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以日为师

晚清年间，大清国虽屡遭列强侵扰欺凌，士大夫阶层抱定“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的观念几十年，相信西人不过只是船坚炮利而已。然而，向西人辗转买来坚船利炮，请来技师顾问，1894年与日本一战，此“蕞尔小国”竟然“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进而通过《马关条约》强索了两万万两白银赔款，且迫使清廷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如果不是俄、德两国出面干涉，就连辽东半岛也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了。

如此怪事，令满朝大臣无不惊骇莫名，百思不解。一些人质疑：“是必有强国焉随助之耳，不然倭乌能如是！”“是必我之居津要者与表里为奸，不然倭又乌以至此！”在京举子亦莫不悲愤难耐，康有为等曾尝试恳请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书称：只要能“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不要说“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不在话下，且必能“以之西挞俄、英，南收海岛而有余，何至含垢忍耻，割地请款于小夷哉”？

自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至1894年甲午之战日本夺占朝鲜，大败大清国，如此种种奇耻大辱并没有激起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引发反日风潮，反而最终促成了“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的中国启蒙时代的诞生。一时间，一向排拒西学的众多国人，纷纷对西方的思想观念趋之若鹜。西式信息传播手段和以西学为学习研修内容的新学堂、新学会，也因此迅速生长起来。

由于中西文化差距甚大，国人又习惯自我中心，能够阅读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述者极少，故甲午之后要想马上读到西方著作都很难。而这时，即《马关条约》签字当年，前驻日本参赞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一书得以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指出其明治维新之后，一切政制“皆摹仿泰西，事事求肖”，以致突飞猛进，如今已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黄明确认为，今日国人要学西方，由日本新政，即“足以观泰西政体”之究竟了。

甲午战争之后来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让大多数对大清国遭此奇耻大辱却不明就里的朝臣和士人明白了两国差距之所在。不久前还鼓吹扫荡日本小夷的康有为，也转而以日本为榜样，开始全力推动变法维新。他声称：“泰西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光绪皇帝若能决心变法，“采鉴于日本”，定能“后来居上”，比日本走得还快。

在这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化十分明显。甲午战前，他们并非不知，日本以“一小岛夷耳”，所以敢“日夜谋我”，并“侵我大国”，在于“能变旧法”。然而，他们当时对日本还多抱戒备之心，鲜有学习仿效之意。甲午战争之后，他们的态度慢慢改变了，开始相信并主张中国必须要向日本学习。其学习态度之彻底，最突出的表现，大概莫过于1898年力主将参与策划吞并琉球和甲午战争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请来做皇上的政治顾问一事了。在康看来，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并主持起草了首部日本宪法，深悉明治维新的种种思想与措施，如伊藤博文能亲来参与协助清廷变法维新，对清朝政制变革自能起极大作用。

对于大多数开始关心国事的士人和青年来说，读《日本国志》的作用，是激发了他们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的热情。据朱维铮统计，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主要是日本在翻译中国的书，中国翻译日本的书不过12种，其中大多数还是日本人在翻译介绍日文著述。甲午之后情况全面逆转，不过十多年时间，日本译中国书仅16种，其中大多数还是文学书，中国译日本书却达到了958种，内容主要是西方思想及科学知识，涉及哲学、法律、历史、地理、文学、地质、生物、化学、物理等各个方面。不难断言，因不懂西文，纵使是许多当年知识精英，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在内，也都需要借此以取得西学的知识。

梁启超这时鼓吹学日本和从日本取经的言论就颇多。他一再举波兰、印度、土耳其被殖民，美国、俄国、日本锐意改革，后来居上的例子，来说明破旧立新之必要，称赞“西方全盛之国，莫美国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他亦坦白告诉国人说：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至今汉文犹居十之六七。“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因“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

以日为师的改革，并没有能够得到清朝统治者中当权派的认可。光绪皇帝支持的维新变法只进行了不过一百天的时间，慈禧太后等保守力量就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并大肆逮捕维新派领袖。当时在京的梁启超不得不赶快躲到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里去。几天后，经日本公使安排，由日本使馆人员陪同，化装潜往天津，再由那里的日本人接应，登上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军舰，逃去日本避难。康有为政变当天恰巧不在北京，路上遭到通缉，经英国人营救，到了香港。到港后康有为也是通过日本领事馆向日本政府申请避难，得到日本政府同意后，康即率弟子乘日船逃到了日本。

到日本后，康、梁受到了日本政府的礼遇，康、梁亦对日本充满感激之情。梁曾有诗称赞日本是“种族文教咸同我”的“君子国”，并郑重建议日本政府出兵营救光绪皇帝复政，帮助大清国重新启动变法。虽然此一建议没有得到日本政府回响，但康、梁还是在日本开展了不少这方面的活动。辛丑年间，为了推动唐才常等在两湖地区发动的勤王起义，梁启超还一度计划在日本购买军火，秘密运往国内，同时募集五百名日本浪人参加。

由于康有为住了半年多就应北美华侨组织之邀去了美国，梁启超除了短时期离开日本前往欧美外，旅居日本达十二年之久。他除了做过许多推动中日提携的工作，包括公开主张应“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争取他日两国能“成合邦之局”外，也因“广搜日本书而读之”，在知识和观念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与提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到日本之后，“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在这方面，梁启超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借助日文，大量阅读了西方思想家和日本学人的理论著述，然后转化成自己的语言，写成文章，介绍给中国读者。在日本，他先后创办了两份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刊物，一份叫《清议报》，一份叫《新民丛报》。而通过借日文来汲取知识的办法，他很快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启蒙思想，然后通过《清议报》，特别是《新民丛报》展开言论思想的宣传，因而极大地推动了那个时代中国国民思想启蒙的进程。

国人以日为师，当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国内阅读各种像梁启超等转译介绍过来的文章著述；二是直接到日本去留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特别主张派年轻人赴日留学，文称：“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据不完全统计，仅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到辛亥革命前，就达到几万人。以下是一个逐年的数字统计：

1896年，13人

1900年，100多人

1902年，500多人

1903年，1300多人

1904年，2400多人

1905年，6000多人

1906年，7283人

1907年，6797人

1908年，5216人

1909年，5266人

1910年，3979人

1911年，3328人

由上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趋向，即留日学生人数进入20世纪以后迅速增加，1905年以后年均接近万人，1907年以后逐年下降，但直到辛亥年，仍有三四千学生在日留学。实际上，还有相当数量的赴日者并非在校留学生，因而不易统计计算。但据不少人回忆和当年资料记载可知，此类进出日本的青年，数目也不少。胡汉民1904年初到日本时就赫然发现，当时在日本的国人就不少于两万，是取得留学生资格人数的将近八倍。

当然，可以肯定，1905年以后中国赴日和留日的青年人数确实一度猛增，这自然与清廷停止科举考试、开放兴办西式学堂有关。因为科举制事实上被废除，把大批原先只能靠作八股文改变身份地位的大批农村青年逼到了留学的路上来了。因为西文不易读，西方不易去，日本仅一海之隔，费用便宜又文化相通，想要到日本留学者人数较多是必然的。

但另一方面，1904—1905年主要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也再度给了国人以强烈的刺激。自19世纪末以来，大清国士大夫就开始把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混淆。严复、梁启超等早就明确地把白种人和黄种人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相信黄种人应该具有共同的立场，日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积极主张大亚洲主义，即是出于此。甲午战争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天朝子民”的迷梦，大家认识到需要向日本学习，但那到底还只是黄种人内部之间的战争，并不代表日本人就真的能够与西方白种列强平起平坐了。日俄战争则不同，在中国的报刊上，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被国人视为“白人受辱于黄人之第一次历史”。

日俄战争的爆发，让国人兴奋，结果更是出乎多数国人预料。当“俄罗斯以四十余倍之地，三倍之人，历数年之经营，据形胜之要地，竟为区区日本所大困”，最终战败投降后，大多数一向以西方思想和科技知识为圭臬的知识精英，不能不瞠目结舌，并进一步转向以日为师的心理。旅顺开战之初，当地士绅多数即已“皆抱亲日之意”；日军获胜后，颇多地方头面人物还亲往祝贺。不少中国留日学生也纷纷发出欢呼声。

当然，即使处于思想启蒙过程中，各种思想纷至沓来，在日本学界亦有不少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甚至于资本主义持异议者。受此影响，积极主张向日本学习者，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抑或青年学生，如何学习、学习什么，以及学习后当如何，大家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那个年代凡主张以日为师者，都是以富强自己国家为目的的，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受到日本人的影响，把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变相种族主义的，也颇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