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怀赤子之心 辟人生新路(2)

12月21日，郑海荣正式到先进院报到，全职上班，投入非常紧张的工作中。张元亭作为医工所创所所长，又是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工程学部主任，还身兼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几个职务，工作十分繁忙，手脚勤快的郑海荣就成了他的助手。申报重大项目、招聘海外人才、筹备国际生物医学大会，每件事情都有郑海荣的身影。为了落实路甬祥所说的高分辨显微CT科学目标任务，郑海荣回国后就与几位同事一起承担了“用于昆虫/小动物微观结构及仿生学研究的高分辨显微CT研发”的中科院科研装备研制项目，获得中科院300万元项目经费支持。这是医工所成立后第一个获批的生物医学仪器项目，显示出中科院对先进院在生物医学工程方面的重视。

起步于显微CT项目，在之后的五六年里，先进院相关科研人员组成了一支结构合理、专业配套的科研团队，一批青年科技人员得到锻炼并迅速成长，在多种CT系统研发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研发并在中科天悦公司产业化的大视野锥束口腔CT产品于2014年6月和9月先后取得欧盟CE[3]认证和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2012年，开始进行静态碳纳米管CT系统研发工作；2013年年初，获得国内首幅碳纳米管CT投影图像；目前，正在研发基于阵列式碳纳米管光源的静态乳腺断层成像系统。

2008年春节，郑海荣除了与妻子在美国团聚，还迎来了女儿的诞生。郑海荣抱着粉嘟嘟的女儿，沉浸在做父亲的喜悦里。听到一旁的妻子嗔怪他为了工作，竟然错过了孩子诞生的时刻，他只有满怀的愧疚。他用激动的口吻告诉妻子眼下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多么重要，讲述先进院在财力还不太充沛的情况下，院长樊建平就批准用10多万元美金购买了一台先进超声设备让他有条件做科研实验，讲述团队成员如何一起艰苦奋斗并策划大项目，讲述深圳产业界的创新活动如火如荼，先进院迫不及待地响应企业对科研支撑的迫切需求。“真是不容耽搁啊！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都发话了，要我们分秒必争地做科研。”郑海荣激动地与妻子分享着在先进院发生的每一件新鲜事，妻子望着他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她深深理解丈夫在海外学成之后需要一个绽放才华的舞台。早在2006年，博士毕业前夕，郑海荣幸运地荣获“美国心脏学会杰出博士奖”（AHA Fellowship），即便对于顶尖医学院的美国人来说，这也是非常有难度的奖项。而在美国加州做博士后研究时，多是在实验室按照教授既定的课题做研究，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因此，像先进院这样一个气氛融洽、运作高效的平台，又是多么可贵啊！善解人意的妻子鼓励丈夫好好珍惜这个机会，趁着年轻努力做出一番成绩来。

在郑海荣心里，新生的孩子犹如一张白纸，每天都以笑容来迎接初升的太阳；而加入先进院，也仿佛在一张白纸上由他用智慧和心血尽情渲染，刚刚而立之年的他，心里对未来涌动着无穷的激情和希望。

于是，在美国待了短短几天后，郑海荣告别妻女，又飞回深圳这座充满激情的城市。春节一过，所长张元亭召集郑海荣等几位医工所的年轻同事，一起开始国际生物医学大会的紧张筹备工作。虽然这是先进院医工所成立以来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张元亭还是充满信任，创造机会，放手鼓励郑海荣等年轻人按照国际化规则大胆办会，让他们在国际化的学术活动中锻炼。张元亭及医工所首席科学家们在国际生物医学工程界具有很大号召力，他们向罗伯特·兰格（Robert Langer）等国际生物医学界杰出科学家发出了邀请，所以会议规格很高。当时市委常委许勤代表深圳市政府出席了这次国际会议并致辞，欢迎世界各国生物医学工程科学家聚首深圳。《深圳特区报》头版刊登了这次国际生物医学大会的盛况。第二天，樊建平拿着报纸走进郑海荣办公室：“海荣，你们这次会议办得不错啊，先进院在国际学术界打响了一炮！”院长脸上的笑容让郑海荣深受鼓舞，此前连续三个多月废寝忘食的忙碌也是值得的。

九年后，郑海荣还记得那件崭新的白衬衫，以及穿着白衬衫与路甬祥见面时的激动心情，他喃喃地说：“这个平台给人才成长提供加速度，我在这里带的研究生如今已经成长为科研骨干了，一批当年回国的年轻人都成长为各个学术方向的顶梁柱。先进院倡导的科技生态‘榕树效应’逐步繁荣并展现了活力和竞争力，每个年轻人都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超常规的发展，医工所的团队也已经发展为国内外知名的生物医学研究力量，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建立起自己的声誉，产生影响力。”

在先进院搭建的国际化学术平台上，在张元亭等“AF教授”的帮助下，一批回国的青年学者在国内的科技舞台得到快速成长，五六年后产生了包括张春阳、王立平和郑海荣等一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生物医学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2015年，郑海荣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开展创新性超声无创深脑神经调控技术与仪器研制，获得国家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项目支持——全国仅五项，向新的科技高峰进发。2016年初夏，郑海荣被任命为先进院副院长。

对于39岁的郑海荣来说，人生的画卷正在面前徐徐展开。他却说，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是更加“辉煌”，而是以科学精神作为行为的标准，带领科研团队更加“淡然”地往前走。“先进院的这种学科交叉优势加快了科研转化速度和提高了成功率，我们要扎根产业，面向前沿，在创新链条上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实现创新的价值。”

为一流人才配备一流设备

2008年10月，从美国西北大学心血管磁共振研究中心招聘回来的刘新到位于蛇口的先进院劳特伯医学成像研究中心报到。他的直接领导就是该中心执行主任、刚刚三十出头的副研究员郑海荣。

在刘新看来，郑海荣非常年轻，非常谦和，一点也没有领导的架子。狭小的办公室里，郑海荣指着对面的办公桌对刘新说：“你就坐这里办公吧，那台电脑和电话给你用。”除了电脑和电话，并没有什么科研设备。刘新想起美国西北大学的心血管磁共振研究中心里的实验室，那里的磁共振设备可是一应俱全啊。

与郑海荣相比，刘新的工作经历要丰富许多。他曾经在武汉和深圳的医院做了十五年放射诊断工作，在38岁那年，他考上了解放军总医院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受美国学者邀请，赴美国西北大学心血管磁共振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

刘新对郑海荣说：“我出国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回来，去的时候带了10多个行李箱。当时是去美国西北大学做心血管磁共振前沿技术的临床研究，我在著名华裔科学家李德彪先生的实验室工作，那个实验室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名磁共振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德国西门子的顶级研发团队，技术非常领先。可是，美国的现实情况与我的想象相去甚远。虽然生活舒适，但平时基本是从家到实验室两点一线，办公室里同事之间的交流也不多。在美国工作了一年之后，我就觉得学成以后还是要回国发展，因为在美国我就是一名科技‘民工’，不可能独立开展工作，留在美国永远只能给外国人打工而已。”刘新希望回到国内建立自己的科研团队，实现高端影像技术国产化的梦想。

郑海荣点点头，说：“你如果要做医疗器械的产业化，来深圳是绝对正确的。在国内，做制造、做医疗器械最强的城市，深圳算一个。深圳的医疗器械占全国的1/7～1/6，全国的医疗器械行业总产值是3000亿元左右，深圳就有400亿～500亿元。所以，从行业背景、发展机遇来看，深圳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GPS’（G即GE，通用电气医疗；P即Philips，飞利浦医疗；S即Siemens，西门子医疗）等洋品牌长期霸占着在中国医疗影像市场80%以上的份额，中国的企业一定要打入磁共振设备市场，把洋品牌从高价位上拉下来。”

刘新对眼前这位年轻的上司充满感激，因为就在三个月前，刘新的太太专程到先进院实地打探了一番。当时郑海荣请刘新的妻子去蛇口大排档一边吃烧烤，一边详细介绍先进院“工业研究院”的定位和学科特色，磁共振技术是医工所的重点研究方向，劳特伯医学成像研究中心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正在向全球招聘一流的科研人才。刘新记得太太在电话里对先进院的评价是：“到这个单位上班的都是年轻人，郑海荣博士很年轻，非常阳光，很上进，看上去这个单位很不错。”刘新听了太太打探的情况后，更加坚定了回先进院工作的决心，同时决定放弃一个收入较高的跨国公司的职位。

郑海荣对刘新说：“你先把你需要的人才招进来，组建好磁共振的团队，才能干一番事业。”

刘新开始每天翻阅求职简历，精心挑选人才，组建科研团队。三个月时间里，华中科技大学的邹超博士和朵美硕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谢国喜博士、中南大学的张娜硕士、香港大学的吴垠博士等第一批科研人员陆续到岗。初来的人员除了积极学习磁共振基础物理和成像理论外，开始在郑海荣的指导和带领下进行科研项目的申请工作。

刘新团队的人手逐渐增多，磁共振设备却没有影子。郑海荣希望刘新能够尽快为中心搭建起科研条件和环境。

刘新心里暗暗着急，找到院长樊建平，提出希望能尽早购置一台3.0T磁共振成像系统。“樊院长，没有磁共振设备，科研是无米之炊，更加无法为中心集聚国际一流人才，成像中心已经成立一年多了，可磁共振设备还没有着落，怎么办？”

刘新记得在美国的时候，他在网站上看到先进院2007年8月就成立了劳特伯医学成像研究中心。劳特伯是磁共振成像的发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国际科技交流中，西方社会的影像专家非常认可“劳特伯”的名头。2007年，劳特伯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奖牌（副牌）通过劳特伯医学成像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世界知名学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梁志培教授捐给了深圳先进院，并组建了以“劳特伯”命名的高端医学成像技术研究单元——劳特伯生物医学成像研究中心。梁志培长期致力于磁共振成像、稀疏采样和图像重建等方面的研究，在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和磁共振医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曾担任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医药和生物工程协会（IEEE EMBS）主席，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国际磁共振学会（ISMRM）、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AIMBE）等知名国际学会的会士。刘新曾在国内医院工作多年，又在美国的研究机构工作过，所以他还是希望能回到国内从事科研工作，而劳特伯医学成像研究中心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按照当时的规矩，每个研究员从海外到先进院工作，先进院就提供200万元启动经费，用于购买科研设备和组建团队，可一台进口3.0T磁共振设备市场价格要2000万元左右，这可不是小数字！

樊建平沉思片刻，对刘新说：“这个设备先缓一下，你把人才招来再说。”

“樊院长，团队已经快10人了，可没有设备怎么开展科研呢？”刘新心里有点发急，他在想，如果再有一年时间还买不回磁共振设备，团队中的大部分人就不得不离开先进院了。

樊建平望着刘新离开办公室时的落寞背影，又陷入了回忆。他回想起2007年春天，他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招聘人才，曾在梁志培教授家中住了一个晚上，专门说服他参与先进院建设劳特伯生物医学成像研究中心。那个夜晚，两人对在先进院开展高端医学影像研究工作相谈甚欢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樊建平虽然口头上要刘新把买设备的事情缓一下，可他的实际行动一天也没有懈怠，脑海中一直都在想：如何才能筹到这笔巨款！否则，劳特伯生物医学成像研究中心岂不是徒有虚名？而且，在张元亭和梁志培这些国际医学工程领域“大牛”眼里，磁共振成像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必须抓住机会上马！

2009年春夏之交，樊建平院长带着张元亭、梁志培、郑海荣、刘新一行人，到深圳市科技和卫生主管部门筹钱，可行政领导们都是爱莫能助，没有办法一下弄到上千万元的科研设备经费。眼看这样一个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团队就要被“设备关”给卡死了！

一直到2009年年底，樊建平通过多方努力，最后在中科院总院的大力支持下，先进院终于与德国西门子达成了科研协议，购置了一台西门子顶级配置的3.0T人体高场磁共振成像系统。迄今为止，这也是先进院最昂贵的科研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