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帮帮穷人

在写本章的时候，我在拉哈尔——巴基斯坦一个600万人口的城市，进行世界银行提供资助的旅行。有一个周末，我跟随向导去了一个叫古尔维拉的村庄，那儿离拉哈尔并不远。我们驱车前往村庄，司机在那条窄得不能再窄的公路上高速行驶，除了有时要躲避横过马路的牛群。公路的尽头是一条土路，两边的房屋如此密集，以致我们的车几乎无法通过。不好，前面好像是死路一条了。不过，尽管我们找不到路，向导还是告诉司机如何急转弯、穿过一片空地、到达另一条土路（不知道严格来说那算不算路）。我真得不敢想象下雨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沿着“路”到达了村庄的居住中心，那里有很多人闲逛，有老人也有年轻人，不过没有妇女。村庄里弥漫着一股粪便的味道。一些人正在等待我们，他们非常好客，每个人都双手握住我们的右手表示欢迎。被领进到砖灰混合的社区中心之后，我们坐在破旧的长凳上，他们又拿来垫子让我们可以靠着或者至少舒服一点。主人端上一种叫拉兹的饮料，那是酸奶和牛奶的混合物。盛拉兹的罐子上面爬满了苍蝇，不过我还是把我的那份喝完了。

村民们说他们白天整日在田间劳作，晚上就到社区中心打牌和聊天。但是女人不能来这里，因为她们晚上还得干活。成群的苍蝇在屋里到处嗡嗡乱飞，我发现一些男人腿上还有伤口。有一个绰号叫迪努的年轻人，他看起来很威严，大家似乎都听他的。大多数人都光着脚，穿着脏乎乎的长袍。门口有一群小孩好奇地看着我们，不过没有女孩。

我问迪努村子里有哪些困难，他回答说6个月前村里才刚刚通电，以前祖祖辈辈晚上都要在黑暗中摸索，村里还建起了一所小学，不过只收男童。然而，他们还需要另外很多东西：接受女童的小学、医生、排水系统或下水道（所有的脏水都倒进社区中心外面的臭池子里）、电话和公路。在像古尔维拉这样的村庄里，卫生状况极其恶劣而且缺乏医疗没施，无怪乎在巴基斯坦10%的婴儿在一周岁前就夭折了。

我向迪努询问是否可以参观一个家庭，于是他就带我到了他哥哥家里。这是一所土墙泥地的房子，有两个小卧室，一个牛圈，墙里砌着一个烧牛粪的炉子，我还发现有一大堆牛粪堆在那里，井边有一个手摇的水泵。我感觉好像满屋子都是孩子，他们都好奇地盯着我，其中有几个女孩。迪努告诉我，他哥哥有7个孩子，不过这不算多，因为迪努自己有6个兄弟和7个姐妹。所有的兄弟都居住在本村，姐妹们则嫁到别的村子去了。家里所有女人都躲在屋门外，没有人将我们介绍给她们。

巴基斯坦的农村还没有实现女权，一个冷酷的统计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巴基斯坦的男女比例为108∶100。在发达国家，女性人数往往略高于男性人数，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较长。巴基斯坦的这一状况被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称为“失去的女人”，女孩子在营养、医疗上都受到歧视，杀婴案的受害者也多为女孩。对女人的压迫甚至有时会走向暴力极端。拉哈尔当地的报纸上曾经报道了一个故事：一个男人杀死了妹妹以保全自己的家族名誉，原因仅仅是怀疑她干了违法的事。

在巴基斯坦农村，暴力司空见惯，尽管我目前所在的古尔维拉村看起来一派安静祥和。拉哈尔的报纸上还登载了另一个故事，讲的是在一次村庄械斗中，一个家庭杀死了另一个家庭的7名成员。在一些农村，旅行者成为强盗和绑匪的猎物。

我们又走回社区中心，路上一些男孩在玩耍。他们把4个胡桃扔在地上，然后用一个去撞另一个。迪努问我们是否愿意留下来吃饭，但是我们委婉地拒绝了（我实在不忍心分享他们少得可怜的食物）。告辞之后，我们便驱车离开。一个村民搭我们的车，他只是想体验一下坐汽车的刺激。路上村民告诉我们说他们安排了两个厨师准备午餐，这时我开始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要拒绝。

我们驱车经过田野，到达另一个村庄，那里实际上是由兄弟4人的围场组成。我们受到了相同的礼遇：男人们双手握住我们的手，然后让我们坐在外面破旧的长凳上。我没有看到女人。这里的孩子比我在古尔维拉村看到的还多，大多数是男孩，不过也有几个女孩。不管我们做什么，他们都好奇地围着看，还不时爆发出笑声。主人给我们端上一种很好喝的甜奶茶。我看到一个女人从里屋向外瞥了一眼，不过当我朝她看去的时候，她马上就消失了。

我们走进4兄弟中一人的围场。许多女人站在门口。男主人给我们展示了一种用来制作黄油和酸奶的搅乳器。一个人试图给我们演示怎么使用，但是他自己也不会，因为这是女人们干的活，孩子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男主人端上一些黄油让我们品尝。听他们说可以将黄油融化制成酥油，那是做菜时的一种重要调料。按照他们的说法，酥油吃得越多，人就越强壮。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些酥油让我尝一尝。看起来他们的大多数食物都含有奶制品。

当问到有什么困难时，他们回答说一个月前村里才刚刚通电，其他的问题同古尔维拉村差不多：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医生、没有下水道、没有道路。要知道，这里距离拉哈尔城外的主要公路仅仅1公里，我们现在并非身处僻壤。这里很穷，但是比起更偏远的村庄来说已经算富裕的了。通向村里的小路是村民自己用砖块铺成的。

巴基斯坦的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之中：85%的人日均消费不足2美元，还有31%的人处于极度贫困，日均消费不足l美元。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巴基斯坦这样的贫穷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即使离大城市很近的地方也很穷。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妇女受到压迫、婴儿死亡率极高、很多人食不裹腹的贫穷国家。我们之所以关注穷国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它可以使得像古尔维拉村村民一样的穷人过上好日子。经济增长使得穷人远离饥饿和疾病。从一个国家的意义上讲，人均GDP的增加意味着穷人的收入提高，使得他们可以脱离贫困。

无辜的死亡

在最发达的5个富国，婴儿死亡率平均为0.4%，而在最不发达的5个穷国，婴儿死亡率平均为20%。也就是说，在穷国，孩子降生时，父母体味到痛苦而不是欢乐的概率是富国的50倍。研究者发现，收入每降低10%，婴儿死亡率就要上升大约6%。

最贫困国家的高婴儿死亡率部分地反映了一些传染病的高发性：肺结核、梅毒、痢疾、脊髓灰质炎、麻疹、破伤风、脑膜炎、肝炎、昏睡病、血吸虫病、盘尾丝虫病、麻风病、颗粒性结膜炎、蛔虫和下呼吸道感染，其实这些病常常是可以预防的。在低收入国家，由于缺乏医疗知识、营养不良和就医困难，一旦染病就非常危险。

每年有200万的儿童死于腹泻造成的脱水。此外还有200万儿童被百日咳、脑髓灰质炎、白喉、破伤风和麻疹夺去生命。

每年有300万的儿童死于细菌性肺炎。住房的拥挤和在屋内生火、吸烟使得孩子们更容易感染细菌。营养不良的儿童也相对更容易感染肺炎。其实如果使用抗生素治疗的话，细菌性肺炎患者5天即可痊愈，仅需要花费25美分。

每年有1.7亿—4亿的儿童要忍受肠道寄生虫的折磨，如十二指肠虫和蛔虫，这会损伤他们的感知能力，引发贫血、阻碍发育。

缺碘会导致大脖子病——甲状腺上出现肿块，降低智力水平。每年全球大约12万新生儿由于缺碘而发生智障和残疾。世界上大约10%的人口，包括成人和儿童，患有大脖子病。

由于缺乏维生素A，每年大约有50万儿童失明，还有800万儿童因此死亡。当然，缺乏维生素A往往与其他疾病并发，一旦缺乏维生素A，患者更容易死予痢疾、麻疹和肺炎。

其实，有些治疗这些病的药品惊人地便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经常运用这一事实说明患者生活的窘困。口腔水合疗法每一剂量的成本仅仅不到10美分，就可以减轻脱水的痛苦。一个儿童接种百日咳、脊髓灰质炎、白喉、麻疹、破伤风疫苗总共仅需要花费大约15美元。补充维生素A可以通过在食物中添加特制盐或糖，也可以直接服用维生素A胶囊。一粒维生素A胶囊仅需要2美分。每个人服用碘盐每年仅需要额外花费5美分，就可以减轻缺碘症状。一些很便宜的药如阿苯达唑、吡喹酮就可治疗肠道寄生虫病。

富有与健康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发现在经济增长和婴儿死亡率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他们认为，每个国家并不随时间而改变的第三因素（如文化或制度）并不能解释收入与婴儿死亡率的同时变化。进一步，根据他们的研究，收入的上升而非其他因素导致了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这两位学者使用了一些统计方法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后文将加以介绍。他们发现一些收入增长（比如由于出口价格的上升）看似与死亡率无关，但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发现它依然导致了死亡率的下降。如果一些与死亡率变化不直接相关的收入增长都能降低婴儿死亡率，那么就可以有力地证明收入增长与婴儿死亡率下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我们接受普里切特和萨默斯的观点，那么意味着收入增长对婴儿死亡率有重大影响。假设非洲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上升1.5个百分点，那么1990年的儿童死亡数就要下降大约50万人。

穷人中的穷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用的统计数字都是全国性的平均数。但是，在平均数的背后是最贫困的国家内部还存在地区差异。马里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在通布图城周围、尼日尔河沿岸的农村是马里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然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在1987年的调查中，超过1/3的不足5岁的儿童在出生两周内患有痢疾，几乎没有人使用简单、便宜的口腔水合疗法，没有人接种白喉、百日咳或伤寒疫苗。41%的新生儿活不过5岁，其死亡率是首都巴马科的3倍，这也几乎是世界上有记载的最高死亡率。

在通布图城，有一些地区或民族的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甚至受到其他穷人的歧视。“在埃及，他们被称为madfoun，意思是活死人或苟延残喘的人；在加纳，他们被称为ohiabrubro，意思是极度贫困、没有工作、患有疾病却无人照顾的人；在印度尼西亚，他们被称为endek arak tadah；在巴西，他们被称为miseraveis，意思是很贫困的人；在俄罗斯，他们被称为bomzhi，意思是无家可归的人；在孟加拉国，他们被称为ghrino gorib，意思是被鄙视的或被厌恶的穷人。”在赞比亚，有一种人被称为balandana sana或bapina，人们是这样描述他们的：“没有食物，一天只能吃一两顿饭，不讲卫生，苍蝇围着转，不能上学也看不起病，过着悲惨的生活，穿着破烂的脏衣服，营养不良，连饮水都困难，看起来就像野人，依靠野生植物和土豆度日。”在非洲国家马拉维，人们把生活在最底层的穷人称为osaukitsitsa，意思是“鳏寡孤独或者残疾人、病人、老年人”。还有一些人被称为onyentchera，意思是“贫困的侏儒，弱不禁风，头发稀疏，即使洗完澡后皮肤也没有光泽，经常挨饿、生病”。

穷人的肚子

最贫困国家的离死亡率反映了他们持续面临的饥饿问题。在最贫穷的5个国家，人均日卡路里摄入量仅相当于最富裕国家的2/3。

1/4的贫困国家在过去30年中遭受饥荒，而发达国家则一个都没有。在最贫困的国家，如布隆迪、马达加斯加和乌干达，几乎一半的小于3岁的儿童个头矮小，原因是营养不良。

一个居住在小茅屋中的印度家庭很少“能在一天中吃上两顿饱饭。午饭可能会以一家人啃甘蔗而结束。有时他们也会打打牙祭，吃点面粉做的萨图（sattu）、蚕豆或者土豆等，不过这只是偶尔而已”。

在马拉维，那些最贫困的家庭“两三天甚至一个星期都没有粮食吃……只能煮一些野生植物充饥……一些家庭几乎只能吃到难以下咽的玉米糠或者石锌木屑再加上一点玉米面，尤其是在每年一二月份的缺粮季节”。

无情的压迫

贫困群体通常负债累累。举一个例子，在印度存在“一种债务的恶性循环，债务人可能是债主的仆人或佃农……债务会很快累积，因为利息很高、债务人有时因病无法做工以及需要补偿债主的食宿开支”。

少数族裔尤其容易受到压迫。1993年在卡拉奇瑞满坂德的孟加拉人“被驱逐和恐吓，回到定居点后，遭到土地投机者、警察和政治运动的长期折磨”。

穷孩子尤其容易受到压迫。在最贫困的国家，10—14岁的孩子中有42%当童工，而在最富有的国家，这一比例还不到2%。尽管大多数国家的法律禁止使用童工，但美国国务院的调查发现在很多国家这根本就是一纸空文。88%的穷国有令不行，而没有一个富国是这样的。例如，我们可以讲述一个发生在印度奥里萨邦（Orissa）的故事：“帕奇瓦特上3年级时就辍学了，因为有一天他被老师用藤条狠狠地揍了一顿。从那以后，他就到一些富人那里打工。帕奇瓦特的父亲有1.5英亩的土地，不过他同时也得做佃农。11岁的弟弟在别人家里做雇工，因为大哥结婚时家里欠下了一大笔钱。许多家庭向地主借钱，但同时要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做雇工。帕奇瓦特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6点去给地主放牛，每年的报酬是两到四袋稻谷、一日两餐和一块腰巾（一种缠在身上的衣服）。”

尤其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童妓。例如，在贝宁，“那些女孩子只能去卖淫，要知道她们只有14岁，甚至12岁。每一次的报酬仅仅是50贝宁法郎，或仅仅是一顿饭。”

更可怕的是，在穷国，孩子们可能还要从事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当兵。在缅甸、安哥拉、索马里、利比里亚、乌干达和莫桑比克这样的穷国，儿童军的人数超过20万。

在穷国，妇女也非常容易受到压迫。根据查尔斯·休玛纳（Charles Humana）的《世界人权指引》，在最富裕的5个国家，超过4/5的妇女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地位。而在最贫困的5个国家，男女地位并不平等。在喀麦隆，“一些地区的妇女只有在得到丈夫、父亲或兄弟的允许后才能出门。此外，丈夫或兄弟可以使用她的银行账户，而反过来却不行”。199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牙买加，“在所有的地方，打老婆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在高加索地区的乔治亚，“妇女们承认家庭争论往往使她们饱受皮肉之苦”。1998年在乌干达，当女人们被问道“你们这里的男人都做什么工作”时，她们笑着回答，“吃饭、睡觉、起床、喝酒。”

增长和贫困

我在世界银行的同事马丁·拉瓦里昂（Martin Ravallion）和陈邵华曾经收集了1981—1999年的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变化的数据，数据的来源是家庭收入或支出的国别统计。他们假设在研究期间统计方法保持一致以排除虚假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合格的数据中，65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共发生了154次变化。

拉瓦里昂和陈邵华将贫困人口定义为：在被调查的每一期间，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在整个研究期间，这一贫困线指标保持不变。那么，问题就变为总体经济增长如何改变贫困人口比例。

答案非常清楚：高经济增长伴随着贫困率快速下降，而经济退步则伴随着贫困率上升。此处，我将拉瓦里昂和陈邵华的数据做一个简单处理，按照经济从“最快增长”到“最快倒退”的顺序将所有的时期分为四等份。下面是经济增长最快与倒退最快的国家贫困率变化的比较：

贫困率的上升在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尤其明显，其中大多数是东欧和中亚国家，原因是旧的社会主义体制崩溃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贫困率上升的悲剧同样在非洲上演，例如，在赞比亚、马里和科特迪瓦的经济衰退期间，贫困率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

在经济增长率为正的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有所减少。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最快速的贫困削减。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在1984—1996年增长了76%，贫困人口也因此受惠。1993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仅相当于1984年的1/4（1997—1999年印尼危机期间，形势发生了逆转，人均收入下降了12%，同时贫困率上升了65%，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收入和贫困的相关性）。

所有这些现在回顾起来并不令人惊讶。如果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困率上升，那么收入的分配势必更加不平等，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例如，在拉瓦里昂和陈邵华的数据中，不平等程度并没有表现出随收入变化而改善或恶化的趋势。如果不平等程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将同时上升或下降。

我在世界银行的另两位同事杜大伟（David Dollar）和阿尔特·克赖瑞（Aart Kraay）的研究证明了上面这一点。他们发现，社会人均收入l%的增加对应着最贫困的20%人口收入上升1%。利用分析因果关系的统计技术，他们发现前者为因，后者为果。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穷人变富：一是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穷人，二是让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随着经济增长一起上升。拉瓦里昂和陈邵华以及杜大伟和克赖瑞的研究都表明，一般来说，总体经济的增长比财富的重新分配更有可能使穷人改善生活。

探索之路

当人均GDP增加时，饥饿、死亡率和贫困率都会下降，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去探索经济增长之路。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低水平的GDP，它还意味着高的婴儿死亡率、孩子们要挨饿、妇女受到歧视和压迫。穷国下一代的福利取决于能否为他们找到一条脱贫之路。我又一次想到了那位从门缝里偷偷看我们的巴基斯坦妇女。为了她，我愿意不遗余力地探求经济增长之路。我们经济学家，不管是来自富国还是穷国，都在茫茫雨林中苦苦求索。

小插曲：寻找河流

1710年，一个名叫托马斯·科里萨普（Thomas Cresap）的15岁英国少年在美国马里兰的格雷斯港（Havre de Grace）登岸，他是从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移民而来。

托马斯很清楚自己的梦想：得到河边的一些土地。那里的土地很肥沃，庄稼长势好，而且可以通过水上交通将粮食运到市场。他在流经格雷斯港的萨斯奎汉河（Susquehanna）岸边定居下来。

17年后，我们再次获得了托马斯的消息。1727年，他与一名叫作汉纳·约翰逊的女子结婚，当时他还欠着9英镑的债未还。1728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丹尼尔降生了，托马斯努力地干活以养家糊口。美国当时的大瘟疫给一家人带来了灾难，有两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为了躲避债主，托马斯决定只身远走他乡。他从乔治·华盛顿的父亲手中租了一块地，位于波托马克河边的弗吉尼亚，离现在的华盛顿特区并不远。托马斯开始盖一个小木屋，但是由于他是外来户，当他正在砍树时，一伙儿邻居临时组织起来抄着家伙加以阻挠，理由是怀疑他想窥探别人家的房子。托马斯挥斧还击，在打斗中将一个人砍死。他回到马里兰的家后，准备举家迁往弗吉尼亚，他还把新邻居的情况跟妻子讲述了一番。但是，妻子拒绝迁往弗吉尼亚。

最后，他们决定搬到宾夕法尼亚，1730年3月在萨斯奎汉河上游定居下来，那里也就是如今宾夕法尼亚州的莱思维尔。托马斯以为他终于可以在河边的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了，不料新邻居又给他带来了麻烦。马里兰的领主巴尔的摩勋爵和宾夕法尼亚的领主威廉·佩恩由于边境问题发生冲突，很不幸，托马斯忠心耿耿地站在了失败者的一边。他从巴尔的摩勋爵手中租了一块200英亩的土地，每年交2美元的租金。这个交易看起来不错，但是两大领主冲突的结果是这块土地不再属于巴尔的摩勋爵，于是他被附近的宾夕法尼亚人从土地上赶走。

1730年10月，两个宾夕法尼亚人袭击了托马斯，他的头受了伤，还被扔到萨斯奎汉河里。托马斯挣扎着游上岸，当他向最近的宾夕法尼亚法庭提起诉讼时，却被告知法庭不受理马里兰人的案件。

1733年1月29日，天黑几个小时后，20名宾夕法尼亚暴徒包围了托马斯的房子，要求他投降。当时，屋里除了托马斯外，还有儿子丹尼尔、怀孕8个月的妻子汉纳和另外几个马里兰人。当暴徒们破门而入时，托马斯开枪了，打伤一名暴徒。暴徒们也打伤了一名马里兰小孩，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撤走了。

一年后，也就是1734年1月，又发生了一场战斗。兰开斯特的长官派一些暴徒来抓托马斯。一年前的一幕又重演了：暴徒们破门而入，托马斯开枪还击。托马斯的一个同伴射中了一个名叫诺尔斯·当特的暴徒，他的同伙们向汉纳讨求一枝蜡烛查看腿上的伤口，一向温柔的汉纳骂道她希望子弹是打在暴徒的心脏上。诺尔斯·当特最终不治而亡。托马斯再次逃脱魔掌。

最后，在1736年，兰开斯特的新长官决定抓获托马斯。11月23日深夜，长官带领24名全副武装的手下来抓托马斯，理由是他谋杀了诺尔斯·当特。他们撞开托马斯家的大门，屋子里同平常一样，聚集了一些马里兰支持者，汉纳的肚子又大了起来，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当托马斯怒斥“这些狗娘养的想干什么”时，暴徒们开始纵火烧房。屋里的马里兰人赶紧纷纷逃离火场，那些宾夕法尼亚人终于抓到了托马斯。

他们给托马斯带上铁铐，把他投入费城的大狱（托马斯将费城称为“马里兰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在那里，托马斯度过了一年的时光。狱卒偶尔会让他出去放放风，他们嘲弄地称他为“马里兰怪物”。

最后，托马斯的支持者通过向伦敦的国王求情才使得他获释。由于受够了宾夕法尼亚人的折磨，托马斯将所有家当装上马车，回到了马里兰，把家安在波托马克河岸如今马里兰州的奥尔德敦（Oldtown）西边。他们到达时，汉纳已经快要临产，这是他们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迈克尔。

托马斯总是要同他的邻居们吵个不停，有人曾经说过“他是一个怨天尤人的刻薄鬼”。但在这里，争吵停止了，打斗也没有了，奥尔德敦成为他度过余生的家园。托马斯把家安在一处高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良田千顷的波托马克河冲积平原。美中不足的是，这里交通不便，因为波托马克河直到下游150英里处的乔治城处才可通航。正因如此，才激发了托马斯旷日持久的交通梦。

18世纪40年代，托马斯参与了土地和交通投资。当时的投资人还包括华盛顿家族，他们提出一个想法：沿着波托马克河不能通航的地方开凿运河，不过由于英法战争的威胁，工程流产了。运河直到19世纪初才最终得以开通。

之所以急需运河和河流，是因为陆路经常泥泞难行，而且路一旦干了以后，就会留下深深的车辙。为了在旅途中不至于过分着急和恼火，乘车人和车把式在路上经常喝点小酒放松一下，有人曾打趣道“只要马别喝醉就行了”。

由于水路受到阻碍，托马斯决定自己筑路。他的道路标准非常低，只要能够铲平那些最难走的地方就可以了。托马斯的老雇主和投资伙伴华盛顿的儿子，乔治·华盛顿，在1747年的一次旅行中经过这里。他将通往托马斯家的路称为“人和动物有史以来走过的最难走的道路”。

如果托马斯认为迁到离边境线很远的地方就可以躲避战火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现在已经卷入了战争漩涡的核心——1754—1763年的英法战争，这也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战争。

战争的爆发部分是由于托马斯和其他英国移民得陇望蜀，他们并不满足于波托马克河河边的土地，还希望向西边扩张，因为那里的俄亥俄河航行便利而且沿岸土地更加肥沃。托马斯投入了华盛顿家族麾下，他们的伙伴还包括俄亥俄公司的弗吉尼亚人。俄亥俄公司从肖氏和米高斯家族手中抢得了大片土地。当他们想在俄亥俄的岔路口建立一个贸易站时，他们受到另一伙儿敌人的痛击，那是魁北克的法国人。他们也想窃取俄亥俄河边的土地。1754年，一场小规模的战斗成为法（国）印（第安人）战争的起点，在这场战斗中，俄亥俄公司一败涂地，连指挥官乔治·华盛顿也仓皇逃遁。托马斯和他的两个儿子丹尼尔、小托马斯都自愿参加了当地民兵队反抗法军。他们实际上是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乌合之众，打仗毫无章法。托马斯还命令自己的一个非洲裔奴隶内梅西斯也参军。1757年4月23日，在距离现在马里兰弗罗斯特堡（Frostburg）不远处的一场战斗中，小托马斯不幸阵亡。几个星期后，内梅西斯也命丧黄泉。

凭借英国人的帮助，殖民地居民终于打败了法国人及其印地安盟军。然而，托马斯还不能就此摆脱战乱之苦。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托马斯的幼子迈克尔在战争早期就献出了生命。托马斯的四个孩子中，有两个阵亡，两个夭折，他的一生充满了暴力、悲伤和挣扎。

但是，托马斯盼望拥有一块河边土地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在迈克尔牺牲之前，托马斯就在俄河亥俄边获得一块土地，他的后代将可以在这片沃土上耕耘、在河边的工厂工作。沿着河流、运河和道路不断发展的美国经济，将美国人民从贫困带向富有。从托马斯时代开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而托马斯正是我的祖先。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还没有告别那种不幸的日子，他们并不像降生于富有之邦的我们这样幸运。今天，当生活在富国的我们去观察穷国的人们时，所看到的实际上是我们的过去。我们都是穷人的后代。如果将视角放远一点，我们都来自下等阶层。正因如此，我们才踏上漫漫旅途，探求穷国致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