阖上的窗户

德国的陆上作战情况同样面临着落后的局面，尤其是需要面对法国和俄国的联盟。1870年，法国在色当战役失利后的负隅顽抗让老毛奇认识到，一旦需要同时对两个国家作战，德国便“不能希望凭借迅速的攻势，先摆平一个，再腾出手来对付另一个”。他的弟子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在其《武装的民族》（The People in Arms）一书中对该观点表示了赞同：“今后的战争必将失去许多流动性要素，而这种流动性和机动性很大程度上是过去我们所参加战役的特点。”讲求速战速决的作战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个令人震惊的警示是1895年由总参谋部的一位军需军官——克普克少将提出的。根据他的预测（摘自一份秘密备忘录，原著已经丢失），两线作战的战斗一旦打响，将会现出以下情况：

就算是士气昂扬……我们也只能忍受那单调冗长、血腥残酷的长期战争——通过在各处采取包围战术，进行最普通的进攻，从而逐步取得胜利……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速战速决。军队和国家一开始就要习惯于这种观念，以此避免战争伊始就陷入骇人的悲观主义情绪中……一般来说，在阵地战中，我们一定要在野战工事的长战线上赢得优势，打赢要塞的包围战，否则将无法取得对法作战的胜利。希望我们做好关于情报和物资的充分准备，并且在关键时刻，能够以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姿态应战。

日俄战争中的堑壕战大体上证实了克普克的分析。大家普遍认为俄国人的防御工事要弱于法国，而且前者的动员速度相对缓慢。因此，小毛奇和瓦尔德泽决定，一旦开战便先向俄国发起攻击。

正如我们所知，施利芬在接任瓦尔德泽的职位之后，便开始试图规避战术来突破法国的防御，即以法国北部为突破口。早在1897年，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借道卢森堡和比利时全速前进；1904~1905年，他又构想出一个侧翼大行动的主要内容，通过借道荷兰来实现；1905年12月，就在退休前，他写成了著名的《回忆录》（Denkschrift）一书。书中，他设想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2/3的德军（33个半师）全线出击，借道比利时和荷兰，直奔北法。然而，阿尔萨斯–洛林和东普鲁士地区几乎没有防御能力：只有一个师驻扎于此，以抵御俄国方面可能的进攻。如此行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在6周之内“全歼”法军，这样，今后若有敌军胆敢进犯德国领土，只会被肃清和消灭。

然而，从酝酿阶段到1914年战争爆发，该计划一直存在一个缺陷：在施利芬计划征调的师团中，有8个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对军事建设中反对军队扩张的声音再熟悉不过了。正如斯蒂·弗尔斯特所言，实际上，德国国内存在一种“双重军国主义”。也就是说有两种军国主义的形式存在：一种是“上层阶级”中反动的“传统、保守、旧普鲁士式”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流行于1890~1905年；另外一种是“下层阶级”的“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具有“激进右翼倾向”，于1905年以后粉墨登场。在前者眼中，正如瓦尔德泽于1897年提出的，“保持军队的完整度”就是一切。简而言之，是要保持贵族出身的军官所占比例达到60%左右，且保持来自农村的军士和同等军衔的人达到同样的比例水平，这样便可以排挤那些“不适于军队的民主分子及其他人员”——这种行为之后遭到普鲁士军政大臣卡尔·冯·艾内姆的警告和反对。这样，军事保守主义者便有借口与提尔皮茨和其他支持者建立一支大型德国海军舰队了。继任的军政大臣们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如下措施：在增加防御开支方面，陆军要从属于海军，陆军的规模可以有节制地进行扩充。1877~1889年，德国和平时期的军队实力维持在468400人左右。在接下来的7年里，尽管也曾两次试图实行普遍军役制度（1890年就可以增加150200人），但这一人数也只增长到了557430人（见图4–1）。或许德国军国主义局限性的最有力证明正在于德国军队自身的保守性。

然而，到1912年12月，距帝国宰相卡普里维实行普遍兵役制度失败已近20年，尽管保守主义者做出了一番努力，德军内部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将军中出身贵族的人数比例仅略微下降，高级军官在诸如冯·比洛和冯·阿尼姆这类人的管理下仍旧混乱不堪；但从军官的整体来看，出身贵族的人的比例从之前的65%下降到了30%。这种变化在总参谋部表现得尤为明显：截至1913年，70%的人都是贵族出身，有些部门——特别是举足轻重的铁路部门——几乎是清一色的中产阶级。原来的保守基调顿时变得开放而重视技术和发展，主要矛盾也随之从内部问题转向外部敌人——简而言之，就是将视线聚焦法国和俄国对德国的威胁上来。在这些新兴的信奉军国主义的“精英领导人”中，最为活跃的是埃里希·鲁登道夫，他早在1910年7月便声称，“任何为其生存而战斗的国家……必须要倾其所有兵力和资源。”1912年11月，他用第六次反法同盟时期的那种口吻强调实行普遍兵役制度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再一次武装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鲁登道夫在其1912年12月的《大备忘录》中呼吁，两年内，征兵率要新增30%（将动员率从52%提高到82%，也就是达到法国现有的水平），新征人数要达到300000人。就连贝特曼也被说服：“我们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可以戴上钢盔的人。”军务部的保守者们对鲁登道夫计划中的激进逻辑心知肚明。弗朗茨·冯·旺戴尔将军直率地反驳道：“如果你继续下这样的命令，你将带领所有德国人民掀起一场革命。”1912年12月，当德皇在“军事会议”上准备支持新军队法案时，军务大臣冯·黑林根提出了异议：“鉴于现有的军队结构、指导员情况和营房建设，我们根本容不下更多新兵。”当然，黑林根在指责受到“陆军社团和泛日耳曼主义”影响的“军队部门”“对我们军事实力的质疑”时有些过头了。他将鲁登道夫的计划谴责为军队“民主化”，也因此被贬谪到杜塞尔多夫当团长；同时，他本人也新拟了一份军队草案，草案中，征兵人数仅为117000人。

事实证明，鲁登道夫是正确的。1912~1913年的军事草案将德国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增加到748000人。但法国和俄国的军队人数在几年之前便早已出现大幅度增长了。俄国和法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1913~1914年）的总人数达到2170000人，与此相比，德国和奥地利人数总和只有1242000人——双方足足差了928000。1912年，差距缩小到794665人；而截至1914年，这个数字只有260982了。这意味着，从战时的军事总实力来看，德国军队总人数大抵在215万人，可能还会有130万哈布斯堡军队加入其中；然而，塞尔维亚、俄国、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总人数则达到560万之多（见表4–3）。

图4–1 德国军队和平时期的实力，1874~1914年

注：数据不包括民兵组织和后备军。

资料来源：Förster,Doppelte Militarismus.

表4–3 欧洲列强1914年军事实力

资料来源：Reichsarchiv,Weltkrieg,erste Reihe,vol.I,pp.38f.

从1913年到1914年应征入伍的人数上看，德国的劣势已然很明显：对方有585000人，而德国只有383000人。德国总参谋部表示，在法国，83%的合格人员履行了他们的义务，而德国只有53%的人应征入伍（见表4–4）。虽然俄国每年征召人数的比例只有20%，但它巨大的人口基数也足以让德国难以望其项背。1905年，施利芬自己也表态，“我们一直在释放巨大的人口压力……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武器装备也不完善。”“尽管德意志帝国有6500万左右的居民，而法国只有4000万人，”伯恩哈迪在7年后评论道，“但除非每年都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入伍，除非在和平时期建立必要的管理机制，否则这些过剩人口只能作为呆滞资产来对待。”小毛奇1914年5月曾对霍尔岑多夫说：“我将尽我所能，但我们跟法国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表4–4 1914年欧洲列强的军事潜力

资料来源：Reichsarchiv,Weltkrieg,erste Reihe,vol.I,pp.38f.

图4–2将该问题做了概括，向我们展现了战争前夜法国和俄国的军队究竟比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强大多少。就师团数量而言（该方面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意义），情况看起来似乎更糟糕。

正如表4–5所示，从士兵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上来看，战前欧洲国家中军事化最彻底的当属法国：其2.29%的人口在陆军和海军中服役。1913年7月通过的《3年制兵役法》只是将这种长期的领先优势扩大而已。德国屈居第二（1.33%），但英国也不甘示弱（1.17%）。这些数据本身证明了诺曼·安杰尔关于德国仅仅“在名声上（需要说的是，这是极其不公正的）被认为是欧洲军事化最彻底的国家”的论断是正确的。

表4–5 五大国际力量中参军总人数（陆军与海军）与人口数比率，1890~1913/1914年

注：人口数为1913年统计量，参军人数为1914年统计量。

资料来源：Kennedy,Great Powers,pp.255,261.

然而，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当把其他因素（具体而言，如军官、士兵的比例，以及军备的占有率）一并考虑在内时，差异就不那么明显了。德军内部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有很多争论，关于军事科技和人力部署的探讨同样备受关注。同样产生分歧的问题还有骑兵继续存在的意义、如何加强野战炮兵作战能力以及用机枪武装军队的必要性。而且，总参谋部的激进分子对于铁路在战争中的地位总是很关注。

图4–2 欧洲主要四国军队人数，1909~1913年

注：我从另一个信息源得到了关于1913年奥匈帝国的数据，赫尔曼的资料并没有提供该数据。

资料来源：Herrmann,Arming of Europe,p.234.

实际上，该领域也确实有了长足进步。1870年，如果想从普鲁士调兵攻打法国，需要27天；1898年，德国在帝国内的动员和调兵仍旧需要跨国5个时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总参谋部挖空心思要改善这种状况，采取了包括军事演习、绘制地图、教授军事历史以及在乡村地区巡视等措施，但策划和完善军事运输计划仍是总参谋部的职责——它也是德国战争动员中至关重要的第5个步骤。在施利芬计划的另一个版本中，他将坎尼战役作为未来“歼灭法国的战争”的范本；但将该计划付诸实践、让德国军队在最佳时机开赴决定性战场的任务则落到了如威廉·格勒纳等技术人员的肩上。因此，绘制铁路地图和拟定时间表的能力尤为重要。战争前夕，该军事运输计划已经被简化为一场312小时的演习，用11000趟列车运送200万士兵、60万马匹和必需品。

然而，即便是在后勤和人员物资流动方面取得了如此大的成绩，德国人丝毫没有感到满足。除了人员和大炮，俄国的铁路情况也是德国在1914年的苦恼来源。格勒纳1913年4月在国民议会预算委员会上证实，德国从1870年以来在铁路建设方面一直落后于俄国和法国，这种担忧正逐渐开始蔓延。这是毫无疑问的。1900~1914年，从俄罗斯出发向西行驶的火车次数在一天之内从200次增加到了360次。1914年9月，俄国人意图引进一种新的动员计划（第20号计划），该计划能够将75支步兵师运送到战场的时间从30天缩短到18天。

毫无疑问，德国人在某些方面高估了自己的对手。尽管俄国人在数量上很有优势，但不幸的是，其装备却非常落后。法国人虽然做出了军事承诺，但却被其疯狂的战略所阻碍，即攻打阿尔萨斯–洛林的第17号计划。该计划由霞飞提出，并于1913年5月通过，它是建立在以攻为守（通过骑兵部队冲锋陷阵和密集纵队的刺刀上阵）的假设基础上的。火炮专家伊波利特·朗格卢瓦1904年说过，法国将军们相信“稳步增加大炮的威力能够让进攻变得更容易”，这种想法让他们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便浪费了大批人力，以至于差点儿将胜利拱手让人。更为缺乏远见的是，法国人并没有努力阻止经济重地布里埃地区（该地铁矿石产量占法国总量的近75%）落入敌手。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不能说德国对其相对落后的军事力量的担忧是无中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总参谋部的知情人士已经意识到，要完全按照施利芬计划实施根本不可能。为了抵挡法国可能进攻洛林的作战计划，小毛奇认为，有必要从右翼调拨部队进行支援——右翼进攻原本计划借道比利时使先头部队纵深挺进，包围巴黎，但先不对荷兰下手，再支援奥地利军队，动用第八集团军大举向俄国进攻。该计划于1914年制订，很显然其意图不是全歼法国部队，主要也是因为不会有哪支部队能够像第1支队那样行进得如此神速——月行300英里——且全然不顾身体的疲惫。这也许是小毛奇决定避开荷兰的原因，因为这样荷兰就能继续保持中立，同时扮演运送进口物资到德国的“要道”之角色。小毛奇在1905年1月就曾提醒德皇，这场与法国的战争“不可能通过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决出胜负，而将会转入旷日持久、单调冗长的持久战；任何一方不到最后一刻是绝不会放弃的。即使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的人民也会被消耗殆尽。”这一席话于1910年5月被总参谋部第三部门的一份报告证实了。小毛奇和鲁登道夫甚至还在1912年11月上书军务部：

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迎接由一系列艰难的鏖战构成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直到我们将其中的一个对手制服；如果我们想在东线和西线的战役中相继取得胜利，那么我们的资源就不得不面临短缺和耗尽的局面……我们需要以弱制强，以少胜多。长期的军火供应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请求囤积足够的军火了。1914年5月14日，毛奇委婉地警示内勤秘书，“面对可能发生的双线作战，只有经济强盛的民族才有机会取胜。”

历史学家们常常对德国军事和政治首领在第一次大战之前的那些年表现出的悲观情绪表示不解。比如，1909年，提尔皮茨担心英国海军会对德国舰队实行闪电战袭击；而业已解甲归田的施利芬在夜里仍旧会被法国、俄国、英国和意大利“针对同盟国的密集进攻”的噩梦所困扰：

在某一个时刻，吊桥被放下了，门户大开，一支力量强大的部队眼睁睁地看着自由散漫、丧心病狂、到处搞破坏的人穿过孚日山脉，趟过默兹河、涅曼河和布格河，他们的铁蹄甚至还踏向伊松佐河和阿尔卑斯山一带。情势已危在旦夕。

早在1905年，毛奇就觉察到了“战争这一蛇发妖女正向他冷笑”。“我们都生活在压力下，这种压力将我们取得的成就所带来的快乐统统抹杀。”他在日记中坦言，“我们几乎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会扪心自问：‘我们这是为了什么？这明明是徒劳的！’”对小毛奇来说，就算出兵的命令是他发出的，战争对他来说还是意味着“欧洲文明国家相互撕扯对方的行为”以及“未来数十年中毁灭欧洲几乎所有文明的愚蠢举动”。“战争，”1914年9月，他在官场失意、隐退田园之后悲哀地说，“向我们展示文明纪元是如何生息繁衍的，以及每个国家在整个世界的发展历程中是如何扮演其注定的角色的……假设德国在这场战争中一蹶不振，那么对这个国家来说，平稳发展的生活将不复存在，而这种生活正是人类和德国的文化发展所依赖的；人类的发展也将以某种灾难性的方式倒退……”在小毛奇的奥地利战友康拉德的话语中也很容易洞悉出这种宿命论的意味。就连像伯恩哈迪这样的狂热军国主义者都不得不试图为“下一场战争”的失败辩护：“就算是失败，也能结出累累硕果。”小毛奇的继任者埃里克·冯·法金汉将军于1914年8月4日也说：“就算我们化为废墟，战争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德国的军事首领们在战争前夕表现出的是脆弱，而不是强势。

这种情绪不仅是军事首领们独有的，德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悲观情绪。1912年，他坦言自己“为我们在战争中的相对实力感到极度忧虑。人们必须完全信任上帝；为了不至于失眠，我们必须要依靠俄国的革命并将其视为我们的盟友”。1913年6月，他承认“已对战争、它的聒噪和喧嚷以及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感到厌倦。列强们该冷静一下了……否则将会发生一场并不值得且会伤及所有人的大灾难”。民族自由党领导人巴塞曼“采用消极的宿命论论调”说：“如果我们与法国开战，那么英国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会与我们决一死战。”他的秘书库尔特·里茨勒抄录了他1914年7月7日日记中的一些想法：

宰相期望这场战争能够颠覆现存的一切，无论后果如何。现有的世界陈腐而老旧，毫无新意……人们头上笼罩着茫茫的雾。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未来属于俄国，它不断地成长，成为压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越来越沉重的噩梦……宰相对德国的现状表现得非常悲观。

7月20日，贝特曼又重新回到俄国的主题上来：“俄国的需求随着其实力的大爆发而与日俱增……如果欧洲维持现有的格局的话，它在几年内便能傲视群雄。”一周后他告诉里茨勒，他感到“徘徊在欧洲和我们的子民上空的不是人为的操纵，而是命运”。他的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有时候可以归咎于文化历史学家们对于尼采、瓦格纳和叔本华等人的作品的过度宣扬，而且这种悲观绝望在1914年军事行动开始时尤为明显。

德国盟国军队更为糟糕的局面迫使德国对其不景气的战略计划加以分析。康拉德在1913年2月警示小毛奇：

（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敌意”“需要通过诉诸激进的形式来解决”的话，）我们很难指望我们的斯拉夫战友（占人口总数的47%）在与其同胞的战斗中表现出热情。如今，军队中仍然渗透着这样的情感：从历史上看，他们曾经属于一体，有着共同的秩序认同感；但这种情感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还有待商榷。

而这也远不能让人信服。因为早在1913年1月，总参谋部就开始考虑“德国孤军奋战抵御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可能”。事实上，真正在战争之初孤军奋战的是奥匈帝国，因为施利芬计划将德国的大部分兵力都部署在了西线，其所犯的一个典型错误就是，康拉德最初将他12个师团中的4个派往塞尔维亚，而当德国明确表态不会派遣第8集团军前去支援奥匈帝国抵御俄国的作战时，他又不得不把那些部队召回到加利西亚。

此外，意大利陆军和海军的无能也在1911年对的黎波里（叙利亚）的进攻中暴露无遗。甚至在这之前，英国外交官就曾开玩笑说，“意大利继续待在三国联盟，成为最薄弱的一环也不错。”当然，德国人也从未觉得意大利会在1914年参战。

面对如此积弱的军事力量，德国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避免战争，并阻止其他势力对德国进行攻击。另一种就是在情况越发恶化之前先发制人。后者是德国将军们反复强调的一点。老毛奇曾经在1875年敦促俾斯麦再袭法国；12年后，他又鼓励对俄国采取同样的行动。他的继任者瓦尔德泽也更倾向于先下手为强。就连施利芬也在俄国陷入日俄战争泥潭时呼吁对法开战。康拉德也是先发制人战略思想的拥戴者：他在1907年和1911年提出攻打意大利的计划，并在1913年敦促奥地利“让西斯拉夫人从文化和政治方面彻底与东斯拉夫人决裂，使其摆脱俄国的影响”——这也成为攻打塞尔维亚的信号。1914年以前，政治家们曾一度试图放弃这种战略。但从1914年开始，它又卷土重来，再次成为无可辩驳的军事法则。1914年4月，德国皇储对美国外交官约瑟夫·格鲁说，“德国可能不久后对俄宣战。”小毛奇于1914年5月12日在卡尔斯巴德对康拉德说：“犹豫不决意味着不断让机会缩水，但我们现有的兵力情况还无法和俄国抗衡。”8天后，他在从波茨坦回柏林的路上向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重述了这一观点：

俄国将在2~3年完成军事准备。我们的敌人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他（小毛奇）甚至对此不知所措。他认为，为了总体上能够经受住考验，除了率先发动防御性战争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一个月后，在一次晚宴结束后，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与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的谈话中对该分析表示了赞同：

他对俄国的军备、铁路建设规划以及1916年对我方宣战的计划深表忧虑。他抱怨我方严重缺乏通向西线抗击法国的铁路线路；并暗示我们……与其按兵不动，不如出击，这样可能会更有利。

当时恰巧离萨拉热窝行刺事件还有整整一个星期。换言之，德国早就已经坚定了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的计划，之后的外交危机只不过成为其几乎完美的托词（奥匈帝国无法规避的宣战理由）。历史学家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却时常疏忽笼罩在德国总参谋部上的愁云。很奇怪的是，反倒是一家英国媒体（《国家》杂志）在1914年3月对此做了正确的解读：“说普鲁士的军队不曾妄想将其兵力积累到具有压倒性优势，是不合常理的。”次月，格雷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质疑“德国将对俄国展开一场具有威胁性的侵略战争”，认为“即便德国取得开门红，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俄国凭借其强大的资源优势，也会将德国慢慢耗尽……”但布罗斯勋爵（之后他因为报道德国在比利时的暴行而赢得了盛赞）在7月评论道，“德国已经整装待发……并要倾其所有兵力”打击俄国，而这“将会迅速成为对整个欧洲的威胁”。

但问题仍然没有解答：德国仅仅是打算通过拆散协约国来获得1914年的外交胜利，还是蓄谋已久地想要发动一场欧洲战争——不管这场战争是“防御性的”，还是一场有预谋的扩张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皇储向约瑟夫·格鲁的暗示，以及总参谋部在其战略性铁道建设上下的功夫；帝国宰相4月即注意到，这项工程本计划多年后完工，1915年才开工。不管怎样，有一件事似乎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德国的军事首领们并没有放弃那深入人心的“闪电战”传奇，他们在1914年8月奔赴战场，却压根儿没有打算在香榭丽舍大街过圣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