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政治信条

不得不说，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德国，扩充军备的拥护者仅是少数派，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在使英国尴尬不堪的布尔战争之后，关于提高“国家效率”的倡导无疑引起了政见不同的人们的兴趣。然而，当关于增加英国军事备战的具体提案通过后，例如招募新兵的政策，这样的倡导又被人们置若罔闻了。由乔治·希创办的“国家兵役联盟”的会员人数在1912年创下新高，有98931名正式会员，还有218513名“支持者”（这些人只是在经费筹措上提供少量帮助）。不到2.7%的15~49岁的男性参加了志愿军。巴登·鲍威尔组建的童子军在1913年达到15万人，但这在整个国家的男性青年中所占的比例却微乎其微。征兵征来的人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其中有退休的军官、记者，甚至还有牧师（比如一位汉普郡的牧师，他发给教区2000多位居民名为“用宗教的眼光看待兵役”的小册子）。萨默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各式各样的爱国联盟实际上不符合“选举的精神”。毕竟，布尔战争中解放马弗京的庆祝不能被视为工人阶层“侵略主义”倾向的确凿证据。

在雷蒙·普恩加莱的任期（1912年1月~1913年1月）以及下任总统任期内，法国国内关于“民族觉醒”（为此，还象征性地为纪念圣女贞德设立了国家假日）的热潮不仅表现在口头上，也表现在行动上。约瑟夫·霞飞将军被晋升为总参谋长，同时获得了军队的战时最高指挥权，还有一项将兵役从2年延长为3年的法律也获得通过，教师工会由于站在反军国主义的立场而被迫解散。但即便如此，民族主义的复兴也不应被夸大宣传。实际上，相比于外交事务，人们更关心国内的选举和税制改革，特别是为平衡代表的比例，要建立一个反对激进分子的跨党派联盟（不顾激进分子的反对，该联盟于1912年7月成立）。但是没有人想撤销乔治·克列孟梭政府财政部部长约瑟夫·卡约与德国签订的贸易条约。事实上，1912年年初普恩加莱出面协调的也是意大利的小型海军分歧事件，而不是德国。泰奥菲勒·德尔卡塞的反德态势得到了扭转。其实，也只有小部分代表——654人中的200余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支持者。

德国激进的右翼势力被认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前身，之后，人们便对其大书特书。杰夫·埃利、罗杰·奇克林等人的作品描写了1914年以前疯狂热衷于扩充军备的激进民族主义机构的特点，它警醒世人这些民族主义者绝非保守的等闲之辈。尽管这些机构的建立（如德意志海军联盟）旨在使用特殊但合法的手段增加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率，但后来发现慕名而来的支持者具有的军国主义素质完全超乎想象，甚至正逐渐滑向“国民皆反”的局面。埃利表示，这种现状正是动员出身小资产阶级、先前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兴趣的人的结果，小资产阶级联合性质的民粹派倾向正向精英统治发起挑战。他认为，这正是德国右翼势力“重建”过程的一部分，也将预示着战后的传统保守分子、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中小资产阶级以及反犹分子沆瀣一气形成了纳粹主义。然而这种“众多政治游说组织逐步融合、同质形成‘右派’的统一体”的观点并没有认识到激进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以及其模棱两可的本质。此外，用某种特定的社会阶层——小资产阶级——来定义激进右翼分子，忽略了“有素养的资产阶级”精英在激进民族主义机构以及激进民族主义者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持续的支配作用。

德国主要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联盟的参与人数在其黄金期达到了54万，绝大多数（33.19万）属于德意志海军联盟。然而，这一数据夸大了真实的参与度：有些狂热分子参加了不止一个联盟或协会，还有一些会员仅仅出现在花名册上，定期缴付一下微不足道的会费而已。此外，陆军社团联盟的参与者也绝非理论上的中低阶层大众。斯图加特分会执行委员会的28名会员中，有8人是陆军军官，8人是政府高级官员，7人是商人；在勃兰登堡、萨克森、汉萨同盟港口等地的分会也同样吸引了不少“大人物”：波森的政客、帝宾根的学者、奥伯豪森的商人……同样，泛德意志联盟有2/3的会员接受过大学教育。

与之相反的是，纯粹“平民化”的民族主义者联盟——退伍士兵联盟（任何服完兵役的人均可加入）——却丝毫没有发现任何激进的元素。作为德国最大的协会，它在1912年的成员数达到280万，甚至超过了欧洲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SDP）的人数。然而，忠于皇室及其花车游街传统的退伍士兵联盟，在意识形态上显得格外保守。一位普鲁士内务大臣曾于1875年说，该联盟通过一种“让人摸不透的手段……活跃在中下阶层民众中，保持着皇室的尊严……”海因里希·曼的《稻草人》（Man of Straw，1918）的主角，懦弱胆小而又平凡的迪德里希·黑斯林身上，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人们经常忽略新教徒对威廉时代的激进民族主义的影响。1870~1914年，新教徒关于战争主题的布道从“上帝的旨意”逐渐演变成“上帝的指引”，后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并非只有莱因霍尔德·泽贝格这样的正统牧师才具有军国主义情感，自由神学家如奥托·鲍姆加滕也特别倾向于激发人们的“耶稣–爱国主义”。面对对手的压力，正如他们的一位领袖所说，德国的天主教徒感到有必要表现出“没有人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君王和国家”的姿态。

这些通过宗教流露出的情感影响颇为广泛。例如在泛日耳曼联盟的宣传预言中就充斥着所谓的末世情结。作为联盟中最激进的领导人之一，海因里希·克拉斯宣称：“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神圣的，它可以在我们的人民中唤醒人性的伟大、自我牺牲的力量以及无私的行为，并让我们的自私卑鄙的灵魂得以净化。”陆军社团设立在天主教徒居多的符腾堡地区，但其成员大部分是新教徒，他们在该地形成了一块独特的新教聚集地。该联盟创始人曾因为攻击“天主教中央党”而被驱逐出海军联盟。并不是只有激进民族主义者受到新教的影响。小毛奇就通过其妻子和女儿而笃信神智学者、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的通神论（斯坦纳的理论大多来源于《启示录》），这与其前任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信仰的严肃和苦行的胡特尔派虔诚主义大相径庭。

施利芬同其他学者一样，在其签名时习惯写“格拉夫·施利芬博士”这一称呼，很多战前军国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不仅活跃在教堂里，还扎根于大学校园内。但是我们也不能将事实夸大。事实上，德国的学者离那些步调一致的“霍亨索伦王朝保镖”还相去甚远；大学的传媒课教师——如泛日耳曼主义者迪特里希·舍弗尔——在很多情况下都格外擅长抨击激进民族主义立场，即使在就职演说中，他们也直言不讳，各抒己见。但另一方面，有许多院系——并非仅局限于历史系——对激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发展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地缘政治学作为地理与历史两门学科相结合的衍生学科，所产生的影响也极为广泛，特别是在“德国处于被各国包围的地理位置”这一理论的推广上功不可没。哲学系的学生——如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私人秘书库尔特·里茨勒，对来自叔本华的“各个国家为了权力，彼此发生冲突”的观点深信不疑。对另一些人来说，激进的理论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海军将领格奥尔格·冯·米勒就曾提及“拥护日耳曼民族反对斯拉夫人和罗马人的立场”，小毛奇也曾说过；大学里的日耳曼学专家们在1913年召开了一场会议，主题为“根除非日耳曼血统的人……以及向学生和民众灌输日耳曼人‘本质’上的优越性”。陆军社团的成员中不乏考古学家和眼科专家等众多领域的学者。简而言之，泛日耳曼主义者奥托·施密特–吉比兴费尔斯将战争描述成为“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他在《政治人类学评述》（Political-Anthropological Review）一书中提到过此观点，而他堪称是德国受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的典范。在战争期间，陆军社团成员冯·施特兰茨道出了这个圈子的人们的共同心声：“对于我们来说，赢得或失去几块殖民地，或是我们的贸易差额达到200亿或250亿马克……这些都无所谓。我们真正要关注和讨论的是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托马斯·曼的杂文《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的观察》真实地反映了德国人战时的心情：德国为了捍卫自身的文化而向英国那沉闷、圆滑、物质至上的文明发起了挑战。

接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与激进民族主义者是如此不谋而合，这也解释了德国从民族自由主义过渡到激进民族主义的过程为何如此顺理成章。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弗赖堡大学教授就职演说中呼吁开拓一种以世界政策为标准的新民族自由主义。韦伯的想法不乏支持者。例如一位对此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学教授，他创造了对民族自由主义者来说举足轻重的统一德国的神话：团结中欧那些威廉政府的拥护者，使之形成统一的、德国统辖之下的关税联盟，以有意识地复制普鲁士关税同盟在统一德国的历程中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也是之后德国发动战争的目标之一。总之，民族自由党与陆军社团在1912年和1913年的军费讨论中亲密地站到同一个阵营中。凯姆本人虽然宣称“勿将军事问题与党派政见混为一谈”，并设法对保守党以及民族自由党国会代表进行动员，但是这种“非政治主义”的矫饰乃是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惯用手段，并且实际上他非常有希望，通过与民族自由党党魁恩斯特·巴塞曼建立合作来获得成功。而后者的名言是：“俾斯麦活在人民中，而不是政府中。”这似乎给民族自由主义的本质添上了“激进民族主义”的色彩，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也说过类似的话。巴登领导下的民族自由党成员埃德蒙·雷布曼于1913年2月大声疾呼，“我们拥有先进的武器，并且我们愿意使用它们发动战争”，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要取得“与1870年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着实看不到德国激进民族主义有什么新的变化，正如1870年，它的核心一直掌控于总是以历史眼光看待问题的中上阶层手中。

诚然，那些怀有一腔革命热血的人冲破了德国旧有的自由主义的藩篱。克拉斯以其怪诞的远见辩解说，输掉战争同样是件好事，因为失败能加剧“国内现有的分裂状况，导致混乱的局面”，这样才需要通过“一位独裁者强大的意愿”进行调解。因此，陆军社团后来有人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纳粹的行列也就不足为奇了。德皇本人也觊觎着他还未拥有的独裁统治，甚至选择了拿破仑作为自己的标杆。这样看来，旧有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保守的德国决心维持其“完美的王朝统治”与“历经现代革命与国家民主原则洗礼的自治政府”的矛盾引起的——取代了摩德利斯·艾科斯坦斯那印象主义般的论点，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现的是变革而现代的德国与保守的英国之间的文明冲突。这点直到1918年10月才得以证实：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表示，德国国内革命可能是签署停战协议的必要条件。然而，问题在于，1914年以前，德国的激进民族主义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究竟走到了什么地步。不同于艾科斯坦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大大超过了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