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孤本：一册家国沧桑的佐证
要谈这一本书，有点麻烦，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才算是“书”？
书也许该是个所谓的集合名词吧，要有许许多多同类型的聚集在一起，才能产生意义。比如，在我们说“要好好读书”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里的“书”，意有所指陈，但也意有所排斥。所指的是有益身心的文字为主的陈述，而且具有一定数目以上的发行量。有的虽然也有同样的条件，比如纸张、装订、广告等等，但是，无益身心，甚至可能有害，就会有人振振有词地说，那不是“书”！在这样的概念之下，书这个东西，不是任何其中的一件就能代表其含意，而是要累积到了相当的数量，这个字的含意才会浮现。这就是大体上集合名词的意思。
在这个定义之下，这一本名之为“平庐纪念册”的“书”，能否算得上是一本书，还真有点问题。
因为，这本“书”，拥有的人从出生到现在，已经七十六年了，书却仍是一个孤本。从来没有任何一本跟这本一模一样的书。如果说，所谓书，是要有同样的版本为要件的话，这样的孤本就不是书了。
还有，如果说书一定要有一开始便十分确定的内容，那么问题又来了。因为这一本“书”，也许只能勉强称之为“册”，类似一本笔记本，谁拥有了它，谁就可以在里面涂涂抹抹，是一本私密的册子，其含意与内容随着时代而改变。但是问题又来了，这本“书”，真的是私密的吗？未必，它是可以公开的，没有任何一页不能公开，有缘的人都可以来读读。再者，“书”总得有一位作者吧？然而此“书”却没有一定的作者，有缘的人也都能够参与创作。那么，他们就是集体的创作吗？也不能这么说，虽然有许多人参与，只能算是不约而同而已，前前后后相差了好几十年。
好，那么就叫它是一本纪念册吧。但是，真要这样叫，又更难说了，因为这一本“书”其实曾经上市，更精准地说，是在上市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型，可也有了规格。在那种状态之下，却已经有人正经八百地为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作了序，说起此人，乃是大大的有名，冰心是也。
她是百年来最具影响力之一的作家，这里就不客气地抄下几句她写的序：
这本婴儿日记，是刘耀汉先生和他的夫人胡琇莹女士合编的，为记一个婴儿从诞生起，一切有趣可喜的事情。如婴儿的重量，高度，游伴与玩具，喜悦与厌恶，第一次言语，第一次旅行等，都有单页可填，而且每单页上都有生动可爱的图画，以引起记载按阅者的兴趣。这在我们中国，还是创见的关于婴儿自己的书籍。
……
谢冰心，一九三五，九，七夜。
所以，也许这是一本类似于毕业纪念册的东西，然而也不尽然，它的时间不属于特定的焦点时段，而是漫长的许多年，早已超过了这个婴儿的成长期。更有意思的是，它还加上了原先那个婴儿之后又来到这个世界的弟弟妹妹们。它也不限于只是记载这个婴儿跟他的弟弟妹妹们的故事跟图片，也有许多其他的人与事物。这本书在空间上也很特别，它不是只限于一个地方，想想看，1935年，是民国二十四年，距离对日抗战，还有两年哪！这个婴儿的父母亲，在刚刚得到这一本书的时候，国家的境况还是可以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命运，却是越来越辛苦，在对日抗战发生后，辗转千万里，在许多怎么样都想不到的环境中，夫妻二人带着一家子奋斗挣扎，不仅图个存活，还为自己立下了千秋大业。
这本书，要说书名，原先唤作“婴儿日记”，售价“每册洋贰元正”，但是后来名称也改了，唤作“平庐纪念册”，价格呢？主人应该视之为“无价之宝”吧？此书起先是他的父母为他保存并且扩展的，到了小主人渐次年少，他就自己保存，直到如今他七十六岁的时候。
这本书的主人名字是董敏，森林学系出身，一位很有成就的自然摄影家。这是七十六年之前，他的父母生下了他之后，一位好友，也是当代的语言学文字学大师罗常培先生买来，送给还没有满月的董敏的。他的父亲董作宾先生，不认识他的名字的人很少，是当代最有成就的甲骨学大师，也是这一门学术体系里最具开创之功的大师。他一生最重要的传世之作是《殷历谱》，最近大陆重新出版了这一部大书。这部大书，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确实记载的信史，增加了三百多年
。他是百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书名“平庐纪念册”之“平庐”，不是地名，而是斋号，有其特殊的意义。但是对于不是他们家的成员的我们而言，最动人之处，乃是依此书重新见证了一位学者在播迁流离中，对于家庭的爱、朋友的爱、学术的爱，在在都是如此的无微不至。于最困难的生活中，董作宾先生依然好学不倦、勤奋不已地研究著述，在依然不改其志之余，难得的是他在生活上也不改其情其趣。
我们不妨读读这位名垂千古的大思想家、大学者在英文印出的字体“婴儿日记”那一页，以毛笔写下的附记：
“董小敏与弟弟小兴妹妹小萍小乙共用之 爸爸题 二十八年四月九日在龙头村。”
那位“小乙”是在底下加上去的，又用毛笔勾了一勾，然后以米粒般的小字写道“卅三年五月卅一日挤上一个二妹妹三十四年八月六日南溪李庄栗峰爸又记”。
李庄，是抗战时的大后方中研院史语所迁徙所至之地，一个极为偏远的所在。中研院的人才与文物，都是无价之宝，所以，只有迁得远远的，才有可能躲避日军的轰炸。
一页页地翻过去，故事当然继续发展，依原来的“作者”，也就是刘耀汉先生跟他的夫人胡琇莹女士的原意，这本书应该这样发展：
目录
婴儿第一张照片
降生喜报
我生在那天？
婴儿重量及高度
喜礼与贺信
……
婴儿最爱的催眠歌
婴儿的玩物
婴儿首次所作的事
婴儿语言的记事
……
婴儿的旅行
婴儿的健康
婴儿日光浴
婴儿喜悦与厌恶的记事
……
显然的，世事难料，这一本看来只是为董府熊氏第一个婴儿准备的“书”，后来却与他的弟弟妹妹共享了。不仅如此，翻开“书”的第一页，左上角有一张小小的照片，是一位老太太。在那位老太太的照片下方，董作宾先生加上了一行小字：“一九二七年宾摄敏兴萍没有见过之祖母。”父亲把祖母的照片放在首页，自有深意。我们在同一页也可以从附记中知道，罗常培伉俪在南京买到了此书，当时的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安静祥和，没有任何人预料得到，两年之后，日本侵华战事爆发，后来此处遭受了日军在经过强烈抵抗之后的大屠杀，三十余万人遇害，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我们也看得到这一本“书”的主人在还没有诞生，甚至在还没有着床的时候，看到他的母亲的照片，虽然是在董敏娃娃出生后才贴上去的。
在六十年前，我便拜见过住在我家斜对面董府的董伯伯董伯母，他们与先父马廷英，一位著有声望的地质学家，也是好友。董母熊海萍女士享寿九十六，这张照片，是我见过她最年轻的形象。在照这一张照片的时候，他们董氏夫妻也无法预料，相片下面写的“民国廿三年夏摄于南京兰园彦”所照的那一处“兰园”，他们住在那儿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却是以后一辈子里再也没有经历到的最安定、最幸福的岁月。据董敏说，妈妈跟他讲：你的一生里，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在兰园的那一两年了。但是那么小的婴儿哪里知道什么幸福不幸福？妈妈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是在怀念自己一生中少见的好日子。董作宾先生在六十九岁去世，而夫人又过了三十多年，这些年里，必然怀想了那幅照片下方董作宾先生所书的“兰园”无数次。
日本侵华，也同样是无数的人生命的分水岭。
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时候，后来名震中国的大画家，也为毛泽东、鲁迅等历史名人作了许许多多权威经典画像的画家司徒乔先生，在七十六年前这个小娃娃生下来方才二十八天的时候，就为他画了一张素描画像，并且还附了一张画家夫妻在北平所摄的照片，这张小小的照片，司徒先生跟夫人，后来又经历了无数的颠沛流离，他，或是他们的后人，还保有同样的一张照片吗？
从这一本“书”里，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他的名字是“董敏”。原来“敏”字，是董作宾先生的号“彦堂”的半个“彦”字，跟夫人熊海平女士的半个“海”字结合而成。但偏偏要请人猜董氏夫妻为什么要给这个儿子取名为“敏”。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八日，赠“书”人罗常培先生有一封信寄给董作宾先生（见42页），信中一开始便说：
近来懒得写信，所以欠了你两封债！小敏的意思有三种可能：（1）他的爸或妈有一个叫大敏；（2）因为你藏有董文敏临的天马赋；（3）对照从前愚字的排行。大概第一条对罢？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董作宾先生曾经要罗常培先生猜猜这个儿子为何名之为“敏”。我们并且也知道在那时，董作宾先生收藏了一件非常精彩的书法，是他的本家明代的书画大师董其昌所临的“天马赋”。显然是这两位大学者也在玩游戏，董先生就让罗先生猜猜看，因此才有了这一封一开头就猜姓名出处的信。依我看，董先生婚后非常幸福，这是他想要让老友知他们多么恩爱的比较含蓄的手段。
还有一位长辈在这一本“书”中祝福这个小娃娃：
“生而颖敏，长跃龙门！谁氏之子？项城熊君，南阳董公。”下面署名“一个流浪的冰鱼”。（32页）
“长跃龙门”的出处是河南有名的龙门。他们府上是河南人，董作宾先生的故乡是南阳，项城是夫人的家乡，也都在河南。
父母要孩子记取成长之不易，在一打开“书”的内页上，记下来了从民国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底，这短短三年之间，逐日逐月复逐年的，是如何地大江南北播迁流离，舟车劳顿，又是如何地荒村野店、穷乡僻壤地度日，又是哪个弟弟妹妹加入了这个世界，又是在何处遭遇日军的轰炸……虽然是短短的一页，却道尽了家国之难中的彷徨苦楚。
父母同样地要孩子记得曾经受到的恩泽，写下了“看护孩子的佣工”的名单，举例如下：
叶秀英 十七岁 六合人 七月七日至八月六日
吴詹氏 卅岁 扬州人 八月八日
汪陈氏 卅五岁 扬州人 十二月（接吴妈妈）
程唐氏 四十三岁 巢县人 廿六年春……
廿八年四月六日回家
送路费100元
在这一页（20页）的下面，贴着几张小小的相片，早年的相片都很小，有的是上面名单中女佣抱着孩子的照片，旁边注上小字，如：“忠实耐劳的程妈抱着小敏在南京”等。
这是有记录的身教，让孩子长大了，即使再也见不到这些曾经照应他们的女佣了，也要知道感恩，更不能以职业论人之高下。
其中有一页（30页），是前后许多年的亲友，为董府的小朋友来到这个世界上签名祝贺，有的因为战乱分离再也没有见面，有的先后来台而重逢，也有人是在台湾结缘相识，百年来学术界、艺术界的名流，看得人眼花缭乱，比如：郎静山、芮逸夫、庄严、劳榦、李霖灿、罗常培、孔德成……满纸云烟，尽是当代高士鸿儒，家风以此也可见其一斑。
小娃娃时时刻刻都令人欢喜赞叹，我们常常说，“应该写下来、应该写下来”。但是真写下来的不多。董府的大人偶尔写了一点，谁知道到了好几十年之后，生养他们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世上了，却有幸在多少年之后的此刻，依然见到了父母对他们无比的激赏与疼爱。这里有一篇这位正在为着他的惊世研究著作忙碌不堪，却因为孩子的可爱，居然慎重其事地写下了童言童语的记录，每个字都表现了慈父的细腻关爱，只好抄下来跟有缘人分享（见48页）：
廿八年四月九日下午五时许，携敏、兴两儿至村外汽车道上玩耍，兴儿指西山将落之日，曰“奶奶”，盖吾尝告以月亮为“月奶奶”（宛语如是），则呼曰“奶奶”，此时误以日为月耳。
敏初学语时，知物之破坏者曰“烂了”，即以此语加于不高兴之人，如曰“程妈烂了！”“光漠哥哥烂了”之类。
小兴呼吃茶曰“茶吃”，不吃茶曰“不茶”。（28,4,9记）
兴喜叫“好”，每以玩物掷地有声，必自赞曰：“好！”
小兴能自造词汇，如手端茶杯，曰“拿动”，拿不动则曰“不拿动”。
晨起，兴至床前纳履于爸爸，时妈妈爸爸鞋皆在床下，又皆黑色布鞋，兴则知有绳带者是爸爸之鞋也。此儿颖悟胜于阿兄，王先生尤喜之。（28,6,13）
妈妈进城给妹妹看眼，敏详问妈妈住何处？城内有家否？吃什么？妹妹有床否？备致关切之意。程妈返乡已两月余，时时念及，欲向黑龙潭寻之。（同日记）
这里我们看到了七十多年前的一位慈爱而又非常欣赏孩子的父亲，他一方面赞许了小儿子，却因为写下了“此儿颖悟胜于阿兄”，立刻发现不太妥当，也许怕以后阿兄识字了，见到了这一段文字，会有不怎么好的反应。便找出了大儿子仁厚的优点，也补上一笔，表示阿兄其实十分有情念旧，所以，附注为“同日记”，足见老爸在写下弟弟比哥哥聪明之后，一直不安，一定要同日解决了这个问题才罢。
大人来往的函件或是什么记录，要是跟孩子有关，无论是以孩子为主题，还是附带提到，都有可能在本书中出现。老友冯百平先生在赴日期间，知道了董府又添了一个小男生，特别寄来了一张明信片，父母便把这一张明信片也贴在这一本书里，另外也贴上了冯先生伉俪跟他们小儿子的照片（35页）。在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董敏的弟弟诞生于长沙，好友集资为贺，一共二十位凑了二十元救国公债，作为贺礼，父母留下了那张大家签名的红帖。在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以孩子的名义，到金城银行长沙办事处认购了二十元的救国债券。银行的收条附在次页（135页）。
便是这么简单的文件，也见得出全国上下抗战救国的激昂气氛。
“书”中所见对于这几位小朋友的祝福，也同时显示了每位贺客的特性跟专长。
前述的司徒乔先生是画家，他便以绘画为贺。这一本“书”里的画家还不少。我们都知道台静农先生是大书法家，其实他的画也极好，台先生去世多年，至今依然有人在见到了他的画作时惊艳不已。这一本“书”却证明了台先生画画起步甚早。我们看到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亲自的题记，画了一幅小小的红梅，寥寥数笔，表现的是新枝新花，充沛饱满，气韵焕然。这一幅小画，对于想要研究台先生的书画的人，应当很有价值。
这里还有曾经教导过西太后画画的小藤花馆主人李瑞诏，是阿尔泰语系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之夫人的高堂，小藤花馆主人画了一幅水墨秋菊，无论布局、墨色、笔触，虽属信笔而成，却无一处不精到，那是她七十七岁时的作品，非常难得（56页）。而她的女婿李方桂先生，虽是语言学大师，但是他也画得一手丝毫不让职业画家的好画，他画了一幅设色的石菊图，用笔大胆而老到，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34页）。
在许多长辈友朋下笔之际，谁也没有刻意而为，无论画得如何，为的是什么而画而写，都各自随兴。也因其如此，才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比如说，在120页有一张图是彩色的画报剪贴，剪下来的是一碗番茄玉米浓汤，上方有两行钢笔小字，写的是：“希望在胜利后，能喝这样一碗。”这是在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9月写下来的，署名是梁思成。他的夫人是林徽因，虽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却也若隐若现。我们翻到106页，看到了一架用铅笔画的飞机，虽然很小，却也细致。螺旋桨型的飞机，机身侧很刻意地画上了国徽。旁边，有“梁从诫绘”四个字，此外什么都没有写。梁从诫在当时也只是个少年吧？但是在同一页右边却有两行小字，写道：“建国建军责在吾人，愿诸小朋友共勉之”，底下的签名是“林耀 卅一年冬”。又过了四年，董作宾先生在这一页的纸边，写下了一行小字：“林君已在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矣 卅五年四月十四日记。”
林耀，就是林徽因的表弟，从这里可知，他是一位空军飞行员，在抗战时从军报国。民国三十一年冬的时候还在世，抗战胜利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公元1945年。他应该是在胜利之前为国牺牲的，要唤他作舅舅的林徽因之子梁从诫画的这一小幅飞机，也应该是在林耀已经为国捐躯之后的事。大约在三十五年春之前，因为当时国民政府自大后方复员，中央各机关就是在这时候开始行动。梁从诫没有专为舅舅说什么，只以一架铅笔绘的飞机来怀念这位长辈。
几行小字，透露了中国数十年的苦难，也表现了许多悲壮感人的事迹。有的即使是为了小朋友画下他们的出生地，也寓意深远（112页、113页）。
也有人依其专长跟兴趣留下了许多痕迹。
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通晓少数民族么些文的学者李霖灿先生，请一位么些“东巴”和才先生以么些经文为小朋友祝贺，李先生亲作译文。么些文中象形文字甚多，和才先生一笔一划地写下，似文字又好像是绘画，非常有趣（93页）。另外，通晓罗文的马长寿先生写下罗文吉利语一偈：“……男运好，女运好，三百三十有。”师宗熹先生以蒙文“身体健康学问日进”相祝福（54页）。类此都是他们的专业专长。也有让人惊喜的意外，如在此书开始的内页，就见得到一幅双钩的石斛兰，为董作宾先生一生中画的唯一的写生画作，乃是乡居宅前大桂树上寄生的兰花，亲题为“栗峰春色”（12页）。那是在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5月9日的作品。还有那一位张立医生，是史语所的驻院医师，非常仔细地用铅笔描绘出“显微镜下的几种寄生虫卵”跟“显微镜下的阿米巴”，连英文学名也都一一清楚地注明，最后写上一行“几种肉眼看不见的敌人”（94页）。不禁让人联想到学者在任何重要的场合，最能表现他们诚意的方式，便是发表一篇学术论文（95页）。有一位庞先生看来不是常常画画，但是，写了两行甲骨文，勾了一块甲骨边，边上三个小朋友爬上爬下，还着了一点颜色。他题道：“为三个小朋友画三个小朋友，小朋友看了好笑，但请大朋友看了不要见笑。唐天山庞熏琴署于昆明时又预备逃难。”（102页）
我们又看到了苦难困顿中的人依然可以不改其乐的风范。
这本书从抗战之前，发展到了抗战八年，又发展到了抗战胜利，再发展到了落脚台湾。从1935年到1959年，整整两个十二年。在68页，赵锡颐先生为小朋友描了“奇花初胎”四个双钩大字。但同一页又出现了三个人，都在同一日题了字，那一天是“三八”妇女节。题字的人头一位罗锦堂，是戏曲大师，在佛学与甲骨文方面也极有造诣。他画了一对墨蝶，他的画艺也名重一时，曾有“梦庄蝶谱”传世，这一对蝶可是弥足珍贵了。同页有庄申夫妻题的字。庄申是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尚严的长公子，庄家与董家素为世交，庄申是艺术史专家。从他的题字可知，这一日，董作宾先生曾设家宴。庄申伉俪是晚辈，当然客气一些，便用了“召宴”一词，罗锦堂先生就用了“中午吃饭前一刻”。又可知是先写了再吃饭。庄申伉俪在这一本书里辈分应属最晚。
自此日之后，更无所记。虽然这并不是最后一页。
对日抗战之前，本“书”成形，然而随之而来的发展，抗战建国的气氛越来越浓厚，108页有一幅彩色的图画，画了三个小孩子，两男一女，正在攻击一只背上有日本旗的乌龟，附带了一首儿歌：“兄拿枪，弟拉炮，妹妹持刀向前跑。看见小乌龟，齐动刀枪炮，打得龟儿逃也无处逃。民国卅一年春二月为敏、兴、萍三位小友作于李庄板栗
。”另见刘士璋先生画了一架飞机，说明这种飞机可以为我们完成最后的神圣使命（76页）。画家安世琪先生画了风雪中保家卫国的老战士（46页）。在114页，逯钦立先生为他们画了一幅古汉代的班氏三兄妹图，班固、班昭在著述，班超则在磨大刀，并附诗为祝。
抗日期间，家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许多人刚刚在一个地方住定，又要逃难他迁。看看那些照片，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具有起码的、合于即使在当时的现代化的最低要求。好几处选为避难之地，都是为了让中国历史的文物更能得到安全的保障，中国的学人能够得到更安定的研究环境与成果。他们的物质生活无法跟今天相提并论，与他们在抗战之前的条件相比，也是望尘莫及。但是他们却表现得能够苦中作乐，神闲气定，时不时地彼此调侃，不因为国难而丧志，不因为穷困而迫促。有人写道：“恨不能将此身化个不倒翁，任三小友搬弄。”也有人画上一张三个小孩子戏弄一个弥勒佛的图画。
小孩子不乖，难免挨打，李锺祥先生有一篇五言长诗，遍述三小娃娃的可爱与调皮。最后几句是：“……我自装糊涂，乃翁怒目睁。巴掌教育下，我是保护人。”（52页）这一段文字，引起了另外的一篇现代诗歌，是三小娃娃的老师罗筱蕖女士写的：
巴掌是万能的
坏了——举起巴掌打
错了——撑出巴掌摇
对了——拍着巴掌笑
你们和我日亲近
从来未见巴掌痕
偶然一过董家宅
隐隐但闻鼓掌声
……
那是三十一年重九后二日的作品，到了10月20日，三小娃娃的父亲有回应：“……其实平庐老人这两年为了生活，写作不辍，掌肉复生，久矣不与小屁股接触矣。平庐 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什么样的胸怀，才能达到的境界？
从这一本小“书”里我们看到了时代真实的变化。邮票、钞票，也都成了可以贴在这儿的纪念品，一年一年的贬值，上一代是如何走过这百年的风雨，又是如何坚定不移地照顾家庭、打拼事业、钻研学问。从此书发行到今天，眼看九十年都要过去了，不仅上一代，就是这一本书中的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也已经物故半个世纪了，便是这一本“书”里的那三个可爱的小娃娃，最年轻的也是七十古来稀，早就当了爷爷奶奶。
人要有父母跟其他多少人的呵护照应，才能从艰困中成长。这几个孩子，没有少吃一餐饭，没有任何一夕露宿野外，在那些年里，这就算是非常幸运的孩子了。在那个时代里，有许多人的遭遇比他们还要差得很多，难怪有的长辈也在这一本“书”里提醒他们说，要记得还有更多不幸的人。
今天，要是跟下一代还是更小的小朋友说，要记得早年老人家吃了许多苦，他们都不爱听，老人家说不到两三句，他们就跑得不见踪影。但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孤本，却是无比真实的证据。每句话，每幅图片，都深深地扎根在时代里、生命里。21世纪的今日灯下细读，禁不住百感交集，惶愧难安。
七十六岁的本“书”的主人董敏先生在电话中提到了这一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作是一本“书”，他无以名之，只说要给我看看。我与他们府上来往数十年，老中青三代的交情，时时相与，却未闻此“书”，想来的确尘封已久了。
本“书”也真有点像是老学者钻研了一生的甲骨文，又重新出土，并且，又表现了崭新而丰富的历史价值。图文相得益彰，情义历久弥新。
这是一本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是人性必然战胜邪恶的铁证，是传统五伦最真诚的体现。这是一本宝“书”。要是不怕多事，可依人物、事件、地点、背景与时间的相互关系，一页页地细读细想、考证下去，足足可以扩充而成为一部堂堂皇皇的、描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风格的最迷人的图书。那么，相较之下，本文只是一个小小的引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