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现实感(3)

让我们试着想像一下要这样回到过去都需要些什么。假设某人突发奇想，要重建他喜欢的时代和地方的环境——尽他所能，尽量逼真地再造一切——他会采取什么步骤？首先，他必须让自己尽可能详细地了解想要重建的过去生活。他必须假设自己在具备一定知识的基础上深深地热爱当时的生活方式。至于他的知识是真是假，暂且不论。我们假设他不只是一个感情用事的热心爱好者，而是一个精通历史和社会科学的饱学之士；那么他就会懂得，为了实现某种生活方式，除了穿某些样式的衣服、吃某些花样的食物、根据某些模式重新组织我们的社会生活，或信奉某些宗教之外，还要做很多事情。我们不会成功地达到目的，而只会像舞台上的演员那样走过场，除非当时生活的经济、社会、语言也许还有地理和生态的基础都合适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具备了可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的那类自然而正常的基础。他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我们假定他如果不是无所不能的话，怎么说也是控制了非常强大的物质资源，而且他需要应付的人，都是特别具有可塑性的和驯良的——万事俱备，他着手改变所有必要的自然和人为条件了。如果他足够狂热，并将他的社会与外界完全隔离（不然他的试验就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理论上说无论如何他都会取得一些成功。人的生活是能够根本改变的，人是可以再教育、训练和颠倒过来的——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暴力充斥的时代教给我们的最重要一课。除了拥有巨大物质资源以及利用它们的非凡技巧之外，他还必须对所要重建的时代和造成当时状况的各种原因和要素有着惊人的知识。我们且假定这些他也都具备，比有史以来任何人都要了解譬如十四世纪的伦敦或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他当然比那时的居民对自己的城市知道得要多，因为后者把太多东西视作当然，太多东西让他们习以为常了，因此无论他们之中最有分析和批判头脑的人如何自觉，他们还是无法像身处外部的观察者那样留心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风气潮流以及习惯、思想和情感交织成的网络；而一个“旁观者”能通过与相当不同的现象的比较来突出它的特异之处。然而，无论这项重建工程如何地巧妙、细致周到、全面彻底到了疯狂的地步，其首要目标——原样再造某种过去的文化——显然还是不能达到。而且这完全不是因为最明显的一些原因，比如因为人的知识会有偏差，因为我们是以后世的观点看待过去的黄金时代，与十四世纪伦敦人或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人如何看待自身及他人不同——因为即使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本人难以同时从两个角度看事情，他还是能巧妙地、有意识地用被阿尔都斯·赫胥黎和乔治·奥威尔公开嘲笑的方法，至少造出观点经过了必要改造的人——也不是因为实现一个如此古怪的计划有许多明显的实际困难：所有这些困难至少在理论上都可以排除。不过，无论克服这些困难多成功，结果总会显得别扭——那不过是一项高明的伪造，不得不在当代的基础上嫁接的一件人造古董而已。

显然，在设法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时候——不管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物质的还是心灵的——我们必然只能注意和描述它的某些特征，或者说是那些“公开”的特征，它们之所以被注意是因为我们为了某些特殊兴趣而去研究它们，为了我们的实践需要或理论上的兴趣：我们注意世界的只是它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根据的那些方面；这些特征可能遭误解或被描述得不正确，但了解它们多少还是要紧的，就是说会影响我们的活动，不管是为实用还是为消遣的活动；它们是行动、思想、情感和研究有心或无心的对象。发现陌生的事实和关系使我们觉得增长了知识，尤其是当它们最后与我们的首要目的、生存及各种生存手段、我们的幸福或者各种各样彼此冲突的需求的满足相关时更是如此——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都是为了这些。

这样的研究忽略的是那些太明显、不值一提的东西。如果我们是人类学家，描述人类习俗时，我们认为值得注意和记述的是别的族群与我们不同的地方，或者出乎意料地与我们相像的地方，因为和他们的许多差别也许会让我们想不到彼此之间的相同之处。我们不记录显而易见的东西：例如，波利尼西亚土著的趋暖避寒、不喜饥饿或身体痛苦；记录这些未免太令人厌烦。我们很自然地也情有可原地将此视作当然：只要这些土著是人，肯定就会是这样，对我们，以及所有我们听说过的人也都一样——这是常态的一部分。我们也不会记述这些波利尼西亚人的头颅是立体的，前后皆有空间——这也几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必须视作当然。

当我们细想有多少这样的事实——习俗、信仰——我们在想或说任何一件事时无不以为当然，有多少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个人的观念参与了一个人的观点的形成，不管在什么条件下，无论这个人如何头脑简单、没有思想，这时我们就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科学所能领会的是总体当中多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不仅以高度抽象的归纳为方法进行研究的自然科学，而且人文的、“印象式”的研究，史学、传记、社会学、内省心理学，还有小说家、回忆录作者以及从各个角度研究人类事务的学者们的方法等等，概不能免。这不是什么令人吃惊或遗憾的事：如果我们知道了原则上可知的一切，我们很快会头脑错乱的。最基本的观察和思考行为需要一些固定的习惯，一整套由想当然的事物、人物、观念、信仰、态度以及未受批判的臆断、未经分析的看法组成的参照系。我们的语言，或者我们用以思考的任何符号系统，本身便充斥着这些基本的看法。甚至原则上我们都不可能列举我们所知道和相信的一切，因为我们用来这么做的词或符号本身包含和表达了据推测已被“囊括”其中、难以用它们来描述的某些看法。我们可以利用一套符号揭示支撑另一套符号的种种假定，仅仅这点就已经是一项极其费力、困难和关键的任务，只有很少数非常敏锐、非常深刻、非常严谨、洞察一切、大胆同时又头脑清晰的天才思想家多少算是做成过。但我们不可能分析我们的整个符号系统，又为此完全不使用任何符号。我们自身以外并无阿基米德支点可供我们立足以获得批判的立场，让我们仅通过外部审视便可以观察和分析我们所思所信的一切，因为我们习以为常所以可以说是视作当然的一切——假设这么一个支点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专业哲学家或小说家的思想者及其他类型天才人物的深刻，正在于洞悉某种普遍看法所包涵的这些最重要的假定之一，将其分离并加以探究——想知道如果不是这样假定，结果会怎样。正是在这些如此深入人心、早已成为我们所感所想之根据的核心假定中的某一个被触及时，我们有了那种恍然大悟的、被电击中的感觉。仅在这独一无二的、顿悟的、动人心魄的体验到来的一刻，我们才明白这种奇特罕见的天才就在眼前，具备此种天才的人使我们意识到最普遍而又最少受注意的范畴，它们和我们关系最密切，但正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我们怎么调动情感、好奇并勤勉地记录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还是难以描述它们。

大家都会明白我所指的品质。牛顿研究了哲学家和科学家们长期关注的问题，并为一些著名的难题提出了解答，答案既简单明了又内涵丰富，标志着牛顿特有的天才。但如果说他的研究结果有什么令人不安的地方的话，那也只是就专家，即其他物理学家或宇宙学家而言。他无疑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但他的话并未直接触及他们内心隐秘的、最精髓的思想感情。但帕斯卡尔对那些范畴提出了疑问，触及了那些人们只有模糊意识或完全无意识的思想习惯、信仰和态度，这些是他们的内心生活和他们私人世界的基本要素得以向当时的人们呈现的根据。他在数学上做作出了重大发现，但他思想所独具的深邃并不体现在这个方面：在他的《思想录》里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发现，没有解答，甚至没有对问题的清楚陈述并指出如何研究它们。洛克虽然这几点全做到了，而且也是个极富影响的思想家，他却从未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家，尽管与帕斯卡尔留下的支离破碎的理论相比，他有创意，有普遍性，对哲学和政治学贡献巨大。康德也是这样。他揭示了一类非常普遍、非常基本的范畴——空间、时间、数、客观存在、自由、道德人格——因此，尽管他是一个有体系的而且常常是迂腐的哲学家、一个难懂的作者、一个含混不清的逻辑学家、一个因循守旧的专业形而上学家和道德家，他在生前就得到了实至名归的承认，被认为不仅仅是多个领域里的天才人物，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少数真正深刻从而也是革命性的思想家之一：不仅仅论人之所论，见人之所见，答一般人之所问，而且看穿了语言本身所包含的一层预设与假说，目光直达思想的习惯、我们赖以思想与行动的基本框架，并触动了这些。当有人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用以思想和感觉的最基本的工具的特征时，这样的体验是无与伦比的——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的特征，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特征，而是内心的思想根据，最根深蒂固的范畴；并非思想的内容，而是思想的形式的特征；是我们体验事物的方式的特征，而不是经验本身的特征，无论对后者的分析可能如何地出色、如何地富有教益。

似乎很清楚，我们最容易观察和描述的是外部世界的事物——树木、岩石、房屋、桌子、别人等等。沉思之士或能灵敏准确地描述他们的所感所想；头脑更敏锐、更擅长分析者则颇能分辨和描述我们思想的主要范畴——数学与历史思维的不同，或某人与某物概念的不同，或主体与客体的不同，或行动与感觉的不同，等等。具有相对清晰规则的正规学科，如物理、数学、语法、国际外交语言等，涉及的概念和范畴相对容易研究，而不那么中规中矩的活动，如音乐家的活动、小说或诗歌的写作、绘画、作曲、人类日常交往和对世界的“常识性”描述，所涉及的概念和范畴，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要难办得多。我们能够在预设某些相对不变项的基础上建立自然科学；石头、草、植物或蝴蝶的行为，我们假定自远古至今的变化还不至于大到使化学、地质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今天所作的各种假说失效。除非相信不同的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某些基本的、可加以抽象的方面足够类似，我们将没有理由信任那些有意无意地不但进入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明确宣布为科学的学科，而且也进入历史、传记、小说艺术、政治理论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观察的概括。

这其中的一些概括太接近我们，太不证自明，除了那些大胆的、有独创性的独立不依的天才人物，谁也无法揭示它们。帕斯卡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和圣奥古斯丁都在这些究根问底、观察和记述此类基本的结构性态度和范畴的活动中取得了成功。其中的一些被人类运用的时间相当长，几乎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另一些则因时代、文化而异，无疑也多少因个人、群体和时空而异。如果忽略细微差别而且处理的总是一些大数目，我们能推演出实际上只适用于理想化实体的法则，它们与实物真人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或者在处理问题的专家这方面，则是一个本能的技巧的问题，就好像解剖学的一般规律在单个病例上的应用，或更甚于此。比如，人的“本性难移”——这也是大部分人的人性所在——这一观念，就是一种模糊的努力，试图传达我们对似乎心知肚明但无法精确和科学地加以公式化和计算的、不变的和未经分析的种种人类特性的看法。这类一般词汇——人性、和平、战争、稳定、自由、权力、兴亡——是用以概括和集中我的观察所得的方便说法；但无论科学研究的范围如何深广，我们最出色的历史学家的描述如何细致、周到、确实、一贯，标尺的两端肯定还是会有大量事物被忽略——一端是最深入人心、最普遍的范畴，在我们一切经验中都涉入太深，不易分离出来观察；另一端是那些不停转移、变化的看法、感受、反应、直觉、信念，形成了每个人及其每一行动和想法的独特之处，形成了不同性格、不同习俗制度、不同基调，以及各种艺术风格，乃至整个文化、时代、民族、文明的各自风味和独特的生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