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国增长的秘密
第一节 美国：超级大国的“再工业化”之路
美国占据经济霸主地位已超过140年，不但总量第一，而且质量优良，引领着时代的发展趋向。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增长基础，以金融资本为增长动力，控制着世界重要资源的产出和流向，掌握着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制定着高科技的发展标准。
一、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会在美国爆发
2012年，在美国重要的汽车及运输设备产地俄亥俄州一个废弃仓库里，美国第一家聚焦制造业创新和研究的科研机构诞生，专攻3D打印技术。很多人相信，3D打印技术的发展将会在制造业内形成一场革命。随后，奥巴马又宣布将再建造3个同类型的研发基地，且要求国会和白宫一道，努力在全美建造包含15个研发基地的研发网络，以“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在美国爆发”。
3D打印是美国政府“再工业化”战略的其中一环。20世纪后期，美国金融业突飞猛进，制造业大量外迁。次贷危机爆发彻底暴露了这种模式的弊端：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占主导，重要制造业日趋空心化，经济系统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2010年，美国政府正式启动“再工业化”，瞄准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机遇，在新能源、信息、生物、航天、新材料、3D打印等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领域进行前沿技术创新的扶持，进行“互联网+工业”的新科技革命，其重点是大数据与云计算。
再工业化成效初现。
据统计，自2010年2月以来，制造业已为美国人创造了53万个就业岗位，实现连续31个月增长，创过去近25年以来最佳表现，其中多为高新尖端技术就业机会。美国总统自豪地宣布：“卡特彼勒公司正在把工作机会从日本迁回美国，福特正在把就业机会从墨西哥转回美国，苹果也将在美国本土重新开始生产Mac电脑。”
哈佛大学一项关于美国制造业的研究表明，1950年美国制造业占其GDP的比例为27%，为美国总就业做出31%的贡献。到2010年，这两个比例已分别下降至12%和9%。今天，制造业的比例已回升至15%，未来制造业就业机会将会随着大企业回迁而前景更加明朗。
二、持续两个世纪的人才战略
任何革命化的技术突破，都需要数以万计的人才支撑。19世纪初还是殖民地和农业国的美国，通过棉纺织业的大发展，通过北方铁路修建、重工业的起飞，到1880年，工业产值超过英、德两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相当于整个欧洲工业产值的一半。至今，美国仍在持续增长，其霸主地位无人能撼动。一个仅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何以有如此能耐？
美国的持续增长、创新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索洛分析了1909～1949年3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数据，得出如下结论：劳动增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7.9%，资本增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1.1%，其余51%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库尔分析了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近100年的经济发展数据，其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舒尔茨则认为应有40%来自于人力资本的作用。丹尼森通过研究1929～1959年美国科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绩效，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22.9%来自这一阶段美国教育发展的推动。莱迪亚通过对1989～1999年欧洲经济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充分的知识源支撑条件下，科技政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卓有成效的。理查德和山姆通过研究1991～1999年美国部分地区的数据发现，工程师与科技人才数量、地区精英劳动力指数和专利技术产出率、完整的社会结构层次划分呈现正相关……这近乎持续100年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认为科技和人才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原因。
（一）全球人才的高地
据统计，1999年，在美国工业界工作的1/3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是外国出生的，外国出生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比率达50%，工程师的比率超过50%。自1901年诺贝尔奖诞生起至今的800多名获奖者中，来自美国的有300多位，占了近40%。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硅谷约300万人口中，亚裔人数超过60万。其中，近60%成年人的学历超过白人和美籍西班牙人等，拥有大学以上的高学历。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约25%的外国留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约占1/5；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3出生在国外。美国一直以开放的移民体系和包容的多元文化吸引世界优秀人才。
1．利用战争机遇引进创新型人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采取了敞开大门迎接欧洲技术人才移民的政策，其中接收了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航天工业专家冯·卡门、核物理学家费米等科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精心部署并执行“阿尔索斯”计划，派出数千名随军技术人员前往德国物色人才。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和日本又趁机挖走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9万多名科技专家。
2．通过移民政策吸引创新型人才
1952年的移民法是战后美国第一个吸引技术移民的重要法律。1965年，移民法的修订使得移民者的素质普遍提高。1990年的移民法体现了美国对科技人才的高度重视，对技术类移民的优先权做了明确分配。2006年6月6日，联合国发布《世界移民报告》称：2005年，全球移民人数达到1.9亿人，在这近2亿的全球移民中，其中近1/5的移民流入了美国。
除此之外，美国还设立了各种国家奖励项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了许多荣誉奖励，如“总统青年科学家奖”“总统工程创造奖”“国家技术奖”等，获奖者可拿到高达50万美元的奖金，但规定凡获得上述奖项者，必须是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者。如获奖候选人是外籍学者，基金会会主动帮助其办理“绿卡”或“入籍”手续。
3．利用非移民签证引进人才
美国目前涉及科技人才和教育人才流动的签证是工作类签证，即H-1B、L1、O1、TN，以及学生和交换类签证F1、J1。在这些签证持有者中蕴涵着巨大的创新型人才资源，尽管签证持有者只能暂时居住在美国，但却是日后获得在美国永久居住权及美国公民身份的潜在人群。目前至少有约150万以上H-1B持有者在美国工作，他们是美国技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4．吸引大量的留学生来美留学
美国设立多种奖助学金为留学生提供资助，每年美国对外国留学生投资多达25亿美元。留学生在美国高校毕业后，这些人很多成为美国科技界的中坚骨干力量。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清华大学毕业的科学与工程人才80%被吸引到美国，北京大学工科毕业的学生76%被吸引到美国，在美毕业的中国博士生85%留在了美国。
（二）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
美国历来把做强教育作为实现战略意图的保障，重视一流人才培养。1981年以来，美国大学获诺贝尔奖人数占世界大学获此奖总人数的77%。
从素质教育阶段一直持续到高等教育阶段，根据人才的成长规律和成长阶段，美国实行了高效的、有针对性的开发教育策略。
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甚至世界知识创新体系的核心，是知识生产的源头。1993～1996年世界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经济学奖等35名获得者中，有23名来自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约占获奖者总数的66%；1995～1996年16名美国国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14名来自研究型大学，约占获奖者总数的88%。据1993年的统计显示，研究型大学授予了全美国80%的博士学位、40%的硕士学位、30%的学士学位。
1930年，德国科学家冯·卡门来到美国，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带了一批研究生，进而带动了整个美国的航空工业，使其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洛杉矶地区。
1940年，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洞悉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新趋势，认为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将取决于教育和科研的兴旺，于是决定建立科学园，动员电机工程系的研究生制造仪器，开发公司，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硅谷。
（三）最有力的人才保障
联邦政府重视人才开发，对科研、教育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持续加强的。1993年，美国的R&D投入为1658.49亿美元，1999年为2470亿美元，到2000年，研发投入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占44%，是第二位日本的3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将2009财年研发预算增加到1471亿美元，将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的约1200亿美元投向科技领域，并宣布将把美国GDP的3%投入研究和创新。
对教育的投入更是如此。1990年，美国教育开支达到3530亿美元，占GDP的6.8%，首次超过军费开支。此后，美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一直维持在GDP总量7%～10%的水平上，成为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多的国家。
美国政府的税收激励政策，对支持基础性科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1986年美国制定的《国内税收法》规定，一切商业性公司和机构，如果其从事研发活动的经费同以前相比有所增加的话，则该公司或机构即可获得相当于新增值20%的退税。
美国对创新环境的营造力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1915年成立，并发布了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聘任制的原则声明，明确提出保护学术自由的原则。在美国，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对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保护，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
三、创业家的美国梦
从工业化到信息化，从知识经济到共享经济，美国的企业发挥着新经济发展主力军作用，企业家在推动着增长的革命。可以说，美国强大的经济增长，催生与依托于一大批企业，依托于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和强大的企业家精神。德鲁克曾经指出，美国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
美国具有深厚的创业精神土壤，从西进运动开始就奠定了美利坚是一个敢于冒险、敢于创业的国度。有研究显示，美国18～24岁的青年人，创业率居发达国家首位。美国科技研发领域，约有75%的科技创新项目由企业主导完成，77%的科研人员分布在企业，企业的科研经费占据美国科研经费总量的71%。在美国，中小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约占企业总数的99.7%，占所有企业收入的40%，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谷歌、Facebook、微软等企业发展迅速，为美国创造着巨大的财富。这些企业都是支撑美国持续快速发展的“脊梁”。美国《商业周刊》评选出来的2010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微软、苹果和谷歌位列三甲。曾执掌社交牛耳的谷歌，构建了以搜索为主的网络帝国。谷歌由建立互联网搜索引擎起家，最终研发出谷歌电邮、谷歌地球、谷歌翻译、谷歌新闻、谷歌桌面、谷歌社交网站、谷歌手机等一系列产品，市值已经高达近万亿美元。
美国创新企业的发展有集聚的特征和优势，形成了高新技术的园区化发展模式。迅速崛起的以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北卡三角园（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科技园）为代表的高科技园区，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交汇点。
拥有大量人才，大学科研、国家军事订单和风险资本非常活跃，这些正是迅速崛起的美国科技园重要的相似之处。在这些功能区域里，起初以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世界著名大学为依托，创办的微型高技术公司，经过数年发展后，很多已成长为世界500强企业。比如，从硅谷走出的思科、英特尔、惠普、苹果、谷歌等。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在世界著名大学“生根”、在科技园区“发芽”、在资本市场“成长”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活跃美国经济的重要引擎。
在美国硅谷有着“活着就是为了工作”的生活观，美国的企业家信奉：活着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一个时代。创新、竞争、冒险、奉献的企业家精神孕育了股神巴菲特仅2012年一年就捐了30.9亿美元和全球首善比尔·盖茨曾经捐款280亿美元的奇迹。
正是这种自由、竞争、开放的意识，崇尚平等自由的文化，吸引了众多慕名者去这片土地实现自己开创事业的梦想。
第二节 德国：曾经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
说起“德国制造”，我们立刻会想到西门子、奔驰、宝马、汉高、阿迪达斯等诸多品牌，“德国制造”是享誉全球的高品质产品的代名词。然而，我们都忘了，德国制造业曾背负着一段屈辱。
1887年8月，全球工业霸主英国其议会通过了对《商标法》的修改，规定所有从德国出口到英国或其殖民地的产品都须注明“德国制造”，以区分产品优劣。“德国制造”实际上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
然而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至今“德国制造”却成了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德国位处欧洲中部，既无地缘优势，也无资源禀赋，却能在100余年的时间里数度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并在21世纪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呢？
一、双轨制教育，培养“工匠”
众所周知，“德国制造”的优势在于它的质量、它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它优秀的售后服务。德国企业发展的产品一般都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高难度、别国一时无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德国30%以上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都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产品。德国人生产的工业制造品，大到挖地铁的掘进机，小到文秘工作中的订书机，从质量上讲都是世界第一。
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来自德国的“双轨制”教育。
自19世纪德国教育学家洪堡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教育大纲后，德国涌现出一批影响延续至今的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教育使得德国国民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文盲率降低到欧美各国的最低水平，还培养出一大批像西门子那样的集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于一身的优秀人才，获得了发电机、电炉、煤气发动机、电车、合成染料等一系列重大发明，一度使德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
德国的教育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色，即职业教育的整个过程都在学校与企业或工厂的合作中进行，这种半学半工体制使得德国的企业工人在所在领域素质很高，并且不断进步与提升，同时使得学生具备超强的动手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种形式的教育使德国精益求精的精神得以传承与发扬。
通过大规模、系统化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德国创造了质量型的人口红利优势，培养了庞大的高素质熟练技术工人队伍和工程师队伍。双轨制职业教育即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培养，培训中将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相结合，培训结束后通过考试即成为工业、商业和手工业需要的合格技工。职业教育制度是德国制造业产品质量优良的根本保证。
创新学习是一种科学育人的理念。德国政府对学校采取不干涉的政策，每所学校在教育创新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空间，它们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定自身的培养目标与教学方针。
德国一贯重视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德国双轨制教育模式将主要培养目标设定为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和终身教育的需要。学校的主要任务不仅是解决学生知识上的疑难，还要给学生创造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机会和环境，为学生能够快速融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德国政府认为，传统的中小学课程更为偏重传统专业知识的传授，无法跟上日益变化的时代与创新的核心理念。因此，双轨制教育模式对学生的知识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加大培养基础性、关键性技能的相关课程数量，增添有关科学价值教育的课程，使学生能够形成现代化的职业素质。
工业化初期，德国一方面积极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努力发展教育，以尽快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早在18世纪末期，德国就确立了所有6～13周岁的儿童都应该接受普通教育的原则。1825年，普鲁士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到19世纪60年代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5%，基本实现了普及教育。与此同时，各邦（州）政府还兴办了多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职工补习学校。在普通中学中，增设了自然科学课程；在高等学校中，贯彻教育、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方针。
可以说，德国大学的教育体制，为培养新型人才和社会精英，营造了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20世纪以后，德国大学把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引进学校，大学开始全面介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多功能的场所。
德国教育界人士一直认为，优秀人才应该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而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所能催化出来的。
二、没有物美价廉
1993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质疑西门子的企业价值观为什么不是利润。西门子公司中最后一位西门子家族成员彼得·冯·西门子回答说：“我们德国人有自己的经济学。我们德国人的经济学就追求两点：第一，生产过程的和谐与安全；第二，高科技产品的实用性。这才是企业生产的灵魂，而不是什么利润最大化。企业运作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事实上，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制造产品，是我们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
坚持专注、精益求精已经融入德国的文化之中。德国制造具有安全可靠、精良制造的美名，体现着德国人专注、踏实可靠的民族文化及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的追求。德国制造业者可几十年、几百年专注于某一产品领域，力求在此领域做到最强。德国很多中小企业为百年老店，占据着细分行业50%甚至90%的市场份额。德国企业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强烈的质量意识已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深深植根于广大员工心目之中。如大众公司在企业中树立精益求精的质量理念，西门子公司“以新取胜，以质取胜”的理念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德国一直坚持制造业立国。在1830年开始工业革命之际，即确立了制造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100多年来，无论是战争、战后重建，还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德国制造业始终是国家振兴的中流砥柱。即使是在西方其他国家竞相发展金融创新时，德国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制造业的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上，使德国具备了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坚实产业基础。
德国的增长，注重制造业的质量，坚持质量为先。德国产品质量享誉世界，成为其保持强劲国际竞争力的保障。德国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做法包括：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标准、认证等制度体系；形成产品质量事前管理、事中监控、事后处理的一整套程序；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通过企业自我检测、独立中介机构检验检测、政府检验检测层层把关；建立配套的标准、检测、认证中介服务体系，提供公平、公正的服务等。
工业化时代，行业标准就是制空权。对质量的坚持，使德国工业标准成为典范。截至1998年年底，德国标准化学会共制定发布了2.5万个标准，每年大约制定1500个标准，其中80%以上已为欧洲各国所采用。
德国政府和企业界对自身的比较优势有较清醒的认识，在研发、创新方面始终处于高水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完备的、鼓励创新的法律环境，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为企业的创新提供激励和必要的约束。研发投入占国内产值的2.5%，企业研发投入中近95%来自制造业，其中研发投入最多的正是德国国际竞争力最强的领域。65%的中小企业参与研发活动，40%的中小企业有专门的研发部门，比例均为欧洲最高。积极促进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使技术创新向产业转化。
如今，德国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工业化改革，“工业4.0”战略是德国“国家高科技战略”的一部分。2006年和2010年，德国政府分别提出了《德国高科技战略2006～2009》和《德国高科技战略2020》两个全国性的高科技政策，旨在提高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2011年，德国发布政府报告《未来图景“工业4.0”》。
德国制造将继续引领行业标准。
第三节 日本：全球瞩目的诺贝尔现象
2016年10月3日傍晚，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因“发现了细胞自噬机制”而独享这一殊荣。至此，日本已有23人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含两名日裔美籍物理学奖得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驻日盟军司令部技术顾问、美国著名学者E. A．阿克曼博士在对日本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后曾预言：今后30年中，如果日本人口只达1亿左右，而且外国能始终向它提供有关的资金援助，那么根据它的自然资源条件，日本将有可能恢复到战前1930～1934年的生活水平；在没有海外援助的情况下，将只能逐渐沿着仅仅可以维持生存的水平发展。
然而战后日本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如阿克曼所料，不仅出现了经济发展的日本奇迹，甚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随后虽然经济发展持续疲软，但一直是世界最为强劲的经济体。而且在科学、教育领域还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创新人才，取得了大批重要的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成果。
从汤川秀树1949年首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到2016年日本大学已经培养了2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自然科学领域有23位科学家获奖。尤为突出的是，日本在迈入21世纪的最初16年里，平均每年获得1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奖牌，将过去的诺贝尔奖强国——英国、德国、法国远远甩在身后，其独有的诺贝尔奖井喷现象令国际社会惊叹不已。
这个奇迹来自哪里？
一、一次成功的教育改革
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对教育理念、学校制度、课程教学等多方面进行改革。明治维新之后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被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教科书中多了包含尊重人权与个性、世界合作与和谐的国际知名文学作品，少了孝道忠诚、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道德规范。这被认为是日本政府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为了使大学培养出能够为社会所用的人才，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先后就义务教育、医学教育、特殊教育、私立学校教育、教科书制度、短期大学制度、教师培养制度等诸多问题向文部省提出了多份咨询报告。
1963年1月，中央教育审查会议向文部省提出了“关于改善大学教育”的咨询报告。这份报告提出扩大教育规模、增设理科类的高等教育机构、充分保障大学的财政状况等建议。以此为起点，日本大学教育开始了高速发展。
大学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众化。大学数量大幅增加，1960～1970年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数从525所增加到921所，增加了75%。大学生数量大幅增加，1970年的在校生数量为168.5万，而10年前这一数据仅为71万。广泛普遍的高等教育为大幅度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奠定了基础。
日本大学的学科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大了对理工类人才的需求，工程类学生的比例从1960年的15.4%上升到1970年的21.1%，人文学科类学生的比例则从1960年的15.4%下降到1970年的12.7%。
教育经费的增长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日本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到1977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8.02%。同时，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也稳步上升，从1960年的13.4%上升到了1970年的16.9%，中间有些年份甚至超过了18%。
第二次教育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日本的大学教师获得了更多研究自由，以及稳定的经费支撑，学生有了更多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和科学研究训练，这也是日本诺贝尔奖集中于几个大学的原因之一。根据汤森路透的数据，1982年日本在5个科学领域中发表的论文数量为12534篇，仅次于发表数量为33744篇的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而当年世界总论文发表数量仅为121739篇。
教育改革带来的科技发展，以及培养出的大批高质量的专门人才，特别是理工科人才，让日本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历经10余年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二、活跃的产学研合作
“中京工业地带”是世界知名的汽车工业都市圈，由名古屋市与丰田市等城市一起形成。名古屋大学便坐落于其中。
1990年，名古屋大学便设立了和企业合作的“共同研究中心”，研究室和研究器材与企业共同使用，积极推进了产学研合作。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是开展产学合作研究的一个典范。他非常重视国家之间、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交流合作。“虽然日本当时在许多领域已经具有比较高的论文引用频率，但是产生强烈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因此，需要借助产业界来使研究成果走向应用，以扩大研究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这就要求大学高度重视产学合作。”在此种理念之下，野依良治和高砂香料工业、帝人株式会社等产业界合作伙伴开展协同创新，最终在不对称合成反应领域取得了重大科技突破。
名古屋大学渡边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名古屋大学所在的制造业发达的名古屋地区，有丰田汽车等集团，应该说名古屋大学的工学和产业界联系最为密切，开展产学研合作是一个重要内容。”
在高等教育经费受限，日美“技术摩擦”加剧的情况下，产学研合作在日本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等日本国立大学也都建立了产学合作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譬如，东京大学小柴昌俊主持的神冈探测器项目就离不开企业的大力支持；田中耕一获奖更表明日本的企业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已具备了做出诺贝尔奖级科技突破的实力。
产学研合作让日本的学界和产业界实现互惠双赢，大幅度地提升了大学和企业科技创新的能力。
三、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长
1960年，日本在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这个2%的目标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不久即告达成，而我国2015年科研与发展经费投入也达到2.07%。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的研发投入强度就接近我国今天的水准。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研发费投入占国民收入及GNP之比见图3-1。
尽管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还是达到2.62万亿日元，占国民收入的2.11%，超过了法、英两国的研发经费总额，步入科技大国的行列。
主要国家研发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推移见图3-2。
而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四年，日本的研发费投入强度一直处于不断攀升的态势。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面对着严峻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也丝毫没有降低科研投入。以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梶田隆章主持的超级神冈探测器为例，该探测器始建于1991年，耗资约104亿日元。2000年以后的日本诺贝尔奖得主的获奖研究成果大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取得的。这一时期，日本研发费投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提高到2%，并且以每年10%～20%的增幅迅速增长。
四、“50年30个诺贝尔奖”计划
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法律——《科学技术基本法》，这个效力“介于宪法和专门法之间”的法律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口号，并将其作为基本国策。1996年，日本内阁依据上述基本法制订了一个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年3月，又推出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日本在21世纪前50年里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在当年10月日本科学家野依良志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日本重申了这一目标，并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内设立了“研究联络中心”。
50年30个诺贝尔奖目标的提出，遭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基金委员的质疑。不管这一计划究竟带有多少功利的目的，可以确定的是，日本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仍然在3%以上，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日本政府仍然十分重视本国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过去的16年里，这个计划展示了惊人的完成度，在不到1/3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一半的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