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有关本书翻译，有必要在此做几点说明，谈些翻译过程中的感想。

第一，是书名翻译。网上已对本书有过不少介绍，将其译成《中国收藏者——美国人对亚洲艺术的世纪寻宝》（China Collectors:America’s Century-Long Hunt for Asian Art Treasures）。应该说，那个书名译得准确，既简要概括了本书核心内容，又突出了引人眼球的“寻宝”，有助于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

照搬已流传开来的书名有许多好处，且不劳而获。然而，译者通常希望有自己的译法，只要它忠实原文，不走偏跑题。因此，经与中信出版社商量，最终决定将书名定为《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此举似乎有些膜拜标题党，故弄玄虚。但纵观全书各章节，都向读者讲述了谁、如何猎获（掠夺、征购、征集、收藏、出售）亚洲特别是中国艺术品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突出了“记人、记事、记物”。以“记”作为本书中文书名，也与原著以史料为基础的严肃内容协调一致，相得益彰。

第二，有关本书内容的翻译。原著所附“索引”对中文读者用处不大，因此予以舍弃。除此之外，原著其他所有内容原封不动。起初，曾考虑对“资料来源”部分逐字逐句翻译；考虑到保留资料来源原文，更易于读者、专业研究人员查阅注解出处，遂采取了在各章节中以黑体显示注解句子，不再从头至尾翻译“资料来源”原文的做法。

第三，对本书内容的总体看法。为撰写本书，原著作者查阅了大量中文读者不曾、未能接触过的相关史料。那些保留在西方国家博物馆、大学、档案馆等机构的历史资料，对中文读者更多了解圆明园、昭陵、龙门石窟等处的“国宝”文物流失的历史过程极为重要。对研究者而言，将那些史料与国内留存的相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一件很吸引人、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本书涉及的人和事（过去的和正在发生的），应比本书表述的更错综复杂，只算是中国文物流失历史过程中的点滴案例。原著作者在试图通过列举不同史料显示客观公正的同时，对相关事件和人物表达了自己研究得出的观点和认识。

同时，或许因所收集资料限制，原著作者对当代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出境文物展览管理、流失文物返还等相关文化政策，仍有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误解；对中国新疆文物赴美展览出现问题的分析推测，甚至属于某种（西方对中国惯有的）过度联想。对此，相信中文读者会有自己的客观判断和主见。

第四，翻译本书的感想。目前，有关盗墓、收藏的书籍很有市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阅读文化现象。与其相比，虽然本书穿插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它不是小说，属于更倚重史料的“历史传记”著作。原著作者有感而发研究撰写本书时，有其针对性很强的现实目的：即在穿越时空讲述中国文物流失历史遭遇的同时，对当代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等领域发生的热点事件发表评论，通过提出中国如何应对历史上被掠夺文物等问题，研究探讨中国文化政策乃至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向。

之前，译者曾翻译出版过《商人与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建记》和《让木乃伊跳舞——大都会博物馆变革记》，其中涉及了一些与本书内容交集的人和事，对本书翻译大有裨益。翻译那两本书时，译者始终抱着一种事不关己看热闹、享受咬文嚼字的愉悦心态。译至有趣之处，自娱自乐，感叹美国人能如此创建、变革运营博物馆，赞叹在美国国家发展过程中，博物馆竟发挥着如此重要的社会作用。

本书翻译，却自始至终让人备感郁闷压抑，难以轻松乐呵。其中原因，并非厘清书中人和事不易，或字斟句酌、找准弦外之音让人纠结。心情沉重的原因之一，是译者对书中涉及的一些人或事有所了解，在不同博物馆接触过那些中国流失文物；在翻译本书过程中，对那些文物的流失经历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增添了历史厚重感。因此，直至撰写这篇序言，译者也未产生翻译工作已“大功告成”的喜悦，对书中描述的一些场景仍有切肤之痛。

翻译期间，也出现过短暂的令人感动时刻。“文革”时，洛阳市党委书记命令洛阳农机学院师生昼夜保护龙门石窟，避免其旧伤再添新伤痕。那一段文字，让译者激动不已。当然，无论有人舍生忘死拯救美人，还是挽救当初被认为属于“封资修”的文物，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总会让人感动，产生无限敬意。

如今，那些早年流失的中国文物，在西方相关博物馆成为各国观众的所爱，尽管很少人知道它们颠簸流离的悲惨经历。在圆明园、龙门石窟、昭陵、敦煌……那些文物被掠夺留下的痕迹仍清晰可见。本书提出的文物返还问题，有助于中文读者从法律、道德和历史视角，对掠夺者和自身进行更深入思考、反思。

本书体现了中国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百年屈辱史。今天，同胞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出国门，放眼世界，许多人与本书涉及的流失中国文物有约或偶遇。对待流失中国文物，目前有两种颇为流行的观点：一种是义愤填膺，随时强烈要求西方归还所掠夺的中国文物，认为回来就好，哪怕是巨资回购；另一种观点认为，流失文物在西方受到了良好保护，对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留在国外挺好。后一种观点，或许夹杂了某些情绪，对中国文物至今仍在非法流失的现状不满，恨铁不成钢。

显然，人们对文物返还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很多，其中关键，是难以定性当时文物离开原属国的方式，即它们属于非法掠夺、流失，还是正常交易、合法离境。有的不言而喻，更多的是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模糊不清；各国会继续为自身利益各抒己见，很难达成共识。

不久前，法国因馆藏中国文物被盗事件，无限期关闭了枫丹白露王宫的中国馆，是否再对公众开放不得而知。那种状况发人深思。多年以来，法国人曾以那里收藏中国圆明园被掠夺文物为荣；现在，那种荣耀感正在消退，法国公众也开始反思侵略掠夺他国文物的历史。对前往法国的中国游客来说，在那里看到流失的中国文物，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过去的伤心事，肯定会影响出国旅游的兴致和对法国的好感。当然，类似情况还会在西方其他有关国家出现。

此时出版此类译作，对中文读者可谓恰逢其时。相信中文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会更多了解、思考中国流失文物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公众对此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对推动开展相关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我请女儿合译了本书。我一直相信散养，从不唠叨要求她好好学习。此次合作，让我对她的中英文水平刮目相看。后生可畏，一代更比一代强。有些事情，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女儿的成长，代表了一代新人的进步成熟，让父辈人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多信心和期望。

在此衷心感谢原著作者，感谢他们在一个可能属于费力不讨好的领域刻苦钻研，为读者奉献了一本如此有意思、有意义的专著；感谢中信出版社的李楠女士，她的积极支持，保证了本书中文版的顺利出版。

最后，虽然译者在翻译时尽心尽力，因能力等所限，译文肯定存在不准确、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张建新

2016年5月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