达·兰加·菲兰在日记中就生动地描写了杜布雷兵变前夜法国堡垒中弥漫的情绪。“公共舆论认为，从此胜利的天平将向法国倾斜……人们……都说运气将离开马德拉斯，而降临到本地治里。”杜布雷也向菲兰保证说：“那家英国公司注定要灭亡。它的财政入不敷出已经很长时间了，它的唯一优势就是依靠着他们的国王，可这个家伙的倒台也是迟早的事了。英国首都肯定要沦陷，这必定导致英国政权的崩溃。记住我的话好了。很快就会有我们的捷报传回，到时你会发现，我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菲兰记录道，1747年2月26日：

法国人向马德拉斯发起了进攻……就像一头狮子冲进了象群中……包围了堡垒，在一天时间内，让当地总督……和那里的所有人民震惊不已、惊恐万分……他们攻占了堡垒，将他们的旗帜插上了城墙，包围了整个城市。在马德拉斯，他们就像太阳一样，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世界。

沮丧万分的英属东印度公司非常害怕自己会被法国对手“彻底摧毁”。伦敦董事收到的一份报告称，法国人的目的“无它，就是想将我们驱逐出沿海地区（马德拉斯地区），并从一定程度上驱逐出印度。”

可实际上，杜布雷并未把握好行动时间。1748年《亚琛和约》的签订结束了欧洲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迫使杜布雷放弃了马德拉斯。但随后，1757年，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仇恨重新燃起——这次则是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

七年战争是18世纪最接近于世界战争的一次战争。和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一样，这从本质上说还是一场欧洲战争。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萨克斯、汉诺威、俄国和瑞典都是参战国，而战争的炮火却从新西兰的科罗曼德尔蔓延到加拿大，从圭亚那蔓延到瓜德鲁普，从马德拉斯蔓延到马尼拉。印度人、美洲原住民、非洲奴隶和美国殖民者都被卷入这场战争。而帝国的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的问题很简单：这个世界是英国的还是法国的？

在汉诺威王室的这场世界末日之战中，主导英国政策导向的不是别人，正是威廉·皮特。一点也不奇怪，其家族的兴衰就维系在盎格鲁–印度的贸易上，他也绝不想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拱手让给它的欧洲宿敌。他本能地从全球视角来考虑这场战争，确实不愧为托马斯·皮特的孙子。他的战略就是依靠英国所拥有的一个优势：他们的舰队，及其背后的造船厂。英国的普鲁士同盟军在欧洲牵制着法国和它的同盟，而英国皇家海军则希望在公海上开辟它们的帝国，接下来对各殖民地的占领就留给分散在各地的英国陆军去做。因此，关键就在于确立明显的海上优势。正如皮特在1755年12月向英国议会汇报时所说，要在正式宣战前确立这一优势，虽然在各殖民地间的战争早就开始了：

我们应该在宣战前全面精良地武装我们的海军……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当前，难道不是我们采取任何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方法，鼓励能干、专业的海军为国王效劳的时候吗？事实上，公开战争已经开始：法国人攻击了国王陛下在美洲的军队，而国王陛下的船只也在那里对法国国王的船队展开了反击。这还不是公开的战争吗？……如果我们不把印度盟国的所有土地，以及我们在美洲的所有土地从每个法国堡垒、每个法国驻军的手上解救出来，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的种植园。

皮特从英国议会获得了招募55000名海军的批准。同时，他将舰队船只增加到了105艘，势头远远超过了法国50艘船只的舰队。在此过程中，皇家造船厂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企业，员工多达数千人，主要从事船只的建造与维修。

皮特的政策部分依赖于英国崭露头角的经济优势：无论是造船、冶金，还是枪械制造，它都明显地走在了前列。英国人不仅是在用技术，也是在用科学来争夺海上霸权。当18世纪40年代乔治·安松驾驶着6艘船环球航行时，人们还未找到坏血病的治疗方法，约翰·哈德逊还在研究他的第三版海上经度测试仪。海员们一批批地死去，而船只也会频繁失踪。但当1768年詹姆士·库克船长的“奋进号”航船向南太平洋航行时，约翰·哈德逊已经赢得了导航委员会的奖章，而库克的船员们也已经懂得如何预防坏血病。“奋进号”上还乘载了一群自然主义者，最有名的是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库克此行背负着两个使命：一是提出澳大拉西亚归属英国海军部，从而“捍卫英国的权力、领土和主权”。二是为英国皇家学会记录金星凌日的奇观。就此看来，这艘船不啻为科学和战略结合的缩影。

只是海军军规还一如既往地严厉。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海军上将约翰·宾由于没能摧毁米诺卡城外的一支法国军队，在战争开始不久就被枪毙了，判决依据是他违犯了《战争法》第12款：

军队中任何因胆怯、玩忽职守或者不满……而没有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攻占或者击毁敌军的船只，没有尽到自己责任的人；任何犯下这些罪行，并被军事法庭判决有罪的人，将被处以死刑。

而一些能力超凡的人，比如宾的堂兄弟乔治·波科克，就把法国人的舰队从印度沿海击退了。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詹姆士·库克率领着他的军队为了帮助沃尔夫将军，沿着圣路易斯河北上进攻魁北克。比如乔治·安松——他如今已经是英国海军部部长了——策划了对法国的封锁。这可能是所有战争中最能彰显英国海军优势的一次战争了。

1759年11月，法国舰队最后发起了垂死一搏，入侵英格兰。等待他们的是爱德华·霍克爵士。英国海军在狂风暴雨中将法国舰队驱逐到了布列塔尼岛南岸的奎贝隆海湾深处，并将舰队打得落花流水——2/3的船都被沉没、烧毁或者攻占。法国人的侵略计划也因此中断。英国的海上霸权现在完整了，夺取法属殖民地也是志在必得的事了，因为在切断了法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后，英国海军为英国的地面部队赢得了关键的优势。英国部队占领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后，结束了法国人在加拿大的统治。富饶的加勒比海产糖岛——瓜德鲁普岛、玛丽·加朗特岛和多米尼加岛——也落入了英国人手里。1762年，法国的西班牙盟军被驱逐出了古巴和菲律宾。同年，法国驻军撤出了在京吉的贸易基地。而他们在印度的所有根据地——包括本地治里——都被英国占领了。

这是一个凭借海上霸权取得的胜利，而英国之所以能取得海上霸权，是因为英国较之法国有一个关键优势：借贷的能力。英国拥有的1/3的战争经费都是通过融资获得的。英国金融机构在威廉三世时期就复制了荷兰的模式，现在已经将这些模式完全融入自己的体制中。皮特的政府通过向投资公众销售低利率债券的方式分摊了战争的成本。而法国却只能被迫乞讨或偷窃。正如伯克利主教所说，信贷是“英国超越法国的主要优势”。支撑英国海军每一场胜利的是国家债务，国债规模的增长——在七年战争中从7400万英镑增加到1.33亿英镑——也正反映了这个国家金融实力的增长。

17世纪80年代，英格兰和“美洲的大英帝国”之间还有些许区别。而到了1743年，人们可能已经将“大英帝国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了，包括大不列颠、爱尔兰、美洲的种植园和渔场，以及它在东印度和非洲的领地”。也就是到了那时，乔治·麦卡特尼爵士才会感叹“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太阳永不落，帝国辽阔的疆域无边无际”。皮特唯一遗憾的是（在他离职后，英法两国才停止交战），法国还是被允许保留它在海外的所有领地，尤其是英国还将那几个加勒比海小岛还给了法国。他在1762年12月向英国议会抱怨说：

新政府对最根本的原则视而不见，要知道，在商业和海军力量上，法国是我们最主要的，或许应该说是唯一的威胁……如果把西印度群岛宝贵的岛屿还给它……我们相当于给了法国东山再起的基础……这些地方的贸易利润最为丰厚……如果法国损失这些岛屿，那么我们得到的收益将是他们的4倍。

皮特猜想得很对，“战争的种子”已经在和平的名义下萌芽了。在1815年之前，除了短暂的喘息之外，英法的世界霸权之争无休无止。但是七年战争不可逆转地决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被英国而非法国收入囊中。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里，英国贸易有了巨大的市场，英国的军队有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印度不仅仅是“皇冠上的明珠”，你更可以把它比做一个巨大的钻石矿，或许它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钻石矿。

那么，印度的人民呢？答案就是他们允许自己被分裂，甚至最后被统治。甚至在七年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人和法国人就已经干涉印度的内政了，他们试图决定印度德干的州长和卡那提克的邦主继承人。罗伯特·克莱夫被称为东印度公司最足智多谋的人，他起初来印度的任务是为了围攻印度南部的特里奇诺波利，因为英国为德干选择的州长候选人穆罕默德·阿里被囚禁在那里；但后来他攻占了卡那提克的省会阿尔果德，以此要挟穆罕默德·阿里的竞选对手昌达·萨希卜放弃竞选。

当七年战争爆发后，孟加拉的行政长官西拉杰·吴德·道拉对英国在加尔各答的殖民地发起了进攻，在后来被称为威廉堡的“黑洞”中关押了60~150名 英国囚犯。西拉杰背后有法国人的支持。而他的对手——亚盖塔·塞特银行业家族——则资助了英国人的反击。克莱夫又设法说服了西拉杰阵营中支持敌对的行政长官米尔·加法尔，让加法尔的士兵在1757年6月22日的普拉西之役中背叛西拉杰一方。在战役胜利，并当上孟加拉总督之后，克莱夫却又罢黜了米尔·加法尔，而让他的女婿米尔·卡西姆继位，担任傀儡政府的统治者；在发现后者可塑性不强后，又驱逐了他，重新让米尔·加法尔复位。又一次，欧洲人利用了印度内部的宿怨为自己牟利。在普拉西之役中，克莱夫统领的2900人的军队逾2/3都是印度人，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典型的现象。用印度历史学家吴拉姆·侯赛因·汗于1789年发表在《当代评论》的文章所说：

这种或者此类（印度统治者之间）分裂的后果就是，印度的大多数要塞，不，应该说，几乎整个印度，已经落入了英国人之手……两个土邦邦主争夺一个国家，其中一个投靠英国人，告诉他们掌控印度的方式和手段。他提供情报，英国人提供援助，狼狈勾结，他得以拉拢他在这个国家统治阶级中的要员，让后者成为他的朋友，而这些人也早就忙不迭地跑来巴结他；与此同时，英国人却已经按其自己的意思与他签订了一些条约和条例。英国人一开始还算遵守这些条例，等到他们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习俗，熟悉了这个国家的各个党派后，他们便开始训练军队，获得一个党派的支持，并很快消灭另一个党派，逐渐融入这个国家，并最终征服了它……英国人看似顺服，好像甘愿受人领导，而实际上却是他们在驱动着这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他认为，“这些商人能够发现掌控这个国家的手段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利用了一些傲慢无知，同时也十分愚蠢的印度统治者”。

到了1764年，克莱夫在伯格萨尔翦除了他在印度剩余的敌对势力后，对东印度公司的未来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推断。他认为，公司仅在印度做生意是不够的。正如他在写给伦敦董事的信中所说：

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信地说，只有区区200个欧洲人组成的军队就能彻底征服这个富饶而繁荣的国家……印度人的懒惰、奢侈、无知、懦弱超出你的想象……他们总是通过背信弃义，而非武力来解决所有事情……那么，除了这支军队，还有什么能让背信弃义、忘恩负义者一无所得，让我们当前的利益得以确保，甚至增加呢？

根据《阿拉哈巴德条约》，莫卧儿皇帝将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邦的行政管理权（印度语中称diwani）授予了东印度公司。虽然不包括印钞权，但也是仅次于印钞权的权利：征税权。东印度公司被授予向2000万人征税的权利。假设这些人的劳动产出至少有1/3被指定为赋税，那么就相当于公司每年能有200万~300万英镑的收入。由此，它涉足了看似印度最大的生意：政府生意。1769年，该公司驻孟加拉大使在致股东的信中就写道：“从此，你们的贸易看上去更像是将钱源源不断地输入英国的渠道。”

靠当海盗起家，又靠当商人发达的英国人现在成为海外几百万人民的统治者——而且还不只是在印度。海上力量和金融实力的结合使它成为欧洲帝国之争的赢家。原本的贸易诉求也变成对政治权力的追逐。

英国人现在要问他们自己的问题是：如何对印度进行统治呢？对克莱夫那样的人来说，他们不假思索地选择劫掠——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虽然他后来坚持认为，他“对自己的节制表示震惊”。他是一个生性暴虐的人，倘若没有对手，他当即想到的就是自我毁灭。克莱夫就是英国作家吉卜林的小说《要做国王的人》中，放纵骄横的帝国建设者们的先驱：

我们将……动身去其他地方，在那里，你会心无旁骛、找回自我……在人们征战过的任何地方，知道如何训练军队的人常常就是国王。我们要去那些地方，问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个国王：“你想消灭你的敌人吗？”接着，我们将向他演示如何训练军队，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事情。然后，等他消灭了敌人、扩大了势力，我们就将推翻这个国王，夺取他的王位，并建立一个王朝。

但是，如果英国在孟加拉的统治不仅仅是延续海盗式的打砸抢掠，那么就需要一个更为巧妙的方法。1773年的东印度公司《管理调整法令》任命沃伦·黑斯廷斯为第一任总督，似乎就是在尝试这种方法。

黑斯廷斯身材矮小，但极为聪明，他的聪明才智就像克莱夫的残暴野蛮一样有名。黑斯廷斯曾是威斯特敏斯特的宫廷学者，在17岁时作为一名作家加入了东印度公司。他精通波斯语和北印度语；越是学习印度文化，他就越尊重这种文化。他在1769年写道，学习波斯语“会开拓我们的思路，用我们的宗教谆谆教导的仁爱慈善启发我们，从而为整个人类谋福利”。在为他翻译的印度圣典《博伽梵歌》所写的前言中，他写道：

每次我们有机会认真审视印度人的真实性格，我们便会更有度量地认同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承认我们应以评价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评价他们。但是，我们只有在阅读他们的文字时才会产生这种感觉；而且，即便是在英国结束对印度的统治之后，在那些曾经产生过财富和权力的源泉被人们遗忘的时候，他们的文字，也能永世流传。

黑斯廷斯还赞助了伊斯兰文献的翻译，并创立了加尔各答伊斯兰法律学校。他告诉曼斯菲尔德伯爵：“穆斯林法律是一部完备而审慎的法律，较之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毫不逊色。”同时，他还积极地鼓励大家研究印度的地理和植物。

在黑斯廷斯的鼓励下，一个新的混合型社会开始在孟加拉发展起来。不仅英国学者们开始翻译印度的法律和文学，东印度公司的一些职员也开始与印度妇女联姻，吸纳了印度的习俗。这个文化融合的美妙时光让我们现代人十分向往，也似乎为大英帝国并无种族歧视之“原罪”的看法提供了证据，但这是否是问题的关键呢。黑斯廷斯时代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很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东印度公司部分或者完全“本地化”的职员中，大多数人本就属于英国的少数民族——苏格兰人。

18世纪50年代，居住在苏格兰的人口只是英属爱尔兰人口的1/10。而东印度公司中，至少1/2的人是苏格兰人。就拿黑斯廷斯在任的最后10年来说，在被公司董事派驻孟加拉的249名作家中，119人是苏格兰人。在1782年，为公司的孟加拉军队招募的116名预备役军官中，56人为苏格兰人。得到公司董事允许，作为“自由商人”进入公司工作的371人中，有211人是苏格兰人。在公司招募的254名助理外科医生中，有132人是苏格兰人。黑斯廷斯本人就将他最亲密的顾问称为他的“苏格兰监护人”，包括明托的亚历山大·艾略特、彼得黑德的约翰·萨姆纳和巴斯维尔的乔治·博格尔。在黑斯廷斯任总督期间，被他委以重任的35人中，至少有22人是苏格兰人。在伦敦，黑斯廷斯也很依赖苏格兰股东支持他对公司业主会的管理，最有名的是韦斯特豪尔的约翰斯通斯。1787年3月，身为苏格兰副检察长的亨利·邓达斯就曾以开玩笑的口吻对被提名担任马德拉斯总督的阿希巴尔德·坎贝尔爵士说：“很快所有印度人都会落入我们的手……你们坎贝尔家族的人会越来越多地移民到马德拉斯，苏格兰阿盖尔郡的人口只怕要越来越少了。”（黑斯廷斯的第一任妻子也是一位苏格兰人。她叫玛丽·艾略特，来自坎巴斯兰，是布坎南上校的遗孀。布坎南上校是在“黑洞”中去世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比例失衡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苏格兰人更愿意出海碰运气。当然，17世纪90年代，他们的运气并不好。那时，苏格兰公司曾试图在巴拿马东岸的达连建立殖民地，但是那里环境恶劣，冒险成功的机会渺茫，而西班牙人和英格兰人的阻挠也加速了他们的失败。不过，幸亏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地议会的合并同时也促成了两地经济的合并，确切地说，应该是帝国野心的合并。现在，苏格兰富裕的企业家、工程师、医生、步兵就可以在英格兰的资金支持和英格兰的海军护卫下更好地在海外施展他们的技术和热情。

苏格兰人也比英格兰南部居民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被黑斯廷斯派往不丹和西藏考察的乔治·博格尔娶了一位西藏女人为妻，并育有两个女儿。他还非常赞叹西藏独特的一妻多夫的风俗（即一位女性可以同时嫁给多名丈夫）。约翰·马克斯维尔——新马哈尔（近阿伯丁郡）一位牧师的儿子——后来成为《印度公报》的主编，对亲眼所见的印度奢华而精致的生活也非常感兴趣，他曾娶过多名印度妻子，育有至少3个孩子。威廉·弗雷泽是19世纪早期从因弗内斯到印度的五兄弟之一，曾为征服廓尔克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收藏了很多莫卧儿时代的手稿，也“收藏”了不少印度妻子。据一份史料记载，他有六七位印度妻子，数不清的孩子，“根据宗教和他们母亲的社会地位来看，分属印度教和穆斯林教”。而弗雷泽的战友詹姆斯·斯金纳则是这种异国婚姻的结晶，他的父亲是来自蒙特罗斯的苏格兰人，母亲则是拉其普特公主。斯金纳是骑兵队“斯金纳骏马”的创始人，他自己至少有7名妻子，子女人数竟然多达80。“在上帝面前，白人和黑人不会有多少区别。”他有一次这么评论说。虽然他的士兵都戴着红头巾，配银边腰带，穿亮黄色的束腰大衣，而且他本人也是用波斯语写回忆录的，但是，斯金纳却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在德里建造了最华美的教堂——圣詹姆斯教堂，以感谢主让他在一场血腥战争中幸存。

当然，不是所有人身上都能看到这么多元的文化。事实上，吴拉姆·霍塞恩·汗在他写的《现代印度史》中就抱怨过另外一种相反的倾向：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和成为他们主人的外来者之间那扇沟通和交往的大门被关闭了；后者时常表示出对印度社会的憎恶，以及对与印度人交流的蔑视……英国的绅士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或喜欢与这个国家的绅士们为伍……英国人公开地表示对当地人的憎恶，也毫不掩饰对他们的蔑视，说到底，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不可能有爱和团结（顺便说一句，这两样东西是所有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关键，是所有秩序管理及和平相处的根本）。

我们也不应该让18世纪印度–克尔凯文化融合的瑰丽色彩蒙蔽了双眼，以至于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东印度公司的存在不是为了学术研究或者文化融合，而是为了赚钱。黑斯廷斯和他的同伴们都成了非常富有的人，虽然出于刺激英国制造业的考虑而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他们的主要产品—印度纺织品—在其主要市场上的销量。况且，不管他们对印度文化是如何着迷，他们的目的还是将利润送回他们的祖国。印度向英国源源不断的资金外流已经开始了。

这种资金外流最早可能要追溯到托马斯·皮特的时代，甚至更早。1701年，皮特还在担任马德拉斯邦总督的时候，就有了将他在印度的收益送回英格兰的完美方法。“我最重要的事情，”他回忆道：“我最关心的问题，我的所有就是这世上最名贵的钻石。”当时，皮特有一颗世界上最大的钻石，重410克拉；经切割后，它的价值有125000英镑。皮特从未完整地透露过他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个宝贝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钻石采自莫卧儿皇帝在戈尔康达的钻石矿，虽然皮特并不承认）。不管怎样，他后来将钻石卖给了法国摄政王，后者又将钻石镶到了法国国王的皇冠上。但是，皮特却因这颗钻石而出名了：此后，人们都称他为“钻石”皮特。对于一个志向远大而聪明能干的英国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钻石能更有力地象征他在印度所创造的财富呢？皮特曾率领很多人到印度寻找钻石。克莱夫也将他在印度获得的钻石作为他的财富运回英格兰。从印度运回英国的钻石价值总计1800万英镑。自1783年之后的10年内，有价值高达130万英镑的钻石因这种方式从印度流失。正如吴拉姆·霍塞恩·汗所说：“英国人近几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在这里住上几年，然后再回国短暂地逗留，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永远地定居这里……除此以外，这些移民还养成了另一个习惯，而且每个人都视之为自己的神圣责任，那就是在这个国家尽可能地搜刮钱财，大量地运回英国；毫不奇怪，这两个习惯合并在一起，就能够破坏和摧毁这个国家，而且成为这个国家再次繁荣的外部障碍。”

当然，并不是每个东印度公司的作家都像克莱夫一样。以645个来到孟加拉的文职人员为例，他们中1/2以上的人死在了印度。在178个回到英国的人中，相当多的人——大约1/4——并不特别富有。正如塞缪尔·约翰逊对博斯韦尔所说：“一个人在英格兰生活10年可以储蓄1万英镑，也比他在印度生活10年积累2万英镑生活得更好，因为你必须计算你多得的这笔钱的代价；一个在印度生活10年的人，必须放弃10年间在英格兰所获得的社会福利和优势。”

然而，一个新的词汇即将进入英国人的语言，那就是“nabob”（暴发户），这是对印度尊贵的头衔行政长官（nawab）的一种戏称。暴发户就是诸如皮特、克莱夫和黑斯廷斯这样的人，他们将自己在印度积累的财富带回家，并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宅邸，比如皮特在斯沃洛菲尔德、克莱夫在克雷蒙特、黑斯廷斯在戴尔斯福特都有豪宅。他们的钱不仅仅用来购买房地产。托马斯·皮特还用他在印度赚的钱购买了议会中代表老塞勒姆地区的席位。后来，他的曾孙威廉·皮特（在历史上比他出名得多）在美国议会中所代表的也是这个地区，最终这个地区成为臭名昭著的“腐败选区”。如此看来，威廉·皮特在1770年的抱怨看起来简直太虚伪了：

在亚洲发财的富人源源涌入，不仅带来了亚洲的奢华，恐怕也带来了亚洲式的政治模式……从国外携黄金归来的人已经挤入了议会，世袭的地位和财富哪里经得住这种私人腐败风潮的冲击？

12年后，他再次抱怨道：“坐在我们中间的有坦加布尔的王公和阿尔果德的行政长官，还有微不足道的东方专制君王的代表。”

在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中，收藏家卜克雷·沃拉的妻子贝基·夏普想象自己“穿戴着……数不清的披肩、头巾、钻石项链，还……骑着一头大象”，因为“他们说所有印度的暴发户都富得流油”。因肝脏不舒服而返回伦敦的那位暴发户：

在公园里遛马；在时尚的酒店里用餐……他是剧院的常客，看戏可是那时候的时尚，或者去听歌剧，不怕麻烦地穿起紧身衣，带着三角帽……考虑到获得总督支持的苏格兰人的人数……这家伙可是够精明的……丽贝卡小姐对这位苏格兰副官的故事……可是非常高兴。

这个人就是何赛·赛德利，你可能很难想象比他更胆小懦弱的人了。但事实上，这些暴发户的收益越来越多地是以英国在印度庞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所获得的。在沃伦·黑斯廷斯时期，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人数超过10万人，而且好像一直处于没完没了的战争中。1767年，他们在迈索尔打响了第一枪，与这个土邦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次年，他们又从海得拉巴的邦主手中夺过了东部沿海的北萨尔卡斯。7年后，他们又从奥德邦的行政长官那里抢来了贝拿勒斯和加兹布尔。原本只是以保护公司贸易为使命的非正式安全武装，如今却变成了公司存在的理由：参与新的战役、征服新的领地，以此偿付以往战争的负债。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还取决于英国海军抵御法国人骚扰的能力，比如，17世纪70年代法国人再次向英国势力发起了挑战。这些战争需要的钱更多了。

我们很容易看出大英帝国的建立让谁发了财，但问题是，谁又在为之付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