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导师的缘
大学五年结业,有幸入刘清泉老师门下读研究生,我与刘老师原不相识,然常闻其名,以为他至少古稀之年了。一次,刘老师来学校逸夫馆讲座,所讲内容为中医在危急重症中的应用。其临证之胆识与讲课之儒雅,深深折服了我,其在中西医学方面的见解和造诣,更令我心向往之。于是,决定报考刘老师的研究生。
与导师合影
简历写好之后,到东直门医院急诊科去找刘老师,可惜他那天很忙,只得让侍诊的大夫转交。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老师淡定而执著的眼神,我久久不能平静,想着一定要考上,跟着老师好好学习,因为这份淡定和执著正是大医必备的风范。
第二次再来找老师,正值午饭时间,恰好病人断了档,得以聆听老师的教诲。老师还是那样从容和儒雅,和我聊了起来。简短的十分钟,已经把我要学的内容规划完毕了。“《伤寒论》要会背,《金匮要略》要会背,李东垣的书要看,平时多读书。”紧接着又给我讲了为什么要读李东垣的书:“以前我看病,无论多么重的病都敢看,而且有信心看好,可是当病好了80% ~90%,需要善后调理时,我却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读了李东垣的书,慢慢才会调理内伤杂病。”
我当时带了本《霍乱论》,留老师的联系方式时,他便认认真真地写在了这本书上。当时,只知道老师是急诊科的主任,看病好,人也好。后来才听说,他还是东直门医院的副院长,而帮我转交简历的那位医生,是北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的孙晓光老师。
找过老师之后,我很快进入了广安门医院临床实习。忙碌的实习生活中,真想挤出时间来读一些感兴趣的书,可是还要复习考研,身心受尽了折磨。
2011年9月底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外科值夜班,突然接到班主任的电话,说要告诉我一个好消息。竟然是保研的事情,药学院一个北京的同学放弃了保研资格,这个名额分给了我们班,按成绩排,恰好轮到了我。班主任让我立即回学校填写申请表格,并且要在明天之内找到导师。
挂掉班主任的电话,我第一个就打给了刘清泉老师,他当时应该在开会,一边听着我的电话,还一边布置着什么事情。“老师,我刚接到通知被保送了,您还收不收?”话音未落,那边已经传来了刘老师很坚定的声音:“收!干嘛不收,保送了更好。”听到老师的回答,我激动得无言以对,只说了句:“太感谢您了,那我再多背本《温病条辨》吧。”我当时想,作为一个学生而能学有所成,毫无疑问将是对老师最大的回报了。
此后的生活里,天空顿时明朗了起来。仍旧每天一大早挤着特12路公交车去广安门医院,耳畔时时还环绕着因冲撞而产生的口角声,但我已不用再记英文单词,而是理直气壮地背诵我喜爱的《伤寒论》了。我常常会畅想研究生的生活,如何在老师的带领下起死回生,仁术济世。所有能找到的关于老师的网页和论文都去涉猎,好对我的导师有更全面的了解。
2011年的冬季来临了,北中医的学术节也拉开了序幕。一天下班回学校的路上,收到了2008级同学的短信,告知当晚6点在东直门医院报告厅会有一场刘老师的讲座。于是,我转道去了东直门医院,一路堵车,险些迟到,更没空吃晚饭了,路过东直门医院小卖部时买了包干脆面,暂代晚饭。
正是通过这场讲座,我对导师的中医历程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导师的西医学习历程还要进一步了解,据说在协和进修时,协和想留下他当医生)。
刘老师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东直门医院工作,第一年响应号召下乡支援医疗,去了平谷县(今北京市平谷区)的一个乡医院。而这不经意的一年,却深刻地影响了他以后的医务生涯。据老师讲,初到乡医院的前三天,还每天穿着白大衣坐诊,可是一天下来也没有几个人来看病,大夫们也不穿白大衣了,和一般百姓没有丝毫区别。第四天,老师也脱掉了白大衣,入乡随俗了。
每天病人很少,空闲时间很多,偶尔看看书,或者和当地的医生们上山采采药,回来切切饮片。不经意间,药学知识大增,对于药物性味的掌握和药材真伪的鉴别能力很快提升。据同学讲,一次侍诊刘老师,有病人说服了含附子的煎剂后出现中毒反应,老师当时让同学从药房拿来一包附子品尝,发现乃炮制不规范导致的,以后药房每进一批附子,老师总要先看看尝尝,做到心中有数,再去临床应用。
平静的生活总是很难持久,对于医生更是如此。老师散仙般的生活,很快就被一个哮喘的病人结束了。当时这个病人处于哮喘持续状态,老师只取出银针简单扎了几个穴位,病人顿时定喘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当地人都知道医院来了个小大夫,会扎针治喘。具体用了什么穴位不得而知。但老师的母校有一位叫邵经明的针灸大夫,因“三穴五针一罐”定喘而闻名,所取穴位为大椎、肺俞、定喘。这位老先生还健在,已经满百岁了,刘老师的针刺定喘或多或少有这位老先生的教诲吧。
针刺定喘的第二天,乡医院火爆了起来,各种喘证患者陆续来诊。这时问题就来了,有的是过敏性哮喘,有的是慢性支气管炎导致的咳喘,有的是风心病,有的是心衰,前两者用针刺或许还可以当场取效,其余的喘证则很难用针刺处理了。这时则要辨病辨证论治了,或用越婢汤合真武汤,或用苓桂术甘汤,更有不会治的,则找机会开溜去查书,或者写信请教老师。
刘老师名声日起,就诊者日众,凌晨就有人赶着马车来排队了。病种也随之而复杂起来,囊括了急病、慢病及内、外、妇、儿诸科病证。至于外科,老师曾一边看着书本一边为病人缝合;至于妇科,老师曾凭着年少无畏,独自看着书给人接生;至于儿科,老师曾用一张苍苓汤方(苍术、茯苓、银花炭)治好了病毒导致的大批小儿秋季腹泻患者。
我听老师的讲座到此处,虽然很过瘾很折服,但内心觉得如果把我放在当时的场景,也会一样出色。可是,当老师继续讲到大学期间曾浏览图书2000余册时,我这个总在内心悄悄自诩“博览群书”的人,略微有些自知之明了;当讲座末尾师生互动时,一个学生提问,对于现在开设的西医课程应该掌握到何种程度时,老师的回答让我顿时汗颜了——“所有开设的西医课程,都已经很精简了,必须全本书掌握,我的西医课程很多都考了满分”。
听完老师的讲座之后,我更加觉得我选对了导师,他绝对可以震慑住我的年少轻狂,并且不需要任何激烈的言辞。从此以后,我那颗漂浮了5年的心,慢慢开始着陆,为人处世渐渐谦和,求学求知更加勤奋。我全文背诵了《伤寒杂病论》,认真阅读了李东垣的书,至于西医学,则以通读22版《西氏内科学》来恶补,《温病条辨赋》还在背诵之中。
不幸的是觉悟太晚,背过之后便忘掉了,这半年来致力于阅读《西氏内科学》,经典条文更是遗忘殆尽。岳美中先生在其医话里说,过了23岁,记忆力就要走下坡路了,但其25岁学医,还是下了苦功夫背过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我即将步入24岁,就冲着导师当年那么爽快地答应收我为弟子,我也要把《伤寒杂病论》背诵下来。(原载于《上海中医药报》2013年3月第10期,题为《匠心独运,医泽广被——记我的导师刘清泉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