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辜鸿铭的精神碰撞
胡适与前辈文化人辜鸿铭之间，一度处于激烈碰撞的敌对状态。辜鸿铭离开北京大学英文门一级教授的职位，也主要是出于英文门的教授会主任胡适的提议。但是，离开北大之后的辜鸿铭，与胡适之间依然保持着相互尊重、彬彬有礼的“君子”之交。
一、辜鸿铭离开北大的确切记录
1920年8月24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写道：“查来信有谈及古轰鸣（译音）下半年的‘笾豆簋问题’（按，此即“饭碗问题”也。因饭碗二字太欠古雅，故改为此名）的事。查该古轰鸣在成均已经革职了。这倒也是一件快心的事。不料□□□□诸公，又因为是ㄉ'ㄠㄎㄊㄜ建议革他的，又不免略有烦言。你想这种烦言，不是‘吃饱饭，没事干’而发生的吗？”
这里的“古轰鸣（译音）”，指的是当时的北大英文门一级教授辜鸿铭。“ㄉ'ㄠㄎㄊㄜ”，是用注音字母对于英文docter的拼写，指的是英文门教授会主任胡适。这里迄今为止能够见到的关于辜鸿铭离开北大的具体时间与具体原因的最为确切的记录。“□□□□诸公”，指的是负责为教育界讨要欠薪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马叙伦、书记沈士远等人。
钱玄同尽管认为胡适建议革除辜鸿铭的教授职位，是一件快心的事；但是，在落款时间为庚申中秋节后一日即西历1920年8月16日写给周作人的前一封书信中，他还是对辜鸿铭的人格给出了部分肯定：“‘该Koohoongmeeng’我以为尚有人格。比了满洲皇帝回任而满口民治主义者，毕竟还洁白一点。——我又要发牢骚了。我觉得中国人顽固还不要紧，野蛮还不要紧；惟顽固而带维新之面具，野蛮而打文明之腔调，则真不可救药矣。”
与钱玄同的上述书信相印证，《胡适书信集》中录有以“英文教授会主任胡适”落款、写于1920年前后的《致北京大学各有关部门公函》，其中写道：“敬启者，近年预科学生之英文成绩殊不能满人意。上午本系教授会及本校修正预科课程委员会对于此事情皆有所讨论。兹将讨论之结果，拟定本年预科英文教授办法如下……”
由此可知，在教授治校的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校园里，拟定英文本科及预科的教学办法并且遴选合适的教员，是英文教授会主任胡适正大光明的职责所在。然而，到了2008年6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的作者黄兴涛，却在《光明日报》发表《罗家伦“上书”辜鸿铭“下课”——一份新见北大档案的介绍与解读》一文，把辜鸿铭所谓的“下课”，认定为罗家伦与胡适的“暗施‘狠手’”。
二、黄兴涛的新见档案
黄兴涛所说的“一份新见北大档案”，指的是北京大学档案馆的一份案卷号为BD1919031的学生来信，抬头为“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信中写道：“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接下来，是辜鸿铭的四项“成绩”：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余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据黄兴涛介绍，这封来信写在十四张“国立北京大学用笺”上，5月3日所写十张，8月8日补充四张，落款是“学生罗家伦谨上五月三日此信并可请校长一看”。当时的北大校长是蔡元培，教务长是马寅初，英文门主任是胡适。罗家伦在1919年8月8日将此信呈交给校方时，补充了如下内容：“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写好的，次日就有‘五四运动’发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学校基础已定，乃捡书呈阅。还有两件事要附带说明：（一）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功课，只有二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两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两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二）听说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学’同‘教育原理’两课。这两课都是对于英文门狠（很）有关系的东西，可否请先生将他改成英文门的选科，让我们多得一点世界大哲学家的教训，那我们更感激不尽了。”
罗家伦还要求将此信交给代替蔡元培到校视事的蒋梦麟一阅。因为信中涉及英文和哲学两系的课程安排，教务长马寅初当天将此信转给哲学系主任陈大齐（字百年），让他与英文门主任胡适商量解决办法。马寅初在批语中写道：“百年兄：接罗君家伦来函，对于英文与哲学两门功课有所主张，兹特奉上，希与适之兄一商为荷。此请刻安。”
按照黄兴涛的解释，罗家伦写作此信的动机，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大义”；其次还有他与辜鸿铭之间的个人恩怨：“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有一天，趁辜鸿铭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可如何。张友鸾最后还强调：‘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的。'”
黄兴涛接下来补充说：“笔者研究辜鸿铭多年，知其的确有喜骂‘王八蛋’之嗜。若如是，就不难理解何以罗家伦要单独‘上书’校方，且对自己的老师用语会如此刻薄激烈了。”
在黄兴涛看来，除了“激于‘大义’与‘私愤’的双重冲动”外，罗家伦“上书”校方的另一因素，是两名教授间的同行“竞争”:“在北大英文门内，胡适与辜鸿铭不仅是思想上的对头，也是教学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教英语文学，特别是英诗。……从北大英文门的有关课程档案来看，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辜鸿铭二、三年级的英诗课仍得以保留。不过同时我们也看到，胡适的‘近代英美诗选’课此时却被正式列入到本学年两个年级的选修课程当中，这无疑满足了罗家伦信中的部分要求。而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辜鸿铭的英诗课便不复存在。所有英国文学的‘诗歌’部分，都改由胡适来上，课为三学分，规定三个年级的学生均可以任选。……目前，辜鸿铭究竟何时最终离开北京大学英文门，由于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还难以确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920年下半年之后，北大英文门的课程表上，就已经不再有辜鸿铭的名字了。”
作为北大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用真实姓名向校方提出教学方面的书面建议，是正大光明的一件事情，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经常刊登此类师生建议。但是，到了黄兴涛眼里，在“至于陈大齐和胡适具体商量的处理意见如何，限于资料，暂无法得知”的情况之下，却变成了罗家伦、胡适刻意隐瞒的暗箱阴谋：“同胡适一样，晚年的罗家伦也丝毫没有提到他早年曾‘上书’北大校方、向辜鸿铭暗施‘狠手’之事。要不是档案还在，我们今天恐怕也永远无缘了解此事的真相了。”
罗家伦1918年与胡适联名发表轰动一时的易卜生戏剧《娜拉》,1919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时又是胡适指定的笔录人之一，充分证明他在北大学生中的成绩优异。张友鸾所说的罗家伦“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显然是一种不顾事实的事后扯谎。至于黄兴涛所谓胡适与罗家伦的“暗施‘狠手’”，可以借用刘半农1934年3月8日的日记予以回答：“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诘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孟真就是胡适的学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北大教授傅斯年。孟邻即北大校长蒋梦麟。逵羽是当时的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正是在刘半农的劝说下，樊际昌消除了对于胡适的误会，他的后半生一直作为得力助手追随蒋梦麟，到台湾后曾任农复会秘书长兼总务处长。
三、胡适笔下的辜鸿铭
1921年10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夜间王彦祖先生邀吃饭，同席的有Demiéville and Monestier及辜鸿铭先生。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今记数事如下……”
这里的王彦祖，是胡适的一位老同学，1919年前后与胡适、辜鸿铭同为北大教授。Demiéville，即法国汉学家戴密微。Monestier，即法文《政闻报》的主笔莫内捷。当晚在场的除了人称“辜疯子”的辜鸿铭之外，还有人称“徐癫子”的徐墀等人。
1928年5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附加了一则剪报：“东方三十北京电：辜鸿铭患肺炎，本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私宅病故，享年七十二岁。”与此同时，他还写下了对于辜鸿铭的盖棺定论：“辜汤生先生死了。此老对我虽表示反对，然相见时却总是很客气的。他尽管嬉笑怒骂，也还不失为一个‘君子’人。他的著作里最崇拜‘君子’一[两]个字，死后我这样评论他，似乎不失为平允。”
1935年8月11日，胡适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记辜鸿铭》一文，再一次谈到自己与辜鸿铭之间的路径歧异与精神碰撞：“辜鸿铭向来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胡适的《记辜鸿铭》一文，是在1921年10月13日的日记基础上写作的。据他回忆，当晚见面时，辜鸿铭握着他的手，用英语对两位法国人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著名敌人！”此言一出，在场人等哄然大笑。
入座之后，戴密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用餐过程中，辜鸿铭突然拍一下戴密微说：“先生，你可要小心！”
戴密微忙问为什么，辜鸿铭回答：“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癫子的中间！”
在场人等再一次哄然大笑。
“老怪物”辜鸿铭在社交场所最为擅长的是既骂官人、名人又骂自己的谈笑风生。接下来，他开始毒骂曾经拥戴末代皇帝溥仪复辟的辫子大帅张勋：“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
胡适一时想不起合适的对句，只好问道：“想不出好对，你对的什么？”
辜鸿铭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
胡适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
辜鸿铭说：“是清朝的大帽。”
辜鸿铭虽然崇拜孔子，却瞧不起孔教会中的名人，尤其痛恨孔教会长陈焕章，经常把陈焕章读作“陈混账”。他告诉胡适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囗囗囗的孔教会要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文中“囗囗囗”的所指，就是陈焕章。胡适在公开发表的《记辜鸿铭》一文中，为避免不必要的文字纠纷，把依然健在的几个关键人物的姓名，都用删节号替代了。
按照胡适的说法，辜鸿铭晚年最为得意的壮举是他在安福国会选举时的卖票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Ting），第一次可报‘武定’，第二次可报‘丁武’，第三次可报‘吴廷’，第四次可说是江浙方音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就可以卖八百元了。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风趣的。”
接下来是胡适引用的辜鸿铭原话：“囗囗囗来运动我投他一票，我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他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我说：‘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我说：‘四百块，少一毛钱不来，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他要还价，我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钱依你老人家。可是投票时务必请你到场。’选举的前一天，囗囗囗果然把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囗囗囗听说我回来了，赶到我家，大骂我无信义。我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天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真个乖乖的逃出去了。”
“老怪物”辜鸿铭既有令人大笑的趣话，也有让人气短的怪话。王彦祖请吃饭的主要目的，是请中国朋友奉陪作为主客的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和法文《政闻报》的主笔莫内捷，辜鸿铭话锋一转，却把两位法国朋友给得罪了：“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徐世昌！莫先生，你的《政闻报》上还登出徐世昌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做‘徐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La belle France！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La belle France的脸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也还不怎样丢人！可怜的班乐卫先生，他把博士学位送给徐世昌，呃？”
这段话中的徐世昌，照例是用“囗囗囗”来代替的，笔者出于行文的方便，参照胡适的日记进行了还原。在胡适的日记中，另有辜鸿铭毒骂徐世昌的记录：“徐世昌办了一个四存学会。四存就是存四，可对忘八！”
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辜鸿铭的话，很是不安。《政闻报》主笔莫内捷脸红耳赤地替本国政府辩护了两句，辜鸿铭不等他把话说完，就驳斥道：“Monsieur，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
王彦祖见辜鸿铭开始闹场，只好提议宴会结束各自散去。倒是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替辜鸿铭写了一句公道话：“其实辜鸿铭应该得这个学位；他虽然顽固，可不远胜徐世昌吗？”
四、胡适与辜鸿铭的精神碰撞
胡适在《记辜鸿铭》所说的“辜鸿铭向来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指的是辜鸿铭于1919年7月12日和8月16日，分别在上海英文刊物《密勒氏译论》（Millard's Review）发表的两篇英文文章：《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和《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和教育》。他在文中斥责胡适“以音乐般美妙的声音”谈论所谓“活文学”或“重估一切价值”，其实不过是意义含混不清、让人莫名其妙的骗人把戏，即“套鸟的圈套”。中国的文言就像莎士比亚高雅的英文，绝非“死文学”。识字与受教育也并非一回事，事实往往相反。他嘲笑胡适以粗鄙的“留学生英语”鼓吹所谓“活文学”，最终结果只能导致大量“外表漂亮的道德上的矮子”。他甚至认为白话文太容易学，如真正推行白话文，那全中国的底层劳动者都会学会白话文，这些人一旦识字就会参政议政，就会天下大乱。如中国大多数人都能识字，留学生也就没办法过以前的好日子了。
作为回应，胡适在自己主编的1919年8月3日及27日的《每周评论》中，以“天风”的署名分别发表两篇标题为《辜鸿铭》的“随感录”，其中一篇写道：“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按照胡适的解释，“这段话是高而谦先生告诉我的，我深信高而谦先生不说谎话，所以我登在报上。那一期出版的一天，是一个星期日，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每周评论》，我就走过去，把报送给辜先生看。”
辜鸿铭看过上述文字之后，当场对胡适说：“这段记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但他对我说：‘现在我完全托了囗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苏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到了苏格兰，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顽皮，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的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我就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她笑了，我就借了一把剪子，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从来没有不拜的。”
这里便牵涉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特殊身世，“囗先生”指的是他的养父布朗。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在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威尔斯王子岛，也就是现在的新加坡槟城，即槟榔屿。他的原名是汤生（Thomson）。父亲辜紫云原籍福建同安，当时正在为英国商人布朗经营橡胶园。他的母亲为葡萄牙人。由于布朗夫妇没有生育，他们就把辜鸿铭收为养子。
1869年，十三岁的辜汤生随养父布朗前往苏格兰。1870年，被布朗送往德国学习。1873年，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187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随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专业。1880年，辜鸿铭结束十一年的求学历程返回马来西亚威尔斯王子岛，在当地的殖民政府任职。
1882年，辜汤生遇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维新派人物、《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辜汤生从此改名辜鸿铭，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只可惜半路出家的他，不仅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利与弊，而且连汉字都不能够正确书写。用他的学生罗家伦的话说：“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
另据辜鸿铭的堂侄辜振甫回忆：“鸿铭先生博古通今，或系在西洋受教之故，其运笔颇有特异之处，以‘古’之上半部‘十’字为例，常人多先书一横，再书以一竖；他则反是，先写一竖，始再加横。而其下半部之‘口’字，常人多先以左边一竖为起笔，次则上边一横，继而右边一竖，最后底边一横完成；鸿铭先生则是上边一横往右直竖下来，嗣则左边一竖向右横去。鸿铭先生雅有清操，学者风度，置钱财事于度外。而寄寓寒舍时，本人之卧室与其仅一壁之隔，乃知其嗜食生牛肉（即现今所谓之鞑靼牛排是也），其虽曾游学英伦，然绝口不吸英国香烟，独钟土耳其之WESTMINSTER牌烟，其烟乃金口，体则扁，而与通见之圆形香烟颇有二致。”
1885年，辜鸿铭来到中国，被两广总督张之洞（文襄）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在此期间，他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发行。1907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1910年，他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教于南洋公学。1915年，辜鸿铭任北大教授，讲授英国文学。1916年，他的《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的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赞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他由此步入一生中的辉煌时期。
胡适所说的辜鸿铭“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是迄今为止依然广为流传的一则传奇故事。据说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官衙庆祝慈禧生日，新式铜管乐队齐奏新编的“爱国歌”助兴。辜鸿铭当场做歌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面如土色，他却言笑自若。
但是，辜鸿铭坚决否认这件事情，他指着在座的几位老头子对胡适说：“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胡适见状，只好当场“向他道歉”。
等到饭后道别时，胡适走过去讨回那张《每周评论》，辜鸿铭站起来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告胡适：“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
胡适忍不住笑着说：“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庭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
大半年后两人再次见面，胡适说：“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正色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五、胡适与辜鸿铭的“君子”之交
应该说，把辜鸿铭的怪异行为认定为“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并不是胡适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同时代许多学界人士的共同判断。
作为北大同事，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回忆说：“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依据传说如此，真伪待考），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广泛的主张要皇帝，与实际运动无关，所以洪宪帝制与宣统复辟两回事件里都没有他的关系，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
作为学生，罗家伦在《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中分析说：“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
比辜鸿铭稍后任教于北大的英文门教授温源宁，在《辜鸿铭》一文中写道：“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崇拜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一个背叛者，宣传君主主义；一个浪漫者，接受儒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专制的君主，却以佩奴隶的记号（辫子）为得意：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由于上述的矛盾。”
大力提倡幽默小品的林语堂，也在他的《辜鸿铭》一文中解释说：“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西洋文化之非，细读其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
关于辜鸿铭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愤世嫉俗，与他同为宗社党成员同时也是废帝溥仪的外籍教师的庄士敦，在《废帝溥仪召见辜鸿铭》中写道：“虽然辜鸿铭在苏格兰受过外国教育，有许多外国朋友，但他并不喜欢西方人。在革命之后，他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他憎恨把那种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民主理想介绍到中国。他写道：‘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噩梦。’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
另据《清史稿》中的《辜鸿铭传》介绍，“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有趣的是，批评辜鸿铭“立异以为高”的胡适，也曾经被别人批评为“立异以为高”。1915年4月27日，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谓我大病，在于好立异以为高。其然？岂其然乎？所谓立异者何欤？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此立异者也。吾窃有慕焉，而未能几及也。”
胡适所说的“有人”，主要是指他在中国公学时期的学生和留学美国时期的同学杨杏佛以及任叔永、梅光迪等人。1930年4月29日，正值国民党当局针对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特别是其中的胡适文章《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大举围攻的关键时刻，已经成为党国要人的杨杏佛在来信中写道：“适之我兄大鉴：在京见《民国日报》载弟在京市[党]部演说，中多颠倒错误。对吴先生者亦然。曾与吴先生商议致函更正。吴先生谓现在笔记往往大错，甚至与原意相反，然更正则不胜其烦，且笔记多如此。只可听之而已。故弟亦遂置之。顷闻蔡先生谈及，因草此奉告。演说中‘走江湖的博士’乃指江亢虎先生（原文似载《向导周报》），下文有‘胡先生亦犯此毛病，不肯作第二人，故好立异’。……以下所言，皆列举对政治主张之变更，以证明‘好立异’而已。……”
这里的“吴先生”，就是曾经当面斥责胡适为反革命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到了1933年2月23日，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和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在来信中再一次指责胡适：“如此对外公开反对会章，批评会务，必为反对者张目，且开会员不经会议，各自立异之例……”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分会主席胡适，随后被上海总会单方面开除了会籍。
胡适关于“立异”的最为经典的说明，见于1918年8月下旬写给《新青年》同人钱玄同的一封回信：“至于老兄说我‘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我用不着替自己辩护。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屑‘立异以为高’。我‘立异’并不‘以为高’。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立异’。换言之，我的‘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老兄的目的，惟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老兄以为凡赞成我们的都是‘假意’而非‘真心’的）故老兄便疑心我‘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但老兄说‘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老兄似乎疑心我的‘与他们周旋’是要想‘免骂’的！这句话是老兄的失言，恕不驳回了。”
中国传统儒教所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身份歧视和人治圈套，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人强制性地分割为只允许发展上半身的“劳心者”和只允许发展下半身的“劳力者”。在这种情况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劳心者”，只能自觉自愿地充当制造谎言教化民众的专制帮凶。用自己既“劳心”又“劳力”的劳动成果供养专制皇帝和儒教帮凶的“劳力者”，却因此丧失了读书识字和自由言论的基本人权。于是，中国的古文越来越难懂，中国的古字越来越难写，其目的就是要把劳苦大众永远排斥在文化教育之外。最能够发展既“劳心”又“劳力”的健全人格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商业者，更被自以为重义轻利的孔孟之徒妖魔化为不务正业、赚取不义之财的势利小人。正是为了打破传统儒教“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学而优则仕”的身份歧视和人治圈套，留学美国的胡适基于世界性的眼光率先提出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为迷惘困顿的《新青年》杂志找到了一个通向“正当的‘立异’皆所以‘求同’”的大同境界的最具可操作性的突破口。
胡适的如此“立异”，所表现出的是他对于《新青年》同人肝胆相照、精诚团结的宽容，以及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求大同存小异的人文关怀和理性追求。他从来不把“千年积腐的旧社会”看成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异类天敌，而是把“旧社会”中的“人”看作是大同人类中稍有歧异的一分子。正是基于这一点，胡适把“立异”的大目标限定于造福全社会及全人类的“使人‘同’于我的‘异’”的大同境界，而不是像以革新自居的钱玄同和以守旧自居的辜鸿铭那样，总是想当然地用自己一方的正义或正确，去势不两立地排斥抹杀另一方也许更有正义或更加正确的立场观点。胡适与辜鸿铭在文化立场上的根本异点，就在于此。
难能可贵的是，文化立场上的歧异甚至于敌对，并没有影响胡适与辜鸿铭之间的正常交往。用胡适写在1928年5月1日的私密日记中的话说，辜鸿铭是“对我虽表示反对，然相见时却总是很客气”的一个“君子”。
这种来自西方文明的“对我虽表示反对，然相见时却总是很客气”的“君子”之交，也就是被1925年的鲁迅认定为在中国社会里应该缓行的遵守程序正义和制度规则的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费厄泼赖”（fairplay），鲁迅在写于1919年8月2日的《〈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曾经有过经典说明：“《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1919年3月，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强调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此同时，他还专门为辜鸿铭一类人划定了一个政教分离的职业底线：“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罗家伦所描绘的辜鸿铭的课堂教学，恰恰突破了这样的职业底线。假如辜鸿铭在课堂教学中除了宣传君主复辟之外，还要像张友鸾所说的那样毒骂自己所不喜欢的学生是王八蛋，这样的大学教授无论拥有多么渊博的知识，都是不合格和不称职的。至于在“辜鸿铭究竟何时最终离开北京大学英文门”都不能够确定的情况下，就把辜鸿铭的“下课”与罗家伦的“上书”绑在一起，分明是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
现在看来，罗家伦正大光明的意见书在决定辜鸿铭的去留问题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却在于辜鸿铭的咎由自取。更何况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还为辜鸿铭的离开北大提供过另一种解释：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他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忽见座位中有女生，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下课后，他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
1924年10月，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干事萨摩雄次的邀请到日本讲学，期间还一度到台湾讲学，并且居住在他的堂侄辜振甫的家中。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大元帅府的顾问兼北大教授。不久，又被山东军阀张宗昌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只是他还没有上任就于1928年4月30日离开人世。
应该说，辜鸿铭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难能可贵的一位文化学者。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九种语言，并且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大学》翻译成为多国文字。他所写作的《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书，在向西方人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也一度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他以极端情绪化的“立异以为高”甚至于恶毒谩骂而引起的轰动效应，是不可能持久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关注的，并且也是难以具备建设性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曾经对辜鸿铭的授课质量给出过否定意见和尖锐批评的罗家伦，在后来的《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中，对于自己当年的过激态度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和修正，借用黄兴涛的话说：“他赞辜鸿铭是一个‘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认为其‘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作深刻的讽刺’，有时‘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他还强调：‘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等等。可见，历经几十年的文化人生和学术磨砺，他对辜鸿铭的认识评价已经相当平静、理性和客观了。”