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言(2)
如伯林指出的，他所考虑的那类对历史的理论化并不遵循单一的模式。从建立在机械地设想出来的规律性上的历史记述，到那些援引“有机的”或进化的发展观的历史叙事，应有尽有。但是在这本书里，他所关心的不是对这一类型中的不同具体例子的区分和评论，而是要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建立一个能够将组成历史进程的各种各样因素纳入一个统一图式的、有规律可循的或自成体系的理论。在后一点上，他以赞成的态度提到了托尔斯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很多话与这位俄国作家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所表达的历史观在语气上遥相呼应。托尔斯泰不仅对迄今为止人们炮制出来的各种历史和社会哲学当中他所认为的粗略的简单化和乏味的一般性表现出了相当的怀疑，他还进一步暗示，所有涉及使用纯粹的理论家们所喜爱的那类抽象概念和图式的方案最后注定要失败，它们的本质天生就不适合理解“极微量因素”的连续体——一系列无可计数的、微小的和相互联系的行为和事件，它们组成了人类的生活和经历。在伯林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中，人们发现他对以前的“伪科学性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和理论”持一种类似的批判态度，而且类似地（但不完全相同）强调以什么方式复杂的历史材料才有望拒绝被强加上原本应用于根本不同的问题和研究领域的方法步骤。
托氏和伯林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并不令人惊讶。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创造性作家的特殊才华，使他在伯林眼里显得特别能够领悟人们实际经历和了解到的人类现实生活的丰富和多样：事物和人的无限多样和独特，社会交往和个人关系中所涉及的微妙的情感逆流，社会生活表层下盘桓极深的对自己利益的关注和目标的混乱——托尔斯泰非凡的观察力和想像力抓住了千百万这类现象，这使他的眼光能够穿透自称历史阐释家的那些人所描绘的平滑、规则的历史轮廓，看到它们所掩盖的不均匀的、常常是混乱的真实经验的细节。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的这些方面的特点在伯林眼光敏锐的研究《刺猬与狐狸》中有生动的描绘。但他在那篇文章中的主要任务，是对比托尔斯泰的艺术洞察力和才能，与其观点和个性的另一个颇为对立的方面，即渴望某种一元论的或统一的真理能够完全超越折磨着我们世俗生活的问题和困惑。而在这里相反，他是想表明这位小说家特别的文学才能对这篇文章主题的相关性，将它们不仅与致力于重建过去的历史学家，而且与参与世界实际事务的政治家以及所谓的“实干家”联系起来。因此，在《现实感》之后并对它的一些观点作了详细阐述的姐妹篇《政治判断力》中，伯林指出，与想像性作家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类似的特点可以说在历史研究以及施行他所谓“治国术”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就像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干的政治家也需要一种发达的能力以“用并非一概而论的方式评估具体情况”；一种经过精心协调的对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轮廓或层次的敏感，而且与此相关，还能本能地“直觉”到什么在实际上是可行的，在复杂的、常常难以把握的具体事实或环境中什么又是互相结合的，这些永远都是杰出的政治领导人超出常人的一些特点。伯林发现，那些“实践智慧”或天赋往往被那些系统化历史的人当作是随意的、“前科学”的方法，认为基于理论原因已经不能再被接受，并且需要彻底改造或替换。但伯林也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改进方法，很少能让人觉得是对这一需求的令人满意的回答，他们所唤取的那些乌托邦式的实验最后造成的出人意料的结果——非常有讽刺意味——历史本身已经让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总而言之，这两篇文章气势宏大，证明了作者非凡的知识范围及让人深受启迪的广阔视野。它们最初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中多有暗指的臆想社会理论和蓝图因此可以部分地看作反映了一个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极其敏感的时代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而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持续至今。尽管如此，如果认为这些暗指在伯林的整个思想中仅有一些有限的或短暂的影响，那就错了。几乎从一开始，他就提防着一种被错置的“科学主义”的内在危险，以及它易于造成的界限的模糊；早期对认识论和语言哲学中的简单化倾向的抗拒，在某些方面预示了他后来对政治和社会理论中有影响的学说的反对。他一直认为，对促进了自然科学成就的那些方法表示敬意并努力加以学习，是正确的乃至可敬的；但将这些方法不加区别地延用到不相关的研究领域或很不相同的经验层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看到，他认为某些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以及和他们采取同样办法对待人类事务的人就是后一种情况。但这并不是他不满于这些思想家的观点的惟一理由，他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来的更广的怀疑，不能不让人思考他对整个启蒙运动的态度。在本书所收的其他文章中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一些本能的半信半疑态度。
实际上，而且不同于有时人们所以为的，伯林并非不愿意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公认的复杂立场。他公开赞扬了启蒙运动的代表们有勇气反对他们当时的许多罪恶，包括无知、压迫、残酷和迷信，而且拥护理性、自由和人类幸福等理想；他简洁地对一位访问者说[4]：这把他推到了他们一边。但与此同时，尽管他对他们所代表的东西甚为仰慕，他还是认为他们倾向于教条地将假想——其来源常常是传统的——当作真的东西来接受，而这些假想并非不证自明。而且，根据他们所声称的对经验原则的尊重，他们本来应该质疑其正确性的。这其中包括关于统一的、基本不变的人性的各种具体观念，还包括各种紧密联系的、对存在某些人类在其生活过程中可以一致实现的普遍价值的信念。这些先入之见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在《浪漫主义革命》中得到了讨论。伯林指出，十八世纪晚期浪漫主义的出现造成了当时思想气候的一次根本性变化，公认的标准和规范的客观地位受到了主观主义学说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方式在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反响。在为这一引人入胜的讨论做结论的时候，伯林指出观念之间的冲突的一个长期影响是，我们今天发现自己分别继承了两大传统，并往往“不自在地来回换脚”。但是他同样主张，浪漫主义运动所引入的新颖且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无可争议地深化和丰富了对人和社会的理解，既暴露了启蒙运动遗产中的局限和缺陷，同时也为到那时为止还处于欧洲想像范围外的思想和情感开创了新的可能性。
伯林对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的探讨，是与渗透他整个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那种敏锐与移情的结合协调一致的。一方面他显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对那些常常与他个人最为同情的观点相反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可以做到从内部把握并领会其力量。另一方面他一直能迅速认识并准确地指出一些他已经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的立场当中潜在的不祥含义：不仅仅是潜伏在属于他所说的反启蒙运动的各种学说当中的非理性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幽灵。由于后一种原因，关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文章快要结尾时的文字表明，他希望在善良的沙文主义和具有毁灭性的沙文主义之间划定界限，它们都是民族主义可能采取的伪装。他评论道，泰戈尔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别处一样，努力不过分简单化地说出真理，也许正是如此，听从他的人相应地比较少，因为正如美国哲学家C.I.刘易斯所说的：“没有什么优先的理由认为，当我们发现真理的时候，它会是有趣的。”伯林带着赞赏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尽管如此，在他自己所写的文字中，的确可以说真理最后都被证明总是有趣的。
帕特里克·加迪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