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论叛乱与纷争

人民的守护者须能预知国家风云变幻。当一切势均力敌、趋向平等时，风起云涌最为剧烈，正如自然界的风暴在春分、秋分昼夜各半之时最为猛烈。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动乱来临前的征兆也一样：“纷争迫在眉睫，叛变乌云压城，警告随之降临，战争正在秘密酝酿。”对国家的中伤诽谤和肆无忌惮的话语频繁公开出现，不利于政府的谣言满天飞，而民众信以为真，这都是纷争的前兆。维吉尔在讲述“谣言女神”法玛的家世时，说她是提坦巨人的姐妹：“她的母亲因为恼恨天神，最后生育了法玛。她生法玛之前还生过两个哥哥：巨人科俄斯和思刻拉多斯。”

谣言虽是过往叛乱的遗迹，却不妨将它视作未来叛乱的前奏。维吉尔说得都没错，叛乱的骚动与叛乱的谣言正如兄妹，一阳一阴。如果真到了此等境地，哪怕是政府最善意、最合理、最能满足民众的行为，都会被恶意对待、诽谤中伤，这就是极大的嫉恨。正如塔西佗曾说过的：“当人们厌恶政府之情蔓延开来时，政府行事无论善恶皆无分别。”但绝不可推论，因为谣言是动乱的迹象，对它们严密封堵就能避免动乱。其实往往越是对谣言不屑一顾，它们就越不堪一击；若要严密封堵，只会让谣言传得更久。而塔西佗曾说过的那种服从值得怀疑：“他们表面上为国效忠，却更乐于非议命令而非执行命令。”对命令指示吹毛求疵、争辩、找理由，这都是在挣脱约束，企图违抗，如果赞成指令者胆战心惊、小心翼翼，而反对者则胆大妄为，就更可见一斑了。

另外，马基雅维利说得极好：国君本该是民之父母，若自成一党偏向某一方，国家便会像重心不平衡的航船一样瞬间倾覆。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就是明证，他先是加入驱逐新教的联盟，却被联盟反过来驱逐。因为当君主的权威变成某项事业的装饰品，只要有其他纽带比君权纽带更能打动民众，国君们就会被迅速踢下其位。

当各种钩心斗角和党派纷争变得公开而无所顾忌时，就标志着对政府的尊重已然消失殆尽。因为政要的行为就应该像（地球中心说的说法）围绕着原动天旋转的天体，它们受到原动力牵引，公转十分迅捷，自转则更和缓。如果要员们自行其是时日趋放肆，那就像塔西佗说的，是“完全不顾政府尊严”，表明了这些天体已然脱轨。因为尊严便是上帝赐给君主的束带，也只有上帝才能威胁将其消除：“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因此，当政府四大支柱——宗教、司法、议会和财政中有任何一个被严重动摇或削弱时，人民便只能祈祷风平浪静了。叛乱的征兆就说到这里（后文中还会有所论述），我们先来谈谈叛乱的要素，然后是判乱的动机，第三则是如何纠正叛乱。

说到叛乱的要素，仔细分析它意义重大，因为防止叛乱最稳妥的措施（如果时代条件的确允许），就是要消除其要素。因为只要助燃物已备好，就很难判断哪一点火星会点燃熊熊大火。叛乱的要素有两种：贫困者众多、不满情绪益增。毫无疑问，破产者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叛乱支持者。卢坎对罗马帝国内战前的状况描绘得很出色：“财富被高利贷和贪婪的重利吞噬殆尽，信誉被摧毁，从战争中受益者众多。”正是这种“战争受益者众多”的情形，是一个政府即将面临叛乱和纷争确定无疑的标志。如果破产导致的贫困与下等民众对基本生存的渴求结合在一起，叛乱就更是迫在眉睫了——为了填饱肚子发生的叛乱最难以平息。至于不满情绪，它们在政治体内的存在正如人心中的郁结情绪，极易造成无名怒火熊熊燃烧。国君切不可以民众的要求是否合理来衡量危险程度，因为这是在假设人民都极有理性，而事实上他们连对自己有利的事都唾弃不已；也切不可凭不满所导致的痛苦程度来衡量，因为最危险的不满情绪就是恐惧大过痛苦的感觉：“遭受的痛苦是有限的，恐惧却无穷无际。”再说了，在高压之下，能激发人忍耐力的那些东西，同样也会消磨勇气，然而恐惧则不尽如此。任何君主或政府也都不可因为不满情绪由来已久、司空见惯，却并未造成任何祸端，就以为能高枕无忧：的确，并非每一片乌云都会变成风暴，然而，乌云虽时时会被吹散，但暴风雨总有降临的一刻。有句西班牙谚语说得好：“绳子最终可能断在那轻轻一拉上。”

叛乱的原因和动机有宗教改革、苛捐杂税、法律和习俗的改变、特权的废除、压迫太甚、小人得到重用、异族入侵、物资匮乏、士兵被遣散、派系争斗激化等等，这些会激怒民众，并让他们同仇敌忾，拧成一股绳。

要想拨乱反正，也许有一些通用的预防之法，我们下面将会谈到，但必须对症下药，而不应墨守成规。

第一种修正预防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消除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导致叛乱的要素，也就是贫民的困窘和有产者的破产。为达此目的，就需要促进贸易的开放和平衡，重视制造业，杜绝懒惰闲散，通过禁奢法令抑制浪费和挥霍，改善、耕耘土地，控制物价，降低税赋和捐贡等等。总的来说，可以预计的是，一个国家的人口（特别是在并未因战争而削减时）绝不可超过本国能维持其国民生存的物资总量，人口也不可仅仅以数量计算，相较于人口数量大，但生存标准低、产出也多的国民，人口数量小，但产出不多又花销巨大的国民定会更迅速地将一国资源消耗殆尽。因此，如果贵族和其他阶层与平民之间的比例不均衡，便会很快令一个国家资源枯竭。同样，神职人员过多也会造成类似情形，因为他们并不能增加一国财富。类似的情况还有培养学者过多，而晋升空间又不足。

同样需要牢记的是，任何国家的财富增长虽然都需要依赖外国（在某处获得的总要在另一处失去），只有三样东西是一个国家可以卖给另一个国家的：在大自然收获的物产、商品以及运输，所以一旦这三个齿轮运转起来，财富就会如同春潮般涌进。过去的许多经验说明，劳作和运输比物产更有价值，并更能令国家富裕，荷兰人就是明证，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地上矿藏——贸易。

比以上所有更重要的是，须有好的政策来保证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否则，这个国家国库虽然充盈，人民却在忍饥挨饿。金钱就如肥料，只有遍施于众才有益。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得禁止或至少严格控制高利贷的盘剥生意、积极管理大牧场等等。

下面来说如何消解民众的不满情绪，或者至少令这些不满情绪不再引发危险状况。众所周知，每个国家都有两种臣民：贵族和平民。如果只有其中一种心存不满，危机还并不严重，因为平民们如果没有贵族煽动，便会行动迟缓；而贵族如若只靠自己，便会实力不济，孤掌难鸣。当贵族们静静等待平民的不满情绪酝酿发酵，适时再表达他们自己的不满，这才是最危险的。诗人们曾讲述过，当其他众神想要束缚住朱庇特，朱庇特得知后，在帕拉斯的建议下召来百臂巨人布里阿柔斯相助。这个故事毫无疑问能够证明，君主们如果能得到民众的拥戴，他的王位将会无比稳固。

如若给予民众适当的自由来发泄他们的悲哀和不满——只要这种自由不至于太过放肆，就会安全无虞。因为隐忍怨气只会让内心的伤口淌血，导致积郁成疾，甚至恶化成更严重的囊肿。

面对不满情绪时，后见之神埃庇米修斯差一点就变成了先见之神普罗米修斯，因为他实在应对得太好了：当潘多拉魔盒中的罪恶和痛楚飞出时，他最终还是合上了盖子，把希望留在了盒底。毋庸置疑，巧妙地培养和促生希望，引导着人们不断地从一种希望到另一种希望，正是治疗不满情绪之流毒的最好药方。当一个政权无法用令民众满意的方式打动人心时，如果它能用希望打动民众，这就标志着此政权的明智；按照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祸端似乎并不会毫无道理地降临，因为仍然存在避免祸端的希望。无论是个人还是党派，都会为播种希望而扬扬自得，即便他们不相信希望，也至少应容忍它的存在。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众所周知也极为有效的预防措施，那就是防范那些可能成为反对党领袖的人物。据我了解，这种领袖需要伟大品质、卓著声名，面对不满人群时自信满满，能吸引他们的关注，并让民众以为他自己也心怀不满。对付这种领袖人物，政府要么就用可靠而迅捷的手段将他争取过来，使他归顺；要么就从其党派中另立领袖，令两虎相争，从而瓦解其声望。总而言之，就是将所有这些反对政府的政党或联合力量分而化之，逐个击破，施以离间手段，或者至少让他们相互猜忌。这种预防方法不算太坏，而一旦政府的实权力量已经分崩离析，反对派却万众一心，那就真是绝境了。

我还注意到，有些君主出言尖刻，曾为叛乱者提供了火药。当恺撒说出“苏拉并非有学识之人，因此绝不能成为统治者”时，他就招致了杀身之祸，因为这句话完全斩断了民众一直以来的希望——他总有一天会将自己的统治权移交他人。加尔巴则因那句“绝不收买士兵，只招募士兵”的话毁灭了自己，因为士兵们想得到赏赐的希望就这么被浇灭了。普罗布斯也一样，他说“只要我活着，罗马帝国就无须士兵”，于是引火上身，因为这句话让士兵们绝望。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君主们在敏感话题和躁动时代特别要注意自己的言辞，这一点毋庸置疑，特别是那些短小精悍的发言，容易如离弦之箭不胫而走，被误认为是君主的心声。而那些长篇大论则因为太平淡枯燥，并不会得到太多关注。

最后，为了能将叛乱的苗头扼杀在襁褓中，君主身边必定要有一个甚至众多的骁勇战将。否则，一旦有纷争爆发，事情虽小，却会导致整个政府体系失控，正如塔西佗所说，政府将会面临这种危险：“存心作乱者稀，心有邪念者众，所有人都默许其发生。”但要注意，这些得力战将必须声名显赫、忠良可靠，绝不可拉帮结派、收买民心，他们还需与政府中其他要员默契配合，否则，这种补救措施将会比疾患本身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